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八）

　　2015年6月17日，汉达常务理事吴耀强先生受邀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麻风病及人权论坛，论坛主题是消除对麻风康复者及其家属的歧视，由日本财团和瑞士国际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当地时间上午10：30各国参会代表抵达联合国总部万国宫，参加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办公大楼举办的反映各国麻风康复者现状的图片展启动仪式。

　　让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机构。

　　当二十五万余麻风病人在被治愈后，仍因歧视、贫穷和残疾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时，1996年8月，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广东汉达康福协会。取名“汉达”（HANDA），意在纪念发现麻风杆菌的挪威医生G·阿莫尔·汉森，以及终身帮助夏威夷麻风病人的比利时神父达米安。

　　汉达倡导“助人自助”的理念，通过综合康复项目提高康复者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康复者的自我认同感。汉达是麻风康复者自治的组织，以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选举产生汉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充分体现汉达既是康复者的利益代表，也是他们主张权力的代言人。

　　而汉达协会的创始人杨理合教授，却已于2011年离开他钟爱的事业。他因从事麻风流行病学研究和创建麻风康复者自己的组织而闻名于世界麻风领域。杨教授曾受命就任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麻风防治和康复事业中，大山深处、荒野孤岛留下了他忙碌而辛勤的身影。退休后，他依然心系麻风康复者，并将自己的退休金和家“捐”出，以推动这个麻风康复者自己的组织健康发展。在他的带领下，汉达开创出集合“生理、社会、心理、经济”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康复模式，而他毕生恪守的“追求真、奉献爱”则成为每一个汉达人所遵循的理念与价值观。

　　在这个为麻风受累者争取权益与尊严的机构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理事长——麻风受累者冯可腾先生。五十多年前，20岁的冯可腾踩着一条崎岖泥泞的小路，被亲人“送”进了麻风村。五十多年的岁月，他的人生如同小路一样坎坷。歧视，在每一次与外界的接触中感知；贫穷，如影随形。他希望能为他的病友们做点什么。1994年，冯可腾踏足公益，成为“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一员。古稀之年的他，依然在为消除麻风病歧视、改善麻风病康复者生存状况奔走呼号。他说，这条路，会走到他走不下去为止，他只希望路再宽一点，让所有的麻风病康复者走得更稳些。

　　2003年开始，冯可腾就任协会理事长，十余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广东及周边的麻风病康复村，传授经验、给病人评估，甚至曾为麻风康复事业，到过南半球的约翰内斯堡。

　　每一个人的头顶，都有一盏灯，风吹过，雨淋过，有的灭了，有的摇曳。有的以不灭的信念，重新点燃生活的灯，创造着奇迹。

　　的确，当一个人低头的时候，大都是在往上坡走。麻风受累者在命运的疆场，练就一身畅游的好本领。给予他人尊严的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尊敬，而一个麻风病人，是多么需要尊严与尊敬。

　　自1986年全国推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治疗麻风病联合化疗方案以来，麻风病得以治愈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畸残率与复发率都大幅度降低。绝大部分病人都已康复回归社会，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有的成了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成了著名企业家，有的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还有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众所周知的名人。聊起那段往事时，他们无不感慨，命运曾经唾弃了他们，然而，他们却从不放弃自己，在深重的苦难面前，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放弃，他们在这所特殊的大学里，浴火重生。

　　有位休养员说，那个时候，自杀的人特别多，麻风反应神经痛、被人抛弃孤独冷清、无家可归亲人离散，这些都是压垮麻风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忽然，他有些惭愧地说：“当时，我想过好几次，想死，可是，我没有他们这个勇气，我懦弱。”这位笃信基督的老人，神情之中有些羞涩。

