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五）

　　二七大罢工失败，父亲不能留在济南，他到了青岛，然而青岛局势一样狼烟四起。那几天，阑尾炎发作，他疼痛难耐，几度昏厥，但都挺过去了。他放弃在青岛治疗的机会，听从组织安排去成都从事地下工作，就在去往成都的路途中，父亲被特务暗算，从伪装好的轿子上摔下台阶，阑尾炎穿孔，牺牲在陌生的山路上。

　　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带着高鲁回到山东农村，没过多久，日本人入侵，在徐州烧杀抢掠。青岛的干爹不放心这对母子，把他们从乡村接到青岛，这一住，就是十多年。高鲁在青岛完成初中高中学业，进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干爹介绍他去了杭州。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高鲁一到杭州，便进入广济医院工作。不久，解放定海战役打响，高鲁跟随浙江军医卫生部组织的“疟疾防治组”到舟山前线各岛，展开防疫工作，跋山涉水，深入连队，为前线指战员治疗疾病。战争结束后，高鲁医生收到许多战士给他写来的感谢信，有战士写道：“你有耐心负责的艰苦工作精神与俭朴的生活作风，热情地替我们战士健康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值得我们学习的。”

　　1950年9月的某一天，《杭州日报》“劳动模范介绍”专版刊发了介绍高鲁医生的文章《献身研究麻风病的医生（记广济医院医务模范高鲁）》，文章写道：“1948年，高鲁毕业于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三个月，因感到学习计划少，南来浙江医学院借读……”报纸同时刊登一篇高鲁写的文章，题目是《我愿意到病人需要的地方去做医生》。

　　到病人需要我的地方去——高鲁医生曾经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这是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铮铮誓言。

　　在广济期间，高鲁跟随英国医生马雅各学习麻风医治技术，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杭州广济医院。高鲁原本可以留在杭州，他是马雅各医生的得意门生，马雅各医生也喜欢这个爱钻研，心地善良的年轻人。然而，高鲁却放弃了西子湖畔美丽的别墅、优雅的生活，拖家带口，来到山坳。

　　但凡见过高鲁医生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无不赞叹，说他平时不多说话，但是总给人以温和的感觉。采访时，我在高鲁医生的家里，看到他的一些照片，儒雅，平和，有着学者风范。

　　1968年某个夏天，天气出奇的凉爽。这天晚上，高鲁妻子徐祥云躺在床上，被肺结核折磨的她，消瘦，虚弱。妹妹瑞云从徐州赶来，看望姐姐，只是，因为姐姐患的是传染病，两人只能隔着蚊帐说话。高鲁刚刚出去了，他要去病区。昨天晚上，护士在发药时，误发了远远超过医嘱的剂量，病人要是按此剂量服用，可是要致命的。幸好被高鲁发现，及时采取措施，才没有酿成大错。整个白天，高鲁都在关注这个病人——这是一个秘密，只有高鲁跟那位失魂落魄的护士知道。高鲁的脑海一直回想起护士煞白的脸，她身体哆嗦着，满眼求助。

　　“高医生，我……我……不是故意的。”护士急得哭起来。

　　早些时候，护士的丈夫因故入狱，留下护士和一个幼小的孩子。高鲁医生知道护士心神不宁。可是，家里发生再大的事，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视作儿戏啊！高鲁本想严肃地批评护士，转念之间，他却改变了态度。的确，谁家没有个大事呢？这护士年轻，孩子尚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影响到孩子一辈子。

　　“以后要多加小心，医和药，这两个字，人命关天。”高鲁轻声告诫护士。

　　高鲁在病区跟麻风病人拉家常的时候，姐妹俩依然隔着蚊帐说话。徐祥云有一百个担忧，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可她心不安。她担心丈夫高鲁的身体，虽然那次高鲁跟她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把麻风病菌注射到自己身体里去了，可是，她怎么放心得下。

　　妹妹徐瑞云一听，顿时傻了眼，什么，姐夫把麻风病菌注射到自己的手臂上，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高鲁疲惫地回到家，妹妹瑞云赶紧把姐夫拉到外间。瑞云是个老师，十岁那年父亲过世后，一直跟姐姐一起，上学，工作。姐姐结婚后，她还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她把姐夫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长辈，有时像兄长，有时又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姐夫，你怎么干这种傻事！麻风病多么可怕，你明明知道那是传染病，怎么可以把病菌注射到自己身上呢？瑞云嗔怪姐夫。

　　姐夫叹息一声：是你姐姐告诉你的吧，别担心，我没事。

　　怎么会没事？那可是病菌啊！姐夫，你们去病房都得全副武装，层层保护，可见那病菌杀伤力有多大。人家避开都来不及，您怎么还敢把病菌往自己身上种呢？

　　高鲁明白家人的担忧，他不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危险。几千年来，麻风这种疾病残害了多少人的肌体，毁坏了多少家庭的幸福。正因此，国内外多少专家，都在试验，希望能培育出一种疫苗……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当我从徐瑞云女士处听到高鲁医生的这些举动时，依然被他的医德所感动。罹患肺结核的姐姐徐祥云过世之后，28岁那年也丧夫的妹妹徐瑞云，走进了姐夫高鲁的生活，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照料高鲁医生的日常起居。

　　徐瑞云女士79岁，从一名小学老师一直做到校长，直至退休。无疑，她也是事业型的女子，但却不乏女性的柔软。我们坐在临窗的房间，阳光照下来，我跟她，两个不同年代出生的女人，坐在南京一间简易的寓所里，缅怀一位医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医生已经作为一种精神存在。

　　徐瑞云女士还跟我分享了一个秘密，有一年，有个陈先生，是高鲁的同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多病，生活实在困难，高鲁总是接济陈先生一家。这个月借给他们二十元，下个月月初陈先生便来还给高鲁。待到月末，陈先生又会敲响高鲁家的门，声音轻轻的，满含着犹豫。而每当这个时候，她跟高鲁总是拉开抽屉，从书本底下拿出压得整整齐齐的几张钞票——他们知道，陈先生又来借钱了。那个时候，高鲁家过得清贫，但是，他们知道，还有比自己家更清贫的陈先生。后来，陈先生调离武康，要搬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安顿生活，可他几乎身无分文。高鲁医生找到陈先生，又偷偷塞给他七块钱……陈先生惊喜羞愧，他连上次借的三十块钱还没还给高医生呢。

