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之隔（二）

　　酸老师打算把我弄走，不让我在他班里待了。听说他去找了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让他去找校长。爷爷听说了这件事，翻箱倒柜找出奶奶留下的一枚金扳指，拿去送给了校长，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那可是奶奶留下的唯一一样值钱东西，说好了要留给我媳妇的。

　　“反正是用在你身上。”爷爷生气地说，“将来找不着媳妇，别怨我。不过看你这样子，将来是不用指望找媳妇了，我们老缪家的香火算是要断了。”

　　爷爷把气都撒到我身上，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拮据，钱不够花。以前我爸每月都能领工资，现在，他是杀人犯，什么都没有了。不光如此，他还让公安局的同志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抓他这件事上。公安局的同志也都是要吃饭的，等于说，我爸在浪费国家财产。爷爷是个觉悟很高的老铁路，他是这么认为的，并想把这种想法强加给我，整天叨叨来叨叨去，企图给我洗脑。爷爷也有退休金，但是太少了，而且，我家出事后，他把所有钱都赔给我四个舅舅了。就算是这样，我的四个舅舅还是隔三差五地来，在我们房前屋后溜达，往我家窗户里扔石头。爷爷每个月都给他们钱。所以，他常常叨叨：

　　“火柴三分钱一盒了！”“酱油两毛钱一斤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然是不敢跟他开口提任何要求，哪怕鞋后跟磨破了一个洞，我也忍着。后来，爷爷开始打大金鹿自行车的主意，想把它卖掉。那是我们家唯一一件值钱家当，当初买它的时候，花掉了我爸两百块钱呢。

　　我说什么也不能同意爷爷打自行车的主意，那是我爸留下来的，他回来后还得骑呢。从此我整天看守着自行车，从学校回来就把它锁在东屋。有两样东西我是要誓死保护的：自行车、信号灯。那个冬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信号灯，又偷偷去了棚户区两回。第二回，我抠掉了墙洞上的一块道砟石，把眼睛贴上去，尽情地看了看一墙之隔的世界。

　　那世界跟我无数次想象的样子差不多：铁路线，道砟石，线杆和电线，路基旁干枯的杂草。父亲，他就去了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他是不是飞身搭上了一列火车，去了更远的那块我看不清楚的地方？不得而知。

　　我恋恋不舍地看了好久，特别希望从小孔洞中神奇地看见父亲，看到他背着巡道袋，拎着道镐，在枕木上一步一步地走着。他喜欢数枕木，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十根，一百根，一千根。啊！成千上万——不，上亿根枕木，火车能跑到多么远的地方啊！

　　那天晚上，我在回家途中，又感觉到了异样。先是福莱尔有所警觉，它向我反复地传递着异常的信息。我心中也有不安的感觉，就耍了个心眼，在骑车经过小商店和理发厅之后，又骑了一段，假装车链子掉了，下车捣鼓车链子。我在余光中看到一个人影刷地隐进了小商店和理发厅之间的胡同，就也推起车子，躲到旁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后面。

　　公共厕所可真是臭啊，连福莱尔都嫌恶，不停地缩着鼻头。但我们俩一动不动地蹲伏着，倾听着街上的动静。下半夜，没有什么夜生活的小城安静极了，很容易就听到了从小商店和理发厅之间的胡同里，渐渐传来自行车轮在柏油路上滚动的声音。我和福莱尔猫在厕所后面，忍受着熏天的臭气，听到车轮轧过厕所面前的街道。我和福莱尔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惊讶地发现，那人居然是小方。

　　小方骑着自行车，狐疑地左右张望——他一定在懊悔自己跟丢了监视对象。看来老谋深算的爷爷说得对，我要是再不小心一点，就把我爸给害了。

　　看来小方还不死心。小方是个年轻人，我觉得他是想破了这个案子，捞点好处，比如立功受奖什么的。这么一来，我基本可以确定，上次跟踪我的也是他了。毫无疑问，眼前我面临着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放寒假了！按照父亲和我的约定，只要我考了双百分，他就在春节时回家来看我，而我果然考了双百分！早知道这样，我就故意做错一道题了。

　　我陷入从未有过的焦虑和孤独之中。日子飞快地向前奔跑，转眼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过了小年，隔壁王奶奶开始扫灰了，她把家里的桌子椅子箱子啊什么的都搬到了院子里，她头上包着一块头巾，举着一把大扫帚，扫墙角里的灰网。她要把灰尘都扫走，好迎接鲍小和的爸妈回家过年。以往我们家里也是要扫尘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王奶奶扫完自己家里的灰，又拿着扫帚要来帮我们扫，被爷爷谢绝了。他说：

　　“扫干净了又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扫得再干净，该去见马克思也还是得去。”

　　爷爷他们整天叨叨着要去见马克思，那么多人，马克思他老人家能见得过来吗？

　　自从过了小年，我就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父亲回到家里来。我再也不像过去那么盼着过年了——新衣服、糖块、肉，这些对我都不再有吸引力。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再也不需要那些幼稚的东西啦。尤其是，随着春节这个可怕的节日的临近，我的四个舅舅更加严密地监视着我们的房前屋后。以前是隔些天来一次，现在是天天都来。小方来得也频了，有一次他引诱我说：

　　“你看，你那么多舅舅都在等着抓你爸，你爸是逃脱不了的。他还不如回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否则，要是让你舅把他给抓住了，我们也保护不了他。”

