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入变出求变求创——我所认识的沙曼翁先生

　　编者按：曾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之“终身成就奖”的沙曼翁先生，一生勤于艺事，并诲人不倦。20世纪30年代末，沙曼翁先生拜“虞山第一书家”萧退庵先生为师，系统地学习各体书法及文字学，艺事大进；40年代加入潘天寿、余任天、金维坚、毕茂霖等组建的“龙渊印社”，后加入王福庵、马公愚、钱瘦铁、陈巨来、张鲁庵、来楚生等印人之“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1958年，先生受冤被划“右派”，自言“封笔二十载”；平反后，其书印渐老渐妙，不仅活跃于江苏书坛，并内赴河南、山东诸地，或展览，或讲学，或撰文，誉满海内外。林散之先生曾赠诗曰：“久闻湖上一沙公，钳秘珍传有所从。预料终非池中物，云兮云兮我从龙。”论其成就，于书法，沙先生神游于三代、两汉，兼篆书的笔法结体、草书的笔情墨趣，融简帛书之自然天趣、碑刻隶书之浑厚古朴；于绘画，沙先生钟情虚谷、八大、石涛等人的笔墨情趣，画风高雅绝俗，清新秀逸；于篆刻，沙先生以深厚的功力与过人的才情，于爽畅的运刀中，展现出“有笔又有墨”的趣味；于教育，沙先生可谓桃李满育，张海、言恭达、徐利明等皆出其门下。今年适逢沙曼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刊特推出沙曼翁书画篆刻专题，以飨读者。

　　姑苏，我数十年来每每造访，总有说不清的情由。那里有明代吴门派的余绪、近代艺坛传承的血脉，更有我所熟识的前辈、同道。费新我、谢孝思、瓦翁、吴养木、沙曼翁..他们的名字串成一道姑苏艺坛的风景线。如今，这些老人先后驾鹤西去，留在姑苏艺术天空的是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沙曼翁先生在这一辈老人中是以书法与篆刻独占一席的。我第一次看到沙老的法书，是20世纪70年代，在林散之老师的家中。散老指着墙上曼翁先生的一副隶书对联，对我说：“江南第一啊！”

　　那时我与沙老尚未谋面。

　　大约过了一年，我与曼翁先生终于有了相会相交的机缘。那是1979年秋天，在我曾经居住的清溪路一号南京博物院宿舍。时任苏州地区文化局长马天云陪同沙老来访。马局长山东人，他为沙老的境遇不平，希望帮助宣传。沙老在我的画桌上即席挥毫，一口气写就了篆、隶、行三副对联。用笔从容，结字蕴藉，苍朴中含着隽逸，既有古意，又具变化，让我想起林老“江南第一”的评语，真是当之无愧啊！我看到沙老钤之于书法的一方印“除难将军章”，心中一怔，面对这位具有真才华却身世坎坷的老者，为其努力便隐隐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1980年7月，我在南京博物院为沙老举办了个人书法展，这是南博历史上首次为书家个人举办的展览，在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由此记住了沙老的名字，认识了他高妙的书法艺术。这次展览中，还有一件特殊的作品《渊明爱菊》，是沙老与我及钟天铎的合作。我与沙老成了忘年知己。

　　1997年12月，我又为曼翁先生在金陵饭店“金陵美术馆”举办了书、画、印展。我在展览的前言中写下了对他的评价：“他于书，甲骨、钟鼎、篆、隶、分、行、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当今书坛恐难有相匹者；他的印，淳雅中含苍劲，古朴中见清新，久负盛名，不亚于书。他五十岁后学画，与冬心、缶翁相仿佛，取意八大、虚谷，寥寥数笔，不似之似，透露出的江南文化人的清雅和逸趣，是典型的文人画。”

　　在这之前半年的6月4日，他曾给我一封信，信中写道：“与兄论交已近廿载，虽相会日少，但时在怀念中也！曼虽逾八十，知音极少，吾性孤僻，不善说假话，更不愿吹吹拍拍，也不求名利，只欲读书追求艺术长进，学古人而变古人。辛稼轩谓‘知我者二三子’，我远不如辛稼轩，知我者谁？我亦不求俗人知，故尝自刻一印‘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这是八十后他的自白，他的心声。他不愿与俗为伍，所以有寂寞之感。这种晚岁的寂寞，是许多卓越的学者、艺术家都有的。他是不乏自信和自傲的。“知我者谁？”他是问我吗？我知道，他心目中的知者，必是古代书坛之贤者。

　　曼翁先生是江苏民进江海书画会的顾问，我们时常在相关活动中会面，谈艺论道，所见略同。他对书印之道有高的识见和品味，且个性爽直，对于书法上的问题，从不忌言，是位可亲可爱的老人。