　　过去很多年，陈先生举家移居新西兰，临走前，他们辗转回到武康，试图把那三十块钱还回去。可是，当他们坐下来跟高鲁说话时，忽然改变了主意。的确，这已经不是三十块钱的事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情分，这个情分是不能以归还三十块钱来割断的。又过了几年，高鲁家便收到来自新西兰的礼物，有时是一盒新西兰小点心，有时是一盒滋补品……每当这时，高鲁总是轻轻地跟妻子说，这个陈医生，心怎么那么好。

　　在我陆续的采访中，听到关于老一辈医护人员的记忆，高鲁的名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有个病人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在武康住院期间，受到高鲁的细心照料，他病愈出院后，送来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字“恩若慈父”，在那个红色的十字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高鲁退休后，还常常接到康复者的电话，叙谈当年如何一起与麻风抗争，拉拉家常，高鲁总是要对方多注意休息，保持乐观。

　　2008年10月，高鲁女儿高锦伦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山东，对方在电话里跟往常一样，大着嗓门说话。

　　“高医生，高医生，我是赵宝福，您老人家好吧！过节了，问候您啦。”

　　要在往常，高鲁医生总会用他惯常的温和的声音问，老赵啊，你都好吧！这年年打电话来，听到你声音洪亮，我就放心了。

　　可是，这一次，赵宝福听到的不是熟悉的高鲁医生的声音，而是一个女子的抽泣声。

　　“我爸已经过世了……”

　　那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我担心自己的文字会像一份罗列材料，缺乏应有的人的生动性。有一次，我在跟一位麻风休养员聊天时，他突然说，我很想念高鲁医生，我跟他说话不多，可是，我把他当作我为人处世的一个精神领袖，他是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医生。记者同志，你看我现在行动不便，也不能去他坟前上一炷香，您要是有机会去拜望他，替我问候他。你知道，我多少次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一想到高鲁医生，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耻的。当年，他为了医治我的麻风病，费了多少心思……我要替他多看看这个世界。

　　我坐在休养员面前。他四肢残缺，经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禅定之人。看着窗外掉落进来的阳光，心底的温暖油然而生——要有怎样的感召力，才能让一个人在离开人世那么多年后，依然葆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让这些已趋暮年的休养员支撑着一路往前呢？

　　在一份1973年开具的“浙江省麻风病人登记表”上，记录了一个名叫路正华的年轻人罹患麻风病以及发现治疗的过程。登记表显示：1970年10月始，右足皮肤麻木，渐扩大，可见右足垂并小趾溃疡……1971年，右足水泡，麻木扩大至下肢……1973年，去浙江武康疗养院，确诊后即收住入院。

　　登记表下方显示：记录者：高鲁，复核者：高鲁。

　　另一份关于同一病患的“麻风病患者知觉检查单”上，详细记录了该患者的皮肤知觉，在这份画有部分人体的检查单上，医生用笔划出皮肤知觉的表示符号，菱形表示失痛觉，斜线条表示触觉，细密的正方形表示失冷热觉。

　　检查单右下方，检查医生签名：高鲁。

　　那是我第一次在与病人相关联的医疗文书上看到这个名字，之前，高鲁医生是作为一个传奇存在的。

　　在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医教科王江南科长保存的资料里，有一排柜子，专门陈列了高鲁医生的资料。王科长介绍，高鲁过世后，家属把高鲁留下的大量文献资料捐献给了医院。高鲁在世时，他也捐赠过一部分，他希望这些资料能为后人提供有益的参考，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为麻风病人带去福音。

　　在这些资料里，有一幅画特别引人注目。一只老虎匍匐在悬崖，白云萦绕，青松挺立。这幅画是一个休养员送给高鲁医生的，病人叫储健群，晚期麻风把他的四肢摧毁，一双手伸出来，一个手指也没有，只有光秃秃的两个萎缩的手掌。下肢溃疡严重，截肢后只能依靠轮椅行走。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感动于高鲁医生的大医精诚，硬是用牙齿咬着画笔，艰难地画出了他心中的老虎。青松和白云，与气节有关，与精神有关。当他完成这一幅也许是世上最特殊的画作后，他哭了，还说：“高医生，我是个不幸的人，可是，遇见你……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病人。”

　　浙江省皮肤病研究档案室，完整地保存着一面锦旗，黄色的丝绸做底，上面绣着红色的字：以为群众服务的精神而当选劳动模范英雄。落款是广济分院支工会全体大会。这是高鲁医生当选为劳模代表的锦旗。

　　整理资料时，看到一封马海德博士给高鲁的回复信件：

　　从信中知道你已经参加麻风专业工作31年之久，时间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你对麻风防治事业的贡献是大的，希望今后为麻防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来。

　　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我认为都很好，目前我国麻防工作确实有改进创新的必要，不是建立麻风村强制收容病人的时候了，而是如何利用有效的抗麻药物进行综合性的现场治疗，以期收到疗效又高又经济的办法。

　　我也希望在1981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麻风防治会议，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麻风工作也有同样的要求，看来召开这样的一次会议实有必要。

　　的确，一位从事麻防工作31年的医生，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要有怎样的悲悯之心，要有怎样的执著，才愿意在荆棘丛生的麻防道路上一路往前呢？

　　在我的陆续走访中，无论是在上柏麻风村工作过的与高鲁医生共事的第一代麻防人，还是第二代，乃至现在的年轻一代，都从高鲁身上，看到了医者的仁心、医者的良善、医者的敬业。有个年轻的护士告诉我，每当觉得自己的工作辛苦时，便想到高鲁医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时时在感召着我们”。

　　“愿意到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做医生。”高鲁医生一生都在践行这一朴素的誓言。

　　在此安睡

　　也许，高鲁这一生，必将要成为救死扶伤的医者，必将跟英国医生马雅各有一段跨国师友情谊。他学医，钻研医术，沉稳，仁厚。不知是否上天有意考验，当他从青岛奔赴杭州成为一名医生时，接触的却是麻风病患者，遇到的是国际著名麻风专家马雅各博士。

　　在《浙医二院百年大事记》上，详细记录了广济医院的变迁史：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广济，广行济世，广慈博爱。

　　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里侧。

　　1926年，梅藤更退休回国，谭信接任梅藤更任广济医院院长。1927年，广济医院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次年7月，广济医院奉国民政府命令发还英国人，谭信院长辞职，由苏达立任院长。

　　战乱使广济饱受创伤。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苏达立不愿为其服务，日军刺刀抵背押他做手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达立被送往战俘集中营，日本人抢占医院，病人四散逃难，只剩下18名肢体残疾病人无家可归，在医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1949年，时任广济医院院长的苏达立邀请马雅各到杭州工作，距离梅藤更离杭已经23年。

