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三）

　　1938年，广济医院的数据显示，有65位病人成为基督徒，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而对10位麻风休养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位休养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宗教，祈求菩萨保佑，恳请上帝拯救。

　　受洗，皈依，都是心灵回归的方式，而在麻风病院，是从解除身体病痛开始的。早年，他们或多或少，都祈求过佛祖与耶稣的帮助，以求得身心的安慰。

　　康复者说：

　　张彩好，女，91岁，生了这个病，爸爸妈妈到处带我去看病，吃了很多药，看不好。没有办法，后来请了菩萨，点蜡烛上香，现在还信菩萨。

　　夏小姝，女，86岁，我是相信上帝的，以前我祈求上帝保佑身体早点好起来，现在我祈求上帝让我健康地活着。

　　吕阿东，女，64岁，我们一家都相信菩萨，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我妈妈带着我到庙里敬了两次香求病好。

　　王艾英，女，72岁，刚刚生病的时候，我妈妈在家拜请祖宗保佑，给祖宗敬香，现在我相信上帝了。

　　何美美，女，40岁，生病后，虽然吃药控制了，没有残疾，但我还是相信菩萨，希望菩萨保佑我早点好起来，我现在还带着一块玉，听说带一块玉能祛除百病。

　　金小萍，女，52岁，生病后，曾经想过去拜菩萨，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用，就不太相信了。我现在相信基督。

　　周笑梅，女，78岁，虽然菩萨不能治好我的麻烦病，但是相信菩萨让我感到痛苦少了很多，相信菩萨。

　　鲍秋桃，女，54岁，刚得病时我曾经求基督保佑，现在不怎么信了，可能因为病好了。

　　翁水泉，男，80岁，哥哥也是麻风，我得了麻风后，人家要把我赶走，当时也想求佛祖保佑，但是买不起香烛，没有钱啊！

　　徐小童，男，61岁，现在村里信基督教的有36人，其中接受过洗礼的30人，因为这里以前是基督教的医院，老病人有信教的传统，新的病人来了自然受到些影响。得病的时候母亲信佛，所以为了我的麻风，也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不过没有什么用处，还是靠药物治麻风。来了这里以后开始信基督，就是希望灵魂得到永生。

　　赖善成，男，86岁，信基督，当时得了麻风，就是想办法去找草药吃。

　　周百龙，男，84岁，1952年8月住院治疗麻风，当时得了麻风病，家里也求佛。附近有个老太婆，家里供了菩萨，要进香祷告。我当时神经痛，就到离家四五里路的老太婆那里去，带点吃饭的面条给她们，她们也不要钞票，就用手在我肘部敲敲。好一点，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两个老太婆吧，我也对菩萨磕头。

　　王全山，男，88岁，得病了，不信佛，但是信基督，每天祷告。

　　董爱华，男，65岁，当时母亲信佛，我得了麻风，就到附近农村信佛的老太太那里，她是巫婆，对着那里的泥菩萨敬香，烧一下，求我的病好。

　　朱定安，男，68岁，1996年得病，到农村一个女人那里去求，她家里有个泥菩萨。我花了20元钱，买了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她叫我到人民医院去看，花了一两万元钱也没有看好。

　　朱吉祥，男，71岁，得麻风的时候没有搞迷信，但是后来有一次问了菩萨。2008年从麻风村回家时，跌了一下，就中风了，在当地人民医院治疗，阿妹就到农村一个巫婆那里，报出我的生日，给巫婆家里的菩萨敬了几根香，我自己是不信这些的。

　　谢老根，男，85岁，我得麻风的时候，母亲去庙里拜过佛。

　　周东生，男77岁，14岁得麻风，没有求佛，是一个走方郎中给我吃中药，现在我信基督，因为有教徒来给我洗被单和整理房间。

　　居伯潜，男，70岁，得病了，偶尔去庙里，因为奶奶信佛，还在和尚庙里吃饭，也磕过头，现在我信基督，因为这样心情平静些。

　　何宪水，男，76岁，得病后，就东走西走，到庙里求菩萨，保佑自己，还带香烛，烧锡箔谢谢菩萨，但是没有用处。现在我信基督，希望解除痛苦，得到永生。我的情况还算好，锯掉的腿也装了假肢，可以到处走走，多亏医生。

　　赖发根，男，80岁，到处找菩萨看病。好多人说，麻风病是病鬼附身了，要请菩萨赶跑鬼魂，这病才会好。吃过很多香灰，每次去上香，妈妈都会包一包香灰回家，让我吃，因为听说香灰能治麻风。也吃过蕲蛇，吃了三条不大的蕲蛇。

　　隔离或是逃离

　　无论是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之前对于麻风病的医学探索时期，还是1873年之后确认麻风病为传染病之后的漫长岁月，人类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从未消减。虽然对这一病状的记录只可追溯至上古时代，但我们或许可以作出大胆猜测，从人类在地球繁衍生息的那一刻开始，此类病菌便已存在于人这一特殊的物种。它早已经是人体的一部分，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以简洁的手法探索细菌、传染病与人类的并存之道。有一个词耐人寻味，也颇为形象，他认为，人与疾病事实上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只是这种病症带给人类的不仅是身体的残缺，还有来自于道德的审判。既然这种疾病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明社会“溃烂”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希望它传播，扩散。并且，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愿意跟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疾病共同存在。

