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音乐之旅

　　Ⅰ、为阿巴多，为马勒空

　　指挥台上的《“未完成”交响曲》

　　那天，4月6日，微博里传来消息：纪念一月去世的指挥大师阿巴多的疏森音乐会有实况录像了，曲目有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为悼念一位天使”》和马勒《第三交响曲终乐章“爱告诉我”》，由拉脱维亚年轻的指挥家尼尔松斯执棒指挥。听完《“未完成”交响曲》第一乐章几个音调，泪出来了，这首曲目我非常熟悉，我唱片里就有，当时的音乐会上指挥台空着，这空着的指挥台本来是克劳迪奥·阿巴多站的，可他走了，一个空的指挥台，有强烈的形式感和象征性，音乐会将镜头朝向空指挥台，无形中加强了指挥的“形象”——阿巴多，一个多么亲和力的指挥家，现在他离去了，疏森音乐节上的全体乐手用《“未完成”交响曲》来纪念他，每一个音符如泪珠滚动着，朝我奔涌。演奏低音提琴的两位乐手引出神秘的音符，低迷、徘徊，他们极力压抑着，最后由小提琴组全面爆发（第一小提琴是一颗引爆的炸弹），一场追忆阿巴多的音乐由此开始。《“未完成”交响曲》是阿巴多的写照，乐曲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阿巴多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我关起门来听疏森音乐会，然后找出家里的那张唱片《“未完成”交响曲》（西诺波利指挥、德莱斯顿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只听第一乐章，感觉很不好，当然音色比网上的完美，再重新上网收看，大概看了二十多遍，我把这段音乐嚼碎，吞下，用它的汁液涂抹回忆，唯有如此才能追忆到一个完整的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数天后我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订了一张6月28号音乐会的票，曲目有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马勒《第五交响曲》，指挥家毕契科夫执棒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两首够份量的交响乐，一位指挥大师的离去复活了《“未完成”交响曲》，或者说《“未完成”交响曲》在写作一百九十二年后（创作于1822年）遇上了阿巴多。

　　音乐会是我的自画像

　　我不喜欢旅行。旅行是件烦恼的事儿，比如提前订飞机票、订旅馆，拿起地图册查看。当然有人说“我喜欢旅行”，我也不反对。我喜欢出去，离开我的书房，一天一夜也好，去上海听音乐会是最好的理由了。因为上海近，音乐会又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我时常关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来访的消息，在两个音乐季里频频有名乐团来沪，也去过北京听过一场，我不喜欢首都的政治味，迄今对两次北京之旅耿耿于怀，在宏大而沉闷的建筑下唯有压抑的、自以为是的气氛。比起北京，我更喜欢上海，这座被誉为“洋气十足的”大都市。上海是可接近的，尽管上海有许多夸张的摩天大楼，但它骨子里是平民的。去听音乐会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旅行借口——我要离开你。从第一次听现场音乐会起，听后写点东西，已成为我的习惯，这样才能对得起高昂的门票。今年上半年的那场瓦格纳《女武神》来得完全意外，本来去听里卡多·夏伊的马勒《第七交响曲》、马里纳的贝多芬音乐会，颇踌躇了一番，最后选定了《女武神》，指挥家马库斯·史坦兹率领2010年世博会来沪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老班底科隆爱乐乐团“昔日重现”，上半场舒曼的《春天交响曲》，下半场音乐会版的《女武神》第一幕，世界上三大最著名的瓦格纳歌唱演员齐亮相：“两高一低”——女高音安雅·康培、男高音兰斯·雷恩、男低音埃里克·哈夫维森。科隆爱乐乐团在上半场《春天》无所作为，下半场《女武神》弦乐没有上次世博会期间那次好，因为音乐会版把本来沉在乐池里的乐队拉到了舞台上，暴露了乐队的缺点。“两高一低”盖过了指挥家马库斯·史坦兹，当唱齐格林德的安雅·康培穿绿色露肩盛装（当时还是寒冷的二月）一个人站住舞台就可以压倒乐队。几首安可曲目挽救了全乐队的名声。把瓦格纳几首歌剧序曲演绎了一番，最后一曲《女武神的骑行》引爆了大剧院。那天听完《女武神》后，我从大剧院回来的路上非常兴奋，四年里我听了三次《女武神》，两次在上海大剧院，一次在台北。细细静下来想，想《女武神》，想台上的每个唱歌细节，无奈人非常疲倦，直到今天我把它写出来。音乐会是我的自画像。