　　我才不上他的当呢。我爸说了，就算是他们把他当成坏人抓起来了，他都不能吐露自己正在执行的秘密任务。眼前的事太紧迫了，他们正准备抓他，我爸他可千万不要回来呀！

　　腊月二十七那天，我最终想了个办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里很危险，千万不要回来。写这封信对我来说照样不是易事，好在我有好几本小人书，除了《铁道游击队》，还有《智取威虎山》等，“危险”这样的词，在小人书里太容易找到啦。

　　我冒着危险，再次来到棚户区那堵挡墙下面。从城南郊区到城北棚户区，我骑行了好几个小时，主要是甩开跟踪者。虽然我事先在那天进行了反跟踪，得知小方那天休班，而且他正在谈恋爱，晚上跟他女朋友去了电影院看电影。我看了海报，他们要看的是《两个小八路》。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小八路。

　　小方和他女朋友看电影去了，并不表示我就安全了。公安局还有别的公安呢。所以我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兜了很长时间的圈子，去过溜冰场、文化宫等许多地方，直到确认身后一个尾巴都没有。我把那封卷成一个卷儿的信，塞到了墙洞里的道砟石下面。父亲要是回来了，肯定要先拿掉那两块道砟石，再抽去砖头，然后从墙洞里爬进来。

　　这真得感谢小方的女朋友。

　　五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这有两种可能：一，他回来了，但是，在一墙之隔的那边，他拿掉道砟石，及时看到了我给他写的信。然后，他回去了。毕竟秘密任务要紧；二，他根本就没回来。没回来的理由可以有许多，就像他说的，虽然我们身在和平年代，但伺机破坏的敌人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因此，形势是复杂的。他碍于某种复杂的形势，只能违反和我之间的约定。

　　正月那几天，我家房前屋后的形势也很严峻，我的四个舅舅轮番在那里溜达不停。节日让他们报仇的想法比平日更顽强，大年夜，他们甚至点燃了我家院子里的一堆劈柴。那还是我爸没出事时，用从铁路边上拉回家的废枕木劈成的劈柴，冬天用来生炉子取暖。枕木可是最好的生炉子材料。

　　我的四个舅舅之一，把我家堆在院子东南角的劈柴点燃，熊熊的火光蹿上天空，发出噼啪的响声。街坊邻居都拥到我们家院子里来，好心的那些人手忙脚乱地提水往火堆上浇，看热闹的人则探头探脑，有些小孩还爬到了我家院墙上。

　　爷爷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逐渐萎顿下去的火势，说：

　　“也好，给这年增加点热闹劲儿，就当是放鞭炮了。”

　　爷爷说得对。别人家里大年三十噼里啪啦放鞭炮，我家没放，太冷清啦。隔壁王奶奶的女儿女婿从外地回来了，买了很多鞭炮在街上放，鲍小和吱哇乱叫的声音一个劲往我耳朵眼里钻。她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到街上去跟她一块儿乱叫，像往年那样。我虽然非常想出去，把鞭炮挂在树枝上，狠狠地放上一挂，但今时不同往日，她再也别指望啦，我是永远都不会再跟她一块儿放鞭炮啦。除非……除非将来她做我媳妇儿，还给我生个儿子。

　　瞧我都想了些什么！我应该想想我爸，他到底回来了没有，看到那封信了没有？他回来了又离开了，或者，他根本就没回来，这两种可能，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我带着极度的忐忑和好奇，进入了大年三十所剩无几的短暂的睡眠。

　　大年初一那天，我还是没有按捺住想要一揭谜底的欲望，骑着自行车绕城转了好些地方，重又去了棚户区。我的舅舅们把我家劈柴堆点燃了，又监视到天亮，太累了，都回家睡去了。公安同志们大概也在过年，特别是小方，应该可着劲儿在巴结他新交的女朋友，我趁着这当儿去棚户区，应该危险性不大。

　　那是我第一次在白天去那个地方。棚户区虽然像个坟场，但毕竟住着一些人，多数都是儿女不在身边的半孤寡老人，还有拾破烂的，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当然也得过年，有几户在灰扑扑的门口挂上了红灯笼，街巷上难得地有三两个人在走动，甚至有提着点心来拜年的。这样一来，就显得我并不那么扎眼。我在棚户区转了两圈，并没发现可疑的跟踪者。

　　那堵墙在白天看来，比夜晚感受到的更为破败，灰泥一块块地剥落了，露出灰不拉叽的砖块。沿墙根堆着许多垃圾，还有风吹到那里的枯枝败叶。这么臭烘烘的地方，可能连那些拾破烂的都不愿来，父亲可真是找了一个好地方。

　　周围没人，我快速找到那个墙洞。实际上，它跟周围破败的墙体没多少分别，这说明，父亲把它修饰得很完美。他一定是事先准备好了砖头等材料。可想而知，在取下那块道砟石的时候，我心里是如何地忐忑，就像几百只小兔子在我身体里左蹦右跳。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人世间的许多哲理，但我知道，那个时刻至关重要，大概在我今后一生中也难以遇到几回。后来，许多年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那就是上帝在向我昭示我在这人世间的定数和宿命的一刻。当时，他们把一块沉重的木板挂在我胸前，一根细而坚韧的铁丝，一点点地陷进我后脖颈的血肉里，一切世间的奥秘，在我心里迎刃而解……那是后话了。