　　隔离。放逐。驱逐。灭绝。这些词汇，果断，有力，仿佛就为了铲除这种疾病而存在。

　　自公元前7世纪起，到上世纪60年代，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为了杜绝传染，曾采用各种方法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

　　在基督教《圣经》中，有记载当时对待麻风病人的条例称，发现疑似麻风病例时，先禁闭七天，待确诊后，立即移居城外乡村隔离。中世纪欧洲不少国家在城堡设置哨卡，不准麻风病人进城。他们也不被允许进入教堂，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在一个专门替麻风病人凿出来的小洞边，聆听福音。

　　而挪威，曾经是世界麻风病研究中心的国家，直到公元1356年，还在乡村设立麻风“部落”，将全国的麻风病人收容隔离。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把麻风病看作“不治之症”，除了隔离和清除，人类束手无策。当时欧洲各国有这样的收容所六百多处，13世纪麻风流行到达顶点时，收容所有近两万处。英国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一旦成了麻风佬，他就永远都是麻风佬。

　　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556年，在河南汲郡西山的寺院，曾设有“疠人坊”，是我国最早的收容麻风病人的机构。这是宗教人士出于慈悲，在寺庙附设的提供给麻风病患者遮风避雨而不至于陈尸荒野的善举。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唐武周时期，设置了专管疠人坊的官吏。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8年，政府正式下令接管由寺院管理的疠人坊、养病坊、悲田院。及至宋、元时代，政府设有“养济院”。据1293年在福建设立的“兴化养济院”记载，该养济院为官府所办，用公家粮仓的米粮来供养麻风病人。到清朝时，类似的机构已经遍及各地，“留养局”“普济院”“养济院”等机构，其中一部分为当地行善好施的士绅所办。

　　无论是欧洲的“麻风佬房屋”，还是我国的“养济院”，主要由教士、修女或僧尼来照管。这些机构在当时，从不引人关注，那些蝼蚁一般苟活的病人，抑或得到过悉心照料，但终因没有药物治疗，大都是被集中起来，集体等死。

　　到了公元1400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还是在挪威，这个产生两代麻风巨人的国家，基督教会在卑尔根市设立圣约尔根麻风医院，这是首次把收容所称作“医院”。而事实上，依然是收容性质的一处机构，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只有仁慈的上帝。这所医院收容了多少病人，安慰了多少破残的心灵，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一天，牧师威勒哈文偶尔来此，看到此处缺医少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悲切落泪，以“生者之墓”为题发表文章，号召社会人士展开救助麻风病人的活动，引起人们的震动和重视。1839年，被称为“麻风病学之父”的丹尼尔逊医师来到这座被牧师称为“活人的坟墓”的医院工作，才使得这所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以防治和科研为主的麻风病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麻风病院。

　　随后不久，年轻的汉森医生来到这家医院工作，他跟丹尼尔逊亦师亦友，在他发现麻风杆菌的这一年，老丹尼尔逊赞赏他的才情，把女儿嫁给了他。汉森的发现，使后来建立的麻风病院，以隔离治疗和预防传染为主要目标。世界各国均效仿这一做法，麻风村陆续遍及世界各地。

　　早在1887年，杭州广济医院便开设了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男麻风病院，为我国最早开设的麻风病院之一。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之前我国的麻风病院，大多数是由外国教会建立。至1948年时，中国已有麻风病院40所，床位2391张，其中38所是外国教会所办。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隔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在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浙江省对麻风防治事业高度重视，多次拨款在全省麻风病流行重点地区兴建皮肤病防治站，建立麻风村。《浙江麻风防治60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1951年，在浙江省武康县上柏区山民乡金车山麓报恩寺建立浙江省麻风病院。

　　1952年，在绍兴县城东罗家庄设麻风病门诊部。1956年，在绍兴县人民医院内设麻风防治站。1958年，在漓渚镇包寿寺建立浙江省绍兴麻风病防治院。

　　随后，浙江省桐乡、余杭、义乌、嘉兴、萧山、温州等县市相继建立麻风病防治站、麻风村。

　　1975年，浙江省成立“浙江省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省麻风病防治工作，各地区相继成立相应的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浙江省在发病多、防治任务重的县市共建麻风防治院（站）24个，麻风村45处，设床位1970张。

　　2000年，随着机构改革和调整，浙江部分住村病人较少的麻风院、麻风村将麻风晚残康复者撤并至浙江武康疗养院。至2010年底，全省尚存麻风院（麻风村）12处，收治麻风病治愈者和现症病人336位，其中浙江武康疗养院收治100例。

　　隔离，疏隔的是身体，也是灵魂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权利。

　　在我采访到的诸多病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将隔离区当作自己病体的福地，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能看到一双“同病相怜”的眼睛。

　　在世界各地，麻风病人首先被描述为地方的小偷、无赖和污染者。在我国，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记录。某个地区，麻风病人聚集在一起，组团到商铺乞讨，如若不予施舍，便坐在你家店门口。谈到这一点时，一个康复者气愤地打断这样的交谈：但凡有一口饭吃，他们也不至于这样！语气里满含的是感同身受的无奈与同情。

