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32张病危通知单

　　与死神拔河

　　2009年7月6日，对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即将毕业的我来说，本应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可就在当晚，我被一辆大货车压在了车下。

　　醒来时，我看到妈妈大声哭泣着请求医生，求他一定要将我救活。一旁的爸爸穿着蓝色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他在十几层楼的医院爬上爬下办理各种手续，甚至没能想到坐电梯。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8个月，光病危通知单就下了32张。因为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我吃力地用口型说：“妈妈，我好累，坚持不下去了。”妈妈满眼的泪水：“丫头，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妈丢下！”

　　为了照顾我，年过半百的爸爸在监护室的地板上睡了8个月，不时用手放在我鼻子上试一试，生怕一个不小心我就没了呼吸。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看见父亲还在我床边坐着，就示意他我要喝水。父亲扶着床边的栏杆好长时间才站起来。在微弱的灯光中看着父亲一瘸一拐地去倒水，我的鼻子忍不住一阵发酸。

　　后来，医生说我可以吃东西了，但我丝毫感觉不到饥饿，对未来无望的我渐渐陷入到抑郁中。后来，身高1米7的我瘦得不到40公斤。爸妈在病床前的柜子里塞满了我爱吃的，为了哄我吃点儿东西，父亲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的无理要求。

　　再累，也要陪你看风景

　　在我出事前，母亲在北京做律师，如今，她不得不放弃事业专心照顾我，父亲也提前退休当起了我的专职陪护。

　　最初，我讨厌坐轮椅出门，自我封闭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可是我越抗拒出门，妈妈越要带我出门。妈妈会大方地跟陌生人讲我为什么坐在轮椅上，而我也终于一点点从内心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妈妈开玩笑说：“丫头，一切都没那么糟，对于一个瘫痪的人来说，获得健康已经是一种奢求。我们要把一锅糊底的米饭，吃出锅巴的滋味来。”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阳光照进心底。

　　2012年年初，是我坐在轮椅上的第三年。那天，我坐在窗前发呆，妈妈突然对我说：“丫头，你不是喜欢欧洲吗？趁着我和你爸还走得动，我们带着你出去走走吧。”

　　那一刻，我惊呆了，对于只能以轮椅代步的我和年过半百的父母来说，出去走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父母为了救我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家里仅剩下原来为我存的一笔教育储蓄。但爸妈希望我快乐。

　　2012年4月，带着轮椅，我们仨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

　　在比利时，爸爸租了辆小轿车，我坐在车里兴奋地四处张望。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云彩呼呼地飘过，我用力地呼吸着带有水汽的新鲜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谢自己身体残存的机能。

　　下车后，爸爸把我抱上轮椅，推着我在古老的石子路上慢慢地走着，有时遇到粗糙的大石子卡住车轮难以推行，妈妈和爸爸一起抬着轮椅走。那时候，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坐花轿的公主，只不过为我抬“轿”的，是为了陪我看风景而累得气喘吁吁的父母。

　　在梵蒂冈的博物馆，有一段旋转楼梯，越往下走台阶越窄，台阶的高度却越来越高，最后爸爸已经控制不住轮椅，紧急关头，母亲一个箭步跑上前拉住了轮椅。之后，父亲推轮椅时更小心了，像推着一件艺术品，生怕摔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走着。

　　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

　　因为脊髓损伤，我对冷敏感。每次停下时，爸爸总会把轮椅靠在有阳光的地方。即便非常小心，有时也会遭遇不测风云。在奥斯坦德的小城，我们正在欣赏美丽的北大西洋，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气温降至13℃。我的身体从上到下已被冻透，心脏供血不足的我睁不开眼睛，几乎要窒息。

　　爸爸冒着大雨买来巧克力，塞进我嘴里，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像抱着婴儿一样朝我脸上不停地哈热气。慢慢地，我调整好呼吸。当再一次体会到，“呼吸”也成为一种幸运时，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拥有。

　　一路上，我们仨边走边看。有一晚，父亲为我剪指甲，他烧好一盆热水，用手试过水温后，才把我的双脚放在里面。等我的脚泡好后，爸爸戴上老花镜，搬个小板凳坐下，把我的脚放在怀里，一个个地剪，剪完还用锉刀细心打磨。

　　看着灯光下爸爸头上的白发，我心里又温暖又难过。一旁的妈妈安静地烘着我们的衣服，时而抬头微笑着看看我们爷儿俩。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那么大，痛那么小，只要我们仨在一起，心安处即是家……

　　2012年7月，我们终于完成了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旅程。90天，28个国家，60余座城市，35000公里的路程，我们仨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2015年初，我的20多万字的游记正式出版，书名为《一切都没那么糟》，那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在，我不再惧怕未来，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是最稳定的三角，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摘自《家人》2015年9期）

　　刘燚 口述 静女夭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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