　　和梅藤更一样，马雅各医生也是英国人。其父马雅各布医生是苏格兰人，出生于1836年3月18日，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其后又在柏林及巴黎的医学院深造，后进入伯明翰总医院服务，是该院卓越的医生。

　　1862年底，马雅各布辞去伯明翰医院医生的职位，向英国长老教会海外宣教委员会提出申请，欲成为派往台湾的海外医疗宣教士。当时他只有27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代，因他的爱心侍奉而得众会友敬爱。

　　1863年夏，英国长老教会大会，听其海外宣教会主席哈密尔敦的报告云：“在伯明翰总医院服务的马雅各布医生，业己接受担任派往中国宣教士之一员”。1863年8月，年轻的马雅各布医生辞别了未婚妻及亲人，由杜嘉德牧师陪同，辗转周折，于1865年5月，前往台南府城。马雅各布是一位热心爱主的青年医生，秉持单纯善良的心，要将基督的福音传给当时他认为黑暗、蛮荒、迷失的异邦。1870年是马雅各布医生任期最后的一年，虽然回到台南府城只有一年，但他所播福音的种子己广布南台湾。有许多患者得到他医治后到处宣扬，于是远近驰名，求医者越来越多，并将在医馆所听到的福音，带回乡里传扬，成为日后设立教会的种子。

　　直到1871年11月回国。1921年3月6日，86岁的马雅各布安息。

　　马雅各布的小儿子马雅各继承父业，来到台湾，在新楼医院工作。

　　年轻的马雅各是位专长于麻风病的名医，他遵从父亲教诲，践行医学传教，行医济世。1901年马雅各来到中国，曾在台湾、厦门、上海、成都、汉口等地教会医院服务，从那时起，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此后，马雅各用了大半生时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特别热衷麻风病人的诊疗与救济工作。他的足迹遍布滇黔桂蜀、粤闽赣皖与湘鄂江浙，无论大小城市还是僻壤乡村，马雅各都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实地考察研究，掌握了大量麻风临床资料，并在国际麻风杂志上发表《中国华东麻风分类》等学术论文。他用流行病调查的方式，撰写了《中国人的疾病》一书，1936年又出版了《中国麻风病医学》等专著。194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董事会在武康县上柏鸿渐岭开办农场，这是一个专门由麻风病人自力更生的农场。早期麻风病患者，经过治疗，已经排除了传染的可能，能从事简单的轻体力劳动，不仅有助于身体的强健，更有助于心灵的调养。

　　休养员回忆，英国医生马雅各医术好，心地良善，从不嫌弃麻风病人。他性情温和，治学严谨，工作时，除了跟患者轻声交流之外，总是在思考，不多言语。

　　1950年1月3日，山东医专学子高鲁来到西子湖畔，在广济医院实习，从此一直跟随在马雅各身边，做他的学生和助手。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有一个共通之处，沉稳，温和，谦逊。他们一起探讨医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寻找医治身心的良方。作为助理，高鲁有时在他带来的打字机上替马雅各打文稿，有时也当翻译。“英国老头比较严谨，送给高鲁一张相片，还说，就送1950年新照的吧，以前他还不认识小高，也没必要让他认识从前的老马。”

　　广济医院开设麻风病门诊后，陆续有患者前来看病接受治疗。通常，马雅各在上午10点整时查看病房，并亲自为患者作检查，态度认真一丝不苟。

　　接过父亲衣钵的马雅各医生，对于病患的临床表现从不猜测，所有的数据都是他亲力亲为所得。而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障碍，因为不是每一个接受调查的病患，都愿意把真实情况如实相告。

　　他曾经对广济医院的病人做过一个比较全面的问卷调查，然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常常很困难去得到一些关于病人过去如何感染的全部历史，因为此病的最早发现往往发生在受到感染后的若干年后，可是他们大多是怎样受到传染的呢？”问卷结束后，马雅各又对其中一项“家中有其他麻风病人者”重新做了一次调查，他对这个20%的比例深存疑惑。

　　于是，他对病患重新调查，逐个询问，从家庭成员到亲戚，理清楚病患的家族史。当有一次，他问到病人家中其他人是否有麻风病人时，有个病人回答非常坚决：“没有！我家没有！”马雅各似乎看出了病人藏在心底的虚弱。隔一天，这位病人在晒太阳，马雅各在赞美一番明媚的阳光之后，又轻声问起那病人及家人情况。那病人态度比前一次更加坚决：“没有没有没有！”

　　马雅各说，哦，那是最好不过了，你知道，要是家人也患了此病而不来就诊，那他们的境况该多么糟糕。

　　过了几天，马雅各医生忙了一个上午，在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时，那个病人在走廊尽头等着马雅各。

　　“马医生……”病人犹豫。

　　“哪里不舒服？哦，瞧瞧，阳光还是这么好，走，去外面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马雅各用他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跟病人打招呼。

　　“可是马医生……晒太阳不够……能不能让我哥哥跟我同住，我们在家时也睡一个床。”病人渴盼地看着马雅各。

　　马雅各停下脚步，“是你哥哥吗？你早一点发现，还是他？”

　　“是我哥哥，可是他不愿来，这次，他的腿……家里人受不了那气味。”病人终于道出了实情。

　　马雅各深知床位紧张，不可能再为他哥哥安排了，但他又不忍心回绝这个瘦弱的男人。

　　“好吧……”马雅各叹出一口气。

　　高鲁医生在马雅各的细心指导下工作，两个人不同国籍却为同一个群体服务，他们是师友，也像父子。高鲁医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1年，马雅各医师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麻风会议，与来自杭州广济医院的苏达立初次相见，两人对麻风这个群体的共同关注，使他们成了好友。他与院长苏达立医生约定，以后要来广济医院工作。他信守诺言，偕夫人来杭定居，任广济医院医务主任。并与麻风救济会米勒医师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地得到该组织的经济救济，及药品等援助，使医院业务迅速有了新的发展。”

　　1949年3月1日，马雅各医生开始医院工作，为了总结经验，他对经治的病人亲自书写病历，每月检查一次……定期检测麻风杆菌的变化，他是我国最先倡用砜类药物的临床医师。

　　马雅各每个月都要来上柏麻风农场巡视病人，了解病情，除处理医嘱之外，还会跟他们说说生活上的事。高鲁总是前后左右陪同，师生之间有的是默契，他们不用说多少话，有的是互相尊重。