　　1942年，在江西省的一个小村子外，住在茅棚里的两个麻风病人收留外面乞讨来的麻风患者。有天晚上，茅棚忽然起火，里面的麻风病人无一例外被烧成灰烬。官府审讯其中一名纵火者时，犯人疑惑自己为何会被抓并且要被处以极刑。按照他的供述：他们在村口的水塘洗澡，偷我院里的鸡，偷我们地里的菜……叫他们到别处安生，他们不肯，曾想驱逐他们，又怕他们撒泼，把病传染给我们……可是，我们这么做也是替地方除害，省得他们传染别人。

　　供述真诚之余，对自己即将被处以极刑表示极大的不服，“难道我的命和麻风病人的命一样贱不成？”

　　赵大爷祖籍湖南，青年时代染病，被迫到村外山坡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在此生活。清贫孤苦的生活使他消瘦，憔悴，家人是早已经不相认了，偶尔他去村里，村人便拿石头砸他。偶尔他听说父亲病重，弥留之际，一直念叨着他的名字，他狂奔着回家看望父亲。进门时，只见一屋子的人，已经在商议如何处理他父亲的后事了，他进了里屋父亲的房间。父子俩默默无语，儿子更是哽咽着，不知是世界亏欠了他，还是他亏欠了世界。即便流干泪水，也不能消除这一身的“罪孽”啊！当他走出父亲的房间时，发现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哥哥默默地坐着发呆。他想跟哥哥商议父亲的后事，哥哥实在忍无可忍，说，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他何尝不知道兄长的苦楚。自从他得了这病，他们全家都成了“传染病人”，家里多少年没有人登门造访了；邻居、村人、远方亲戚，所有的人，都在躲避他们这一家。与其说他一个人被驱逐到了荒野山坡，不如说，他们一家都被驱逐了。这一次，因为父亲即将过世，兄长好说歹说，才请到了帮工……而弟弟这一回家，所有人又都逃了。

　　走吧，你若想要爹爹安生，就不要再回来。兄长说罢出了门，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这屋里，曾经有他悲苦的童年，母亲去得早，他们三兄妹和父亲相依为命，以为日子是往向阳的一面走的，即便饿肚子，也有浓浓的亲情得以充饥……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妹妹早几年就已经不再跟他说话，偶尔在村口碰见，也不会喊他哥哥，陌路人一样，急匆匆地跑开去。

　　他进房间，看到行将就木的父亲，这个生养他的父亲，拉扯他们兄妹三个，多么不容易。自己从未有机会孝顺他，如今，连替他扶棺的资格也没有。甚至，因为他的在场，父亲或许还不能安息。处理一桩亡命的事件，已经让人心有阴霾了，人心如此脆弱，怎能再担负起跟麻风病人共处一室这样的灭顶之灾呢？

　　他对弥留的父亲磕了三个头，咚咚咚，三个响头，前额起了大包，没有人会心疼他，这个世界，只有风刀霜剑。

　　他就那样离开了生养他的亲人，离开故乡，越远越好。他身无分文，一路行乞，昏倒在铁轨上。

　　当有人把他送到位于高海拔的天罩山顶的麻风村时，他感动，感慨，哭泣，流不尽心酸的泪。当他得知有病人想离开麻风村回家时，他总是去劝慰人家，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人家说，我们这样被隔离起来，没有亲人，他却认为，我们是从冷漠的隔离区逃离到此的，这里是避难所。

　　隔离时期，有病人不适应封闭式的生活，受不了孤单，没有亲情，没有友情，跟这个世界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那厚厚的隔离服。他们看不到希望，有的人偷偷从麻风村溜出去，想逃离。有逃离成功的，但很快就会被公社派出的基干民兵送回到山上。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荒山野岭，坠入悬崖，等被找到时，已经气绝身亡。这样的事例，在全国的麻风村多少存在过。而有的病人被家人强制送到麻风村后，任凭医护人员如何劝慰，病友如何开导，最终还是走上了自尽之路。

　　也有的病人治愈出院后，遭遇堪忧，有个老人治愈出院后回家，家人却依然不让他进家门，勉强在家住了半年，又返回到麻风村。还有一个病人治愈出院后，想回到原来的企业上班，被拒绝，他四处找人说情，依然无果。一直到妻子提出跟他离婚，他才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了，拿着一本绿色的离婚证书，他也回到了麻风村。

　　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为什么要隔离：因为麻风病会传染，所以要隔离。而有两件事说明这个病的确会传染：1889年，夏威夷天主教戴勉神父，因照顾麻风病人感染逝世，医学界对麻风的传染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7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宣布，麻风病无药可治，强制隔离病人是目前与麻风病作斗争的唯一手段。

　　我曾一遍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高墙之内，虽有说不尽的磨砺，但当你适应此种艰辛之后，会从开始的痛恨高墙，到熟悉，再到依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消散精神、勇气，以及重新开始的希望。在监狱呆了五十年的犯人斯罗特假释出狱，难以适应的不仅是飞速发展的社会，更因为再无一张熟悉的面孔。除了在房梁上写下“我来过”这一行字，以表示他是自由的身躯之外，能选择的只有自己把自己给绞死。

