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二）

　　“赶紧停药，”医生在信中说，“速来武康治疗。”

　　而中国乡村，忽视生命的不止是他人，也有自身。有时候，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认同，重则如泰山，轻则如鸿毛。尧甫葵也一样，包括他的家人。先吃饱饭，才能去挣钱，有了钱，才能去看医生，抓药看病。“能拖就拖着”，常常是中国乡村民众对于生命无言的抗争。他们愿意挑战身体，以及身体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鬼。

　　从12岁那年第一次发现“不痛”，到溃疡，到剧痛，如此反复，到23岁，尧甫葵与麻风病菌共同在人间度过了11年。

　　23岁那年，堂哥带他到嘉兴麻风村后便回家。这里住着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形容枯槁，面目丑陋——难道我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吗？虽然尧甫葵知道，自己跟他们一样，都是麻风病患者。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愿过早地看到未来——要逃离，要挣扎，他不吃不喝，以抗议命运的不公。“当时，我看到他们，就觉得难过，心里很慌，根本不想留下来，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四十年后，尧甫葵告诉我，他只是不想留在家乡，他要逃跑，越远越好。那时设立的乡间麻风村，有着极为简陋的房舍，大都在废弃的庙宇里。众多麻风病人，走投无路之下，都曾经求助菩萨，终不得。他们对于庙宇的感受，只是一间“不灵的菩萨住过的房子”。这间留下尘世多少信徒叩拜痕迹的屋子，那些求救的声音早已散去，一如满地的香灰。年轻的他，怎愿意留在这里？“就不想看到他们，他们可怜，难看，如果一定要让我留在这里，那我宁愿死。”

　　他写信回家，接到信的第二天，堂哥来了。兄弟俩坐夜船抵达杭州武林门汽车站时，天刚蒙蒙亮。买了早班车票，却被截住，被告知麻风病人不能坐公共汽车。无奈之下，跟一辆三轮车师傅求情，对方答应用三轮车踩他们到上柏，谈妥25块钱。

　　那是1967年春天的夜晚，兄弟俩辗转来到武康疗养院，接待他们的医生得知这个青年七八年前曾经求助过他。那时，尧甫葵的病症刚刚开始，只要坚持按时服药，是可以控制的。医生有些生气，也不解，为什么总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也知道，需要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病人面前表现出乐观与善意，于是告诉他，不要担心，不会再坏了，能够控制的。检查完尧甫葵的身体后，医生告诉他们，这是严重的麻风反应，待控制了麻风反应，便可回当地麻风村了。

　　“我不回。”

　　“不要担心，这个病只要好好治疗，就能康复。你先安心在这里住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说。”

　　“我不去。”

　　“这边也是麻风村，那边也是麻风村，一样的。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时，麻风病人较多，政策规定病人需在当地麻风村接受治疗。医生把这个情况如实告诉了尧甫葵，但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回去。

　　谁会知晓，这是他内心的一个秘密：即便死去，我也不想像他们一样丑陋，不愿意再连累家人。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一天，我哥哥把我送到了医院，却被告知，我不能住院，只能看门诊。你知道，我得了这个丢人的病，寻访过多少医生，受过多少委屈。我多想呆在家里，可是我又那么害怕回家。我曾经说过，要是不让我住下来，我就死。

　　当天晚上，我不吃饭，就是哭，我担心、害怕，还有无穷的羞愧，我也万分地恨自己。哥哥陪着我默默地坐着落泪，待我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哥哥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坚强。他拿了热水瓶去打水。那时，门诊室有临时病床，一个房间四张病床，我隔壁病床上，有个中年男人，他看我哭得凶，跟我搭讪。我没有心思跟他说话，只希望医院收留我，哪怕就死在这里我也愿意。那人劝我不要哭了，还告诉我一个办法。我听了，心里又是担忧，又是感激，还有无边的凄凉。

　　过了一会儿，哥哥回来了，他提着热水壶走进病房，中年病人跟我哥说，你赶紧走，不要再来了。我哥说，我怎么可能丢下弟弟！中年病人说，你放心，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家人把我送到这里就回去了，他们问我，我就说家里人不要我了。他们也没办法，总不能赶我走，让我去要饭吧。哥哥想了想说，可是，我不放心。我知道，哥哥是舍不得。我们兄弟俩抱头痛哭起来，哥哥紧紧抱着我说，弟弟，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了，也只能这样了。

　　哥哥走了，傍晚的时候，医生来看望病人。我听说那是一个军官，他仔细检查我的身体，对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不要灰心，能治好的……你先安心在这里住两天，等麻风反应过去后，我给你配药，你带回家去服用，以后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

　　我说我不想回去，军官医生摇摇头，叹息一句，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可是医院不是收容所，管不了那么多人啊！

　　我开始恨这个医生，我觉得他故意让我难受，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家、在村里遭受了怎样的白眼，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绝望。远离家乡，在专业的麻风病医院留下来，是那汪洋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啊！可是他却要把那根稻草拿走！我很生气！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医生又来了，问我家人在不在，去办个手续。我说我哥去街上吃饭了，晚上睡在街上。医生沉默了，看了我一会儿，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你要回海宁去治疗。

　　因为我身无分文，医院让我欠账，药费全免，住宿费和伙食费是不能免的。我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那医生来过几次，问我家人怎么还不来，说我的麻风反应已经控制住，可以回家去治疗了。

