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一）

　　第一章　关于一种疾病的传说

　　你知道麻风病吗？

　　当我决定接手麻风村题材的写作时，遭遇到的困难和挣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前对于该病有限的了解，只是觉得它是一种传染病，恐怖，又有些遥远。似乎和人类文明史相等同，古老而神秘。

　　“你知道麻风病吗？”带着这个问题，我随机采访过近百人，回答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麻风病会传染，很恐怖。

　　“你见过麻风病吗？”对同时提出的这个问题，回答大致相似。

　　“没有见过。”

　　“那你怎么认为麻风病很可怕呢？”我会追问。回答也基本相似。

　　“听说。”

　　“电影里看到过。”

　　“什么，麻风病不是早就没有了吗？”

　　一个写作的朋友得知我在写关于麻风的书，跟我谈了她的童年见闻。

　　“我们家两姐妹，我奶奶在麻风村给他们做饭，我跟姐姐进去玩，奶奶不让我们走近他们，说要‘过’的。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他们有的鼻子没有了，有的脚烂了。真可怜。麻风村有围墙，他们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去。”

　　很恐怖。很可怜。这是大部分人对于麻风病的最初感受。

　　来自中国麻风权威机构的信息，全球约有一千多万麻风病患，主要分布在亚非拉丁美洲，医药贫困地区。截至2014年底，我国尚有现症病人3961人，治愈病人二十余万人。

　　让时光穿越千年，回到公元前6世纪，我们来到一扇小小的木门前。孔子弟子伯牛病重。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孔子独自一人，前往弟子伯牛住处。尊师前来，伯牛理应出门相迎。然而，他们却只是隔了门，隔了窗，师生之间不敢再多一点礼节。这一场远古的师生相见，被记录于《论语》。“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学史家诠释伯牛患的是麻风病，而这病会传染，尽管孔子痛惜弟子，仍只能隔窗问候，并发出“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长叹。

　　那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麻风第一人。而孔子那一声悲叹一路往前，走过几千年光阴，依然回响。圣贤如孔子，依然对麻风病那般喟叹，足见这种古老的疾病对于人类的巨大影响。

　　麻风，这种被传“风吹来的魔鬼”之疾病，在世界各国都有记载。上古时期，麻风属于不治之症，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律法规定麻风病人的归宿：处死或驱逐。也有人利用麻风这种疾病来躲避杀身之祸，“箕子漆身为厉”。战国时期，豫让曾装扮成麻风病人去刺杀赵襄子。

　　而在知识分子中，对麻风的恐惧尤甚。当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提到一位归国的留美学子，曾任东吴大学教授，在谈到故乡福建的麻风病人时，他认为麻风无药可医，“最爽快的方法莫如将麻风病人拿来一枪毙之”。听到这有违人道、有违科学的论调，邬志坚不禁感叹：“处今科学孟晋、文化昌明的时代，吾们还是以中世纪的方法来对付癞者（麻风病患者），思想落伍，贻笑世界莫于此。”

　　麻风！

　　麻风！

　　麻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麻风只是一种疾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的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疼痛，严重者眼手足畸残。离体后的麻风杆菌，夏季日光照射2~3小时即丧失繁殖力，在60℃高温下处理一小时或紫外线照射两小时，丧失活力。一般用煮沸、高压蒸气、紫外线照射等处理即可杀死。

　　美国麻风专家Hastings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人类的传染病像麻风那样多样化，从可自愈的、单一斑疹到多系统的病变，如发生麻风反应则其表现就更为复杂……没有人能体会，麻风病人需要经受怎样的身体创痛。

　　文献记载，麻风病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麻风病造成大量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明清时期，广东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未有什么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是把麻风病人驱逐到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们与外界联系，断粮、断交通，让他们自生自灭。千百年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在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医疗资源匮乏，为阻止病菌传播，政府采取隔离治疗的办法，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给予免费治疗和救助。目前，麻风病的治疗主要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利福平(RFP)、氨苯矾(DDS)，氯法齐明(B663)等药物进行联合化疗。门诊治疗半年或一年即可完成疗程，效果良好。早期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各种麻风病残疾的发生。