　　像艾迪那样幸运的人终究是凤毛麟角，他每一天都在为铺垫自由之路努力，即便是看起来用于惩罚他的禁闭，也是他用来磨砺自己的一种方法。他让音乐在心中流淌，在黑暗的密室，他的头顶亮起的是希望的光。那一本厚厚的《圣经》，既在传播福音，也让他在信仰之外找到一处避难所。“你们的身体想要回家，而无名野花却已在头上开花。”

　　在我采访的麻风病治愈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麻风村是他们身心的避难所，他们从亲情中逃离，从友情中逃离，从鞭挞中逃离。这似乎形成一种悖论，被隔离，渴求隔离。人类与麻风病斗争的过程中，演绎的是一场场欲说还休的悲苦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逃离，然而，无处可逃啊。在家时的境况历历在目，但遥遥无期的治疗，一样让人感到绝望，从这里开始逃离，从那里开始逃离，无处藏身。

　　而一旦患了此病，只要是公开的，成年之后，他要成婚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有的病人治愈后，不愿意再留在当地生活、工作，远走他乡，是另外一种逃离。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写道：“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

　　中国麻风协会会长张国成教授被邀赴新德里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国际麻风大会时，作为中方代表作了题为《中国麻风现状与对策》的报告，当那条代表麻风病流行的曲线一路下降时，会场震动了。世界各国都发出追问：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张教授讲解了中国政府在麻风病防治上的大力投入、全民普查、隔离治疗后，鞠了三个躬。“pepoleinthisgrouphavemadegreatcontributiontoChinaleprosycontrolwork”——这个特殊的群体，为中国麻风防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次深度弯腰，除了道歉，还有感谢。他说，中国乃至世界麻风病流行控制和防治，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除了麻风科学家和麻防工作者的付出，还有千千万万病患的付出。他们的病体被动或主动接受隔离治疗，他们用自己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支撑，协助麻风病防治和控制。他们是受累者，也是奉献者。

　　曾经，国际医学界对此类看法存在争议，传教士马雅各博士就持反对意见。他曾担任英国麻风救济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医药顾问，在麻风治疗领域颇有影响。1928年10月，他在岭南大学演讲麻风问题，认为欧洲麻风之所以绝迹，更重要的原因不在隔离，而是人民经济状况的改进。因此，他在谈到铲除中国麻风时毫不犹豫地宣布：“处在二十世纪的时代，隔离是没有用处的，更进一步说，严苛的隔离不仅不能铲除麻风，反而助长它的传布。”

　　马雅各反对强制隔离的理由较为充分：一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医学还很幼稚，没有好的治疗手段，只能采取隔离的方法，为保持社会安定起见，不得不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麻风病人，将其驱逐到荒山孤岛。那时交通不便，而现在交通便利，航路铁路汽车，病人到处可走，使这种隔离方法完全失效。二是强制隔离不合逻辑，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比麻风更容易传染的疾病，如肠热类、肺病，却不进行强制隔离。三是因为强制隔离会使病人要么藏匿起来，要么逃散各处，反而使麻风蔓延开来。

　　马雅各提出的理由中，第三条在中国表现相当突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早日消灭麻风，使用搜捕、关押，甚至抓了枪毙、活埋等极端措施对付病人，结果导致病人不敢出门。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访问汕头麻风院时曾经这样描述：“汕头麻风院设在一小岛上，离城约四英里……院长住宅与麻风院相接连，但划线为界，不许病人越界。他发现街上仅有一个麻风病人，因为病人害怕被警察抓捕，大都逃往乡下寻觅生活。”

　　一位在麻风村工作了四十余年的医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麻风病人在隔离区的挣扎。他观察到，病人住久了自然想家，根据当时的政策及村内的规定，为了隔离起见，病人一般不得请假回家，所以病人逃跑现象时有发生。

　　有的病人手脚很不方便，又怕被村里发现，大多利用晚上逃跑，由于心里紧张，连滚带爬，一不小心便从山上滚到了山下。在寒冷的冬天病人还昏迷不醒地躺在雪地里，此时我们却全然不知，有时待路人发现后才把他们抬回村进行救治。有的病人跑了，我们暂时不能找到，但最终还是把他们追了回来。其中也有顽抗者，即使被追到了也不愿意回来，有的病人还用生命来抵抗，将自己的头颅撞在岩石上而导致死亡。也有逃跑后主动返回麻风村的，还有逃跑后不归，受到严历批评和处罚的。逃跑后持久不归者，麻风村会动员民政、卫生及公安等部门，像抓犯人一样把他们抓回来，处分自然是严重的。

　　隔离，或逃离，已然成为历史。如今，这些从惨烈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治愈者，当他们重新回头看那个时期时，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侥幸，他们是孤独的幸存者。

　　浙江武康疗养院的麻风休养员们，如今都步入老年，让他们倍感交集的似乎不是隔离后的生活，而是隔离之前，那些被歧视、被抛弃的时光。他们似乎更感激这样一种隔离形式的治疗，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关起来治疗，至少不会连累家人了”。大多数受访者都不愿谈起隔离之前的经历，“我不想再回想那些悲伤的事了”。