　　你明天就回去吧！放心，你没事的，要坚强！医生拍拍我的肩膀，他居然还在我头上摸了一下。那年我23岁。

　　傍晚，我没有吃饭，也无心睡觉，一心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夜色沉沉。那是个荒僻的山湾，有一座庙宇叫宝华寺，年久失修，我们就住在宝华寺里。我辗转反侧，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我暗暗想，如果非要我回去，我就用一根裤带结束生命。而明天我就要被迫离开医院了，我该怎么办？

　　当天晚上，医院医生们开大会，中年病人告诉我，白天看医生的脸色都很沉重。我猜测，今晚开会，就是在讨论明天怎么送我回去。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写信给我家里了，也打电话到公社，让我们公社医疗站的人来把我接回去。怎么办？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阵纷乱的口号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打倒国民党狗特务曹光荣！’

　　‘揪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

　　……

　　那是1967年。‘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麻风医院也未能幸免。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和医生隔着一片宽大的区域，以防止病菌传染。可是，我却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名字。

　　‘曹光荣！’

　　不就是那个军官医生吗？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而我……你知道吗？让我羞愧的是，我却受惠于这场旷世的灾难式的运动——曹光荣被打倒了，我却被解救了！曹光荣要让我回去，医院当然不能听命于他！他们坚决地把我留了下来。

　　我的命是那一声声口号挽留下来的。我的命运是在这一阵口号声中决定的。这曾经是我的一个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曹医生也是麻风病人，据说是起义投诚过来的，在经受了一遍遍的清理之后，幸存于麻风村。或者说，是麻风村让他有了栖身之所。而那一场运动像风，它把曹医生吹到了哪里？

　　当天晚上，老病人就跟我说，那个曹医生很坏，收病人要一问二看三了解，看你病轻的就留下，看你是女病人就留下，看你家境好就留下。而我一直在想，堂哥离开我时，没有钱留给我，是曹医生留下了我。所以我怀疑老病人的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顾不了其他了，我只想留下来。

　　不知曹医生现在是否还活着，我不敢肯定。我的哀思我的愧疚我的来路不明的恨无处寄托无处释放。”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我独坐书房，一遍遍回放病人的讲述录音。过去那么多年，当他们重新回忆起被疾病袭击的那些时光，往事穿越万重关山，跋山涉水，海潮一般，汹涌而来，以至于常常让他们老泪纵横。

　　麻风侵袭下的女子

　　在麻风受累者的统计数据中，女性患者占据了一定比例，全球男女比例为2：1，而中国是3：1。这跟我国传统环境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子出门机会少，被传染的概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女子即便患病，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不及时治疗或者放弃治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年累计罹患麻风病总人数为五十余万，其中，女子患病约为十五六万。

　　浙江武康疗养院收住麻风休养员80人，其中，女休养员14人。在麻风侵袭之下，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比男子更沉重。生育、抚养、社会歧视、家庭歧视等等因素，让女病人饱受生死折磨。

　　1

　　我叫夏小姝，今年86岁了，在麻风村住了55年，我已经不太记得清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好像是18岁，也好像再早几年。可是我记得发病之后的情形，全身起了疹子，脚上起了水泡，抠破了也不痛。那些疹子越来越多，我看了心里发痒，割草时，去地里找草药，捣碎了敷在身上。可是没有用，心里越来越害怕，不过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是走路不太有力气。后来，村里有人说，这个病治不好的，要到大医院去看。爸妈就带我去县城，县里的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配了一些药给我，又回到村里面。村里有个人在外面工作，回来听说我得了一种怪病，治不好，他路过我家时，见到我这个样子，就说有什么疑难杂症，还是要到杭州、上海、北京去看。

　　我忘了是哪一天，那个人对我爸妈说，我可能得了麻风病。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害怕、难过、担心。每天都在想同一件事：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每天晚上，哭着哭着就睡了。

　　这样一直拖着拖着，弟弟心疼我，写了一封信到《浙江日报》，告诉他们我这个病的症状，可能是麻风病，想求助。后来，报社回信告诉我们说，如果是麻风病，可以到浙江武康疗养院去治疗。

　　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就穿好衣服等在门口，妈妈煮了红薯，我拿了一个，没心思吃，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要去医院了，可是我又很担心，怕治不好我的病。眼泪流了一个晚上，眼睛很肿，眼皮压着，很难过。妈妈让我放心，说解放了，医生技术很好的，一定能治好我的病。

　　我们不知道浙江武康疗养院在哪里，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爸爸只能问人家，麻风病在哪里治。有人说，在杭州松木场，爸爸带着我跟弟弟到了那里，才知道医院早几年就转到武康了。这样，我们才找到了武康疗养院，医生给我检查，配了药给我，让我回家吃药，在家治疗。因为那个时候病人太多，没有床位，没有办法，我们带了药又回到了家里。

　　爸爸妈妈都很难过，觉得这么重的病，只有住在医院才能治得好。可是我却不想留在那里。我害怕，每天按时吃药，到后来，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就不去看病了。那个时候，医院写信来问，有没有按时吃药，要我吃完药后，写信告诉他们，他们会再把药寄过来。但药吃完后，我没有再去配药，也没有回信，因为感觉没有严重起来。就这样到了31岁，我的病恶化了，没有办法，就到嵊州的麻风村去看病。到了麻风村，我的病情控制了。后来我跟老高结了婚。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麻风村被造反派冲散，本来只有一个老医生，被赶回家去，死了。没有医生，病人陆续地离开，有的实在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麻风村。麻风村在一个庙里面，最后庙也被砸坏了。