　　然而，我国仍有近2万麻风受累者，将终老在麻风村。

　　我永远记得那个上午，在湘西南的一个麻风村，寒冬里，山风阵阵。那个位于山巅的村里，只住着两个麻风病人。我在一间古旧的吊脚楼里，看到了这位让我后来念念不忘的麻风病受累者。1939年出生的他，常年蹲在地上——不是他不愿站起来，而是他根本没有脚掌。麻风晚期，大面积的溃疡、病菌蚕食，骨肉吸收导致肢体缩小，他的下肢经年不活动，萎缩成了两根骨杆子。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木头地板上，面前有一个火盆，微弱的炭火是他病体唯一的温暖。

　　见我到来，他挣扎着想起身，甚至想搬个椅子让座，可他太费力了。为了不使他难堪，我迅速坐在他面前的矮凳上。我们隔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火的火盆对坐，一时间，竟相对无言，他用手腕——是的，他试图用手腕搬开压在火盆上的破砖块。病魔不仅使他失去了脚掌，也使他失去了手掌——人世间，还有哪一种疾病，会叫人遭受如此的折磨呢？问起当年被麻风侵袭的那些日子，老人沉默了。过去半个多世纪，那些非人的折磨，依然萦绕心间，恶魔一般如影随形。

　　还是忍不住，我问，很痛吧。

　　老人大约想笑，但严重的面部肌肉瘫痪，让他无法展颜，只是抽了抽皮肤。

　　“不是痛。”他说。

　　不是痛？那是什么？

　　“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摇摇头。

　　疼痛，被誉为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然而，这个相对感官化的词汇，在麻风病人身上，显得尴尬，慌乱，无所适从。疼痛成为一种悖论，没有痛感，却又被疼痛逼进命运的死胡同。麻风杆菌侵袭，使他们无法感知皮肤病痛，麻木，让他们在不经意中摧毁着自己的身体。他们可以长久地行走却没有任何知觉，因不能感知疼痛，他们的眼角膜会浑浊，从而丧失视力；因为不知疼痛，他们甚至可以拿刀砍掉溃疡的双足。

　　从医50年之久的美国医生保罗·布兰德在《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中说，“疼痛其实是把身体的一些重要事情告诉你……因为舍此没有别的办法引起你的注意。”

　　从事麻防工作二十多年的王景权医生告诉我，麻风反应引起的神经疼痛，常常把病人推向痛苦的边缘。他们被神经痛折磨，生不如死，过去常有病人在深夜嚎叫，到处游荡，他们痛苦的形象会让人疑心他们精神出了问题。没有皮肤疼痛感觉而时时承受着神经疼痛的麻风病人，他们成为疼痛感知世界最为奇异的一个群体。

　　在民间，常有麻风病人也是精神病人的说法。当他们出现疼痛症状后，残疾便降临，嘴歪向一边，手足弯曲，脚难以上抬。很多晚期病人鼻塌眼瞎，手足溃疡，萎缩，严重的畸残症状令人恐惧，也让他们深感痛苦，以至于不堪忍受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个麻风病患者，容颜尽毁，病愈后一直不愿出院，后来经不起对于亲情的思念、渴望，回到了家。然而，一到家，便看到窗台上那面镜子。在麻风村几十年，她从来不用镜子，因为没有勇气看到全然陌生的面孔。她抓过镜子，先是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她眼皮外翻，猩红色的皮肉裸露着，鼻梁塌陷一直通到嘴巴深处，确切地说，她没有鼻子。再看看家人的眼神，痛惜，慌乱，无奈，同情，各种情感交织。在她脸上，看不出这个家族的痕迹，只是一个陌生而丑陋的女人。足不出户窝在家里几天，她再也不敢面对家庭以外的任何人。这一天，她让家人找来一个口罩，洗干净身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丈夫没有勇气跟这样一个女子同床共眠，一夜未归。第二天，家人发现她已经过世。两三粒安眠药落在地上，仿佛在告诉家人，她经过怎样的灵与肉的挣扎，才放弃自己的余生。