　　在动车D5466上

　　凌晨四点多，鸡叫了一遍，在城市的巷子里又响亮又孤独，没有一只鸡跟它叫。躺在床上的人醒了。醒了，但没有马上起来。他听鸡在凌晨四点孤独、苍茫地啼叫，他还想睡，离开车时间早得很，跟那只鸡一样，他也睡不着。鸡一遍遍啼叫，他再睡下去。醒来，五点半，他起来。

　　火车站里永远有比他来得早的人，候车室里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期末考试刚结束，暑假开始了，孩子跟着家长到外面去。孩子们叽叽喳喳，他们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白石火车站背后漫长的白石山，山上烟霭缭绕，到六月杪了，气温无比凉爽，庞大的夏日还躲在阴影里。

　　动车D5466。两节推挂式白色火车从雾气中缓缓驶进火车站，火车前头的照灯亮着，刚从温州南出发，绝大多数车厢里空空的。火车又在温岭站停靠，上来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他们穿过过道，他们的包不断地撞上我的身体。火车里刚放假的学生最多，学生家长、公司员工、生意人，很多人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去，从温岭上车、到临海下车，十个人里有六个手里拿着手机，在座位上坐定后，将耳机塞进耳朵里，就与世界隔绝了，如果还没到站，他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手机将他们与同一节车厢里的人隔绝，却又与外面的世界取得了联系，这个世界就是他们原先来自的世界，他们要一分不落地保持着联系。外面下着雨，雨水打在快速飞驰的动车组身上，在车窗上弹跳出轻微的声音。一个坐在我身边的女孩塞着耳机，里面传来节奏很快的音乐，她将手机放在车窗边沿上，手机突然震荡起来，来电话了，女孩用手指划了一下屏幕，戴着耳机与人聊了起来。她口里报出几个数字：1850，1840。我推断她在公司里做营销，或许还是个经理，掌握着商品的价格动态，她随时与公司保持联系。打完了电话，耳机里的快节奏音乐又响了，女孩单眼皮，高颧骨，脸部平平的，望着窗外，是那种颇自以为是的女人。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一位穿米黄色裙子的女人，单独一个人，侧身躺倒在座椅上，一条白皙纤长的大腿从裙衬下露出来，小腿内侧的肉悬挂了下来。我推测女人的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已婚。她观望着过道上经过的人，说明她很无聊，她身边的座位上换了三次人，到杭州站，她起身离开。动车在杭州东站停靠时间最长，车厢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再上来从杭州出发的人，杭州年轻母亲教孩子辨认车窗外面的鸟、树和山，等这批人塞满了车厢，整节车厢被杭州话搅乱，车厢温度骤然上升。

　　上海，马勒升C之夜

　　马勒是我现场听过最多的一位作曲家，《第九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和《第二“复活”交响曲》。我在第一次听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感动得流出眼泪来。2011年上海交响乐团请来指挥家克劳斯·弗洛尔来指挥《第五交响曲》，我在上海音乐厅订了一张门票，后来因故放弃。三年后上海交响乐团请来了俄罗斯指挥大师谢苗·毕契科夫（Semyon Bychkov）。毕契科夫最大的荣誉是获得了BBC交响乐团指挥。实际上，演绎马勒《第五交响曲》（升C小调）无论对指挥家还是乐团都是个挑战。

　　2010年上海交响乐团庆生130周年，邀请了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穆蒂奉献了一场“全意式”新年音乐会。今年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5周年纪念，今晚以“毕契科夫的马勒”开启了一场纯德奥风格的“舒伯特——马勒”音乐会。