　　那时，麻风村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红暴，一派是联总。不能没有派，我家老高被他们拉到红暴一边去。那个时候，我们俩很害怕，也很苦，心想，回家去吧，怕连累家里人；不回去吧，在这里已经不安耽了，因为他们要打仗，要批斗，走在路上有时候要被扔石头。有个晚上，老高带着我和儿子逃回了他的家里。回到农村后，老高在一家豆腐店里帮工，我那时怀了小儿子，没有能力抚养大儿子，就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子，请了奶娘来抚养，老高在豆腐店帮忙赚了点钱全部给了奶娘。

　　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老高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奶奶，家里吃口重，我们总是吃不饱。人家豆腐店开始不知道老高有麻风病，我们那个村大，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有好几里路。老高每天晚上回到家里，连鞋子都不脱就躺在床上，他太累了。麻风病虽然已经治好了，可是他的脚走路不方便，他本身力气也不太好，加上每天都担心人家知道他得过麻风病，怕被辞退，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像在逃难。

　　豆腐店还是知道了我们夫妻俩是从麻风村回来的，老板辞退了老高，我们的手脚都已经不灵活了，干不了农活。老高整天整天地叹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天，老高想到豆腐店再去跟人家说说好话，早上六点多，他早饭都没有吃，就出了门。刚出门没多久，对面就有人问他是哪个派的，老高吓得赶紧跑，人家就追，没跑几步，他就没有力气了，被人家从背后打了一枪，他的后背被打了一个洞，血流得很多。村里人把老高抬回来，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看着他流血，血流到桌子底下、椅子底下，流到灶台底下，全都是血。我求人把老高抬到公社医院去，没有人愿意。老高趴在床板上，用手压着后背的伤口，一床棉被都被血浸透了，老高昏了过去。到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断了气。

　　老高死的时候，我想找件衣服给他换换，都没有，他可怜啊。亲戚来帮忙，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都哭……我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帮忙的人用水冲洗老高流出的血，忙了半天，把地上收拾干净时，已经是傍晚了。我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力气起来，到晚上七点多，我生下了小儿子……老高没有看到小儿子出生……

　　那个时候流眼泪太多，45岁时，我的眼睛就瞎了。我今年86岁，四十一年了，我已经瞎了四十一年……四十一年，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手指短了，只有指甲留在巴掌上，十多年前，我的一条腿没有了……

　　现在，我住在上柏麻风村，政府每个月发给我820块钞票，我一个人花不完。我每天坐在屋门口，看看世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有这么一天，像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有人伺候。我常常想，一定是因为我前半生过得像猪狗，后半生给我补回来，让我像一个人这么活着。哦对了，你不知道，我的耳朵不灵了，聋了很多年，有时也能听到你们说话，有时候就一句也听不清了，要碰运气的。不过，我不难过，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再说，这把年纪了，听不听得见，看不看得见，也都一样了。

　　2

　　现年91岁的张彩好老人，思路清晰，记得自己是在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出生的。出生十个月，因家里养不活，被送给另一户人家当女儿。养父不能生育，娶过两房太太，都没有子女，抱养了十个月大的张彩好后一年左右，领回了3岁的男孩，当了张彩好哥哥。等哥哥长到18岁，养父母又带回一个小女孩，成为这户人家的小女儿。

　　张彩好沉浸在回忆里，说养父母是如何地疼他们三兄妹，哥哥跟小妹妹相差18岁，哥哥很照顾她和妹妹。事实上，养父母家也是贫困交加，只是因为喜欢孩子，才一个接一个地领回家来。张彩好老人说，养父母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留给他们兄妹几个。虽然贫穷，也有欢乐，吃过晚饭，三兄妹挤在一张床上，说一些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故事。看起来，日子是往好里走的。

　　然而，一切都在张彩好15岁那年戛然而止，麻风无情地找上了她。起初是大腿外侧有斑，不痛不痒，也不碍事，只是觉得难看，少女羞涩地放下裤管，遮盖生命中第一个难以言说的痛处。长了斑的地方，不出汗，没有知觉，用指甲抠皮，抠出血来，还是不痛。父母担忧，村里人围拢来看，给出点子，吃了很多郎中给配的药，吃到吐。

　　16岁那年，父母做主嫁到邻村，丈夫陈东根也是苦命人，爹娘早死，比张彩好大了二十多岁，只是疼惜妻子，舍不得妻子受苦。贫贱夫妻值得安慰之处，便是互相支撑着往前，拼了命地往前走，往好的地方走。只是这样的时光短暂，不久，陈东根患病，那年代，血吸虫病瘟疫一般肆虐，地方上称这个病叫“黄胖病”，浑身肿成了馒头，让丈夫饱尝地狱般的折磨。生产队给了一些照顾，每年年底给十几二十块钱用以度日。陈东根拖到60岁去世。婆婆不喜欢张彩好，从结婚初期，到儿子过世，她从没给媳妇一个好脸色。

　　张彩好回忆说，其实她心里就喜欢陈东根，也想过跟陈东根两个人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可是，每次真的要行动了，又都放弃了。因为夫妻俩都有病，他们不知道哪里能够让这两个得病的人过好一点的日子。那时，在村里，他们这一家是作为天下最不幸的人存在的，但凡有人说做人苦，不想活了，旁人便劝慰道，你看看，张彩好两夫妻能够过下去，你们总比他们要好一百倍一千倍的，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就是这样，在别人认为张彩好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的情况下，她又嫁了人。说起来，第二任丈夫曹大满是个义气的男人，他跟她前夫是一个村的，一起长大一起玩耍的伙伴。陈东根眼见着自己不行了，有一次跟曹大满说，我要托付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帮我，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养得活彩好？我要走了，我把彩好托付给你，请你好好待她。