　　朋友很惋惜，说那么多年的苦都熬过来了，怎的就不能再忍一忍呢？体面和尊严很重要，可是相比于生命来说，是否可以忽略呢？

　　而我只想说：麻风病人苟活不易。

　　“麻风”一词的由来，学者和医学史家均做过较为详尽的解释。从古到今，麻风的称谓多种多样，它的含义也不一样。古埃及，那个凭借神力构建金字塔的民族，称麻风为“set”；而古印度则称麻风为“枯希斯”，溃烂的意思。

　　基督教圣经《摩西五经》中的“Zaraath”一词，是希伯来文，有“不可接触和不洁”的意思。到了希伯来文《圣经》被译成希腊文时，将“Zaraath”译为“Lepra”，英文译为“Leprosy”，“来普罗西”——专指麻风，成为现代各国通用的英文名称。然而，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含义：“道德败坏但可由于神的宽恕而能痊愈的病人”。

　　“Lepero”还有一层隐形意思，“在街头流浪行乞的衣不蔽体的人”。德国画家菲舍尔的《随处漂泊的麻风病人》中，一群麻风病人身披斗篷，掣妇携幼，经受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这幅作于一六〇八年的钢刻风俗画，画面逼真，情景凄苦，就是早期麻风病患者的缩影。

　　1873年，挪威学者汉森发现麻风杆菌。在这之前，人们认为麻风是一种遗传疾病或是来自上帝的惩罚，麻风病人被鄙薄，被放逐，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事实上，汉森宣布麻风病是传染性疾病之后，社会上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仍然没有减弱，并未在某个领域让麻风病患者获得人格上的平等，更妄谈宗教上的救赎，人们依然认为这种可怖的疾病与道德相关。而由恐惧和偏见引起的歧视，更是持续摧残着麻风病患者的身心。

　　古代欧洲，许多麻风病人被流放，他们东躲西藏，不是饿死，就是被杀。中世纪前期，麻风病人被强行放逐于农村民居点之外的荒僻处，放逐前先举行送葬仪式，让病人穿上特制的衣服，边走边鸣响送葬乐器。

　　编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对麻风病症状的描述，那时叫作疠、癞或者大风。古书对这种古老的疾病有过相关解释，认为是人躺在湿地或坐在有风的树底下，因风、湿、寒进入人体而引起的。

　　而中国乡村民众对于麻风病的认识，大都来自民间传闻。由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偏见，很多晚期病患鼻塌眼瞎，手足溃疡、萎缩，严重的畸残症状令人恐惧。他们可怖的外在形象，让世人找到最充分的理由，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谴责。

　　人类所历经的各种疾病，麻风病是最让人不齿的，它发端于肉体，却要接受道德的批判。西方国家曾有关于如何处置麻风病患者的律法，在宗教意义上来说，它有着特定的寓意，是“罪恶”的终极象征。被誉为“台湾娘子”、荣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读者文摘》亚洲英雄奖”得主张平宜女士在她的著作《触》的后记中，对麻风病和宗教的关系，有过清晰的表述。其中提到，1179年，天主教会最高会议的决议重申麻风病必须被彻底隔离，病患以及家属不被允许上教堂。更让人喟叹的是，教堂有专门的仪式，以象征他们在人间的“死亡”。在中世纪时，“负责检视麻风病人的人士是神父而不是医师，一旦被宣布为麻风，病人将永生不得进入公共场所，不能在狭隘的路上行走。”在法国，病人甚至必须穿上绣有大红字“L”的袍子，挂上铃铛，警告任何走近他的人，他唯一被允许的东西是一个配有长杆的木头，方便行乞。

　　在清代，传统医学认为疫病乃是由于自然界的四时不正之气，混入了病气、尸气以及地上的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所致。病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因为天灾或自我生活不谨造成的人体自身的正气不足，外因则是外界的各种原因导致的疫气郁积熏蒸，人在其中，感触致疾，其感染亦由气而致。

　　及至现在，麻风病的成因和发病机制仍然不十分清楚。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不管病因是什么，不少人依然认为麻风病人是可以任意处置的人群。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一度热心收集整理麻风资料，希望为浙江麻防事业留下详尽史料的王江南大夫，为我提供了较为周详的文字图片资料。看着这些文字、图片，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拨又一拨麻风病人在某个口令之下，被枪杀，被活埋。