　　事实上，从古至今，总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舍生取义，孤绝无告，向死而生。我很欣赏作家晚生华发的随笔《有一种尊严叫隐忍苟活》，说的是古时文人的生与死、尊严与气节，屈原用一死诠释了他的自赞“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而司马迁获宫刑，有一千个赴死的理由，却选择了苟活。作家列举那些“苟活”者，左丘，孙子等。“虽然这些不幸的人们都没有‘死节’，但他们仍不失为‘勇者’，甚至似乎比‘死节’还具有叠加的刚勇，因为他们在同于‘死节’者的勇敢外，隐忍苟活，还需承受世俗所加的羞辱，更具有一种无视世俗偏见而独往直前的勇敢。其中隐含着他们不屈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决定了他们在遭遇苦难之际，并不为苦难所左右甚至击溃。”

　　“不要温顺地走进良夜，要对着死亡咆哮……”挑战苦难，无论身陷何处，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泥淖拔足，终能看到头顶的光明。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

　　在残废和残疾之间

　　1985年，对于中国麻风病受累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有一个称呼因为一位颇具人文情怀的学者改变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决定翻译一批国外资料，引进至中国，用于中国麻风防治工作者学习与借鉴。在翻译到“麻风病的残废和康复”时，时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的张国成教授提议，将“残废”改为“残疾”。他动情地说：“麻风病人不仅饱受身体病痛折磨，心灵更饱受歧视之苦。我们要让麻风病人身心都得到康复。残废带有歧视性质，我建议把‘残废’改为‘残疾’。”经大家反复推敲，最终定为“麻风病的残疾和康复”。

　　也许，这两个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义相近，没有清晰的分界，但对麻风病患者来说，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位在麻风村自学写作并且完成一部记录自己凄婉爱情故事的康复者这么解释：虽然只是字面区别，我却看到了另一种尊重，获得尊严。

　　71岁的刘大爷因为麻风病，右手5只手指早已萎缩，只剩下手掌心一块，左脚小腿被截肢，这次他将接受右眼睑外翻的矫正手术，他的妻子苏文桃也是一位麻风病人。“虽然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也没有一条健全的腿，只有一只手还听使唤，但是，我们从不放弃让我们的生活好一点，再好一点。”

　　我曾经问老人，眼睛治好后，打算怎样过以后的生活。老人爽朗地笑，“看到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日子会越过越好。”

　　有着跟刘大爷一样爽朗笑声的还有另一位叫蔡小东的企业家，在和蔡先生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我时不时被他爽朗的笑声感染。

　　“我1967年进麻风村，那时村里有三百多个病人，年轻人占了一大半，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渴望像正常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爱唱歌的能放声歌唱，爱画画的能画出最美的风景。那个时候，医院也动员我们在参加义务劳动之余，多多进行文娱活动。我们成立了团支部，我担任团支书，鼓动大家发挥各自的特长。要知道，在麻风村，就像一个人在漆黑的隧道行走。只有一条路，摸黑往前，积极地让自己活泛起来，就算只有一条腿，也要快步往前，总有一天能走到隧道的尽头，看到光明。不然，那就只有永远在暗无天日的暗道里打转然后死去。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女病人，因为受不了歧视，跳了我们村里的那个小池。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小池，有荷花，有金鱼，池边垂柳翠绿，那个时候，好多人想不开的时候，都以为只有跳进池子这条路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可惜，只要坚持住，挺过去，走出一片天地来，真的什么都不一样了。

　　在医院领导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自编自导小节目，丰富病区生活，很多病人露出笑容。有个病人，自从进了麻风村，都忘记怎么笑了。我们排演了戏剧《十五贯》，娄阿鼠那个小丑角色，他那种贼眉鼠眼的形象，大家都记住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少出去，因为外面的人见到我们就怕。上柏到武康只有一班车，那次我请假回家，一上车，人家就盯着我看，我因为脸上没有被麻风菌侵害，眼睛眉毛什么的都正常，他们便没有多少反应。可是，当我伸出手买票时，售票员惊吓地喊说，你是麻风病人吗？我不回答，只能尴尬地站着，所有人都看着我。售票员惊叫起来，快下车，麻风病不能上车，快。车上就像发生了大地震……无奈，我只得下了车……我暗暗想，总有一天，我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坐公共汽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到饭馆吃饭……