　　虽然张彩好不喜欢曹大满，曹大满对她也不在意，但毕竟是受了重托的，他还是接纳了她。也就给了一个窝，搭伙过日子，在这个窝里，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他俩都知道，他们没有打心底喜欢过对方。

　　张彩好生下几个孩子后，麻风病症更加严重，溃疡、麻风反应，生不如死的日子，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延续。张彩好不太出门，日日夜夜地就在屋子里跟自己搏斗，苦的痛的都独自承受。38岁那年，她脚底溃疡严重，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家务。无奈之下，把小女儿送给人家——38年前，因为家里养不活了，张彩好被父母送了出去。这一幕惊人地相似，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张彩好无奈之下，来到嘉兴麻风村，自己带米，带菜，带铺盖。彩好记得那时有三十多个病人，有一个老医生，过段时间到外面去拎一袋子麻风药来。关于老医生，彩好是这么说的：

　　“麻风村就一个老医生姓陈，平时只看到老陈医生一个人，对病人很好，说话声音低低的，从来不发脾气。告诉我们怎么吃药，告诉我们要多活动，告诉我们要乐观一点。可是，老陈医生自己却过得不太好，听说他有过老婆的，上海人，后来要老陈医生跟她去上海，他不愿意去，两个人就离婚了。老陈医生心情不太好，他有两个儿子要抚养，负担很重，可是他对病人还是很好。好像是1978年，老陈医生中风了，那时他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照顾他，一直拖了十多年，八十多岁过世。”

　　2005年，张彩好老人不慎摔断了腿，大骨头断了，嘉兴民政部门联合麻风村，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手术，花了一万八千多块钱。“要是没有国家给我出钱，我是没有今天的。”张彩好说，她的腿里有钢板，有钢钉，虽然行动不便，但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2007年，浙江省对麻风村进行整合，嘉兴疾控中心把留在麻风村的十多个康复者送到了武康疗养院。

　　如今，张彩好老人是上柏麻风村的老寿星，她健谈，也喜乐，麻风病在她身体表面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相信也在她内心留下了数不清的创口。只是，岁月无情却也仁慈，它消解了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恩怨，让人类在劫后余生之际，心怀希冀，重新上路。

　　窗台上，一只透明的玻璃杯里，插了一朵洁白的栀子花，是护工喻志生从野地摘来的，老人很喜欢。因为有了这一朵盛开的花，房间顿时有了更多生机。老人说，有时候回想起早些年的经历，就觉得自己的一生很漫长，有时候觉得自己过了两世，前世专为了生病，后世只为了养病。她说着说着，就笑了。

　　3

　　“我原来的名字叫周笑梅，嫁人后，要分粮食了，人家问我什么名字，我不识字嘛，告诉他们‘周笑梅’。让我写，我写不来，老公也不会写，他们写成了周小梅，我看看不像，自己又写不来，就算了，后来，我就成了周小梅。”

　　说这些的时候，周笑梅一直是微笑着的，声音清亮，除了失去一条腿，她的脸上丝毫没有病态。春天的阳光照在这位78岁的老太太脸上，安逸，满足，她已经忘记病痛曾经如何在她生活里肆虐。或者说，在几十年与麻风病搏斗的过程中，她已经有了最强大的内心，来抵御年老体弱带来的诸多不适。

　　“小时候，我只记得家里没有田，我爸爸向人家租田，我们种水稻，农闲时，爸爸给人家做工。有时年份不好，爸爸就把田退还人家，出去做长工。我家四兄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最小，他们都很宠我，不让我多干活。爸妈也很心疼我，只是我爸思想有点封建，不让我和姐姐读书。他说，辛苦赚来的钱，让你们姐妹读书了，以后你们还是要嫁出去，读书没有用的，女人就在家砍柴下田，烧饭喂猪，都不用识字。我那个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姐姐没得上学，我也不敢再提这个要求。”

　　周笑梅说，她已经忘记自己是哪一年得病的，按照母亲的描述，应该还很小。那一年，因为快要过年了，母亲把她和姐姐带到镇上，那是她们姐妹俩难得的一次上街，添了新衣，又去了理发店。

　　“先给姐姐理发，我跟妈妈坐在旁边等着姐姐，理发的师傅给姐姐剪头发，却总是回头来看我。我不敢看他，他是个半老头子，头发有些花白了。我妈妈也奇怪他怎么总是在看我，后来，理发师傅对妈妈说，你家女儿得病了。

　　他这么一说，我妈妈就害怕，问他，什么？你说哪个女儿？什么病？

　　理发师傅指着我说，你看她，小小年纪，瘦成这个样子，不得病不会这样的，你要带她去看病了。

　　我妈说，我这小女儿能吃着呢，会走会跑会吃会睡的，怎么会得病？

　　理发师傅说，不信你比比两个小囡子的脸色。

　　理发师傅这么一说，我妈妈就害怕了，等姐姐剪完头发，妈妈就把我跟姐姐拉在一起，两个头挨着比对我们的脸。这一比，把我妈妈吓坏了，好像她才发现原来我这么瘦了。

　　回到家，妈妈就跟爸爸说了我的事，爸爸也很担心，可是家里没钱，就熬一熬再说，又是大过年的，上医院，不吉利。没过多久，我的脚上起了泡，水泡破了，脚开始出脓血。没有办法，爸爸只能把麦子卖掉，换了钱，找镇上的郎中给看病。因为不知道什么病，我心里也很害怕，也不想跟村里的伙伴一起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天天喝中药。