　　近代我国福建省某些地方，在麻风病人将死时，用绳子把草屋拉倒，把病人活埋其中。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堂在广州白云山下，一次就地枪毙麻风病人近300人。1936年，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命人在肇城挖了一个大坑，活埋病人二十余人。1941年，云南洱源县地方当局将麻风病人赶到荒山，不准他们下山，使其活活饿死。

　　湖南省《桑植县麻风病防治志》大事记中“民国时期”记载：1936年，麻风病人刘庆康之父因患麻风病被赶出村子独居深山，由于生活困苦和疾病折磨，最后上吊自杀。1948年，芭茅溪保长郁年成活活烧死一田姓麻风病人。新中国成立后，麻风村住村病人郁春元回忆当年被烧死的病人名叫田伯海。

　　经年累积起来的对于麻风的恐惧，使他们即便已经康复，依然与社会隔绝。时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第13届国际甘地奖获得者张国成教授有一份题为《麻风残疾预防与整体康复研究进展》的调研报告，其中一个篇章为“麻风歧视干预”。张教授把“歧视”分为三种类型：感知的歧视、实际的歧视和自我的歧视。麻风病患者在遭受了长久的无形和有形的歧视之后，会继而自我歧视，结果进入一种自我憎恨的恶性循环状态。

　　很多已经治愈的病人，宁愿终老麻风村，也不愿再回到曾经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他们的命运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改变，没有第二种疾病，能使他人和自我产生如此不堪的感受……

　　记得跟滇西一位关注麻风村工作的社会人士通过电话，他是火车司机，对麻风村的关注是因为铁路沿线那些相对荒僻的地方，建有麻风村。大约也是出于对此种病症的好奇，在好友帮助下，他进入了麻风村——“回来后，做恶梦，几天吃不下饭，病了一样。”他甚至热心肠地叮嘱我，不要过于深入，“跟这种病打交道，会让你心力交瘁。”

　　在我表示了信心与勇气之后，他放弃规劝，“你以后会明白的。”

　　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对于麻风病的认识也日渐明晰，即便如此，忧惧依然存在，并且身心疲惫。记得那次到位于浙江德清县境内的浙江武康疗养院（浙江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即上柏麻风村）走访，跟接待我们的村长喻永祥说话，我都是屏住了部分呼吸——我有深刻的担心。中间，我悄声问他：“麻风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

　　村长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湛蓝，香樟树散发出植物的清香。他的白大褂在阳光的映衬下，齐整，干净。他看出我的忧虑和担忧，笑笑说：“麻风病传播的途径有几个：一是直接接触传染，包括健康人与病人的排菌皮肤直接接触；二是病菌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当然，间接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染，比如病人用过的物品、吃过的食物等，间接接触的传染可能性比较小。”

　　的确，我热爱写作，我关注麻风这个群体，可我还没想好要以命相抵来完成这次特殊的写作。村长见我忧思重重，急忙告诉我，目前住在村里的老人，他们早在二三十年前便已判愈。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曾经的麻风病患者。如今，他们留在麻风村，是在养老。在村里，他们被称为休养员。

　　站在树下，我做了个深呼吸，让肺部充分吐纳。微风拂过，树枝上那些果子一个个落下，一颗果子掉落在我肩头，它饱满，黑色之中透露出一点点深绿。生命如此美好，让人忘却劫难。回头看，老人们三三两两地从房间出来，他们有的失去了双腿，有的手指被完全吸收，只剩下几片指甲，卡在手掌边沿。

　　采访初期，偶有一两个愿意跟我交流的，说得最多的却是那些漫长的时光，他们如何被亲情抛弃，被好友疏离——有时候，比肉体更需要抚慰的是心灵，而破碎的心灵又如何重新愈合？

　　当我问及麻风休养员早期的经历时，他们大都表现出时过境迁的情状，时隔多年，他们已经能够达观地看待人生，看待命运无情附加给他们的打击。

　　“都过去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都医好了，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麻风病的药，现在不怕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残废。”