　　总之，父亲再也没有回来。道砟石下面的纸卷儿也不见了。在长达一生的时光中，八岁夏天的那个夜晚，是我看到父亲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从不愿认为父亲没有履行跟我之间的约定，而是坚定地认为，他回来了，回到这个城市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那长长的一堵墙，两头都望不到头。他马上就打算穿墙而进了，是我的信阻止了他。

　　那年的正月很快就过去了。随着正月的离去，我的四个舅舅也逐渐减少了在我家房前屋后溜达的时间。大过年的我爸都没回来，平日就更不太可能回来了。那些公安，不断地遇到新的案子要破，也不太像过年之前那样，动不动就腋下夹着些文件啊什么的，到我家里来了。只有小方还不死心，隔段时间就来找找我。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杀人偿命，谁也躲不过去。”

　　……

　　阳光哗哗地晒着，大雨哗哗地浇着。随着年月不断地过去，随着我长成一个少年，我从没怀疑过父亲所说的那个秘密任务。我骑着那辆很破但依然很结实的自行车，升入另外一所初中学校。我的历史就像阳光下的影子，暗暗的，一直跟随着我，形影不离。友情跟我无关，爱情也跟我无关。女生们读琼瑶的书，在本子上贴周润发秦汉林青霞林凤娇们的照片，男生们有时候用打架的方式来争夺一个女生。老师们成天逼我们学习，以便让我们考上好的高中或是中专。校园里种着一排排芙蓉树，花季的时候，一团团粉色的芙蓉花香气扑鼻。鲍小和有一次把空墨水瓶装上水，摘了一朵芙蓉花，插在里面，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老师说，桌子上摆着花，容易分散注意力。

　　鲍小和出落得越发漂亮了，还风骚得很，好几个男生都喜欢她；另外，我们的体育老师也喜欢讨好她。体育老师是个年轻人，像个二流子，总把“立正”故意喊成“立啦”，无非是想让自己显得跟旁人不同。我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立啦老师”，很快就遭到了他的残酷报复。他罚我围着操场跑三十圈，还让我跳一百个山羊。跳到五十个的时候我就支持不住了，两腿一叉重重骑坐在山羊上。那玩意儿里面虽然絮了海绵，但只是貌似软和，撞着命根子还真是受不了，疼得我眼冒金星。

　　我还跟争夺鲍小和的男生打架，当然都是我找茬。渐渐地，有人看出来了，议论说，谁跟鲍小和好，缪线路那个小流氓加杀人犯的儿子就跟谁过不去，莫非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呸。

　　我不认为自己是癞蛤蟆，更不认为鲍小和是天鹅。自从那年她在水塔边上对我干了那样的事，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两件事：一，让她将来成为我的媳妇儿，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二，迟早有一天报复她一下。

　　看来，让她成为我的媳妇儿是不太可能的，她如今眼珠子都长到脑门子上啦。但也不是毫无希望，这需要慢慢观察分析。爷爷这把老骨头，脑子一点不糊涂，早就看出了我肚子里的歪歪肠子，他动不动就讥讽打击我：

　　“想找小和那样的媳妇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对爷爷言听计从了，有时候他讥讽我，我会反唇相讥，比如我会说：还是你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儿吧。爷爷一听这话就生气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头发都白了，牙齿也掉光了。他以前拖着一条不太灵光的腿，许多时候还得刻意假装很费劲，如今是真得很费劲了，而且用上双拐也才只能磨蹭着上个茅房。他为自己这副样子伤透了心，就越发嫉妒我了，常常歪斜着眼打量我，说：

　　“长那么高干什么？费布。”

　　“哪儿费布了？我的裤子都盖不过小腿，大冬天的还得露一块脚脖子。”我把脚脖子抬上去给他看，他咽口唾沫，不甘心地说：

　　“挡光。”

　　“把窗玻璃砸了不挡光。要不你到院子里去睡，院子里有的是光。”我说。

　　王奶奶在西院隔墙听我们吵嘴，老是爱管闲事，动不动就跑来数落我们：

　　“这祖孙俩，上辈子是仇人哪？”

　　爷爷哪都不行了，只有耳朵灵光，半夜里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怪不怪？我看他这听力都是练出来的，因为他老是深更半夜竖着耳朵听声儿，谁也不知道他在听什么。我猜，是那几年我的四个舅舅老在房前屋后溜达，让他长了心病。

　　有天夜里他忽然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我床边，吓了我一跳。他趴在床边上，说：

　　“嘘！别出声，你爸回来了。”

　　我花了十几秒钟时间让睡意跑走，这才四下里看看。“哪儿呢？”我没看到我爸。

　　“反正我听到声儿了。”爷爷说。

　　我们俩都控制住鼻息，不让自己发出很大的喘气声。到处安静极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听见他把道镐支在门边上。”爷爷又言辞凿凿地说。

　　爷爷既然说得这么肯定，他听觉又灵敏得很，我就打算相信一回。况且，他说出了我的心声，我是多么希望我爸能回来一趟啊。爷爷拄着拐杖，跟在我身后，我俩一起走出东屋，先是站在堂屋地上看了看后窗，确保没有蹲伏的可疑人，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