　　那个药太难喝了，每一口喝下肚，我都反胃要吐，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病，我就忍住了。我满以为喝了药，病就好了，我就可以跟村里的伙伴去玩了，我也可以跟姐姐睡在一起了。可是，大约喝了一个多月，我鼻子流血，很多很多血流出来，好像鼻子破了一样。我不敢再喝了，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随了我。就这样，我躲在家里，也做不了活。好像十二三岁的样子，我爸带我到兰溪去看，寻访到一个医生，说吃了蕲蛇粉会好，蕲蛇祛风败毒，我身上的红疹子都是毒素。我记得他那里有很多人，他们把我的衣服捋起来，二三十个人围着我看，我多么难为情啊。他们指着我身上的红疹，说这说那的，我挣扎着两只手捂住胸口——我恨不得马上死掉啊，我羞愧死了，哭得停不下来。我爸见我一直哭，骂我几句，说，又没人打你，你哭什么？

　　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啊！我的衣服被他们捋起，我的身子被他们看到了，那真的比死还难受啊。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只默默地落泪，我知道，为了替我看病，家里已经欠了很多钱，这个蕲蛇粉很贵，要很多钱，我爸借钱买了回来，我爸已经很累了。

　　吃了几天蕲蛇粉，我身上痒得不行，抓啊挠啊，都不管用，拿指甲抠破了皮，还是痒。红疹还在，全身肿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有笑脸，死气沉沉的，我觉得我活着很没有意思，拖累了家里。可是，要我去死，我也没有勇气，我心里还是想着，可能有一天，我的病忽然自己好了呢。

　　有一天，我哥哥有个朋友来我们家玩耍，他是义乌人，见到我这个样子，坐在门边看屋外，什么话也不说。他很好奇，问哥哥说，她是谁？我哥哥说，我妹妹小梅呀。因为我全身肿得厉害，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以前他也来过，我们还一起玩过。哥哥的朋友很惊讶，也心疼我，他难过地问我哥哥，到底我得了什么病。哥哥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说要不去义乌看看。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义乌去了，结果人家说，我得了麻风病。”

　　辗转之后，周笑梅来到上柏，入住武康疗养院。不久，父母去世。如今的她，早已没有了亲戚，关于这点，周笑梅的解释是：老亲戚都断光了，别的亲戚也都没有来往了。唯一让她惦记并且感念的是侄女。“她和我睡一个床铺，没有嫌弃我。”

　　4

　　1960年出生的鲍秋桃，得病时已经33岁，按照时间推算，是上世纪90年代，麻风病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而幸运并没有降临到她身上，那年，鲍秋桃儿子已经16岁，上初中。丈夫在外村做泥水匠，她种田种地，在家料理，日子是蓬勃往前走的。不期而遇的疾病一下子把这个家给打得仓皇不堪。先是她身体皮肤出现了症状，红斑久久不退，四处寻医，被告知是红斑狼疮。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不治之症，吃了不知多少药，依然不见效。

　　这一天，她去开化医院，因为杭州有医生来坐诊，她希望碰碰运气。杭州医生检查之后，告诉她，可能是麻风，建议她去衢州防疫站做个检查。她惴惴不安地从衢州防疫站出来，手里拎了一些药，不知要往哪里去——原来她真的得了麻风。

　　“麻风，我听也没听到过，我们那边村里都没有这个病的。当时就吓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身子抖得厉害。医生安慰我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没关系的。又说，你先回去吃药，过半个月，我到你家里来看你。他也没有说因为麻风来看我，我说好的，心想这个医生真是好人。可是，过了几天，我们村里就有人知道我得了麻风，我很奇怪，因为我没有跟谁说呀，我老公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他。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医生打电话到我们卫生院，告诉我们的院长说我是麻风病，让院长跟我们家来说，夫妻俩不要在一起。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老公本来在帮人家干活，人家也不要他了，说你老婆是麻风，你以后也要得麻风，你们全家都要得麻风了。老公很生气，对我说，你去死吧，你死了，一了百了。我想跟他说话，他不愿跟我说话，一开口就让我去死……我伤心得要死，我想，人家看不起我，欺负我，还说得过去，你是我老公，怎么能这么嫌弃我。

　　更加让我难过的是我的儿子也受到了影响，他原来读书成绩不错，很乖，从小跟他奶奶生活，每次回来，都会帮家里干活，村里人都说我儿子乖，他奶奶也很疼他。可是，自从我得病后，他回来就哭，说不想读书了，同学都骂他是麻风，老师也看不起他。我告诉他，妈妈得了麻风，可你不是麻风，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儿子不想伤我的心，勉强去了学校，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逃学。我每个星期给儿子一点钱，他要交伙食费呀。他拿了钱，说去学校，我看到他愿意去学校了，心里也高兴。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到我家来，说我儿子两个星期都没去学校上课了，老公打儿子，儿子第一次顶嘴说，我宁愿去死，也不去学校。就这样，儿子再也没有去读书。后来我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打架，因为同学说他，你妈妈是麻风，你们全家是麻风，他就跟他们打架，可是他打不过他们呀，就不敢去学校了。