　　他们一眼窥破了我的恐惧和忧思，他们用淡泊的人生态度，安慰我。

　　《麻风季刊》创刊号的“特著”栏内，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华麻风救济会之呼吁》的文章，作者张国华写道：苦莫苦于病，惨莫惨于死。麻风者致死之病也有人焉。而罹斯疾，失知觉，落肢指，呻吟床褥，贻害子孙内羞伍于家庭，外惭形于社会。无能工作，失却自由，一息仅存，了无生趣……

　　麻风带给生命个体的灾难，无论远古，还是晚清、民国时期，无疑都是一场灭顶之灾。病痛本身、战乱、被家人抛弃，诸多原因，许多病人不堪忍受，自尽离世。

　　2006年，“社会文化视野下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研讨会召开，中国麻风研究中心教授江澄医生做了题为“中国麻风史研究的意义、现况与方法”的报告，研究报告中有一组统计数据：麻风病患者的意外死亡率3.7％，较一般人群高，意外死亡主要原因为自杀。而有自杀意念的占69%左右，为健康人的17倍。自杀死亡率高达148.4 / 万，为全人口自杀死亡率1.36 / 万的109倍。

　　麻风，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

　　与一种可耻的疾病狭路相逢

　　浙北山区一个小村里，徐小童背着竹篮孤寂地走在路上，在离他十多米远的前面，是村里的小伙伴。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不喜欢自己了呢？先是手臂出现了斑点，起了疙瘩，慢慢的身上都蔓延开来。这些斑点和疙瘩，让年幼的徐小童惧怕，漫长的夏天，他都不敢穿短袖，因为同伴会指着他的裸露的手臂笑话。年长一点的人，看到这个男孩，总是摇摇头，还有的会好意地跑过来跟徐小童母亲说，你家儿子有什么附体了，你家孩子被脏东西附体了。

　　在中国乡村，让人惧怕的人和事很多，人们会对某种神秘的力量产生天然的惧怕，而鬼魂大约是最有震慑力的——一个人被鬼魂附体，不是做多了恶事，就是阳气不足，毫光太弱。这两个原因，都足以让周边人鄙薄。寻找可以依托的人和事，寻找活菩萨。在乡村，总会有那样的人，他们在一夜之间被某种神秘的事物赋予了神秘的能量，可以看透世间万物。在繁重的劳作之余，他们总是有求必应，为乡邻乡亲祛除妖魔。

　　活菩萨来了。巫师来了。烧纸，敬拜，喷酒，在门上贴黄符。几次三番，这一切都在暗夜进行。然而，乡村自有一双无影的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第二天，家家都知道，徐家昨天晚上做法事，请活菩萨来捉鬼了。

　　这种被称为“天刑”的病症，让人们确信，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被恶鬼附身，而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他们造恶，就必须得到上天的惩罚。

　　徐小童清楚地回忆起那些时光，一年，两年，四处求医，已经使家里清寒如洗，一家人都放弃了。这一天，徐小童的天塌了——父亲因过度劳累，突然病故。那一年，徐小童六岁。

　　和徐小童年龄相仿的一位滇西病人，那年他八岁，被麻风病痛折磨。而一家人因为他饱受村人歧视，他们一家被迫在半山腰搭了一间草屋，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父亲因为去山崖采草药摔落，临终前，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能合眼，“儿啊！儿啊！不如跟着爹走了吧。”

　　太幼小了呀。稚嫩的心灵还不懂得生死，不懂得幽明永隔。他只点点头，哭着答应了。父亲示意儿子躺进他的被窝，儿子看着父亲蜡黄的脸，仿佛预感到了某种不妥。他爬到父亲平躺的竹塌床上，却迟迟不愿钻进被窝——死亡的气息如此沉重，让孩子慌张，想逃跑。不料，父亲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进被窝。害怕是肯定的，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父亲的身体慢慢地在冷却，他的手却紧紧地掐住了孩子的脖子！

　　要有多么的不忍，不舍，无助，绝望，才会让父亲有如此行径。尽管他在没有掐紧儿子脖子之前就已经气绝身亡，然而，那句话却一直在孩子心间打转：“跟爹走吧。走了你就不会再受罪了。”