　　关于那天夜里的事，我和爷爷有过持续多日的争论。爷爷坚持说我爸回来过，且把道镐支在门框旁边的地上。他甚至说，地上有道镐支放过的痕迹，院子里还有父亲走过的痕迹。但那天夜里既没下霜也没下雪，在我看来，没有丁点痕迹证明父亲回来过。我虽然盼望父亲回来的程度比爷爷有增无减，但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更不能幻想呀！

　　我认定爷爷是在睡梦中出现了幻觉。爷爷见接连几日都说服不了我，最后只好摇着头，说：

　　“你毕竟只是他儿子，而我是他爹。”

　　这个逻辑我并不认同。

　　在那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出现过几次，但爷爷不再试图说服我了，只是一个人久久地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看着他所说的父亲支放道镐的地面。

　　又是一两年过去，爷爷越来越老了，骂我的力气越来越小，但他没有一天不骂我，仿佛那就是他活着的动力。我有时候很烦他，甚至盼着他……但有时候我又害怕他不在了。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重点：我一直认为，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但我从未丧失过信心。他迟早要回来的。至于那个秘密……在我的少年时代，李玉和已经成为老故事了。我们再也不看小人书了，武侠小说什么的才好看呢。不过，我一直保存着《铁道游击队》那本小人书，虽然放在抽屉里一年也不去翻动。

　　至于那个促使父亲离去的秘密……随着我年岁的增长和对世界认识的打开，它也不再像儿时那么时时让我陷入迷狂的骄傲当中。它只是一个存在。但我从来没质疑过它的真伪。它一定是真的，必须是真的。

　　六

　　我和鲍小和之间的问题，也随着年月的增长，一天天抵达必须解决的地步。

　　在我八岁跨入校门，进入人生中一个较为漫长和重要的新阶段开始，我的命运就跟某些东西拴在了一起：我爸，我爸的秘密，鲍小和。因为这些，我小学时没有加入少先队，初中后没有加入共青团。那些白色布上印着红色的两道杠或是三道杠的臂章，从来没在我胳膊上出现过。

　　我是写过入团申请书的，而且不止一次。“敬爱的团组织，如果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我一定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接班人。”我如此热切地表着决心，他们却没有批准我。有的老师认为，我爸杀人的犯罪行为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但反对我的老师认为，我八岁就在水塔边上骚扰鲍小和，这件事情又能栽赃给谁呢？

　　我唯一的希望，是让鲍小和来出面帮我澄清。但我已经好几年没跟鲍小和说话了，我已经对她患了失语症了，这恐怕不好解决。

　　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不再想入团这件事了。有更为重要和严峻的事情摆在我面前，那就是关于未来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就是考学的问题。基本可以概括为：是考高中，还是考中专。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学习不是个事，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考了双百分，这就说明我是个聪明人。不过，在以后的历次考试中，我再也没考过双百。到了初中，课程多了，就更没有了。并不是我不够聪明，而是，自从我把那封信压到道砟石下面之后，我就主动不想考双百了。我不考双百，我爸他就不用惦记着要践行跟我的约定。渐渐的，我厌恶了学习，因为那些老师都认为我是因为蠢笨才考不好的。

　　也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未来了。但好像人只要活着就必须要有未来，如同每个人都有过去一样。因此，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我的未来就是：初中毕业后找份工作干干，养活我那一条腿已经迈入阴间的爷爷。老师们大概认为我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实际上，普通高中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总的来说，我面对的严峻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跟鲍小和两个人的——我头上戴着那顶小流氓的帽子多年，全都是拜她所赐，但是她，随着初中学习生活的即将结束，而溜之大吉了！

　　简言之，在距离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鲍小和坐上火车，去了外地。她的爸妈在外地工作，决定把她接到那边去考学，听说那边分数线低。她爸妈可真有本事，把她的学籍连她一起转走了。

　　这消息太突然了，根本让我反应不过来。王奶奶把这消息告诉爷爷，爷爷斜拉着眼对我说：

　　“说你是癞蛤蟆，还不服？”

　　当时，鲍小和的爸妈已经把鲍小和的行李收拾好了，两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像两只大饺子似的摆在院子里。看样子，鲍小和这次是要彻底走了。

　　可我的所有关于鲍小和的那些纯洁或肮脏的念头，都还没来得及实施！她走得是那么地突然，从得知消息到两只帆布包鼓鼓囊囊在院子里放着，一共也就三两天的时间。简直像是预设好的一个阴谋。

　　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地让鲍小和被她的父母领走。她就要坐上火车了。她乘坐的火车下面，那两条铁轨，无数的枕木和扣件，可都是我爸曾经一点点检查过的。没有我爸他们这些巡道工，火车的行驶安全可就没法保证了。我多想在鲍小和离开前，跟她讲这些话。但我没有机会。一切都很混乱，我连走到小胡同里目送一下她的勇气都没有，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沮丧，还有仇恨。

　　说实话，我已经长成一个准青年了，时光走进了某一年——哦，那个鲍小和离开的年份，我想想就难受得想号哭，想奔跑，想高歌，想打架，想杀人，想强奸，想放火，想打劫。世上的一切坏事，我都想狠狠地干上一干。

　　恰好，很快我就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初中毕业了，我连一所普通高中都没考上，这验证了一部分老师对我的估算。其实，在考场上我根本就没打算好好答卷，而且有一门卷子我写的不是缪线路这个名字——我写的是：小流氓。这件事，使我们那所本来没什么名气的学校一下子名声大振。以后每到中考，我和这件事都要被学校当成反面教材，狠劲儿翻腾着说来说去。特别是，初中毕业后，很快我就成了一个他们经常说的“不良社会青年”。

