刘元春：国家政策与未来经济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于当前经济及未来预期，我们该如何解读呢？让我们且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院长的最新解读及演讲！

　　我此次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政策最近为什么要调整？第二个就是怎么调整？可能朝哪个方向来走？

　　第一个调整是国家对于新常态的课题，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也就是引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从去年四季度，特别是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各类的数据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像我们以往特别是2011年到2013年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如果再细化一点，就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囊括的九大特征，这里面的特征如果用一些典型事实描述的话，可能有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经常唠叨的，GDP增速在下滑，但是CPI还比较稳定，因此我们经常把GDP回落的核心因素归纳为由于中国的增长基础面所带来的潜在增速下滑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在这样下滑的状况下，宏观政策要调结构。所以新常态下导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主张，就是要超越需求管理，吸取我们以往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教训。

　　因此这里面再往前延伸一点，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为总理总结出一个新词语就是“克强经济学”。因为不是需求下滑导致的增长下滑，而是在GDP回落中间，GDP评价指数也同步下滑（GDP评价指数是指衡量整个宏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最核心的参数，简单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CPI指数进行加权之后的参数）这个参数大家会看到，今年一季度是负1.5%，如果按照这个指标衡量，中国已经步入通缩的时代。

　　第二句话是GDP增速在下滑，但是城镇新增就业还在增加。我们2010年城市新增就业才1000多万，去年我们是接近1400万的水平，当然今年1-6月份城镇新增就业700多万也不错。但是这个典型事实好像今年也被打破了，因为现在登记的失业率，好像问题很大，我们进行了一些测算，目前我们整个的非工失业率在10%左右，目前我们最关键的参数，我们研究的就业质量参数急剧下降。以前上班基本八个小时，现在有的是两三个小时。第二个是当整体的潮水退去之后，大家看哪些人在裸泳——中国出现了局部的塌陷和分化，特别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分化，一个是新兴行业，一个是传统行业，一个是东北区域，还有一些沿海区域。

　　这种分化就导致政策着力点上出现明显的变化，按照传统思维同步使劲的方向好像不对，简单的进行增量调整或存量调整也不对，因此政策的差别化处理色彩开始强烈的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会看到房地产下滑的风险，我们就业的风险，我们债务的风险，和我们各种各样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今年所出现的风险，可能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年所出现的风险是货币的风险，这个就是基层的财政出现困难，我们调研一些局部地区，比如说东三省还有黑龙江财政速度下降30%，这个跟2000年面临的状态基本相似。

　　第四个就是以往看到的是通缩和生产领域和债务，我们目前的企业债务率占GDP比重是170%左右，如果按照7%的利息，我们今年所需要的利息占GDP比重在11%左右，因此大家看到这样的企业喘不过气来。这个今年演化成通缩与高债务相叠加的连锁反映。一方面是利润下滑，一方面是债务越滚越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今年大家高度关注的。

　　我们利用63号文，来延缓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我们希望通过债转股把企业做起来，让企业IPO上市、增发等等，希望缓解企业债务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引发第四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股灾之后的洪灾大腾挪的风险。

　　第五个就是整体性的风险，积极的财政不积极，稳健的货币不稳健，产业政策推不下去，导致所谓的庸政懒政现象，下一步到底怎么弄，到底怎么重构中国积极的政策激励体系，怎么能够把各种萧条期所面临的政策传导问题解决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点。政策的转变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稳增长成为核心，以往的稳增长发生重大的转变，就是以往希望是短期刺激但是现在希望要中期定位，我们要打造双引擎。这个双引擎一方面是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来拉动投资。第二个创新驱动，通过对新兴产业的扶持，通过对小微企业的维持，通过对创新活动的扶持来为中长期的增长打造新的增长值。

　　同时第三个很重要的转变是国家重点推出的重点项目，基本上都是依托在现在说的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要打造这种新的增长极，通过区域协同让大家知道这个的难度比传统的难度在政策层面，在资金层面，在协同层面难度要增加好多倍，而且最近国家不仅仅要中期定位，还需要短期着力，财政政策必须落实到位，特别是一些过度性财政政策举措安排目前层出不穷。目前对于地方债新一轮要发行，对于政策银行的作用要全面提升到新的高度来，对于产业基金的作用，要发挥到新的机制，那么对于地方政府所打造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要采取一系列货币性措施来缓和。

　　当新常态步入新阶段，我们的政策要有新的定位。对于经济展望来讲，明年到底怎么样，我们预测今年三季度有一个触底的过程，有人讲已经触底了，我觉得这个太乐观了，我觉得股灾会在三四季度显化，新兴市场世界经济最后一只鞋现在还没落下来，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危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明朗，因此我们发现在强劲稳增长作用下，以及在这些项目实施的强劲督导下面，我们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些小幅反弹，但是明年的问题更不确定。

　　我们的预测，从周期角度来讲2015年不是本轮周期调整的第二个点，世界经济的周期，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产业培育的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期才会出现坚实的触底。

　　我们这样讲的理由是世界危机所引发的新兴市场动荡比预期要严重、以制造业为主体的这一轮危机可能会酝酿爆发，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跟东南亚金融危机状况有点相似，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像原来那么恐慌，因为中国已经很强大了。新兴经济波动对于中国影响很大，但新兴经济体的大波动出现之后，中国的出口可能才有一个触底。投资品的下滑对哪个国家打击最严重呢？对于制造业大国打击最严重，对于出口的投资品国家打击最严重，这个主体就是中国。

　　我们制造业的低迷还会持续，去年很多人预测PPI会转正，但是PPI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周期，现在房地产周期调整比较乐观，但是目前担忧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出现虹吸现象，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跑的太猛，三四线城市还在下滑，最后资金大转移，导致二三线城市崩溃，这个也会出现问题。我们把小概率事件排除之后，我们也认为房地产投资出现反转是在明年，而不是在今年。7月份房地产下滑又下降了1.2个增速，核心是在三四线城市。我们看到债务周期，原来预计中国债务率高点是今年，但是由于股灾的发现，我们的债务周期的高点推迟半年以上，也就是到明年初期可能是债务高点。

　　还有就是政治周期，政治周期最重要就是改革，当然还有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板块的重构，特别是政治社会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认为这个周期也很重要，所以对于政策会有哪些？第一个宏观政策的着眼点不能够简单的着眼于今年的三季度、四季度，必须为明年的二季度经济快速的回落做好政策预案、项目储备。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时点的考察，特别是债务率持续攀升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国的风险释放从2013年6月18日利率飙升，然后到今年的股灾就好像里面有一些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越来越接近，在时点上的风险，在流动性上的风险越来越让人担忧，所以因此大家看到政治局决议里面，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特别是对于时点上的一些控制要进行。

　　第三个就是要对改革重新提出要求，我们在十五次深改小组会议里面，中央已经决定对改革提出两大要求，特别是我们的改革推出要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惠民生。要进行关键点的重大改革，这个重点顺序就是我们把握投资的很重要的切入点。

　　第四个调整就是应对国际动荡的调整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此会影响我们原来所预期的金融改革，特别是我们在一些对外的金融方面的改革部分，新常态的新阶段的确需要一个新的政策导向，需要一个新的政策和工具，我们需要把握这样的脉搏和思路，我们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文/刘元春 本文为作者在第八届中国CEO年会的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