　　在徐小童患病的这些年里，他几乎吃遍了山上所有的草药，要多苦有多苦。他跟着父母去了多少个陌生的地方，已经记不得了——除非死，不然，是挣不脱苦痛的！

　　死，在徐小童苦难的童年，显得如此容易，又如此艰难。

　　四十多年之后，当徐小童跟我说起这些时，依然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刻。“我们这一家，因为我得了这病，这叫人抬不起头来的病，羞死我们全家了……我生的是怪病。”

　　父亲过世后，家里境况更不堪，徐小童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年出去跟人做工，很少回来。两个姐姐在家种地。在这个家里，徐小童成了最沉重的包袱。

　　母亲病倒了。她整天咳嗽，仿佛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咳嗽了。她咳血，她整夜整夜不睡觉。郎中说她耗尽了心血。眼见母亲也要离开人世，一家人悲天跄地。

　　听说，离家十多里外的镇上来了一个医生，医术了得，两个姐姐用板车拉母亲去看了一次，服药一个星期，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这一天，姐弟三个没见到母亲——要知道母亲还那么虚弱！他们不知道，母亲去了镇上。

　　母亲在小镇卫生院门口见到了医生。

　　“求求您救救我儿子。”

　　第二天，母亲把徐小童带到了镇上。医生查看了徐小童身上的皮疹，隆起的疙瘩，看手掌心的溃疡，告诉母亲，你家孩子得的是麻风病。

　　麻风病？

　　麻风病！

　　所有关于麻风病的不堪，全都涌上来，母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痛惜儿子身体之际，也担心家人被孤立。

　　真的是我祖上触犯神灵了？还是我种下了罪孽，要让我儿子来承受？是报应吗？

　　如今已在安度晚年的徐小童跟我回忆，他从镇上回来后，全村人都知道他得了麻风病。母亲日夜哭泣，眼睛都快瞎了。为了不让儿子的病传染给其他儿女，母亲腾出屋后的那间柴草屋，柴草屋原本用来堆放农具，农药，柴禾。这里阴暗，潮湿，没有床板，稻草直接铺到地上。徐小童虽然万般害怕，还是挪移到了草屋。他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疾病这个恶魔还未曾侵袭他之前，他得到的呵护是那么的自然，亲切。那时，他还那么小，夜夜挤在两个姐姐中间，他总是在两个姐姐的安抚下入睡——那是多么温暖的时光。可是，这一切终将不再，亲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需要用坚硬冰冷的墙壁来阻隔。

　　衣食住行，徐小童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分享。两个姐姐心疼徐小童，每次都把好一点的饭菜留给他——那是1974年，徐小童开始服用母亲从医院配来的治疗麻风病的药物，开始了漫长的和麻风共存亡的岁月。

　　而因麻风反应引起的疼痛，最让徐小童痛不欲生，他跟我描述说，就像有无数把锥子，在骨头上剜啊剜。年幼的徐小童一边忍受肉体的痛苦，一边还得忍受比病痛更具杀伤力的歧视，歧视来自他人，也来自自身。铺天盖地的恐惧淹没了他，他害怕自己会死掉，又希望自己死掉一次，重新复活，日子在他复杂无望的挣扎中度过。白天黑夜住在黑乎乎的草屋里，他绝食，他破坏自己的身体来对抗病痛。在身体稍稍好一些时，强烈的求知的愿望在他胸中激荡：我要在书里寻找答案，这个麻风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回到健康的时光。只是家境贫寒，两个姐姐早早辍学在家，她们过早地担负起家庭重担。而他，一个麻风病患者，怎么有资格去上学呢？

　　母亲心疼儿子，给他缝了一个书包，送他到学校，没过几分钟，所有的孩子都跑了。接下来，那些家长都来了，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孩子跟麻风病人在一个学校读书。徐小童终于没有能再踏进教室，他只偷偷地跑到教室门口，痴痴地听老师讲课。那一天，听得太入神了，以至于有人拿石头扔他都没觉察。而后，他听到有人喊：他全身都有毒的，我们烧死他。