　　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由低音提琴引领，单簧管乐表现出柔美与凄惨，舒伯特一贯的歌唱风格，第一乐章光滑的表面下暗藏杀机，弦乐部分阴险地滑动。上海交响乐团在乐器响亮度上不够，中气不足，大提琴组工夫下得不够深，没有把舒伯特的焦灼与挣扎不安发挥到极致，音符停顿处没有爆发出暗暗积蓄的力量，最后，“甜美”流向了“柔弱”，“情感起伏”成为了“撕心裂肺”。第二乐章匆匆结束，观众席上响起稀稀疏疏的掌声。这首“小品”《“未完成”交响曲》成为了上海交响乐团的试金石，弦乐完败。回家后重看了一次疏森音乐节上的阿巴多音乐会，除了上海交响乐团与欧洲老牌乐团技能差距大外，情感的表达与克制也是一个问题，一个乐团技巧不够，何来情感？我们以高标准要求，上海交响乐团有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上半场结束甫定，下半场乐手早早地上台练琴，几个熟悉的马勒《第五交响曲》音调盘旋在音乐厅里。大提琴、低音提琴组安排在右边，小提琴、中提琴组安排在中左边，一把竖琴在右，两个定音鼓在后左上，小号手在全乐团最中央位置。马勒《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小号吹出来，精气神就来了，乐团得了神助，铜管乐如水银般泻下，前半场温吞水般的《“未完成”交响曲》被一扫而光。吹小号的是一位外援Sergey Tyuteykin，生得俊秀，三十出头的模样，穿一身笔挺的衬衫，与伯恩斯坦版里的小号手有得一拼，他的吹奏决定了马勒《第五交响曲》稳固地走向光辉。第二乐章开头一段撕心裂肺的管乐和铜乐，首席圆号郭忠宝给阴险的乐章注入了阳光和温暖，定音鼓发力及时，将连续争斗的弦乐和铜管乐联合起来。马勒《第五交响曲》太有名了，在座的乐迷人人有自己的最佳《第五交响曲》，我听的时候，心底大约会升起伯恩斯坦的马勒、以及杜达梅尓和西蒙·拉特的马勒。重回到眼前的马勒，为这夜，我等了十五年，直到现场的6月28日这一夜才与马勒走得如此之近。指挥家毕契科夫有饱满的细卷头发，挺拔的鹰钩鼻，宽厚的嘴巴，两爿嘴唇厚实，给人稳重可靠的感觉，他的指挥力度很大，很卖力，还在乐章之间掏出手帕擦汗。第四乐章小柔板，几个拨奏极完美，弦乐手们在这个乐章表现不错，让人心里浮现起电影《死于威尼斯》的那一幕。第四乐章开头插入了竖琴，空灵飘渺。乐团拼到第五“回旋曲”，经过与毕契科夫一个多小时的骁战后，乐团停不住了，指挥家指什么，他们给什么。最后一战，全乐团发力，弦乐组、铜管乐、定音鼓、钹等齐齐收于指挥棒之下，倾倒出水银，如月。

　　乐迷的掌声来得太快了点，那么迫不及待，又那么热切。

　　Ⅱ、慕尼黑爱乐的那一晚

　　我在动车D3105上找了间卧铺车厢坐进去，整节车厢里空空荡荡，除了我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这种情形在人满为患的沪甬温动车上着实罕见，因为这是上午七点多的早班车。火车在隧道里奔跑，一个穿暗咖啡色长袖衫的男子闪现在暗淡的窗玻璃上，他苍凉地望着我，眼里流露出疲惫不堪的神情。那人就是我。此刻火车上大多数是去杭州或宁波的商人，他们在餐车里津津有味地吃早饭，旁若无人地打电话。一个胖女孩吃着膨化零食一边低头戳手机，而我陷入了昏昏欲睡中。昨晚的音乐会是我人生的第二十九场，上海的第十九场。早在上半年就有人在微博里宣布慕尼黑爱乐乐团来上海访问的消息，原定洛林·马泽尔指挥，曲目为理查·施特劳斯专场（2014年施特劳斯诞辰150周年），马泽尔不幸于7月13日去世，指挥换成捷杰耶夫，对乐迷来说且喜又悲。2008年开始听切利比达克的布鲁克纳，从那时起我爱上了切利比达克执棒下的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个乐团曾在2007年由指挥蒂勒曼率领到访上海音乐厅，引起轰动。慕尼黑爱乐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演出，国内唯一一座厅团合一的音乐厅于9月6日揭开了帷幕，18日，炙手可热的八〇后指挥家杜达梅尔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到访新厅，“慕爱”组合加施特劳斯当仁不让成为10月份的最热门，曲目为全套施特劳斯：《堂·吉诃德》、《唐·璜》和《蒂尔的恶作剧》，其中大提琴手是王健。