　　我们家开始走下坡路，家不像家了。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老公没在家，以为他去地里了，等了半天没回来，忙去找，地里也没有他的影子。有人告诉我，说看到我老公背着包裹在车站。原来，我老公离开我们了，他逃走了。

　　我看着自己身上这个样子，想到儿子也不能去学校，老公也不要我了，想死。婆婆见我可怜，把农药、药品什么的都藏起来了，你知道，我们农村，要死只有几条路，喝农药、上吊，这两条路我都走不成，我又不敢去外面……那就躺着饿死自己吧。

　　我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人知道我吃不吃饭，也没有人关心我，婆婆害怕，老公离开后，她也不过来了，儿子跟着婆婆，也没来看我。就这样，我躺在床上，不吃饭，不喝水，我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到了第七天，我开始吐血，吐血水，一直吐，我想，吐血也好，死得快一点。我心里是害怕的，因为看到那么多血……后来，老公的妹妹来看我，她嫁出去了，不太回家，见我在吐血，就去喊医生。我从中午十二点吐血，一直到半夜一点，才止住了血。人死不了，麻风治不好，别的毛病也找上了我，我咳嗽，我没有力气，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肺结核。

　　后来，有个医生到我家来，给我送来治麻风的药，我就吃药，两年以后，我的病控制了。有人介绍我去敬老院帮忙烧饭。日子好像又开始好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麻风反应了，神经痛得我直打颤，这种痛苦，让我后悔为什么那时不坚持吐血死掉呢。

　　后来，开化防疫站就把我送到了上柏，我的日子才真正开始有了变化。”

　　在我跟鲍秋桃交流的四十多分钟里，她怀里的孩子一直嚷嚷着，好像全身不适，那是鲍秋桃的孙子，三岁了。鲍秋桃的儿子小周娶了媳妇后，也患病了，类风湿关节炎让他的手脚像鸡爪一样弯曲，颤抖。小周无法出去打工，其他工作也做不了，只得在家养鸡，八十多只鸡，让他忙碌不已，却依然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小周媳妇原本也是贤良女子，日子的无望让她逐年懈怠，嫌弃丈夫没有本事去赚钱，她自己也窝在家里，像是跟日子作对。鲍秋桃丈夫虽然一直“鼓励”妻子“你去死，你去死”，却并没有真的打算要放弃这桩婚姻。自从那次离家外出，他一直就在杭州等地打工，做泥水匠，微薄的工资除去房租，只够维持他个人的生活，他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架子，高血压和贫血使他常年觉得头晕目眩。

　　鲍秋桃在上柏租了一些田地种蔬菜，去掉租金，一年下来积余四千多块。桑叶茂盛时回家养蚕，茧子能卖个四千多块，她省吃俭用留点钱下来接济那在风雨中颤抖的儿子。

　　她依然记得刚到上柏时，是朱敏华医生收治了她，她说朱医生真好，这里的医生护士真好——些许的温暖来自麻风村，这也许是她嵯峨生活中一点欣悦。她也尽可能给予他者以暖意。偶尔邻居有个事，她总是热心相助，这让她感到人间的暖。

　　我跟鲍秋桃告别时，她的孙子依然嚷嚷着，这个离开父母借住奶奶身边，在麻风村长大的孩子，烦躁，不安，日子漫长得几乎看不到边际。我走出鲍秋桃房间，默默祈祷，惟愿他的童年记忆中，有上柏阳光的暖，也有清风明月的静好。

　　第二章　偏见之殇

　　祈祷与礼佛能消除罪孽吗？

　　当我们束手无策于现实的残酷、身体饱受创痛时，心灵便会有所祈求。冥冥之中，希望上帝突降眼前，救人于苦难之中。天又太大太宽泛，我们微弱的祈祷未曾抵达便已消散，于是转向眼前真实可感的寄托。念佛，祈祷，成为诸多麻风病人精神领域不为人知的诉求。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诉求能否如愿抵达，感动上帝，感动佛祖，以平息他们内心无边际的伤痛。而给予麻风病人最真切抚慰的，大约是佛教了。上香，拜佛，叩首，仿佛更加契合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最虔诚的表达方式。

　　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已经盛行。当时佛教宣扬的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认为人患麻风病是前世干了坏事，今世遭到报应，或者是祖父辈没干好事，报应到子孙身上。前世不知，来世未知，那只有在今生皈依佛门，才能洗濯前世污浊。有的麻风病人认为，报应分现世和来世，虽然今生已然得病，那只要交出自己最真诚的心。念佛，抄经，便可消除罪孽，也许不能再让容颜恢复，至少能减轻痛苦。因为来自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他们觉得每一步都行走在荆棘丛中，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只是在偿还。他们愿意以这样一种方式践行佛祖最初的忠言：“信愿行”。只要我虔诚，或者现世报，或者来世报，都将是福报。他们匍匐在地，把充满痛苦的身躯交给佛祖。

　　1994年，苏北乡村一间破落的房子里，十五岁少年王东军放下书包，净手上香，离开家人，去了荒僻山中一座清冷的庙宇，他让自己饱受麻风侵袭的身子回归了家。剃度出家，成为他今生唯一的选择，初衷也许并非那么虔诚地要修行，只是逃避世人鄙弃的眼神。而当他选择佛教作为最后的庇护时，忽然发现，来自身体和心灵的苦痛没有想象中的重要。念经，看佛书，日子淡定，内心平静。仿佛他十五年的匆忙奔走，都只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因为服药，他的脸上乌黑，同学老师以及邻居，无不惧怕。