　　1951年8月10日，英国医生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

　　高鲁一直珍藏着马雅各送给他的照片，这个英国老人过世后，世间唯一能联系的是他的照片和他赠送的两本书。偶尔，高鲁会在一张藤椅上靠着休憩一下，这张藤椅是马雅各送给他作为纪念的。他尤为珍惜。

　　马雅各漫长的一生有五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客死他乡。他的骨灰暂厝在一个小楼上，几年后一个有胆识和良知的医院负责人决定，将马雅各的骨灰盒安放在新建的麻风病院走廊过道一根砖砌柱子里，这是英国老人生前熟稔的地方。

　　而有时，命运总是违逆人性中最本真的初心，每一场运动从开始到落幕，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事情发生。1967年，记不得是哪一天了，马雅各的骨灰盒被人从廊柱子里挖出，高鲁被迫手捧马雅各的白色大理石骨灰盒游街。高鲁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批斗，他只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是好人，是被特务暗杀的。父亲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似乎无法穿越历史的迷雾抵达这个山坳来庇佑忠诚从医的儿子，高鲁接受批斗，游街——命运仿佛跟两个宅心仁厚的医者开了一个玩笑。而高鲁医生捧起他的启蒙老师安放在怀里时，或许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叮嘱：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爱，就有不死的灵魂，以及那充满忧伤的风笛。

　　每一次批斗结束，高鲁医生身体疲乏，内心却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安宁。的确，爱是人类平淡生活中不死的追求——爱世人，爱他们。这种声音，从高处传来，从那个哥特式的尖顶教堂传来，恍若钟声，响彻在这个暗淡的动乱之外。

　　这天晚上，十六岁少年亚伦站在父亲面前，白天游街，晚上钻研学术，高鲁留给亚伦的印象，除了是慈善的父亲，还是一个敬业的医生。

　　这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父亲默默地把这个白色的大理石方盒子包起来，用的是高家的布单。父亲看看亚伦，亚伦看看父亲，流淌在父子之间的崇敬和莫名的勇敢，让他们达成了最精准的默契。

　　开门，门外静悄悄的，白天喧嚣的场景仿佛梦境一般，这一刻，四周安静，微风徐来。亚伦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出了门。

　　“让他安息。找个地方让他安息。”父亲的话萦绕在亚伦耳边。

　　铁路，远方的呼喊。从这里一路向西，能跨越重洋，抵达那个风笛响起的地方吗？亚伦站在铁路边，他轻轻放下包裹，这一刻，月光越发的清亮，似乎就是为了照亮这个年轻人的心。冥冥之中，亚伦觉得有歌声传来，“我的故乡在天堂，那里牛羊成群，我们围着我们的父，在歌唱……”

　　就是这里！就在这里！

　　这个农场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曾梦想要为麻风病人开辟一个美丽的家园，耕种，劳作，安居，乐业，即便病痛，也不会摧毁他们坚强的意志！

　　安息吧，这里曾经一片荒芜，因为有你，才有生命的绿色。

　　这一个夜晚，一个在中国五十年，曾经把肉身和爱都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异国他乡的灵魂，在中国少年的安抚下，安息了。不要回头，往前走吧，少年，因为有了这神圣的一刻，你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一个命定的成人礼。

　　隔了几天，来了一队人马抄家，他们问及马雅各的骨灰，少年什么也不说。他只静静地看着那个狂躁的成年人，直看得他们慌乱无措地收了眼，嚷嚷着要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资本主义外国佬的骨灰盒砸碎。

　　然后，满满的两平板车书是他们这次洗劫的战果。书，是高鲁的至爱。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争执无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书被拉走。他知道，这些书里也珍藏着一个个崇高的灵魂——可是，他只是一个医生，他斗不过他们。

　　有个红卫兵指指藤椅，说，你还挺会享受的嘛，搞个藤椅，坐不像坐躺不像躺的，就是一个牛鬼蛇神的样子。说罢，就要搬走藤椅，高鲁想阻止，早有另两个红卫兵手挡过来，几个红卫兵七手八脚把藤椅拽到外面，一个红卫兵背起藤椅就走。另一个眼尖，发现藤椅后背刻着一行英文字，看不明白。既然是外国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你不是有个外国老师吗？他就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是特务。

　　然后，藤椅被烧。

　　洗劫过后，天高云淡，清风明月的日子重新到来。高鲁医生只要有时间，便会去那个地方转转，虽然是少年亲手安放，但慌乱与无措，反而让少年忘记了准确的位置。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高贵的灵魂，都是相通的，高鲁医生虽然无法知道老师马雅各的骨灰安放的那个方寸地，但他知道，仁者高贵的灵魂一直飘荡在空中，俯视这片土地，还有土地上那些病人。这一场师友情谊，一直持续到高鲁过世。

　　2015年1月，寒意未尽，王江南老师带我去了鸿渐岭老麻风病院农场，那里现在是一个石场，有机械刺耳的声音传来。跨过铁路时，我们不禁放慢了脚步，这里，有个英国人安息在此，他曾经熟悉这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株树，他熟悉这里知了的鸣唱。

　　铁路已经不太使用，只是作为货车通行，听不到火车的鸣笛，我们伫立，我们沉思，我们缅怀。远远的，有乐声响起，穿越重洋远渡而来。

　　老院门锁着，我们在门外徘徊，跟邻居打听当年旧事。让我们欣喜的是，依然有人记得高鲁医生，记得那个神情优雅的苏格兰医生。他们说，这里曾经有个外国医生，很敬业，常常从西湖边过来，忙这忙那，忙完之后，却只吃几个白面包当中饭。

　　找不到打开院门的钥匙，仿佛是久远年代的一个密码，被深锁其中。从门缝往里看，是一排淡灰色的病房，长方的柱子一字排开。江南指指其中一个柱子，说，看见了吗？那颜色不一样，那个柱子里，曾经安睡着马雅各医生的灵魂。

　　我眯起眼睛往里看，没错，是有一个廊柱。修补过的廊柱静静地支撑着这幢早已废弃的医院，中间一处的砖块颜色不一，是因为曾经被挖去了几块砖块，掏出了骨灰盒。伫立良久，或许，远远的，马雅各医生正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从遥远的国度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了五十余年。他一定不希望看到自己无法魂归故里，却又不能入土为安。或许，这也是他另一个意义上的牺牲，他希望我们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纯粹的医务工作者，广行济世，广慈博爱，同时感受广济精神圣洁的光芒。

　　第四章　道不尽百年沧桑事

　　草棚岁月

　　当我接触浙江麻风病院的变迁史时，有个名字格外引起我的注目，戎马倥偬，驰骋疆场，回归地方后，一头扎进了麻风防治事业。到上柏麻风村，只要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休养员，说起姚雨冰时，都能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