　　别看在学校里没有我缪线路的市场，在社会上可不是那么回事。起先我游荡了两个月，我爷爷老缪动用了他的老关系，帮我在发动机厂找了个活干，让我跟着一个老师傅当学徒。没几天，我就跟人打了一架。这一架其实我是打抱不平的，但厂里给了我警告处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乱给处分，这让我很不服气，我就不告而别了。但我仗义的名声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很快就有不少人跑来找我，要跟我拜兄弟。我挑选了几个人，然后我们在市场上随便抓了只老母鸡，割了脖子放血，喝了血酒。

　　那一年，我可是过足了逍遥日子。别看我没有正经工作，但爷爷从来没少了吃穿。我和我的兄弟们选择了一个农贸市场，我们帮他们维持秩序，他们交给我们保护费。起先有一些达不成共识的，最后都让我们给说服了。我们的办法是拳脚教育，这比劳动嘴皮子要省事有效多了。

　　爷爷喜欢吃虾，那一年他吃了多少虾，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鱼贩子从海里刚打上来的虾，新鲜得乱蹦高，有时我看着高兴，整箱子就搬走了。我对爷爷说：

　　“吃吧，使劲吃，这样去阴曹地府的时候才不觉得亏嘴。”

　　“你这个小兔崽子，才十五岁，就当上黑社会了。”爷爷起劲地骂我。

　　“十五岁怎么了？刘胡兰十五岁还躺在铡刀底下英勇就义了呢。”我说。

　　“呸！”爷爷说。

　　那一年，家里只剩下了我和爷爷。福莱尔已经老死了。直到它死的时候，我都没给它好好修剪一下毛发，洗个澡什么的。我让它那么邋里邋遢，它却多年忠实于我，我太对不起它了。

　　“哪天我也死了，你就无法无天地混吧。早晚有一天会让人抓进去。”爷爷没有一天不这样咒我。

　　是的，那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街上忽然动不动就喧闹起来；一喧闹，街坊邻居们就奔走相告：又游街了。

　　于是大家就呼啦啦拥到街上去看。其实每次场景都大同小异：穿白色制服的公安押着犯罪分子，在街上边走边放大喇叭。通常那些犯罪分子都被绑在军用大卡车上，胸前吊挂着大牌子，上面用黑墨水写着些字，说明他是一个犯了什么罪的坏人。有的还给制作了尖帽子，插在后脖颈里。人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认读大牌子上的字，最喜欢读的就是流氓强奸犯某某某。这些人在街上走一趟，让老百姓得到一下教育，然后，有的关进去改造了，有的就拉到别的地方枪毙了。

　　随着这些场景频繁地在小城上演，我们中也有一些人陆续出了事。有一次他们很多人，男男女女的，在其中一人的家里放着音乐跳贴面舞，都给抓起来了。那次我恰好闹肚子中途离场，否则也进去了。好几天我也没出门，在家里躺着。爷爷幸灾乐祸地说：

　　“我说的没错，早晚有一天。”

　　这老东西！我要是进去了，他不得等着饿死吗？

　　那年除夕，我跑到大舅舅家里，给他们放了一把火。我终于熬到可以给他们放把火了。别看我只有十五岁——不，过了年就十六岁了，个子却蹿到了一米七五。我的几个舅舅可都见老啦，他们见了我都很害怕。公安们也想抓我，给我定个纵火犯，但我跑得快，没被抓着。他们到家里调查爷爷，爷爷说，我孙子一夜都在家老老实实躺着睡觉做梦娶媳妇，连挂鞭炮都没敢放，怕爆出火星子，不小心烧了别人家的柴火。

　　爷爷脑子一点都不糊涂。

　　春天到了，小城里的气氛一点都没放松，我们那些不良青年抓的抓跑的跑，剩下的都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小方又来了，给我们分析当前形势，让我们尽快说服父亲回来自首。爷爷半闭着眼听小方说了半天，慢悠悠地说：

　　“这种形势，自首也活不了命。就让他死在外头吧。”

　　小方说：

　　“那不一样啊大爷。”

　　爷爷腾地火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没人送终了！你当我不想让他回来给我披麻戴孝摔孝盆子吗？”

　　我走到小方身边，撞他一下子。他比我略矮点儿，也没我频繁打架练出来的蛮力，让我撞一下，还是多少够受一阵子的。我说：

　　“你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找个女朋友看电影去，演《大桥下面》呢。哎，你想不想找个龚雪那么漂亮的马子？想找的话，包在哥们儿我身上了。”我手里还真不缺此等资源。

　　小方这些年谈了好几个女朋友，都没成，也不知怎么回事。所以，一晃眼他也三十好几了。活该。

　　爷爷被我气得整天哼哼，说活不了几天了。王奶奶安慰他说，大小子长到十六七都这样儿，天不怕地不怕，恨不得把坏事做绝了。你别管他老缪大哥，他浪荡上几年，自己就改好了。你不让他这样，他就出息不好。

　　这个逻辑我不认同。我认为，一切的根源都要追溯到她外孙女鲍小和头上。想当初，八岁那年，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小学生，我轻而易举就考了双百分！要不是她找了两个狗腿子来抓我，并指证我是小流氓，我能有今天吗？这些年，一想起她鲍小和，我心里就像有几千几万只爪子在抓挠，那个疼！她知道吗？