　　马鞍形的上海交响乐团新厅座落在复兴中路1380号，密实的外墙，线条极简，似一支金色的音乐麦芒矗立在蓝天下，召唤着我走向它。音乐厅设计者是两位日本人：丰田泰久、矶崎新，丰田泰久以设计著名的日本三得利音乐厅饮誉天下，矶崎新是日本一名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两位大师珠联璧合，一件堪称完美的建筑作品呈现于复兴中路，如一把未上弦的提琴，与比邻的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琴瑟合奏。

　　三点在售票大厅里取好票，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今晚的音乐会消息，我向指挥大师捷杰耶夫（乐迷昵称其为“姐夫”）的名字投去了一瞥。回到旅馆上微博，上海交响乐团官方微博发消息说，受到全球最强台风“大黄蜂”影响，尚在日本挥棒的捷杰耶夫因航班取消无法按时到达上海，音乐会改由拉脱维亚指挥家安德里斯·波嘉上场执棒。波嘉的成功在于他的几次火速救场，2013年他曾顶替指挥家乔治·普莱特执棒巴黎管弦乐团演出了肖邦《第七交响曲》而名噪天下，著名的《音叉》杂志刊出评语：“请记住安德里斯·波嘉这个名字，他会继续给我们惊喜。”波嘉此前在第1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执棒慕尼黑爱乐乐团，演出曲目与上海的一样，今晚他只不过将“三件式”施特劳斯重演一次，“姐夫”的缺席让我失望不已，因为我是冲着“姐夫”与伟大的“后切利时代”的慕爱组合来上海听音乐会的。

　　这是第三次听王健的大提琴。第一次在上海东艺听BBC交响乐团与王健演出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第二次在杭州大剧院听杭州爱乐乐团与王健合作演出理查·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到了晚上第一场《堂·吉诃德》结束的时候，我则要感谢“大黄蜂”，那时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姐夫”。一支乐队的发声从第一个音开始，慕尼黑爱乐乐团依然保存切利比达克后的伟大传统，女单簧管（一位年龄稍大、在切利时代起就演奏的乐手）第一声初啼犹如神来之笔，从大乐队中央位置上升起来，低低的、涩涩的，带着委婉，却又那般饱满，在上海交响乐团新厅里低回。这一声单簧管很好地检验了音乐厅的音效，我坐在D区2排15号，相当于大剧院三楼位置，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声音传达到位置上非常清晰。小提琴独奏时稍有回音(rebound)，被音乐厅里的六块巨大的反声板吸收进去了。前一个引子，适中的速度，乐队从分到合的过程，王健大提琴solo跟进主题，第一回变奏，大乐队齐奏过猛，掩盖了大提琴，不过很快适应过来，大提琴与第一小提琴有投入的配合演奏。今晚的低音提琴组分布在后左位置，沉着、冷静。法国号是施特劳斯运用最好的一把乐器，它恬静、忧伤，推动情绪，缝合阴与明、冷与暖，在晚上三个作品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变奏九”，极速且狂风暴雨般地，一场极速的战斗，波嘉将慕尼黑爱乐带向极度倾泻，随后快速回收，他那种在无声处滚动的节奏控制着观众情绪。我们听到了许多细节，王健大提琴与中提首席双双拨奏，堂·吉诃德和他的恋人默默含情。施特劳斯终曲以“十分平静地”一改贝多芬式“走向辉煌”，乐队弱音收尾非常漂亮，波嘉善于处理弱音，将观众的呼吸牢牢把握住。