　　如果说，广济曾经是梅藤更时代，那么，武康疗养院在解放后的漫长时光里，曾经成为姚雨冰时期。在我记录这位军人出身的院长在上柏的日夜之前，先来看看浙江麻风病医院的前世今生，可以说，一座医院的变迁史，也是无数个人的命运史。

　　1869年10月2日，印度总统玛哈特玛·甘地出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甘地”这个名字，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与麻风有了紧密的联系。

　　这一年，与中国杭州的一个戒烟所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年，在中国的年份表上，称为同治八年。

　　这一年，英国安立甘会委派密杜（MEADOWS）在杭州设立戒烟所行医传教。开启了医学传教在杭州的序幕。

　　让我们顺着时间的脚步前走。每一个年轮，都聚集着悲欢。梅藤更来杭6年后，1887年，在英国麻风救济会的帮助下，杭州广济麻风病院正式创办，英国人苏达立主持工作。7位中国麻风病人入住教会开办的医院。这一年的6月16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诞生纪念日。

　　1895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住院麻风病人逐渐增多，医院地处杭州繁华市中心，麻风病人难以管理，社会意见甚大，医院董事会在西湖之滨的宝石山麓购得土地六亩五分建造麻风病院。次年，一幢西式麻风病院在保俶塔与来凤亭之间落成，新院医疗用房正式启用，收容麻风病人30余名。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整治西湖，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迁移至松木场许家湾山上，医院新址与宝石站相峙。蜿蜒的山间公路与新院相连，男女病人分院而居，男院楼高三层，病房十余间，宽敞明亮，女院平房三间。次年6月，平房改成西式楼房，内设病房十余间，收治麻风病人六十余名。

　　1926年12月，梅藤更夫妇退休回国，谭信接任杭州广济麻风医院院长。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杭州，院长谭信和外籍工作人员逃亡上海租界。4月，杭州广济麻风医院被浙江省政府接管，医院每月所需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

　　192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呈请国民政府发还杭州广济麻风院。同年8月，浙江省政府颁发《浙江取缔麻风病实施之文告》。10月，浙江省政府将“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发还杭州广济病院管理，医院时有麻风病人50余名。

　　1933年，医院住院麻风病人85名，其中“住院不到一年新麻风病人有25人，其余60人为老麻风病人，住院病人中1人症状消失，11人大有进境，29人已有进境，8人病象如旧，5人则较前加重（其中3人为不加医治者），6人则已属残废。男病人占住院总数的63%；女病人占37%。治疗方式为口服大枫子油及樟脑油、木焦油、橄榄油和EthyEsters肌肉注射”。

　　1934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住院麻风病人有99名，其中男性85名，女性14名。每周由杭州广济医院副院长沙大卫·赫度医师、叶熙华医生等查房，给病人施以大枫子油等药物治疗。时有病人护士5名，专以清洗病人烂疮，换药、发药等医疗工作。

　　1939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由苏达立医生负责管理，时有住院病人91名，女性13名，小孩4名，小孩病人与女病人同室居住。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等国向日本宣战，欧美各国在华租界和领地相继陷落于日寇之手。

　　1942年9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被日军占领，院长苏达立以“救治中国军队伤兵”为由被日军逮捕，关押于上海海防路战俘集中营，后关押于北京丰台战俘集中营。医院更名为杭州同仁会医院。日本同仁会委派日本医生岗田实充管理医院。日本人接管医院后，原广济麻风病院大部分医务人员不愿为日本人供事，纷纷逃离医院。

　　1945年，抗战胜利，杭州广济麻风病院重新由英国人接收，苏达立复任院长。但此时的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已是满目疮痍，财产被抢劫一空，屋宇也衰败不堪。

　　1948年5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董事会在武康县上柏鸿渐岭向农民许阿根等租地、租田百余亩，开办麻风农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广济麻风病院仍然由英国人管理，浙江省人民政府供给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病人大米每人每日口粮20两。

　　1949年12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在上柏农场建立房舍、医务室和礼拜堂，首批23名杭州广济麻风康复病院患者迁赴上柏农场，医院派驻徐超颖医生每日对农场病人巡诊，医务部主任马雅各医生每月到上柏麻风农场巡诊一次。麻风病人李石平任农场管理员，组织麻风康复病人饲养家畜、家禽、垦植耕耘，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麻风病人自我管理的“麻风农场”。高鲁和马雅各到此巡诊。

　　接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浙江麻风医院院长姚雨冰来了。1950年4月，姚雨冰从部队转到了浙江省卫生厅。

　　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委员会委托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筹建麻风病院，收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麻风病员，浙江省卫生厅成立浙江省麻风病院筹建委员会。省卫生厅医管科长徐高友任主任委员，姚雨冰负责实施具体工作。姚雨冰以总干事的身份接受了浙江省麻风病院的筹建任务，要在浙江建造一所能容纳200张床位的麻风病院收治解放军与志愿军中的麻风病人。他拿着政府拨给的2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2万)，四处寻找合适的地址，当时，卫生厅对建造麻风村是有相关要求的，“交通相对方便，离居民区有一定距离以便自然隔离，以道观寺庙为改建对象”。他到过余杭，去过萧山，最后辗转找到了上柏山里的破庙报恩寺。由武康县政府确定以圆圈椅形的山峰分水岭为界，分水岭面寺的划归浙江省麻风病院所有，制图定界土地产权，院址和山林、土地约870余亩。

　　筹建工作可谓千辛万苦。寺庙大都建在荒僻的大山，虽有好风水一说，但从世俗来看，终究不是很便利。

　　好吧，就在这里。让那些被歧视的苦命的人儿回归，无论佛像是否还在。

　　我在王江南老师提供的资料里，看到活在视频里的姚雨冰，那一年他85岁。这位从河北来的首任院长，谈吐机智，幽默，他们谈笑风生。

　　那时，国内麻风治疗还没有摸索出成功的经验，使用的药物依靠国外进口，麻风病传染的恐惧依然笼罩在头顶。由此，麻风病院大都要求选址寺庙或者偏远的海岛。

　　大约命运已经安排了一切，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事业都刚刚开始。军队生活养成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节俭的习惯，使姚雨冰对眼前破落的寺庙有了天然的亲近。地基不必重新打造，庙堂自有它不可摧的根基，圈椅的地形是天然的隔离屏障。建水库，打水井，50P马力大碗锅柴油发电机带给这个山坳光明……设备需要添置，衣食住行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一切在旁人看来繁杂而劳累，姚雨冰却干得风生水起，百余天时间，就把一个有模有样的麻风病医院建成了。而原定第二年8月投入使用的病房，却在当年12月迎来了3位从部队转来的病人。