　　跑啊！快点！再快点！为了少年的自尊不被践踏，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儿子被欺负、被侮辱了，他夺路而逃。这个下午，徐小童亡命逃离这个书声琅琅的美好所在。

　　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委屈汹涌，夜晚，他没有回家，跑到了山上。小桥村是一个环形的村子，围绕在山脚。徐小童坐在山腰一块大石头上，石头下面还是石头，是凛峻的悬崖，这是江南大山少有的地貌。徐小童呆呆地看着村子，天还亮着，有鸟飞过，有蛇游过，田野的青蛙在欢唱。他们有家的回家，在家的歌唱，他们多么幸福。

　　“只有我，在想着死。”渐渐的，天黑了，村里的灯亮了；然后，一盏盏灯，渐次灭了。村庄陷入黑暗中。好吧，我本来就生活在黑暗中，就让我在黑暗中死去。他站起来，看着更加黑暗的悬崖下面，除了黑，什么也看不见。跳吧，一跳就什么都不存在，他们再也不会喊着要烧死我了。

　　然而，他看到了一盏灯。一盏亮着的灯。他知道，那是他草屋里蜡烛的光，没错，是母亲的眼睛。亲爱的妈妈，她一定在等我。妈妈不止一次求过儿子：为了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

　　徐小童哭着跑回家，奔进草屋，只见母亲趴在稻草上，心力交瘁的她，哭干了泪，眼皮肿得睁不开。

　　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妈妈很担心你啊……孩子，你要活着，妈妈陪着你，再苦的日子，妈妈陪着你过……孩子，只要妈妈在，就一定让你读书。

　　母亲决定改嫁，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读书。即便是个麻风病患者，也有读书的权利呀。那一天，两个姐姐在田里插秧，她们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侍弄庄稼。母亲牵着徐小童的手，一步步往前，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抬头，看到这对母子，不舍却又无奈。谁让他得了这个恶疾？

　　徐小童紧攥着母亲的手，从田埂走过，从两个姐姐身边经过。有人轻声跟姐姐说，阿娣，你妈要走了。

　　大姐依然低头插秧，二姐落泪，她们没有抬头。

　　阿娣，你妈妈带你弟弟嫁人去了。

　　两个姐姐，豆蔻年华。她们抬头，她们又低头，悲伤使她们无法再言语。

　　大姐沉默，只有泪水刷刷地落下，汇聚成河，姐妹俩被悲伤淹没。

　　母亲带着徐小童离开了小桥村，骨肉分离，竟然只能选择沉默。

　　继父得知徐小童有麻风病，也惧怕，让他独自住在一间平房里。

　　事实上，徐小童没有如愿以偿进入校园，不是继父食言，而是没有一个学校敢收他。从那之后，徐小童彻底断绝了读书的念头。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让徐小童心生温暖的事寥寥无几。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家里，他羞于见人，也没人敢见他。只有他家边上有个老奶奶，头发花白了，偶尔会走到窗前来，跟徐小童说，孩子，你要好好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治好病。

　　老奶奶的丈夫曾经是医生，他们虽然不懂麻风，但坚信科学，只要活着，不放弃，就有希望。他们的鼓励，常常让徐小童悲喜交集。在这个陌生的村庄，科学的光芒通过这对老夫妻，那微弱的亮，温暖着鼓舞着徐小童，使他顽强地撑了过来。

　　21岁那年，徐小童在乡卫生院安排下，来到麻风村。一住便是四十多年。

　　四十年前，麻风病就已治愈，拿到健康证书，徐小童找了个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感激与感恩已不是言语能倾诉，耻辱像另一种疾病，附带在身，需要用更加漫长的时光来清洗。

　　82岁的康复者陈老汉回忆，他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在私塾，那时都是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读完后，就是五经了。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12岁那年，他已经能够作文，先生称赞他的文章“有风骨”。他以为他能走出山村，去往外面的世界，接受新潮思想，却在某一天发现，眉毛脱落。先从外侧开始，两边都有脱落，实在不好看，又不能掩盖，只能戴了顶帽子，依然遮盖不了这“丑陋的没有眉毛的眉骨”。直到有一天，同学指着他的脸说，你的眉毛被老鼠偷吃了。