　　《堂·吉诃德》后王健在台上solo了一首巴赫大提琴无伴奏，前两次也是这首，成王健返场招牌曲了。

　　上半场《堂·吉诃德》成功后，下半场波嘉更放开了，宽阔流畅的前奏让人流连忘返，法国号有了更多的表现，长笛、单簧管也投入，这是莫扎特拿手的乐器，经施特劳斯之手后达到了如火纯青，美好之义遍披华林。浪荡子唐·璜之孤独、之情欲，又有几人理解呢？第三部《蒂尔的恶作剧》，加进了几把低音提琴与木管。开始一段单簧管，蒂尔主题模样跃然“音”上，他滑稽、有趣，给人带来欢乐，他有时候也叛逆，反抗权威，恶作剧后嘲弄追逐他的人。大乐队齐奏时波嘉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让人捏把汗，还好慕尼黑爱乐乐团底蕴强大。结尾是一个问题，当所有的力量都发生时，你如何命它停下？波嘉的拿手好戏，以静制动，他在第一场《堂·吉诃德》上露了一手，《蒂尔的恶作剧》里他再次出手，突然停止，音全没了，静止之上的静止，以为都没了，这下该结束了，最轻的弱音丝丝缕缕，渺渺茫茫，游荡在大厅里，突然起来了，死而复生，如狂风暴雨般，大乐队齐奏，极命奔向终点。安德里斯·波嘉只用了一个极微弱的轻，结束了今晚的暴风骤雨！

　　Ⅲ、九月二十二日：瓦格纳时间

　　数字是一种精确的往还。我对数字保持着警惕：它们会泄露出秘密。1869年9月22日，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在慕尼黑皇家宫廷首演，一百四十一年后，2010年9月22日，科隆歌剧院在中国上海上演了《女武神》，这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天，在上海，气温骤降，灰蒙蒙的天空下着小雨，到黄昏雨停了，空气异常清新，广场上的树叶变得细而恬静。我已收起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它是我带入火车上阅读的，在它之前没有一本小说值得带入火车，没有一位小说家像普鲁斯特跌跌撞撞的句子，为了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而存在。《尼伯龙根的指环》共四部，要十七个小时坐在剧场里才能看完，这像读一本普鲁斯特的书籍，在意识流句子下面跌宕起伏着法语的华丽与绚烂，瓦格纳歌剧的名字不止一次在普鲁斯特笔下提起。

　　《女武神》。大幕紧闭，一块巨大的后现代主义的墙面，军营灰草绿颜色，冷而极简，墙面右侧下方有一扇门，门始终关闭着，通向幕后的唯一的门也给堵死了。音乐开启了大幕。这是一个北欧的神话传说，尼伯龙根的侏儒放弃爱情，夺走了统治世界的指环，要么爱情，要么权力，《尼伯龙根的指环》大意如此。舞台上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某个暴风雪的深夜，一支带着狼犬的警察巡逻队在大街上实施抓捕行动，手电筒在空中画出碗口大的光圈，一段粗大的白杨木横卧在舞台上，被一条军毯遮盖住（这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道具，舞台上所有的道具，包括灯光都有其用处，有其象征意味）。舞台的左侧是表演的中心区，时间拉回到千年前，“复调小说”在进行——原始部落的茅草房里，几名身高体壮的军人快步地来来回回，观众起先尚不明白用意，他们是工作人员还是剧中人物？这就是导演罗伯特·卡森带来的神秘感与荒诞。用几十只铁皮箱子在一分钟时间内完成了布局，既吻合年代久远的神话，又符合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的表现：炉子生起，火光曳动，罐子里盛着水，一个女人在织毛衣（穿着宽大的米色军裤），她给暴风雪中的房屋带来了人性与温暖。一个被追杀的年轻男子突然闯入，女人齐格林德惊起，像一只受惊的鹿小心翼翼地问候着陌生人，她端给他一杯水，湿润齐格蒙德的嘴唇，再拿出酒来。两人第一次对视，爆发出爱慕，他们深情地歌唱起来，歌唱他们的相遇，歌唱他们的凝视。她又害怕，担心丈夫洪丁很快从森林里回来，洪丁的形象通过铜管乐闷人的演奏表现出来，插入互相爱慕的两人中，时时提醒着两个迅速卷入甜蜜世界的恋人：齐格林德已是他人妻子，虽然她是因遭不幸而成为洪丁的人。女人总是有办法，她用药酒灌醉丈夫，好让情人与自己诉说衷肠。他述说了自己的身世，并告诉她自己的名字：齐格蒙德。女人款款歌唱：我唤你作齐格蒙德。齐格蒙德像一场爱意温暖了齐格林德冷酷多年的心。齐格林德说，在这茅草屋里只有忧愁，源源不断，像她纺出来的纱。一个名字点燃了一颗心。齐格蒙德与齐格林德是亲兄妹，他们不知道，台下的观众知道，这是戏剧最大的冲突。我们为什么到剧场里来？因为戏满足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兑现的梦。剧场是一个梦境，我们是梦中的梦。猎人洪丁带着人马闯入，气势汹汹的铜管乐打破了弦乐的宁静，他提出与齐格蒙德决斗，但允许后者活过这夜，齐格蒙德得到了宝剑，他喊出了“维——瑟”，兰斯·雷恩，当晚最漂亮的英雄男高音在夜空下荡气回肠，《女武神》第一幕在此达到了高潮，爱情赢得了观众最高的奖赏。