　　视频里的姚雨冰丝毫看不出老态，他斜斜地半躺在床上，一条被子盖着半个身子，可以看到他简陋的房间，简单的家具。回忆起那段时光，姚雨冰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说医院还在建造时，省里有个部门让他过去那边工作，“你就别干那苦差事了”。那边朋友诚恳邀请，他也心动过，又一转念，自己南征北战，上战场都不怕，还怕建一个医院吗？何况，这医院要接收的是那些饱受病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献身的军人。

　　事实上，对于去留问题，姚雨冰曾经有过挣扎，也曾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事后，当姚雨冰重新回忆起那件事，他哈哈哈地笑了，笑声中满是豁朗与通达。事情是这样的，医院建起来了，病人也开始住院，接受治疗，原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却接到了组织通知，让他担任浙江省麻风病院副院长、代院长、兼杭州广济麻风医院院长。他有些糊涂了，当时委任他当总干事筹建麻风病院，说是特殊任务，有点临危受命的意思。他原以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便可全身而退，去从事其他工作。这个副院长、代院长不好当啊，他暗暗担心自己有可能要长期作战了，心里不是滋味。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托了在卫生厅工作的老同学，准备调动。出乎意料，姚雨冰被撤掉了院长职务，还受了留党察看处分。可是那时的人很怪，姚雨冰说，受了处分撤了职，情绪反倒稳定了，情绪稳定了，事业心也就来了。就留下来了。

　　听他说话，看他那神态，仿佛他就在眼前，用他方言式的普通话跟你说往事。选址报恩寺确定后，先开辟了一条路，那条路上，砖瓦、石灰、水泥，医院的设备，都是从这里搬运到医院。说着这些时，姚雨冰忽然说到，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后，交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工作人员和病人吃的菜都由人工挑进去，工作人员的菜是阿毛师傅挑进去的。阿毛师傅下班后回到上柏，第二天挑着一担菜蔬到报恩寺上班。病房用的菜量大，是阿坤师傅挑进去的，阿坤师傅是广济医院的老职工，广济搬迁时，阿坤师傅也一起跟了过来。那一条窄小的路上，阿毛师傅一担菜，阿坤师傅一担菜——让我感动的是，过去那么多年，姚雨冰先生依然记得师傅们为他们担过菜，即便是那样一些不起眼的人。

　　医院建起来了，病人也收进来了。只是，姚雨冰心里还是不安，他知道，这些病人只是一小部分，他们是少数不幸中的万幸者，还有那些未被发现走投无路的病患，分散在我省各个地区。关心他们，救治他们，成为姚雨冰心头挥之不去的念头。

　　然而，我国医学界对于麻风病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医务人员严重缺乏，对麻风病防治知识的普及迫在眉睫。姚雨冰首先想到的是，举办麻风病防治培训班，在全省各基层医疗机构抽调人员参加学习。

　　1953年，第一期地方流行病培训班如期开办。不久，采取“线点普查”和“过滤式普查”的形式，对绍兴、义乌两个地区进行普查。发现新的病患，登记，发药，当时有个要求是：“送药到他手，看着他吃下”。《浙江麻风防治60年》“麻风防治工作”绍兴市（县）麻风防治工作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绍兴麻风防治工作，主要通过门诊及巡回医疗查治病人。1950年至1954年，共发现麻风病例626例。

　　如今，当我们回头再来看那段历史，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和毫无生趣的公文记录，我们看不到个中艰辛，看不到他们曾经挥汗如雨的真切时光。

　　江南老师提供给我的资料中，有一份泛黄的小小的油印小册子，16K大，封面上四行毛笔字。

　　浙江麻风大概

　　一九五四年九月

　　姚雨冰存

　　再往下是一行模糊的毛笔字，辨认，是“这是我的麻风处女作”。

　　1951年8月筹建浙江麻风医院，从一处几近废墟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完善的医院，从水库，到食堂，从一部爱克斯光机，到一个照明用的手电筒，再从一块砖，到一片瓦，这事事，那处处，无巨细，他都关心关注，直到一一落实。

　　只短短三年，他便拿出了这本麻风册子，需要投入多少心血，又是怎样的专注，才能在此领域有所领悟。这一刻，他是医生。

　　这本只有17个页码的小册子，油墨气息早已散尽。但我们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依然能够看出钢板刻字的那个艰苦岁月。一张半透明的蜡纸，齐崭崭的细方格，一支尖利的铁笔，在垫了钢板的蜡纸上刻出这些病例分析，刻出浙江不同地区麻风病流行概况，刻出这些有远见的防治意见。这本处女作里，我们能看到如何辨识麻风病，从最初发病的症状，到中期，到晚期。有世界各国对麻风病的药物试验，也有浙江麻风病医院自身积累的资料经验。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让这位军人从腥风血雨的沙场到没有硝烟的麻风战场，来了一个感动人心的转身。

　　1952年1月，浙江省麻风病院正式建成启用，来自华东地区180余名军人麻风病患者陆续入住浙江省麻风病院。

　　同年1月，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的128名麻风畸残病人迁往修缮后的位于下柏的宝华寺病区。

　　1952年12月，浙江省民政厅和浙江省卫生厅联合发文，至此，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正式并入浙江省麻风病院。

　　1953年，这一年，该载入浙江麻风史册。年初，由于社会人士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恐惧和歧视，军籍麻风住院患者考虑到康复后的工作和生活，不愿在档案中留下一笔在麻风病院的住院史，联名上书朱德总司令，要求更改麻风病院名称。至此，浙江省麻风病院更名为浙江省第六康复医院。

　　如果说，姚雨冰当初接手建造麻风医院只是一个政治任务，只是一份工作，只是作为一个军人执行了命令；在医学领域钻研，只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那么，在处理马雅各骨灰的事情上，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闪耀着人性深处慈悲的光芒。

　　1951年8月10日，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1952年，杭州广济麻风病院整体搬迁至上柏报恩寺浙江麻风病院。作为广济的一份子，这位外籍友人热爱麻风事业，他把病人当作亲人看待，是兄弟姐妹，他给予他们的是抚慰，是爱。姚雨冰深知这一点。1953年，在建造浙江麻风防治院时，医院相关人员同意了姚雨冰的提议，把马雅各的骨灰安放在医院的廊柱里。