　　这个被人称作“鬼”的少年，进入寺庙，顿悟一般，自动与尘世隔绝，病状居然减轻了许多。一直到完全治愈，也不见有畸残情况发生。他曾经跟同患麻风病的邻村女孩宣扬，这是佛教给予的大福报。很快，他全家皈依佛门——即便如此，这一家人走出门去，路人依然会避让。“麻风病人走过的路，健康人七天之内不能走。”没过多久，那女孩也削发为尼。

　　而这两个人的病情、治疗情况，被当地麻风防治机构一并记录在案，每一本都是大病历，从发现病状，到接受第一粒药物，以及后来的病情发展。但是他们宁愿相信是佛祖保佑了他们，是他们诚心念佛感动了菩萨，是菩萨替他们消除了灾难，而并非药物。

　　隐居，躲避，或皈依佛门，一度成为麻风病人的终极选择。

　　一千多年前，诗人卢照邻也受累于麻风病，“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他的诗歌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性体贴的力量，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是初唐四杰之一。他在文学领域贡献卓绝，他的诗歌简洁质朴，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对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坎坷荆棘，他一生都处在入仕与出仕、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曾信奉儒、释、道三家。也曾热心仕途，以儒家思想为主，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但现实的冷酷让他沉寂了二十年。卧病后，信奉佛教，政治上的不得志，加上麻风导致的身体各种病痛，使他归隐心切。他痛别家人，隐居山中，或也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去修行。只是，在那荒无人烟的山中，修行如此艰难，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诗歌，并未能让他的身心更加出世。求助佛教的力量独居荒蛮之处时，有的只是孤寂、羞耻和悲怆。只能以身谢世，才能洗濯心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麻风病患者求助宗教，除了以此缓解身体带来的无尽的创痛之外，还希望从道德压力的桎梏中脱身出来。我国最早有典籍记载的麻风病患，是孔子的弟子阮伯牛，事实上，孔子从窗口伸进手去抚慰弟子，并没有给弟子带来道德上的解脱，我的理解是他从另一个层面给了弟子压力。孔子说，你也生了这个病，你也要死了。想想，“你也生了这个病”。人都是会生病的，圣人孔子何尝不知。在这里，孔子把麻风病单拎出来称作“这个病”，是另一种隔绝和同情。

　　正如他不能进到屋子，只能在窗口探望一样，隔绝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英格兰医生马雅各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然而，当他面对弟子的病体，发出的依然是世俗的道德的声音：你怎么也会得这个病呢？

　　伯牛是被禁的，永无出头之日，即便死去，也依然带着“恶”的枷锁。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教会掀起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顿时掀起海外宣教热潮，这股宣教的热情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东方。1845年，英国圣公会派遣教士麦丽芝与施美夫抵达上海，随即，施美夫便来到宁波探察传教条件。经考察后，认为“甬地机会甚佳”。1848年5月13日，科伯德和罗素两位牧师抵达杭州，从此英国圣公会便拉开了在中国浙江传教的序幕。之后，英国圣公会逐步在宁波、绍兴、杭州、台州地区陆续建立了17个教区，形成了以宁波、杭州为中心的传教网络。到1948年，已建有教堂122座，收获信徒15541人。这些信徒中，病患占了较大比例，而麻风病人信教的数字也一路攀升。

　　浙江麻风病院的前身杭州广济医院，1869年初建时，便仰仗于教会的力量，医院内外，宗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只是病人大都关心溃疡的手脚、脱落的眉毛，以及旁人利剑般的眼神。虽说他们也会在无以开解之时，合掌下跪，祈求菩萨保佑，但终究没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形式，用以寄托。杭州广济医院建成后，医学还未发达到能够治愈病患的程度，对它的功能，曾有这样的记载：“此为体恤病苦所起见。若谓一经入院，去病如脱，则非本院之所敢也。”也就是说，医院的建立，最早是出于同情，不忍看到生命这样不堪。“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自古迄今，治无妙法。一经传染，皮破肉溃，不数年便成废人，实堪怜悯。”

　　怜悯。悲悯。而这，恰好是宗教所倡导的。

　　1903年，位于西子湖畔宝石山上的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的礼拜堂落成。自那之后，病患从某一个特定时刻，成为信徒，可以落落大方步入礼拜堂，安然地坐在长椅子上，虔诚祷告。在肉身无法“去病如脱”的情况下，祈求心灵的慰藉。有病患给家人写信称：“愚自进院以来，精神与物质俱颇适宜，如坐春风化雨之中。”

　　也许只是安慰家人，也许发自内心，宗教在麻风病患者身上，找到了另外一种意义，救赎的意义。事实上，中国自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封建礼教旧思想长期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信外国来的上帝是极端困难的。

　　而中国的麻风病院，除了海岛以及高海拔的山岚，大都建在寺庙中，这不得不让人有种联想，虽然民间曾有佛教徒抗议“寺庙乃清静之地，怎容得麻风病来污浊”，以驱赶麻风病人，但极大多数寺庙依然容纳收留了这些麻风病人。

　　德清的两座寺庙，遂成了浙江麻风病院的首选。

　　位于上柏的报恩寺和下柏的宝华寺，也许建造年份都无以详考，但都曾经辉煌过，无处安放的灵魂曾在这里安放。这里没有富有和贫穷，没有尊贵和卑贱，只有安慰，荒废落魄的寺庙充当了恩惠的角色。病患到了此处，会产生神奇的想法，似乎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回家。