　　主角女武神在第二幕开始时才出现，一位懵懂少女，穿一件紫色及地绣袍，坐在客厅的宽大沙发上读小说。她的父亲沃坦穿着军装，身体挺拔，一丝不苟，俨然一副天神模样。婚姻女神弗利卡扮得像一位党卫军军官的妻子，相貌严酷，头发高高盘起，丝毫没有女性的同情心，两位家长在客厅里仲裁他们的子女（乃沃坦与一位凡间女人所生），亦即一对双胞胎兄妹间的恋爱情史。颇为宽容的沃坦在弗利卡步步紧逼下收起了原先的誓言，要惩罚这对兄妹，以正视听。“世上的一切不幸从何而来？”剧作家瓦格纳问自己，然后他像一位思想家一样答道：来自“旧的契约”。沃坦要维护旧约，他让齐格蒙德的宝剑在出鞘的时候失去魔法、断成两截，让齐格蒙德死在洪丁的手里。男人在世界上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他也有忧愁啊，沃坦述说了他的漂泊，莱茵河里的黄金指环，以及魔咒，他的痛苦是一个最高权力男人与生俱来的痛苦，他最宠爱的女儿布伦希尔德伏在脚边倾听他的故事。女武神温柔的一面表现无遗：她的天真，她的善良，化解了父亲胸中的怒气，我们甚至喜欢上这位胖胖的英国女高音凯瑟琳·福斯特，喜欢上她露在紫袍外面的白皮肤，最重要是她的声音，一整个晚上，她的丰满、忧虑、深情的女高音轻轻松松穿过大剧院的天空。布伦希尔德极不情愿去执行父亲的命令，在亲眼目睹了齐格蒙德以死来保卫齐格林德后，女武神的性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她从一个书房里读小说的女孩转而成为孕中的齐格林德的保护者，成为纯洁的爱的捍卫者。

　　第三幕所有的矛盾冲突集中在布伦希尔德身上，布伦希尔德的性格逐渐丰满，剧作家瓦格纳让这位半神半人的女性负起挽救齐格蒙德与齐格林德的责任，因为爱，她成为全剧最耀眼的星。她来天界寻求八位姊妹的帮助，音乐前奏曲《女武神的骑行》已非常熟悉，连她们的容貌穿戴我都假想了一遍，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最新版中女武神骑着白马从天而降，眼花缭乱的排演让人叹服。科隆歌剧院依然高举现代主义大旗，在一个荒凉的沙场上，死去的士兵们听从女武神的意志复活过来，身上挂着猩红血迹，顺着一架梯子往上爬升到天界哈瓦尔宫。在荒野上上演着本剧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布伦希尔德接受父亲的惩罚，在岩石上沉睡直到有人吻醒她，娶她为妻。此后女武神要从一名神降格为人，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里纺织着，成为朋友嘲笑的对象。她一时无措，她恐慌，她战栗着，艾艾戚戚，她不再是神，而是我们家里年幼的妹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等待家长惩罚，直到她要父亲承诺：在岩石上燃烧起大火，不让怯懦的男人接近她。你看这位刚刚还手持魔杖、准备随时惩罚女儿的天神态度急转直下，他内心柔弱的一面被唤醒：原来我的强大只不过是权力的强大，我的威风凛凛只是虚弱的意志的表现，我是名空心人，因为我没有爱。我们看到一位流着眼泪的天神，一位动情的父亲开始反思他过去的挫败，这是剧作家瓦格纳最成功的一笔，刚性的男人在女人身上弥补回了自己。父女两个相拥而泣的时候，前排位置上一位看戏的外国老太太动情了，她抽泣着，拿手擦拭脸上的泪水，她的抽泣声盖过了乐池里的弦乐声。这时候你成为了一名瓦格纳迷，你就是一位真正的瓦格纳拥护者了。布伦希尔德倒地睡去，在弦乐音的细微处，父亲为她盖上毛毯，不忘拉了拉毛毯边角，点燃火把，向女儿告别，大火映红了剧院的天空。