　　关于这件事，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老人不容易，虽然他最初的目的是传教，借助的是医学，但是，他为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的贡献，让众多麻风病人受益，他的大医精诚，让我们感动。的确，一个外国人，远离故土，一生为中国百姓解除病患，如今来不及回到故土便客死他乡——除了安放他的灵魂，我们还能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这位苏格兰老人呢？

　　广济班师上柏，希望他的精神与我们一路相随。作为院长，决定把马雅各医生的灵魂安放此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勇气和胆魄，令人钦佩。

　　而此刻，我更愿从另一面来理解这一壮举——姚雨冰把马雅各当作一个普通的英国老人，年轻时，他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生命中最动人的岁月，献给了中华大地。他有儿有女，他们远在英伦，他们不能前来与他见上最后一面。当病痛突袭而至，他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执手相伴，给予最温暖的亲情抚慰。思念，向往，期待，都在病魔面前戛然而止。离世前的老人是孤单的，即便如此，他依然在为医院的事操心，提建议，出良策。他的离去也是孤单的，笃信基督的他，临终却不能接受牧师替他祷告，他奔赴天堂的路途显得尤其遥远。

　　好在马医生77年的光阴，在游走中国的五十余年中，必定也浸润了东方文化。他也一定感受过中国式的亲情，粗茶淡饭式的问候，包含的是日常的亲情。或许是亲情的力量的感召，让姚雨冰在某一个时刻，理解了马雅各的孤单。姚雨冰必定想到了，即便肉身已经消散，灵魂却依然渴望温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代代相传的礼仪仁爱，有着东方特有的温暖和人情味。姚希望马雅各的魂魄在此安息，因为，在这片他曾经一起开垦的土地上，有一群跟他一样为消除人类病痛的有识之士，他们宅心仁厚，他们像亲人一样，相伴与他，他们的灵魂在某一个瞬间，融合在一起。

　　在上柏麻风村，老人们依然记得姚雨冰院长的种种好。休养员孔辛根说，那个时候，医生护士来病房，大部分都很怕的，穿得很厚，姚雨冰不怕，他经常跟我们一起吃饭，空下来的时候，到我们病房来坐坐，说说家常。而他在麻风村当眼科医生的妻子朱菊娥，除了医术精湛，为人也是温暖而亲切。休养员至今还在念叨：“是朱医生把我的眼睛治好了。”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一个医生在麻风病人中间穿梭行医的情形。因为如今麻风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因为我们了解一旦发现麻风病，只要及时治疗就不会有传染性，也不会致残。但在那个视麻风病为恶魔的时代，要做到这点，是何其不易。

　　“姚医生不怕麻风”，在麻风病院，病人们都知道姚医生不怕麻风。也因此，他们更愿意和他说话，他们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药物之外的力量。的确，他是有力量的，他也深信这一点，不然，他怎么会同意让妻子也从事麻风病工作后，又把从部队回来的儿子，也争取到了麻风病院来工作呢。

　　斯人已去，当我们站在通往上柏麻风村的路上，遥看这个被绿荫掩映的村子时，总会想起他们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些腥风苦雨的草棚岁月里，闪耀着的仁慈的光芒。

　　我曾经有过的三十八年

　　清瘦的面庞，精神矍铄，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先生，微微笑着，接过一杯茶，也不喝，只轻轻地放在一边。再一次请喝时，他便笑笑说，不太需要喝水。

　　都在说，人的一天需要八杯水，为身体排毒，可这位从医三十八年的老医生，却对我说，不太需要喝水，这让我惊讶的同时，也很好奇。这位老先生叫陈德友，曾经担任浙江武康疗养院院长。从1959年9月任职开始，到1991年12月离休，陈老先生在武康疗养院担任领导职务32年。而他呆在这个麻风村的所有时间加起来，却有整整三十八年。

　　话题便从不太需要喝水开始。在那个人人恐惧麻风的年代，医生上班是要穿厚厚的防护服的。先是自己的衣服，再穿隔离服，隔离服是特制的，类似于防毒外套。外加一双高筒雨靴，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帽子一戴，谁也不认识，有时走在路上，要拍一下人家后背，人家答应一句，才知道对方是谁。这样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个笨拙的粽子，从早上上班开始，一直到中午下班，到更衣室脱掉隔离服，洗手回家后才喝第一口水，日复一日，便养成了少喝水甚至不喝水的习惯。即便已经离休在家三十多年，生活完全处于适宜状态，而陈老先生却依然很少喝水。

　　说到对于麻风病的恐惧，陈德友有些激动，在他的记忆中，人们只要谈到麻风，没有哪一部作品让他觉得是客观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只要写到麻风，都往反面的恐怖和丑恶的来写。“那写的书，拍的电影、电视剧，有一处说好的吗？我就不明白了，那些写书的，拍电影的，就没有一点儿同情心么？人家患病已经很痛苦了，还把人家往那不堪写……唉。”陈老先生说，更加让他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这些作者事实上并不了解麻风病，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陈老先生感叹，搞麻风工作，辛苦点，累一点什么的，他们都不怕。就怕社会上的人对麻风病不了解，歧视。而这种歧视是在毫无根据的固执的猜测与夸大之下产生的，麻风病医生也被歧视，因此，“从事麻风病工作，精神压力很大”。

　　有一次，陈老先生参加一次卫生系统会议，邻座有个医务工作者，一直说着麻风病如何如何可怕。忍不住，他问人家，你见过麻风病么？人家说没有见过。陈德友有些生气：你见都没见过，怎么说可怕呢？人家便说，那些书上都这么写的，电影里也都放着。

　　的确也不能怪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一直被一种错误的说法误导，然后又把这错误再一次传播出去，导致整个社会笼罩着“谈麻色变”的气氛。

　　为了消灭麻风病，多少代科学家孜孜以求，艰难探索。1941年，一位名叫Faget的医生，在美国的卡维尔麻风中心使用氨苯砜的衍生物普洛明治疗麻风，开辟了化学药物治疗麻风病的新纪元。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推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联合化疗（TMT）方案，治愈率迅速提高，达到98%以上。

　　解放前，麻风病人的生活可以用“生活在地狱”来形容，他们被赶出家门，被烧死，被逼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现象依然代代相传，还在延续着那恐怖的气氛。