　　我越这样想，就越希望把村里的节目搞得丰富一些，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除了在村里获得同病相怜的尊重之外，没有其他人会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也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手脚好的病人，总是在义务劳动的时候，悄悄地帮助那些比自己病状更严重的病友。看到那些躺在床上的残疾的病友，心情不好，我们自己做了担架，抬着他们到村里转转，到竹林看竹笋破土而出，到樟树下享受夏天的阴凉，把他们抬着到礼堂看戏。

　　1976年，因为工作突出，我被医院发展成为预备党员，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好好地在村里服务。那个时候，我病已治好，傅医生跟我谈话说，小东，你病好了，现在，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他这么一说，我的泪水就下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流眼泪，我的一条腿已经锯掉，怎么还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但是，我从傅医生的话里，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我跟医院申请出院，我要到外面去，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我要到健康的人群中去，做健康人能做的工作。就这样，我装了假肢，离开麻风村，回到小镇。

　　母亲见到我回家，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离开麻风村了，我不是一个麻风病人了。担心的是，我的一条腿锯掉了，两只手已经收缩成鸡爪的样子，以后怎么生活？我宽慰母亲，我还有一条腿，就能走路。

　　话是这么说，躺在床上，我整夜整夜地失眠，以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啊！在村里，好歹我还有一口现成的饭吃，看病也不用自己掏钱，我现在这一走，等于是切断了自己的后路。

　　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到镇里，走进工业公司经理部。我对他们说，我要出去找钱，跑跑供销。他们疑惑地看着我，跑？就你这样一个人，还出去跑供销？我言辞恳切地告诉他们，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闯出一番天地来的。

　　就这样，我拿到了第一张介绍信，那一张薄薄的盖有经理部公章的介绍信，就是我行走天下的通行证，我拿在手里，手都发抖了。

　　虽然我有了介绍信，可以凭着介绍信找旅馆住宿，到单位部门去找门路。但是，我这残缺的身体，给我带来太多不便。赶公共汽车，装了假肢，行走不是很利索，一跳一跳到路口，却因为行动不便，被挤倒在地。去饭馆吃面条，交了小票，端出面来，手指不灵活，打破一个碗，还得赔钱。有人很奇怪，我这是生了什么病，手指变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曾经是麻风病人……我只谎称自己出生就这样了，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歧视的眼光，但是，我不想再给别人这样的机会来嘲笑我。

　　数不清多少次，被拒，跌跌撞撞地从某个部门出来，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地问自己，是不是要回到麻风村，让国家养着，慢慢地到老。每一次犹豫要放弃，心中都会响起一个声音：小东，你已经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这一天，曙光终于出现在他的奔波途中，从杭州一家被服厂出来，欣喜，无法自抑。他们给了他一份订单，加工床单，虽然利润微薄，但他终究走出一条路来了。

　　他借钱，买来二十部缝纫机，找了二十多个女工，加工被单，靠着这份微薄的利润，他赚到了第一桶金。随着市场的风云变幻，床单加工业务日渐减少，他很快转让了这个小小的加工厂，开办了一家小型包装带厂。四五台机器是他全部的家当，生意红火，却不料厂里出了安全事故，需要赔偿安抚，他又改变了经营思路。他卖过尿素，卖过玉米给饲料公司，慢慢的，他积累了资金，成了地方上家喻户晓的企业家。

　　如今，当他坐在上柏的阳光下，重新回首往事时，不胜感慨，感慨之余是欣慰的笑。他说，其实，自己出去闯荡，倒不是一定看重物质，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麻风病人只是生了一种痛苦的病，他们能够痊愈，也能够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去帮助他人，帮助那些比自己处境更差的人。他资助贫困家庭，他给孤寡老人送钱，他为打工者送去物质支持。他说，一个人活着，有的是机会做好事，能力小一点的时候，帮小一点的忙，能力强的时候，帮大一点的忙。而每一次付出，心底那份快乐，真的难以形容。