　　被轻视的生命

　　2013年3月，世界珍稀特货币展在武汉开展，来自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305枚货币齐聚武汉，珍稀奇特、绚丽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世界各地都曾发行过如今已经绝版的货币，其中有的是由一些孤悬海外的大洋岛国发行，有的是由一些殖民地及宗王国的海外省份发行，有的则是一些早已灭亡的“帝国”“王国”发行的，这些货币的发行量一般不大，存世极少，但却点点滴滴记录着世界历史。而少有人知道，麻风病区的货币代表的却是歧视、偏见、隔离和孤独。

　　菲律宾于1913年前后发行的“麻风病隔离区币”就记录着一段特殊历史。中国外交部老干部集邮集币协会顾问、高级经济师穆树复介绍，“上世纪初，麻风病是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多国对此如临大敌，开辟了专门的隔离麻风病区，只准进不准出。菲律宾政府于1913年到1927年间发行了麻风病区币，在距离马尼拉150英里的库伦岛的一个麻风病区使用，该货币只能在这个病区内使用。”

　　我国大部分麻风病区，都曾经特制过代金币或交易券、粮票、布票等。只要与麻风病人相关的交易，都用这些特制的票据代替。曾经在麻风村开过小卖部的麻风休养员回忆，那个时候，用的都是病区的特别货币，偶尔用人民币来买东西，也不直接用手拿，而是用医用镊子夹起来，丢到一个纸盒子里。

　　病区小卖部的钱，不会直接拿到医院外面去使用，而是用一个锅子隔水蒸，半个小时后，用镊子夹出来，在阳光下晒干，才能使用。由此，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收到一张已经失去硬度的、像是从水里捞起来的纸币，也许正是从麻风病院流通出来的。这些纸币，跟麻风病人的命运一样，被特殊处理过了。特殊货币大约持续了三十年，这个时段与超级隔离时期一样漫长，当医生脱下厚厚的防护服之后，这些特殊货币以及被特殊处理过的人民币，成为历史。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麻风病人是“上帝的弃儿”。而这种抛弃更像一种传染病，作为麻风病医生，也常常饱尝偏见与歧视。

　　1983年离休的楼歧光医生，跟我回忆起当年从天津回到杭州时的情景，依然哭笑不得。那时他还是天津医院的医生，因家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独自在杭州，于是要求调回杭州。

　　他捏着介绍信，来到武康报到，才知是在麻风病院工作，心内极度黯然。远远地看到麻风病人，楼医生说“被吓到”了。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并很快调整好心态，全身心投入工作。

　　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比如那一次，楼医生带着女儿从天津回来，同车厢有个乘客，很健谈，两人相谈甚欢。更进一步聊天之后，又知两人都是医生，更添了一份亲切。

　　然而，当那位很健谈的医生，得知楼歧光是麻风病院的医生后，被“吓到了”，拎起皮包，拿起茶杯，迅速离开座位。楼医生深感尴尬，当他回过神来看时，整节车厢就坐着他和女儿。

　　这样的经历在他成为麻风病医生后屡屡发生，那时，医生下乡防治是发现麻风病人的最有效的方法。楼医生挑着铺盖下县下乡下村，在某乡村医院，一桌人吃饭，都是医生，问起楼医生下乡有何贵干。楼医生答来普查麻风病人，迅速地——几乎是眨眼之间，男的女的哗啦一下全没了踪影。楼医生心里难过，但他从不跟家人说这些委屈，“都是革命工作，你不来，他不来，谁来？”

　　话是这么说，楼医生心里还是藏了疙瘩，这个疙瘩一直藏了二十多年，哪怕离休在家，回乡探亲时，他都没有告诉亲戚朋友，自己是麻风病医生。

　　到麻风村不久，楼医师便收到天津同事来信，除了表达对楼医师的惦记，还表示求知心切，希望楼医师能给他们传授杭州的先进经验——楼医师悄悄藏起了信。不回。又来一封。还是不回。再来一封。他索性就不拆了。

　　有一次，楼医师妹妹来武康看哥哥，问起哥哥工作情况，楼医生依然瞒着。回乡探亲，有乡邻来求诊，楼医师细心给他们看病，看的是内科。一看一个准，家乡人叹服楼医师的医术，问他在什么医院工作时，他也只是笑笑不回答。虽然后来大家对麻风病已经不再像早几十年那样恐惧，但他不想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再一次被特殊地对待。被歧视、被轻视了那么多年，他不愿再重温那些时光。

　　年轻医生王景权仰慕孙权大帝，喜欢唐诗宋词。过去二十多年，他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看到麻风病人的情景。那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皮肤病医院院长带他去了麻风村，那是位于黄海边上的一个半岛，三面临水，到附近集市需要当地农民摆渡才能到达对岸。事先，院长便告诉他，那些病人的样子有点不一样……你不要怕，他们样子难看，心很好……你是大学生，他们正需要你。鼓励加激赏，足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充满热情。