　　Ⅳ、马勒三人行

　　复活，你将复活

　　我的灰尘，在短暂的安息之后！

　　——古斯塔夫·马勒《复活》

　　每次出门前，都有无望的焦虑。

　　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我等了数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演奏，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来自美国，此公的真实身份是华尔街成功的出版商。他太爱马勒了，业余四处拜师求艺学习指挥马勒，而且只看中马勒《复活》交响曲。他指挥过的乐团数就达到五十多个，其中不乏维也纳爱乐、伦敦交响乐团等名家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的人这样评论卡普兰：“最后的收尾指挥……他将阿尔伯特音乐厅里的大理石地基掀开。”卡普兰不仅指挥马勒，而且身体力行地写过大部头的马勒论文，编撰过《马勒选集》，在上海正式演出前有一个讲座《卡普兰解析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他手头里的《复活》版本是当今最权威的，被人称为马勒《复活》代言人。

　　我不听马勒交响曲有多久了？一个月，或许更长。每次音乐会前我会收起CD，让耳朵葆有清净，差不多将曲子忘了的时候，我坐进音乐厅里，弦乐手沉着有力地拉动弓弦摩擦乐器，从暗色的琴体里蹦出来的音符扑向我，如雷雨扑向羞怯的原野。我有三个版本的马勒《复活》，最早一个是索尔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因为早，所以让我对《复活》的理解定下了基本调子：最后一个乐章激动人心，而当中第四乐章“原光”的次女中音演唱得像一朵带露水的玫瑰，独放在春天。另一个版本是伯恩斯坦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选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堂，演出气氛“复活”味十足，教堂穹顶上随音乐升腾起来的圣父圣子使人感叹，“微光，他将照亮我的路”。第三个版本是捷杰耶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一个奥地利犹太作曲家，一个俄罗斯指挥家，一个英国乐团，他们碰触在一起该掀起多少风暴？出门前我去擦拭书房里的灰尘，从书架到桌子，再到地板，我拿一块抹布站在角落里寻寻觅觅，找寻掉落的灰尘和脏物，我的极爱干净的心理正暗示了离家前的焦虑，只能通过一系列机械的动作强压下它。我看着逐渐变干净的桌子书架地板，心情也慢慢地好起来。因为旅行是一次不可知的过程——或者一次情况不明的等待？在家里听唱片里的马勒作品多么安稳，开机，放入碟片，按键，退碟，换碟，音乐中最美妙的战栗在此结束。明天过去后是寒食，在中国的清明节前夕上演《复活》可谓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方式，清明前我小学里的两位语文老师离世，一位不幸遭受车祸，一位因癌症而亡故，他们在三十年前教了我汉字，他们在同一周去了天堂，天堂里有语文课吗？