　　1869年，英国人威尔斯利·贝利作为教育传教士去印度传教，目睹印度麻风病人的悲惨情状，他们手指弯曲，很多是盲人，他们面目狰狞……他后来写道：我几乎全身在战栗，同时也深深入迷了，我觉得世界上如果有像基督一样的事业的话，那就是走到这些贫穷的苦难者中去，并把上帝的福音和安慰带给他们。他像是忽然明白了自己来到人世的真正意义，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救助麻风病人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英国人真的为麻风病人奉献了一辈子。

　　1874年，他回到爱尔兰，组织成立了英国麻风救济会，它的使命是：击败麻风，改变生活。救济印度和世界各地的麻风病人以及他们的孩子，给他们身体与灵性的指导。

　　随后，英国麻风救济会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设立分会，更名为国际麻风救济会，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救治麻风病最重要的慈善与传教的国际组织。英国麻风救济会首次在中国开展活动是1887年，它资助英国圣公会在杭州设立了广济麻风病院，此后又资助伦敦会在湖北孝感、广东北海设立了麻风院。在麻风救济会的倡导资助下，一些在华教会（包括天主教）在广东、福建一带纷纷设立麻风病院。

　　1999年，为纪念威尔斯利·贝利创立麻风救济会，纪念他的一生及其贡献，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创立了国际威尔斯利奖，这是唯一的奖励麻风受累者杰出人物的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

　　2001年，麻风病康复者，广州作家林志明获得国际威尔斯利奖。像所有的麻风病患者一样，林志明饱受麻风病侵蚀，因他幼年丧父，更是命运多舛。他出生在广东江门一穷困人家，3岁丧父，8岁染上麻风，先后被送进省内的近10家麻风病院，一呆竟是二十多年。仅念过小学四年级及一年私塾一年高中的他，创作出了以麻风病患者苦难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苦难不在人间》。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麻风病人苦难与新生的文学作品。

　　林志明不但写小说，还擅长书法、国画，是位聪明绝顶、多才多艺的老人。他的人生就像一本厚厚的书，他在书写自己，也在记录他人。国际威尔斯利奖，是对像他一样与病魔做艰苦卓绝斗争的人的肯定与激赏。

　　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了领奖台。不论是和总统会面还是服侍穷人，她都穿着这件衣服，她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她视而不见，她的眼里只有穷人。当时，台下立刻鸦雀无声。

　　“这份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特蕾莎修女这样说。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

　　有个康复者这么说，既然人类注定要和疾病相伴向前，我们就勇敢地直视，坦然面对；既然命运要让我与这样一种疾病狭路相逢，我不避让——无论病人，还是医生，都深深地明白：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想表达感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各界人士联手，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我们的国土正在被吞噬，我们的同胞正在被蹂躏，可我们却只能在麻风病院观望。行动起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能一身戎装征战沙场，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做出努力，哪怕只是最微小的行动。1937年全面抗战后，南昌麻风病院全体病员曾自动绝食一天，将当日所攒法币15元捐助抗战。

　　有人捐衣物送到前线，有人捐钱买飞机，而在江西南昌的麻风病院里接受治疗的病员，除了病体，一无所有。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也无法体会到那个时候病员的真实想法，他们的激情与无奈。1938年为纪念“八·一三”一周年，中华麻风疗养院病员全体自觉淡食一天，将所节省出的菜金国币7元献出，聊表拳拳爱国之心。

　　那是乱世，医学的光芒还未曾照耀到麻风病院，而他们心中却有一盏明灯闪烁。穿过岁月的隧道，历经几十年风霜，这盏明灯始终未曾熄灭。一代一代的麻风病患者，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反哺他人，回报社会。正如1937年那微薄的15元法币，也许只有微尘一样的温度，却能让我们感受到热情。