　　然而，当他第一眼看到那些病人时，还是让他讶异甚而惊恐，再是深刻的不忍。限于当初的条件，病人直接卧在地上，地上铺草，草上是薄薄的席子，病人眼瞎了，手脚残废了，大溃疡让屋子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气息。王景权呆呆地看着病人，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活着。同室病人见年轻人发了呆，幽幽地说了句，他像狗一样过活，已经十几年了。

　　那样一次特殊的造访，让王景权的内心深受震撼，那就是麻风病人的生活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然而，这样的想法甫一冒头，他便惭愧起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最最珍贵的，即便像狗一样苟活的麻风病人。

　　后来，王医生调回总院参与社会防治，骑行了七八十里乡村道路来到目的地进行随访，问路只说是某某家的亲戚。待病人走近，见是陌生的年轻人，警觉，防备，拒绝。

　　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吗？

　　我是医生。

　　我没有病。

　　上次配给你的药应该吃完了吧，我给你查菌来了。

　　啊？！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告诉别人我得这个病了吗？

　　怎么会，谁都不知道。

　　你不要去我家里，不能让邻居知道。

　　好吧……那……就在这里吧。

　　王医生小心停了自行车，打开药箱，打开瓶瓶罐罐，消毒，取样，涂片。

　　他安慰病人说，我们就在这里采样，不要担心，我不会去你家里，邻居也不会看到的。

　　病人黯然，要是被我们村里人知道，我还怎么活？我还有爹妈，我还没娶媳妇呢……

　　取样结束，王医生准备迅速离开。

　　但接下来这个病人的一句话，让王医生倒退了几步，心生悲凉。

　　你怎么像鬼一样冒出来，有什么好检查的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王医生忙不迭地说，定期随访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也是为了防止病情加重……

　　这次我让你采样，下次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在一座废弃的砖窑厂边上，王医生来不及给病人取样，忽然冒出一个人来，大喝一声：你们两人鬼鬼祟祟在这里做什么？

　　那是1989年，医生和病人都才二十多岁，一下子红了脸。幸好王医生机智，脱口冒出一句，我是他远方亲戚，家里有点事，跟表哥家借点钱——这可真是鬼鬼祟祟的行踪啊。

　　那个年代，饥馑已经过去，而人心朴素。病人见此情景，也赶紧打圆场：可别跟我家爸妈说，我们家也紧张呢，不过，都是亲戚，也没有办法……村邻听两人这么解释，半信半疑离去。

　　医生病人对视片刻，心有余悸。

　　快！

　　快！

　　消毒。切刮，取样，涂片，装瓶。

　　迅速收拾停当。寒冬里，两人都不禁摸摸额头，都快吓出汗来了。

　　没有告别，没有感谢，连再回头看一眼，都觉得是羞辱。看着病人消失在篱笆后。王医生才觉得自己的头晕得厉害，一早从医院出来，七八十里路，已是午饭时间，可是，没有人会留他吃饭。饥饿让他跨不上自行车，但是他必须继续赶路，他必须迅速离这个病人远一点，以免别人察觉他到过这里的一切动静和迹象，给这个病人带来危险。路过一户人家院子，飘出饭香——那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香啊。王医生从围墙缝隙看到，一张小凳子上，放着一碗白米饭，一碗青菜，金黄色的菜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多么的美味啊，他真想能吃上这样一碗白米饭。可是，怎么好意思开口要饭吃呢？咽下口水，他忍住饥饿导致的晕厥，继续上路。经过一片芦苇荡，狭窄的路，茂盛的芦苇，虚脱的他终于撑不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滚进路旁深深的水沟里面——要不是从事着不可告人的特工一样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他至于要过这样的日子么？高高的芦苇荡中，他落了个泥水满身，王医生眼泪不禁慢慢地流了出来。

　　1980年，我国的《婚姻法》曾有约束麻风病患者结婚的相关条款，由此，在麻风村，男女独处不可以，恋爱是要受处罚的。

　　有时候，约四五个病友一起出去逛马路，回来风险会比较小。如果是男女单独出去逛一下马路，回来，大家便已经等在礼堂门口，等待这对男女的，是面对大家深刻检讨。有的人愿意检讨，有的人面子上过不去，又绝望，他们等不到《婚姻法》的修改。有时，他们出去聊天，也许只是互相鼓励，只是需要有个人听听自己孤独的心声。然而，不被允许。待他们悄悄回到村里，早已有病友等在门口，告诉他们准备作检讨——尊严堪比生命。因为某种约定俗成，作了检讨，便是默认男女关系，而在麻风村，所有的男女关系，都是不正当关系。还来不及从互相安慰的温情中回过神来，劈面撞上的是那些忠于法律条款的、本该同病相怜的人的鄙夷眼神，像极了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剥去你的衣衫，削弱你的勇气。

　　有个男病友，因不愿去作检讨，冲出门外，狂奔至铁路，撞了火车。家属来料理，都不好意思跟村里理论——谈恋爱变成了犯法行为。

　　恋爱的人总是被不曾恋爱的人盯梢，听窗，跟踪。不是他们心存恶念，而是他们不忍同类被惩罚。

　　医患之间也有恋爱，有个医生爱上了女病人，那已经是治愈之后了，他们的恋爱自然，合理。然而，很快的，便有人找这两位“逾越规则”的男女谈心，批评，然后，让女病人出院——这是唯一的能够阻隔他们的办法。