　　读者你会问，为什么要去听音乐会？你的问题正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离开家，跑那么远为了一场音乐会？然后我回来，回到家中，一切又恢复平静，回到原先的位置，音乐会打乱的仅仅是我在剧场里的几个小时。我从火车站下来，摆在路上卖的鲜花不断闪进眼来，他们还在清明中，纪念着死去的亲人，复活，西方人美妙的词语在东方似乎派不上用场，一辆小汽车里坐着大人小孩，他们手里捧着花篮去墓地扫墓，“花”是他们使用到的一个词，也是物。我听马勒不仅仅为了纪念马勒逝世一百周年，还是为了从混沌的生活中出来，这跟阅读、跟写作是一样的，使我们不再封闭、昏睡在无奈的生活里。卡普兰指挥马勒的《复活》完全是一个意外，四十五年前的一天晚上，他被人拉去听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排练，当夜无眠，音乐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要在《复活》中永生。“马勒《复活》探寻的就是生与死的意义”，卡普兰喃喃道。一天在大剧院新闻里我无意中发现吉尔伯特·卡普兰的名字，大概在音乐会开演前一个月左右，一次偶然，更是一个契机，我认识了他——我进入上海大剧院观众席，卡普兰在舞台上讲座，按照我欣赏音乐会的习惯，不去听讲座，如读一本书、可不读任何序文就进入阅读。离音乐会开场还有一个小时，一个下午我都在人民广场，我欣赏了博物馆，欣赏了城市规划展览馆、美术馆等现代和古典建筑，我想我该去大剧院了，在大剧院周围闲逛了一圈，傍晚的太阳已将剧院上翘的屋角处理得柔柔顺顺，刚中带柔，当晚的马勒应该与我见到的上海这座城市一模一样。此时的卡普兰是一位说英文的马勒讲解员，舞台两旁屏幕上投放出来的PPT呈现红颜色，象征马勒的激情与挣扎，另一半为马勒黑白剪影，文人出身的卡普兰在讲座里提到了影响作曲家颇深的尼采、弗洛伊德，他还提到了李白、王维激发马勒创作《大地之歌》。他比较了指挥家莱纳德·斯拉特金和西蒙·拉特在处理第一乐章结束句的不同方式，一个慢速一个快速，指出马勒原稿上速度要比schneller“更快”缓慢很多，可见卡普兰对原稿的研究程度。听国内交响乐团演绎马勒尚属首次，上海爱乐乐团在汤沐海的带领下演绎马勒《第一交响曲》有了较好的口碑，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不是任何一支交响乐团都能吃得消的，九十分钟的长度足以让人生畏，哪里有什么精妙可言？所以一开篇我就琢磨，这是马勒吗？上海爱乐乐团演绎的马勒无论在场面上还是细节上都与我印象中的马勒大相径庭，该雷霆万钧的时候没有用上力气，该细腻雕刻的时候弦乐手显得空泛苦涩。指挥家有差错吗？卡普兰人到中年后只会更加成熟。“葬礼”时提琴组的拨擦力气不足，上海爱乐乐团里多年轻乐手，坐在第一排位置上的小提琴组里有四位为女性，第一小提琴也是位女性，身材高挑，秀发披肩，小提琴唱主角的时候人们把眼光落在她的身上，谈不上生动细腻，还算没有被大乐队淹没。马勒交响乐对竖琴很有讲究，《复活》安排了两架竖琴，竖琴手陈妤颖表现上乘，琴声剔透纯净。最后一段管乐与弦乐双双追赶，如两位赛跑选手，齐头并进，可惜了上海爱乐乐团，没能演绎出动人心魄的交响来，还好打击乐手一锤定音，关键时候寂灭了所有的梦想。第一乐章结束，有五分钟休息，剧院屏幕播放了《复活》第二乐章、第五乐章中文版歌词。“啊，红玫瑰……”女高音李倩已在台上坐等了很久，喝了一口水清润下喉咙，我在第七排，看清楚她放在脚边上的一个红色水杯，全曲中只喝了一口水，她与指挥家卡普兰交流了下眼神开唱，她完成了红玫瑰的演唱，没有唱出玫瑰湿润烦躁的尘土，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的男声和女声也没有把《复活》的绝对意义表现出来。卡普兰把心思花在了第五乐章上，作曲家要求“远程乐队”，舞台侧门两次打开，从街上传来应答的声音，这是本晚最出彩的一幕，一个遥远、清晰但坚定的声音，四只世界末日的喇叭，“从相反的方向吹奏”，风从四面八方吹，在审判完人类后马勒没有丧失信心，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一种全能的爱的情感照亮了我们”。

　　大地平息了，荒芜了。

　　【责任编辑 李慧萍】

　　郑亚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