　　在上柏麻风村，有许许多多不为人察觉的感动，周柏珑患病前曾做过锡匠，他常常给周边村民做生活用具，铅制水桶、锅铲、烤火用的火盆。孔辛根自学针灸，最先是为了减轻自己身体的痛苦，后来便给病友针灸治疗，缓解身体的不适。山民、村里人有谁腰酸背疼不能做工，就找到老孔，他每周都给人针灸。有个老太太，第一次是家人用三轮车拉着到麻风村来求助的，每周两次，孔辛根用针灸给治疗了三个月，老太太终于能下地走路了，她特地坐了车到麻风村来感谢孔辛根……

　　他们曾经得到过他人的救助，得到过他人哪怕最微小的关怀，虽然他们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疾病、贫穷、孤独相随，但他们依然渴望付出，因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快乐的。

　　湖南益阳安化大福村的麻风村里，一直在传颂郭登州设立个人基金的事。郭大爷是贵州人，患病后被迫在远离村子的山坡上搭茅草屋，独自居住，刀耕火种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父亲过世后，他悲伤至极，为了不影响家人在村子的生活，他远离家乡，沿路乞讨，麻风反应晕倒后被人送往麻风村。在麻风村，他受到悉心照料，治愈后，留在了村里。每个月，郭大爷能领到政府补贴的六百多元生活补助，他非常节俭，硬是存下了一点钱。郭大爷不久前过世，临终前，他拿出一张存折，这张存折已经很旧了，也许，他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次，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是的，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梦想！他要把自己节俭下来的一万多块钱，设立一个基金，资助贫困孩子上学。当地人至今还在传颂他的善举。

　　2008年，汶川地震，整个麻风村的人纷纷捐款，几乎倾其所有，他们希望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灾区人民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分管麻风村的皮防所所长刘尚夫感叹：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很感动。他们残疾，没有再为社会创造劳动价值，但是，他们宁愿自己少吃一碗饭，少穿一件衣服，不吃零食，也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有的康复者一边看电视，一边落泪，遗憾自己不能到现场帮助他们。有个康复者说，我不能为他们搬开一块砖，也不能为他们重建家园，但是，我愿意每天为他们祈祷，愿他们早点渡过难关。

　　参加革命前，年轻的柳健法在家里，跟着柳家药房药剂师辨认草药，厚厚的医书读了一本又一本。南征北战，在炮火中，他活了下来，打过长江，来到江南，这个出生在山东的老革命却患了麻风病，入住浙江麻风病医院。病情控制之后，医院安排他在药房工作。医院周边是村子，村民们在消除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有个头痛脑热的，便会到麻风病院来寻求帮助。那时，医院对外已经设立了门诊，针对的便是周边村民，一方面为了方便老百姓看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门诊的人流中及时发现有否麻风病患者。

　　柳健法跟周围村民关系很融洽，村民见他敦厚良善，便介绍姑娘给他，两人喜结良缘。偶尔的，熟悉的村民请他看病，他便去山上采点草药带给村民，一来二去的，连旁边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部队下来的军人病患会看病。热心的他常常去山上采草药，教村民辨认草药的方法、药用价值、如何服用。

　　当柳健法得知同为病人的于全华也酷爱中医，就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给村民看病。

　　于全华十分勤奋，他所有的医学知识都从书本而来，但他又是高度近视，看书时，鼻子几乎碰着书本，真的像在啃书一般。随着年岁增长，视力更是迅速下降。不能再看书，他托人买来收音机，找到一个专门讲解中草药的电台收听。午休时，担心影响病友休息，他便到竹林，静静地听。

　　柳健法和于全华常常结伴外出，到周边村子转悠，像两个游方郎中。遇见有人需要诊治，由于全华开方子，柳健法记录，或是柳健法直接给人家开方子。因为于全华视力极差，每次开出方子，都是柳健法去山上采了草药，让病人来取。

　　也许，他们并没有高超的医术，但凭一份真诚和不放弃，他们的名字被人传颂，铭记。

　　失明之后，于全华很少外出，由于名声在外，总有人上门求诊，他便在房里给人说方子，他说出一种植物的名字，人家记一笔，什么草，什么叶子，什么树皮，多少克，怎么煎服，饭前饭后。开完方子，人家要给钱，他照例不收，只说自己练练记性。