　　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可怖的形象，都是晚期麻风病人。因为早期麻风病的症状难以辨认，加上我国麻风病知识普及欠缺，有人患病多年，却不知道是什么病，四处求医而不得，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等他们寻觅着到专科门诊来求治，病人大都已有明显畸残了。为了全面普查全省麻风病患者，早发现，早治疗，逐步减少传染和残疾的概率，下乡查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武康疗养院的医生必做的大事。陈德友带领他的团队行走在乡村，他们的足迹到过浙江省每一个有病患的村寨。他们常常会在乡村的某个废弃的仓库过夜，因为他们是麻风医生，很少有人愿意留宿他们。因为，他们的出行，甚至比他在战场时更为艰难，打仗，要的是不怕牺牲，智勇双全。而在麻风病防治上，有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依然会碰壁，被拒之门外。

　　最难的是到那些病患少的地区，因为人们对麻风病完全陌生，而之前留下的烙印又根深蒂固，当他们知道医生是来查麻风病的，便远远地躲开了。文化程度越高的越怕，他们接触书本上描述的，大都是晚期麻风病人的容貌。“多做一些正面的宣传，真的很有必要，对麻风病人，对麻风医生，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可以说，在浙江麻防工作者队伍里，每一个前辈都有记忆犹新的下乡经历，当时国家对麻风病防治的投入相当大，查出病人后，当即写病历，建立病人档案。少菌型的留在家里治疗，由县防疫医生送药，有的病人担心由医生送药会让亲戚朋友知道而产生顾虑。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武康疗养院将药直接寄到病人指定的地址，第一次寄药时，会写一封信，告诉病人如何服药，留心自己服药后的反应，如果情况良好，那就继续按此治疗，万一身体有不妥，便写信告诉医生，医生采取相应措施。

　　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筐子，筐子里放着病历，每个病人的病情，服药时间，服药情况，家族病史，所在村麻风流行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有时，病人上门来复诊，只要说出自己是哪个县的姓什么，医生立马可以找到他的病历。

　　给每一位病人建立档案，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牵扯的精力却是巨大的。这些建档的病人，都需要定期复诊，医生常常会因为找不到档案里的病人而着急。因为有的病人门诊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会隐瞒地址，甚至是用假名字。当医生按登记的地址来到那个村寻访时，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个人——不漏查一个病人，医生总是想方设法找到那个病人，又不能直接说人家生了麻风病，都说是远方亲戚。

　　有个麻防工作者说，那个年代，偶尔有个村里，来了一个陌生的人，说是这家邻居的城里的亲戚，是远方表哥，也许就是我们那千万个辛勤的麻防工作者的一个。“我们做着特工一样的活，接收到的却不是敬佩的目光，而是鄙夷和嫌弃。”

　　那时，浙江省麻风病医院有一块院徽，有个医生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忘了拿掉院徽，于是，整个车厢只剩他一个人。有医生自嘲：当麻风病医生从来都被歧视，可到铁路上，那可风光了，一节车厢就让你一个人坐，这什么待遇。

　　马上有医生接上嘴：谁有事没事去坐火车呀。

　　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待遇啊。

　　陈老先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年轻时看过的一本小说《人面桃花》，在他所有已知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这是一本“让人看了不害怕，是正面宣传麻风病的小说”。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他依然记忆深刻：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非常相爱，看起来无忧无虑，女孩有时却忧心忡忡，因为她的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当有一天，男孩终于向女孩求婚时，女孩告诉男孩：我有麻风病。

　　怎么可能？那么美丽，那么阳光。男孩看着女孩清纯的面庞，他不相信女孩的话，因为在他固有的记忆里，麻风病人是丑陋的，肮脏的。而眼前的佳人，清新脱俗，面若桃花。

　　那是陈德友青年时代的读物，当时只觉得感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把麻风病人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有血有肉。

　　在医院，每一个医生都是最后的坚守者，在陈德友担任院长期间，分配来的大学生一如流水，有的来了两天就走了，有的没来报到过几天档案也拿走了。那一年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来了7个，最后没有一个留下。

　　有的医生，自身立志麻风事业，可是家人却竭力反对，因为担心谈不到对象，成不了家。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各地麻风病院屡见不鲜。

　　在麻风村工作的年轻男女，找对象成为难中之难。我在湖南张家界采访麻风村时，有位麻风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一个医生，工农兵大学生，钻研，敬业，年纪轻轻就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他也常常流露出担忧。因为他谈了几个朋友，都没有成功，原因不言而喻——谁愿意嫁个麻风医生啊。

　　在事业和爱情之间，他处于两难，病人需要他，在这个领域，他觉得奉献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岗位。然而，他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中国传统观念，娶妻成家生子，不仅是父辈的愿望，也是这个年轻人的愿望。

　　一直到他三十来岁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木材厂的女工。这一天，位于湖南张家界的一家木工厂，女工小秦悄悄把一位大姐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封信，羞红了脸说：“你给我念念这上头写了啥。”

　　这是一封情书，来自张家界某个麻风村，寄信者是她新谈的男朋友，是个医生。只是，她不识字。鸿雁传书，多少令人期待的热情，从那高高的山上抵达这个木材厂，女孩却无法第一时间感受到那炽热的温情。

　　陈院长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有个年轻的医生，有一次找到陈德友，吞吞吐吐说出了他的顾虑，“不是我不想留下来，是我家里……担心我找不到对象……谈了好几个，都因为我是搞麻风的，不愿意。”

　　“每一个想走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我都不留。因为这里不是其他岗位，在这里，他服务的对象是麻风病人。如果你硬是留下他们，他们必定有情绪，不能全身心面对病人，不能像家人一样照顾病人，他们的坏情绪，影响的是病人的心情。我们的病人特殊，他们来到这里，大都是妻离子散，大都是有家不能回。不能让病人在饱受社会歧视，遭受家人抛弃之后，还要面对一张不得不留下来的医生的脸。”

　　病人没有家，这里就是家，是他们唯一的安全的港湾，我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再受委屈呢？

　　谁说当一个麻风病医生只有刺鼻的气味，只有畸残的容颜，他们的快乐与众不同。当为病人解除麻风反应的痛苦之后，医生获得的快乐是加倍的；当收到治愈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时，医生的成就感是加倍的。

　　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为了尽量减少麻风反应带来的剧烈的神经痛，每一个医生都竭尽全力，苦苦求索。有的向乡村郎中采要草药良方，回来实验，熬出来的第一口药，是医生喝下的。有的求助于古代医书，按图索骥，漫山遍野寻访草药。西医的光芒还未照耀到金车山麓时，医生们自行研制草药良方，有时三种草药配伍，看看效果。神农尝百草，这里的医生何尝不是如此？

　　麻风医生都知道，病人出现麻风反应，那种疼痛足以让人疯狂，生不如死。如果不控制麻风反应，自杀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就算他熬过了那个时期，却依然要面对畸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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