　　有一对恋人，无处可去，约在了房间，等约定俗成的时间过去后，便有人来敲门，要开会检讨。男的说，我是党员，我有错，我有错，我离开麻风村就是了。

　　有休养员回忆说，以前很封建的，比旧社会还封建。每一对恋人都吃过批评，都非常羡慕方泉水，认为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方泉水和周珍香有优势，他们是老乡，不说话，写字条，不独处。后来结婚之后，方泉水跟病友感叹，我们不像是谈恋爱，就是在做地下工作。因为那时，的确有地下工作者的后代患病住院的。方泉水总结经验，要像陌生人一样，用字条代替说话——有的不会写字，就吃亏很多。

　　2006年，江澄教授做过一个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麻风病人在婚率为56.9%，低于正常人的68.2%；平均结婚年龄推延3岁；患病后未婚相对危险性为正常人的18倍，特异危险性增加53.1%；离婚率高达18.3%，离婚的相对危险性为正常人的5.7倍，特异危险性增加83.8%。

　　另外，麻风病对教育的影响甚重，麻风病人文盲率为51.1%，明显高于正常人群的19.3%。

　　因为偏见，导致歧视，而歧视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由此，麻风病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病人，而是罪恶的象征，任何一个有健康体魄的人，都有权处置麻风病人。美国医生约瑟夫·洛克在他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详细记叙了他目击活埋麻风患者的故事。

　　患者是一个男性，患麻风病很重，他的亲戚决定把他活埋。他们把他送到一个多草的小山上，伴送的人不但有他的亲戚，还有许多同村邻里，因为在这样一种场合，总是一个宴饮的机会。事先宰杀一头公牛，剥掉皮，把这张湿牛皮牛毛向下，铺在多草的小山顶上，让麻风病患者坐在牛皮的中央，给他饱餐牛肉，并给他喝大量的谷物酿制的烈性酒，使他致醉。亲戚和朋友们都饱餐牛肉并喝大量的酒。

　　人们在距麻风病人所坐的牛皮不远的地方挖好一个大的圆坑，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人们准备一个大木桶，放在圆坑附近。然后，亲戚们围着牛皮和病人坐下，开始表述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经到了，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祖先的这块土地。他们一面痛哭，一面呼号，并大口地饮强烈的酒以麻痹他们的感情。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也不得不参与这肆意的饮酒，让他饱餐痛饮事实上就是给予他安慰。饮宴结束后，把最后一杯溶了鸦片的酒递给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他的最后时辰已经到了。

　　当他吞饮下这杯毒酒后，亲戚们马上跑到牛皮的四个角，断气以前，他被扎起缝在牛皮内。有一点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即病人在牛皮捆扎好之前不能死掉。然后人们很快地把他抬起来再放入木桶里面，又把木桶放进地上预先挖好的坑中。七手八脚，人人动手，因为他必须在牛皮里气绝之前被活埋掉。木桶很快盖上，上面除了倒扣一口煮饭锅以外，都用泥土把坑填满，继而村里的“毕摩”（巫师）诵念传世手写本上的一段经文，题目为“呶奴迪呶奴勃呶奴古雨”（Nunu ndu nunv p’nunv ngv yi），其意为“关闭麻风魔鬼（或邪神）的道路”。这个魔鬼的名叫呶奴，于是念咒召请刺沙（Ra-sa）神，他是唯一能够震慑呶奴即麻风鬼的神，当埋麻风病人的时候请他关闭魔鬼的路。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患者在牛皮扎好以前或安葬以前就已经断气的话，那么魔鬼就会逃回村里，使他的亲戚又患麻风病，因此有把麻风病人活埋的习惯。当埋葬完毕，所有人就各自回家了。

　　而儿童病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轻视更甚于成年人，他们弱小，像一株刚冒出新芽的小草，在麻风鬼魅之气的侵袭下，命若蜉蝣。在我国西南某省的一个乡村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患上了麻风病，被当地的人们当作了瘟神。其亲生父亲将其带到山上游玩，到了山顶，面临悬崖峭壁，这位父亲咬咬牙趁儿子不备将其推下了悬崖。同样也是在西南某省的一个乡村，一名八岁女孩患上了麻风病。当地人为了大家的安全，在远离人烟的山窝里搭建了一座茅屋，命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独自居住在里面。虽然比被推下悬崖幸运，但其最终必然被活活饿死，或是被野兽活活咬死。这个小女孩的母亲绝望之极，亲手点燃茅屋，然后走进茅屋，与可怜的女儿同归于尽。

　　万幸的是，那个被推下悬崖的小男孩，刮刮绊绊，居然没有摔死。更加幸运的是，这个小男孩遇到了麻风病医疗队。经过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他甩掉了麻风病的纠缠，完全恢复了健康。

　　中国麻风中心严良斌教授曾做过一项有关儿童病患的研究调查，于2015年3月发表在英国《麻风评论》上，该研究中有一份较为详尽的数据：

　　2005-2009年中国总共发现麻风7680例，其中15岁以下儿童麻风191例，占新病人的比例为2.487%。其中浙江有3例，同期发现112例，占浙江病人发现数2.679%。