　　再后来，他病重卧床，那些经他之手恢复健康的人，陆续地来看他，送吃的、喝的，只是，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

　　去湖南省桑植县位于山顶的麻风村采访，村里的康复者基本下了山，有的回家，有的投奔亲戚，山上只留了两位老人。我注意到，已经住进新房的老人身边，总是跟随了一只小黄狗，亦步亦趋。我跟老人相对而坐，老人没有读过书，交流起来尤为困难。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那只小黄狗一直在老人的裤管上蹭来蹭去，老人伸出手抚摸小狗，小狗更是温存地把脸放在老人的手掌心。我问老人这狗养了几年了，他倒是听懂了我的话，告诉我，三年了，是人家从山下带上来的，说原来是一只流浪狗。很多年前，当他因病痛几次想要放弃生命跳崖时，是一只小黄狗的眼神挽留了他。当他坐在地上哭泣，想要告别人世时，小黄狗站在他脚边，呜咽着仿佛在跟他说着什么。那只小黄狗跟他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后老去。现在，他把这只流浪狗带在身边，悉心照顾。他们像是好友一样，在这荒岭度日。他们只用眼神交流，一如他和当年那只小黄狗。

　　是相互的感恩，相互的爱。

　　当地麻防工作者告诉我，这间新房是前两年建造的，为了安置为数不多的康复者，但他们都不愿意搬到这里，宁愿住在老的吊脚楼里。

　　还有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双手只剩两片手掌，双残腿盘曲在地，见我们到来，挣扎着想站起来，满眼的惊喜、羞怯，以及遮挡不住的内疚——仿佛生了麻风病是他的罪过。我坐下来跟老人闲聊，知道他喜欢读书，上过高中，数学成绩在班里最好。然而，麻风来了。

　　自他上了这座山之后，便再也没有下过山。不是他有多喜欢，实在是不能下山。那时，人们把他们看作魔兽，惊恐，鄙夷，厌恶，唾弃。只有大山收留了他，满山的树林竹海不离不弃，相伴经年。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日复一日，看着他从青春年少到中年，再步入古稀。

　　他住的吊脚楼，木质陈旧，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在他以分秒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时间时，这些陈旧木头给予了他最真切的温暖；是这张矮凳子，默默地承受了他的摔打；是那张木床，承载了他日渐沉重的肉体——他曾经热爱它们，如今，他感谢它们，不愿意抛弃它们。这样的情感，岂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懂得的？

　　似乎有很多很多话想说，却又觉得隔了十万

　　八千里，因为无论说什么，都觉得自己充当了高人一等的角色，以为俯身便是尊重，以为路远迢迢从浙北来到湘西南，就是对他的关心……我们即将离开时，老人费力地要站起来相送，我们不让，他用手支撑在板壁上，对我们笑，点头说谢谢，谢谢。

　　我不知道这一次山顶之行带给了老人什么，只觉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搅。一路胡思乱想着离开吊脚楼，离开病区，下了山坡，从田埂往上走。眼前都是这两位老人的样子、小黄狗的样子，吊脚楼里听到的岁月的叹息……忽地，听到什么声音，转身，远远地，看到老人站在山坡上，脚边是那只小黄狗。老人一直在挥手，是告别的挥手。

　　听不到在喊什么，陪同的麻防人告诉我，他在说谢谢你呢。

　　除了愧疚，还是愧疚，我两手空空，翻过群山抵达这里，仿佛就是为了打搅他们安静的生活。而这样的打搅，换来的却是感谢。

　　想着，也许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黯然，因为终究是有阳光的，我想起，吊脚楼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老人的眼角眉梢，想起他羞怯的笑容，我的心底，呼啦啦地，一下子感到心里亮堂起来了。

　　他们，手执不灭的信念担当

　　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感谢《光明日报》记者严红枫先生，是他的一次偶尔的采访，掀开了那一层白色的纱幔。他饱蘸深情的文字，感动了我们。如果不是他，我们不会知道，在那个偏僻的山坳，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把人生中最美好灿烂的十年，奉献给了病患。