　　我隐隐约约觉得，问题的逻辑就在鲍小和身上。一旦我和她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逻辑就明朗化了——谢天谢地！夏天的时候，鲍小和居然从外地回到我们这个灰扑扑的小城了。

　　机会来了，但很可能转瞬即逝。我要向鲍小和求爱。这一年来，我泡过许多个马子，也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了。我有的是经验。

　　鲍小和个子长高了，也更漂亮了。她回来过暑假，难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漂亮。我也已经变了，不再像一年前那样，想跟她道别都没个胆量。这次是我主动约的她，当时她正和几个老同学站在街边说话。老天，她穿着一条长裙子，上身束在腰里，黑头发披散下来，耳后别了两只发卡，像龚雪似的。

　　“鲍小和，玩去？”我站在街对面朝她招手，我的小弟也跟着叫喊：“鲍小和，我大哥叫你哪。”

　　“玩什么？”鲍小和两手弯成喇叭状。

　　“滑旱冰。”我说。

　　鲍小和飞快地跑过来了，我们几人一起去滑旱冰。我外号叫冰场王子，谁也别想滑过我。鲍小和不会滑，教她滑冰的任务谁也抢不去。鲍小和挺高兴我能主动跟她说话，因此很卖力地做我的学生。滑旱冰可不是个容易事儿，像鲍小和这样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只能把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以免摔倒。自从我把她带到旱冰场上，我的那些小兄弟们就把旁人都挤跑了，人家也不敢惹我们，所以场上只剩下了我和鲍小和，其他人都围在场边看。鲍小和不时地吱哇乱叫，真是出尽了风头。她边滑边问我：

　　“缪线路，你不是不和我说话了吗？怎么又和我说话了？”

　　这个傻丫头。她以为我对她前嫌尽释了。

　　那个夏天的前半部分，我带着鲍小和到处吃喝玩乐。她学会了滑旱冰，我又带着她去学跳霹雳舞。我的小弟们肩头上扛着录音机，到随便一个广场上去，那里的人就得乖乖给我们腾地方。

　　我忽然发现自己居然这么会追马子！而且我还给她写信——我又重新给她写信了！这次没有她的狗腿子来抓我，我给她堂而皇之地写诗！我自己作的诗！

　　太美好了。我有时被自己感动得不知道怎么办，就特别想做个好青年。

　　暑假一天天过去，又快到她离开的时候了。后来我就带她去我兄弟开的录像厅玩。录像厅可不是满大街都有的！我们先看一些当时流行的片子，到后来就看毛片啦。鲍小和是第一次看那玩意儿，屋里又有五六个人，她臊得不行了。最后，其他几个人都搂抱着到别的房间去了，鲍小和有点害怕，哆哆嗦嗦地说：

　　“缪线路，我要回家。”

　　我什么都没说，脑子里翻腾着无数个求爱的词语，却怪了，一个都没说出来。最后的结果是，我把她摁倒在沙发上，她则使出吃奶的劲儿奋力反抗。我差点要得手了，她那漂亮裙子下面的小内裤已经让我扯烂了。就差那么一寸。不，半寸。一丁点儿。我都已经触到那块柔软的地方了，却还是被她跑了。

　　七

　　他们把一块大木牌子拴上铁丝，挂在我脖子上。铁丝真是又细又结实，那么重的牌子，大概有几十斤吧，都没把铁丝坠断。

　　牌子上写着一些字，先是上面，横着一行：强奸流氓犯；下面竖写：缪线路。我低头看了看，他们故意把我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尤其缪字下面的三个撇，像三把大刀似的。他们是恨不能砍死我这个社会渣滓吧？唰，唰，唰！

　　我数了数，那天和我一起游街的共有九人，其中有两个我认识。这两个人中，其中有一人居然是我的初中同学，据说初中毕业后，托他舅舅找的关系，在一所小学当上语文老师了。我俩走在一块儿，过了好久我才找着机会问他犯的“强奸幼女罪”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强奸的是班里的小学生，共五个。下课后让人家去他宿舍里补课，还在学生屁股底下铺上报纸。要流血的嘛。一路上我都在想，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想，我跟这强奸幼女的罪犯绑在一起游街，说明我也是罪大恶极。虽然我没强奸成，但动机跟那小子是一样的。要是鲍小和像那些八九岁的小学生一样老实，我不是也能得手了？

　　街边上跟平常一样，站着一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辨认着牌子上的字，以便决定把正义的憎恨发泄给谁。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摔来一坨稀屎，摔得有点偏，但还是有一大半贴在我左脸颊上，把我熏坏了。

　　随着日头越来越强，我感到后脖颈上开始流汗了，铁丝大概把我的皮肤磨破了，汗浸到伤口里，疼得我直想跳高。但我什么也干不了，脚脖子上还戴着镣铐呢。

　　本来我以为游街后就要吃子弹了——我们都管这叫吃花生米。但在里头关了好些日子，他们把我的罪名又改成了强奸未遂流氓罪，说是不用吃花生米了，改成在里头蹲十五年。里头太挤了，一个七八平米的小号子里关了三十多人，我情愿把我拉出去喂一粒花生米。