　　有几位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宝华寺的病人描述，大殿里的千手观音像犹在，高四五米，法相庄严。传说宝华寺由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出资建造，建造时间一说1925年，一说1927年。毛氏夫人生育了蒋经国后，中国内战烽火正起，这个善良的女人，一面祈求佛祖保佑丈夫平安，一面也希望众生安然。

　　关于宝华寺，还有一个传说，1930年前后，毛福梅到杭州灵隐寺烧香，经灵隐寺方丈介绍到宝代山上宝福顶建造宝华寺，灵隐寺还特派弘妙法师到宝华寺做住持。宝华寺在下柏豆腐桥沿山往西南约1500米处，一条四十多级台阶和卵石铺设的小径弯折通向寺庙。山门不大，却藏丘壑，进得山门才是佛光所在。

　　麻风病院选址宝华寺时，千手观音依然在大殿，还有几间破旧的厢房。院方找了当地工程队，花大力气才把观音像从大殿移出，使大殿成为病患的入住地。寺庙虽已破落，但当它成为麻风病人的避难所时，依然闪耀着宗教神圣的光芒。而那时，仍有三两僧尼在此修行，只是虽然同住一处，却隔了两个世界。各自都有需要修行之处，等回想起来，竟然已记不得僧尼是何时消失不见的。

　　有个休养员回忆，刚到宝华寺时，虽然香火已经不再旺盛，千手观音也没有给予实际意义上的抚慰，但他依然感受到被佛祖的光辉照耀着。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便躲在房间，给佛祖上香。没有佛龛，没有佛像，没有清香，这一切都是在他心底完成的。他有时觉得月亮是佛祖，有时又觉得太阳是佛祖，还会想象飞越而过的鸟儿是佛祖派遣来的使者，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保佑我的病早点好，实在好不了，让我的脸不要这么难看”。

　　这一具具被诅咒却又可救赎的身体。他们也曾怀疑，如此虔诚却依然不得脱离苦海，是不是佛祖没有看到我的苦难？还是我的心不够诚恳？那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救我呢？

　　相比宝华寺，位于上柏的报恩寺年代较为悠久，也有相对丰富的史料留存。县志这样记载：“报恩禅寺在县西南十八里金车山麓，系唐宋古刹，相传王家香火，后有李王墓。”

　　关于报恩寺的初建年代，已然无从查考，自唐代宗睿武皇帝大历三年戊申岁二月（公元768年）下诏法钦（大觉禅师）入京起推算至今，亦有1240余年历史。

　　田松根先生曾寻访自小居住上柏的汪霖先生，汪先生回忆报恩寺往事：在他十多岁时，曾多次随父亲去报恩寺进香，他父亲在当地是有名人氏，故每次都由方丈陪同，在后面藏经阁下有间佛堂，平时紧锁，秘不示人。内供有一尊镏金铜佛，高可丈余，是尊立佛，形状像如来佛一般。十根指尖各镶宝石一粒，额头镶钻石一粒，通体光亮，不生铜锈，抗战时指尖宝石和额头钻石都被日寇抢去。

　　汪先生惦记佛像，问及田松根，田先生向附近农村老者打听，始知在1947年，时国民政府派员将此佛肢解，拿去造枪炮子弹了。

　　在半月形的放生池上方十米处，有一石牌坊，即武康县志中记载的乾隆御封“钳锤室坊：曰金轮第一峰”。以上两件事均是汪霖先生亲自见识过的。

　　佛像，牌坊，香客，这些具体可感的人和事，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唯有大慈大悲的情怀，渗入大地，滋养着武康这一方寂静的所在。

　　现世里，这座曾经辉煌的庙宇，早已被人遗忘，偶尔有附近的村民前来，为大殿里的菩萨上一炷香。香火清冷。而庙宇依然保持着它特有的庄严和宏阔，三大进，每一进都有菩萨在此修行以观照众生。只是年代久远，屋宇之内已见不到佛像，有的只是岁月留下的苍凉。

　　这本是一个山清水秀性灵之所在，即便四大金刚已经不见踪影，佛龛也蒙了灰尘，大佛也只留下一个庞大的基座，浙江麻风病院首任院长姚雨冰却依然知道他们曾经在何处打坐。他是军人，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无神论者。而此刻，站在这里，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宗教给予人类的大福报。

　　破四旧之后，立足于中国大地的寺庙佛龛已然散去大半，仍有佛教徒在关注麻风病患者的后续生活。在湖南麻风界，无人不知圣辉大和尚，我每到一处采访，都有人指着一处建筑或者生活设施，告诉我，那是圣辉大和尚捐助的。而我总会在某一瞬间，把这位慈悲的大和尚，看作是佛祖委派，他以肉身显现人间，继续解救这些尘世的苦难者。对于疾病，他虽无法妙手回春，但能抚慰人心，以悲心与感召接纳众生。

　　四川大山深处的麻风村，有个七十多岁的美国传教士，每年都会到山上看望麻风病治愈者，和他们一起用餐，祷告，以求得今生的安宁和肉身消散后灵魂得以上到天堂。

　　1916年，广济医院时代，梅藤更在一封给圣公会的信中，曾经欣喜地描述他的病人。

　　“麻风救济会不仅供给病人衣食，还提供医疗和灵性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麻风病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来这里的病人很少没有成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们祷告、赞美，做出了最确实的基督教的见证，这是对应用基督教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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