　　这是多么羞耻的一幕，所有人都来看，他被围在中间，几乎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脚无力，水泡起来。他蹲在地上，“像是扒手被当场抓住了，可耻。”往日激扬文字的那个少年荡然无存，他曾经求助于先生，先生接受的是旧时思想，认为，眉为人的第二双眼，眉落，便为眼瞎。“若非有重大孽障，何以会有此报应。”

　　离开私塾回到家，各种症状接踵而至，再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个麻风病人。在家拖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他被动员进了麻风村。进村见到医生，他还用手捂着眉毛，尽管那时他的双腿已经溃疡到不能再行走，但他关心的却是先生说的“眉为第二双眼睛”。他恳求医生，能不能让我的眉毛重新长出来？

　　医生指指他的双腿，双腿更重要，如果不及时清洗治疗，病变截肢都有可能。他却落泪：给我一双完整的眉毛。也许，在先生看来，眉毛可分辨贤愚，与人品有关，与前世今生的福报有关，而他，却觉得没有眉毛的面容，是耻辱。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病体成为一种耻辱的载体。

　　不能与人分享的秘密

　　出生于1943年的尧甫葵，因为害怕独自到邻村上学，放弃了校园生活，尽管那位热心肠的丁老师几次三番来劝说，他还是愿意留在互助组放牛。那头牛从地主家分离出来，成为集体财产，他与牛相伴五年。

　　对尧甫葵来说，麻风的侵袭真的像一阵魔鬼吹来的风，无声无息，先是吹到他的一只脚。他割草，脚破了流血了，他没有知觉。烧饭时手指烫出水泡，他还是没有知觉。

　　“痛吗？”

　　“不痛。”

　　“真的不痛？”

　　“真的不痛。”

　　尧甫葵的不痛成为少年伙伴中小小的奇迹，“你们知道吗？尧甫葵有大本事，用刀割皮，都不痛。”他们做游戏，打弹子，输者被罚割草，拿山毛榉刺刺手，被枣树枝鞭打。每当此时，尧甫葵都选择拿刺来刺身体。因为他不痛，这一度成为伙伴们羡慕的特异功能。

　　疾病早已入侵，只是他和家人都还不知道，这种古怪的毛病叫什么，疑难杂症纠缠着少年。陆续地治疗，陆续地中断，他特别想明明白白地生一场病，至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然而，当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得了麻风病时，他跟家人一样，都蒙了。为什么是这个病？宁愿死。可是，带着麻风病这个标签，从容赴死，谈何容易。

　　其间，好友一个个离去，他从害怕独自走路去学校，到独自承受这被疏离的生活。

　　得知德清武康有专业的麻风医院，他写信求助，一个医生回信了解情况。他把自己这“一点也不痛”却又“痛得还不如死去”的矛盾病症详细告诉了医生，有叙述，有倾诉，也有无尽的期待。不久，对方给他寄来了药，医嘱每日服用一粒。他服用十来天，红斑依旧，麻木处依然麻木，疼痛处依然钝刀割肉一般。性急的父亲说，这么重的病，一粒药怎么会有效果，吃两粒。于是吃两粒，十来天后，病况依旧，父亲恼怒了，吃三粒！

　　“医生说只要吃一粒。”

　　“不要听医生的话，就这么小的三粒，就算是砒霜也毒不死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英俊男孩的脸庞，不知什么时候，渐渐地变成狮面，红斑布满全身，手指弯曲，状如鸡爪。有时候，打倒人类的除病菌之外，还有不断丑陋的肉体。病菌抱团，合力蚕食人类肉体，让灵魂在一边兀自恐惧。这样的病状，恐惧的不止是病人自身，还有他至亲至爱的家人。

　　好吧。我听父亲的。

　　一天吃三次——如果可以，我愿意吞服世间所有最苦的药，只要能让我恢复。

　　十来天之后，尧甫葵高烧不退，红斑加重，溃疡扩大。他急急写信到上柏求助，求救，医生成为他生命汪洋中的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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