　　165例儿童麻风中，96名男孩，69名女孩，80%的儿童麻风家庭有麻风病人所以感染。5%接触了家庭外的麻风所以感染，15%不知道是否与麻风病人有过接触。165人中，有145例儿童麻风实施秘密治疗，占87%。治疗期间有3例儿童死亡，一例死于氨苯砜过敏，一例死于自杀，一例死于严重肺炎。治疗中有4名孩子产生了新的残疾，占13.3%（22/165）。

　　这165例儿童中有109名还处于15岁以下上学期间，只有69%（75例）还在上学，有8%（9例）休学，有8个孩子离家外出找工作，有7个小孩还呆在家里。

　　165例儿童中，31%认为麻风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负面影响。有2名孩子由于人们对麻风的歧视而对社会有仇视心理。

　　休养员赖发根，现年80岁，老人对我讲述他的患病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他依然心有余悸。因为患病，他不被允许去村里的溪沟洗澡，全家人的衣服没处洗濯，只能在家挖个坑，接了雨水作为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水源。偶有孩子路过他家门口，马上有大人慌忙跟上，抓住孩子便走，呵斥孩子：不要到他们家门口去玩，他们有病！

　　邻村有个人患麻风病，村里人商量着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添置了锦缎被子，一身寿衣，把病人放到棺材，打上铁钉。只听得棺材里传来挣扎呼救，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破棺救出她来——“她爸爸妈妈也不想救她，她的脚烂得不成样子，家里很臭，他们早已经厌烦了这个患病二十多年的女儿。”

　　赖发根没有亲眼见到女子被活埋，但他终日担心那一天也会到来。由此，在村里活着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在等待死亡，却又在抗拒那一刻降临。

　　赖发根回忆道，那时，父母总是哀声叹气，因为儿子患病，他们在村里做任何事，都低人一等。姐姐对赖发根还不错，愿意跟他说话，哥哥就没那么自然，他不跟赖发根一桌吃饭，不跟他说话，见到他，就像见到陌生人——“哥哥很害怕，也有点怨恨我，因为我是个麻风病人，以后他就娶不到老婆了。我是理解哥哥的。”

　　命运总是如此吊诡，台风作为浙江三门县最主要的气象灾害，给三门县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却有那样一户人家，因为台风侵袭改变了悲惨的命运。曹苏芳父亲早已亡故，一家五口，却有三个残疾，瘦弱不堪的躯体让村民远远地躲避他们。虽然村里人不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但没人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也不允许他们参加劳动。把他们赶到了山里，只给极少的赖以活命的口粮，这家人在山里，自生自灭。直到1988年，三门遭遇台风，台风把他们家破旧的屋子掀翻了，只得到海滩搭了个棚。这一年，曹苏芳31岁，浙江皮研所武康疗养院医生许亚平，到三门县普查麻风，发现曹家六口，除了年迈的母亲，兄弟姐妹五个，三个患了麻风。许医生把这三姐弟带到了麻风村，他们才得以获救。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消除对麻风病及其康复者的歧视和偏见的“全球倡议书2011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倡议书称：“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但对麻风病的歧视依然存在。这种歧视可以通过教育和提高认识予以消除。通过教育，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将会被赋予力量，冲破外界强加在他们发展道路上的社会和经济壁垒。我们呼吁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康复者及其亲属的歧视。我们捍卫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的尊严，他们应该和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享有平等的机会，行使应有的权利。”

　　叶千华在《千华随笔》中，对“偏见”一词，有较为深入的剖析：“偏见是人们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所萌动的臆断情由，它携带着主观意识情感看问题，论人就事。常常是因人而异，浮于现象，总立足于自以为是的角度，或深或浅，依凭自我见解和见识的情感，发表‘以偏盖全’的论说和观点。偏见的圈子既狭小又自私，人也多爱在此打转。只要是生活中的人，谁都逃脱不了曾经有或现在有或未来有偏见。偏见，人皆有之，世界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爱憎情感和褒贬态度。人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范围内为自己缩小和减少偏见。正如人们所希望和应该努力做到的，以防范偏见带来的危害。”

　　有时，偏见来自知识分子，他们更具传播的力量。“超级隔离”时期，医生护士全副武装，进入病房，就像进入了毒气室。病人面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医务工作者，油然而生自卑情绪，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毒，空气有毒，继而默认为自己是有罪之人。

　　有个退休老医生回忆，早年，他看了大量关于麻风病方面的文献，了解到麻风病事实上并非属于易传染的传染病。虽有神父、护士因常年照顾麻风病人而被传染，但他始终相信自己有强健的抵抗力。出于对病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脱去防护服的医生。然而，这并非易事，他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每次穿得严严实实进去，我都觉得愧对他们，他们真没有那么恐怖。他们的自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面对的群体对他们的轻视。他们受尽了社会人士的轻慢，总以为医生能够理解他们，因为在他们眼里，医生是无所不能的。而事实上，医务工作者表现出来的，却是比他们进入麻风医院前更加强大的歧视，他们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病人的绝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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