　　关于我到底是强奸犯还是强奸未遂犯，这个只有我和鲍小和知道。那年月，估计他们不会有工夫给鲍小和做体检，查查她到底是不是个处女。反正鲍小和良心发现，跟他们说我没得手，就差一点。因此，他们就把我的罪名改了。什么叫实事求是？这就叫。

　　这里我要略去许多字，以便把这十五年用一句话说完。其实，实际时间不是十五年，而是十二年。我又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我进去后一直在努力改造，所以他们把我提前释放了。

　　我出来后的头一件事，是去棚户区看那堵墙。在里头我也不是没结交铁哥们儿，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没把我爸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我先去家里骑大金鹿自行车，谢天谢地，那家伙虽然生了锈，但结结实实地还活着，而且还能骑。我只是给车链子加了些油而已。我还拿上了信号灯。实际上，那家伙早在我小学还没毕业就是个废物了，因为它是要用电瓶的。我没有给电瓶充电的家什。

　　但我要去看的是那堵墙，不带信号灯是不对的，即便不亮，也得带着。

　　天知道，我在里头那些年，把我之前之后所有的事儿都回忆和预想过了，就是没预想到，那堵墙居然给推倒了。岂止墙，就连棚户区都不在了。

　　我在棚户区旁边的大街上站着，有点傻眼。时间也是夏天，不过不是夜里，而是中午，太阳毒辣辣地对我施展着鞭刑，抽得我头晕眼花。谢天谢地，我看到了那棵老槐树，它过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死，而是越发地粗硕，当然也越发地老了。在它旁边，本来就应该是那片低矮的像坟场一样的棚户区，此时却完全不是了，而是一个小型汽车站。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院子里开出来，拐到大街上，朝着大街两头陆续开走了。

　　我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就顺着大街往两头又走了走，谁知，汽车站东边是一排商业网点房，西边则是一个立交桥，都不是棚户区。这真是咄咄怪事！我又返回到那棵老槐树旁边，它枝叶婆娑地立在汽车站出口旁边的街口，一声不吭，完全不理会我遇到的困境。我爸可是把大金鹿自行车支靠在它身上过呀！

　　这可真是离奇的遭遇，当然不能让我甘心。我走进商业网点房其中的一间，是卖干海产品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各种海洋动物僵硬的尸体：虾米、海参、小鱼，都用塑料袋装着，朝外散发着它们这一类尸体应该有的腥臭味道。老板坐在一把露出海绵絮的破椅子上，面对着一台电视机。

　　电视机这玩意儿，我进去那年还不是很多，现在可好，普及了，还都是彩色的了。我凑过去看屏幕上花花绿绿在演什么，只见一个女的，长相一般，留着短发，穿着红背心和红短裤，肩膀上披着一面五星红旗，绕着一个操场在跑；周围看台上许多人在乱叫唤，都很激动。

　　“什么节目？”我问。

　　“这都不知道？”海产品店老板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亚特兰大奥运会呀！王军霞，真厉害，冠军。五千米呀！”

　　“哦。”我假装知道奥运会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哪儿知道呀。

　　他很激动地在看什么奥运会，过了好长时间才问我想买点什么海产品。我都快让那些东西熏坏了，赶紧问他：

　　“这排房子西边那片棚户区哪去了？就是汽车站的位置。”

　　“哪来的棚户区？那里一直是汽车站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

　　“就是一片矮趴趴的房子，没几个人住，跟坟场似的。”

　　“坟场？你家开店开在坟场边上？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他有点不高兴。

　　我也没说错呀！要按过去我那脾气……但我如今一点脾气都没有啦，那里边改造人的效果真是好。我说：

　　“你再好好想想……棚户区北边有堵破墙，墙那边是火车道。”

　　“你是本地人吗？”他先对我进行了质疑，然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一个事实：“火车道根本不在这块地方。”

　　“那在哪儿？”

　　“还往北。离这有八里地呢。”

　　“你说的都是真的？”我问。

　　“这还有假？汽车站火车道这些东西能随便搬来搬去的吗？你以为是搬个大金鹿自行车啊？”他看了看我支在门口的自行车：“咱们火车站上面那几个大字还是想当年毛主席写的呢，都用了几十年了。”

　　他大概是嫌我耽搁了他看奥运会，说话夹枪带棒的。我的脾气在那里面待了十二年已经磨得什么都没啦。我悻悻地走出海产品店，又打听了两家，答案都一样。后来我离开商业网点房，骑上自行车往西走，经过汽车站，上了立交桥。我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俯瞰四周，发现火车道果然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目测距离，应该跟海产品店老板说的差不多。

　　回到家后，我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是我的记忆出问题了吗？所谓的棚户区、一墙之隔的铁路线，都是我记忆系统出错后乱想出来的东西？还是我在里面改造得过头了，把坏的东西改没了，好的东西也改没了，比如美好的记忆？