　　曼翁先生20世纪30年代末拜“虞山第一书家”萧退庵先生为师，学习各体书法及文字之学，深得退庵先生称许：“得吾篆法者，唯曼公与散木二人，其余皆舍本逐末..”其时已声誉苏沪一带。然而，曼翁先生个性率真，不擅圆通，50年代蒙受不白之冤，对外封笔二十年，犹沉酣于三代鼎彝、两周金文之中。同时阅读大量古文字著作及历代书论，为日后的书印创作积蓄力量，这也是曼翁先生于书法、篆刻领域取得大成的主要因素。

　　沙曼翁先生生于1916年，今年即是他诞辰百年纪念，又适逢上海书画出版社“名家翰墨”之《沙曼翁书画集》《沙曼翁篆刻集》出版，关于曼翁先生之书、印，不乏同道的评高论，余不赘言，所要强调者有三：

　　一是曼翁先生之“全”。在20世纪的书家中，曼翁先生的全能是不多见的。凡三代鼎彝、两周金文、诏版、简帛，他无不深究精研。他书法的真、行、草书融合碑帖，遒劲俊秀，独具风神，而他的甲骨、秦篆、汉隶尤为出类拔萃。

　　曼翁先生是甲骨文书法高手。80年代，他曾寻访河南安阳殷墟，拾得骨片一二，观其形制，察其奥理。他的甲骨文书法，识者评之为：“用笔似刀刻勒，用墨富于变化，坚挺而又写意，深具甲骨文神韵。”他从实物上领略甲骨文字的神采，而非依样画形。甲骨文书法，以笔写出，应具笔之特性，又给人以锲刻的意味、刀的感觉，这是曼翁先生的高明之处。

　　对于秦诏版书法，曼翁先生在临写和创作中有独到见解：“诏辞刻于铜版上，以铜质坚韧，无圆笔，与刻石碑上不同，故行笔以坚硬为宜也，但不宜求工稳耳。”他的秦诏版书法，字形大小错落而贯气，用笔老辣健劲，结字活泼，呈现奇纵恣意之趣。

　　曼翁先生的隶书创作，熔篆、隶、简于一炉，尤其丰富多彩。常人学隶每以汉碑入门，他力主“学隶应先学篆，因为隶分皆自籀篆变化而来”。又言：“近人每有不明篆而妄意作隶者，则下笔便生舛误，流于俗格。”除了将篆书用笔及体势带入隶书，他还将简书自然、天真之趣“嫁接”到隶书创作中，形成若隶若篆、若行若草的艺术风貌。难怪林散之先生谓其“尊书汉隶为近代所无”，“能从汉简惊时辈”了。

　　曼翁先生的诸体书法，虽各具己意，各呈风貌，但又都统一在其清朗、明净、萧散、雅正的大格局、大气象之内。这种格局和气象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数十年读书、静养、思考中滋养形成的，才使其书达到“无意佳乃佳”的化境。

　　二是曼翁先生之“变”。曼翁先生的书法人生贯穿着一个“变”字。他的“变”是不囿陈法，变古为今，变人为我，不作他人奴。他的“变”是“通变”。“通”靠学习，汲取，触类旁通。他谓退庵先生之篆书：“笔致浑厚，结体平实，无纤巧之习，盖其上承秦汉，旁及诸家，有所取舍，所谓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此真善于学习者也。”其中含一个“变”字。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好买书，多数前贤所未见过者，‘活老师’去我已远，‘死老师’罗列书架间，居家无事，不想发财，也不愿与人争席，只是在艺术上求变、求创。”亦是一个“变”字。在他从事书法的一生中，大部分是在不断求变、求新、求创的过程中。诚如其87岁时跋联语曰：“壬午始，吾书又一变，外人不知也！”求变，是他的艺术个性，是他对于书法高境的不懈追求；善于“通变”，又是他艺术悟性与能力的体现，亦是他卓立于书坛的独特之处。

　　三是曼翁先生的“正入”与“变出”。曼翁先生求变、求创不同于时人的所谓“创新”，他走的是一条从“正入”到“变出”的书艺之路。“正入”即从临摹古人碑帖入手，学习古人用笔、结字、笔势等，“有古无我”、“古中有我”；“变出”即是学习历代书论，多见古人真迹，去粗存精，有胆敢独创的勇气，不为古人奴，实现“以我为主，以古为辅”。可见，曼翁先生书法之“求变、求创”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他说：“书法是有源流的，根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故意人为的变化是不行的。”倘若以曼翁先生作为镜子，当下书坛无论是模仿前人或自诩“创新”者，是否应当好好观照一下呢？

　　回望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坛，虽然书艺卓著者不乏其人，但曼翁先生的书艺、问学、品格俱可当作楷模，他是思想与实践都到达高峰的大书家，他是超凡脱俗的卓越文化人，他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仅是一幅幅精彩超绝的作品，更有他为当代书坛树立的不求名利、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