　　爷爷早已经去世了，据说是在我游街后没几天的事。这么说，他是羞愧而死的吧，我可真是一个不孝的孙子。

　　掐指算算，我都快三十岁了。胖胖的居委会大妈挺着鼓胀的胸脯子来看我了，带来了组织上的亲切问候，并拍着那让人担心的胸脯子，说一定尽快为我安排一个工作。

　　“有了工作，就不愁找媳妇了。”她说。

　　找媳妇……我想起鲍小和。这丫头，名声可算是让我给毁尽了。居委会大妈告诉我，隔壁王奶奶也在几年前被女儿女婿接到外地去了。瘫痪了，不能动了。

　　我开始了待业生活。那些日子里，我到大街小巷里转了转，发现世界变了大样啦，让我很不习惯。旱冰场没有了，人们一群群地组织在一起跳扇子舞。大街上看不到当年我们那样的浪荡小青年，人们都神色匆匆地上班下班，或者做生意。在街上转完了，我就回家躺着想我爸的事儿。脑壳子要是想事就能想破的话，估计我的早就破了几百回了。

　　过了些日子，小方找到家里来了。现在应该叫他老方了，估计他也得有四十多岁了，虽然叫老方是早了点，但叫小方是不太合适了。我懒洋洋地躺着，不爱搭理他。我爸的事都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还没死心，可真是阴魂不散。

　　老方也没跟我聊多少我爸的事儿，只是问了问我在里头的情况。但我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果然，他离开之前又说了多年前的那句话：

　　“要是你爸回来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劝他自首。”

　　……

　　这就是那年夏天的事儿。我浪荡了几个月，居委会大妈没有食言，给我找了份送报纸的活儿。很简单，每天早上到发行站去领报纸，然后去我分管的片区，把报纸挨家挨户塞到报箱里去。发行站给我发了辆自行车，墨绿色的，但我一直骑着那辆大金鹿。

　　送报纸这活儿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跟人打交道，就适合我这种从里头出来的人，所以我很满足。而且还可以免费读报，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国内外形势。在里面那些年，我可是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活儿啦，我决心好好干下去，攒点钱，让居委会大妈帮我介绍个媳妇儿，离异的、丧偶的、离异或者丧偶后带着孩子的，都行。

　　送报纸这活儿我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期间，居委会换了一茬领导，两任领导都没能解决我的终身大事。不是我没改造好，而是那些女人不能接受我的历史。到后来我也认啦，想想这半辈子都过去了，剩下的半辈子，怎么不能糊弄过去？鲍小和现在怎么样，有孩子吗，幸不幸福？有时候我也会想想这些离我很远的事儿。

　　岁月过着过着，就过到了那一天。我领了报纸，骑着自行车，像个机器人似的上楼下楼，把它们插到报箱里。送完一个小区后，我站在大门口看两个老头下象棋，顺便浏览一下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有个犯罪嫌疑人潜逃三十年终于自首了。我读了读内容，居然写的是我爸，旁边还有照片，注明是缪轨道。新闻里说，我爸三十年前得知我妈和肉贩子偷情后，手持道镐杀死二人，随后潜逃外乡，隐姓埋名。三十年来，他虽然重新娶妻生子，却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一年前，他被确诊为癌症。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他没有一刻不受着良心的折磨，终于主动回来自首。他回来后，还主动上交了当年刨死人的凶器——道镐。

　　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三十年来，我从未怀疑过父亲所说的那个秘密任务。我重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似乎依稀能看到一些父亲的影子；但再仔细看看，又不太像。若仅仅说是岁月让我不敢认自己的亲爸了，这说不太过去吧？

　　这件事情在小城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响的，特别是篆村这一带还记得当年杀人事件的那些老人，那几天只要见了面就议论这事。这使得我在街上很是抬不起头来。我如今可是有自尊心啦。要仅仅是抬不起头来，那倒也简单，最让我难受的是，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

　　其实，想搞清这个也不难，我可以去见见我爸，当面问个清楚。可我爸回来后就直接去自首了，都不回家来看看我，这让我非常有意见。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几十年来，父亲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抹不掉的存在，我思念他，渴盼他，愿意为他承受所有人世的凄惶和凉薄，可是……他如今回来了，我却忽然对这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了那些情感！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我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原因所在。

　　老方又来找我了，他说：

　　“你爸终于幡然醒悟了。”

　　他一提到“你爸”这两个字，猛然让我产生了质疑：那个人是我爸吗？

　　那天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脑壳就真的疼起来了。我摸了摸，热得很。我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了一下午，时睡时醒。后来我做了个梦，梦见那个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的墙洞，它大模大样地敞开着，一列火车正呼隆隆地疾驰而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来的，又是怎么骑上大金鹿自行车的。我还没忘记带上了那盏早已不亮的信号灯。我发着高烧，居然找到了那片棚户区，这可真是神奇——它并不存在呀！

　　棚户区外还是那棵老槐树，一看到它，我立刻热泪盈眶了。我把大金鹿自行车支靠在树干上，并给它上了锁。然后，我提着信号灯，步行穿过了棚户区。棚户区还是像过去那样，黑沉沉的，没有什么灯光，像个坟场。头顶上没有月光，星星也不亮。

　　在那堵破败的挡墙上，我很容易地凿开了墙洞。墙洞不大，但只要把身子缩紧，还是能钻过去的。

　　我钻过了墙洞。我终于到了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这时候，一列火车呼隆隆地开了过来，缓缓地停靠在我身旁。太神奇了，这里没有车站。而且长长的铁道线旁边，只有我一个人。想当初，我爸也是这样登上火车，去了另外那个世界的吧。这么说，《铁道游击队》里飞车夺药那样的神技，我爸可能根本就不会。

　　我登上火车，对正要关门的列车员说：

　　“我要去找我爸。”

　　【责任编辑 李慧萍】

　　王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