　　“《婚姻法》曾对麻风病人有过较为严苛的规定，因此，他们没有家，没有亲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时代的孤儿，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医护服务，对体现人类尊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浙江省卫计委主任、长期战斗在疾病控制与预防战线的疾控专家杨敬先生，曾经这样说。

　　而住院部第一任主任华维德，在经历了如病人一般的被歧视，被冷落之后，感受到了病人的强大的苦楚。他们经受的不止是身体的痛，更有心灵的重创。“我是医生，我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一名麻风病医生，他们的痛苦，是我的，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我要为我们共同的幸福，努力。即便被人认为是傻子，又有何妨？”

　　就是这样，一代代的麻防工作者，走过泥泞，走过荒原。他们身影孤寂，却独有一份光芒，这份光芒穿越黑暗，照亮了下一代麻防工作者。他们握紧接力棒，与病患一起，缓步朝前。

　　“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传染科。”在业界，这句顺口溜折射出部分医务工作者的价值观。浙江省皮肤病研究所所长严丽英，在跟我的数度访谈交往中，很少谈及自己32年麻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在她看来，她的坚守，是因为被老一辈麻防工作者感动，过去那么多年，他们的精神依然烛照、君临她的世界，让她深感选择这一份工作的责任。

　　她回想起当年分配到上柏时，一个有趣的细节。和她一起等待毕业分配的有二十几个年轻人，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医院，而卫生主管部门在一番了解之后，得知她家里姐妹众多，便决定让她去麻风村。后来，与她一起分配到村里的同学，像飞鸟，展翅而去，只有她，还窝在村里。

　　曾有人问她，你怎么还在山沟里？

　　她总是笑笑，因为她知道，任凭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会理解。千真万确的是，年轻的严丽英完全有机会去其他综合性医院服务，也曾犹豫，也曾彷徨。然而，仰头之际，看到的是上柏天空中，那些闪烁的星星。那一闪一闪的星星，是上一辈麻防工作者渴盼的心，是病患充满期待的眼睛。

　　留下来，留下自己独有的脚印，青春无悔。人们还记得她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乡间小路，为病人送药的情景；还记得她到偏远的山区回访麻风病人，因为没地方吃饭，几乎饿晕的事……

　　虽然她未曾经历前辈的草棚时光，但她见证了第二代麻防工作者最坚韧的岁月。她被深深感动，她常常说，跟前辈相比，我们的工作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上一辈更多地跋涉在医学的荆棘丛中，而这一代，要做的是人性中最妥帖的抚慰。医学的难题破解之后，让休养员心境平和、面带笑容地活着，是最高的追求。他们需要从身心两方面，来疏解病患身体和心灵的郁结。

　　201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朴素，本真，有着山涧清泉一般的洁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响起了来自大山的最令人动容的声音。严丽英、喻永祥、潘美儿、归婵娟、徐小童、严红枫，他们传达着感动，告诉首都人民，在那个美丽而孤寂的山坳里，有着怎样的家人一般水乳交融的医患关系。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麻风现症病人数是全国第六位，麻风病患病率为全国第八位。到1995年底，浙江省通过了卫生部考核验收，成为第四个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指标的省份。2011年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会议，宣布浙江在麻风病防治“十一五”规划考核评估中荣获全国第一。几代麻防人的夙愿，终于在年轻一代的手中实现了。这又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重新出发，再创佳绩，提升麻风医治水平，改善康复护理条件，还成立了以年轻人为主的麻风畸残康复医疗队，赴全省各地进行免费的巡诊和康复指导。许多年轻人通过自学获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并运用到临床实践，成功总结出麻风病人综合性分层次心理干预理论，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我们山坳里的声音。”严丽英的声音回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记者严红枫深情地说道：“看到护士帮病人试水温、泡药水，换衣服、剪指甲；看到医生把躺在床上的老人抱到室外透风、晒太阳……眼前这一幕幕充满温情的场景，让我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医患关系，还是亲人关系……面对着世界上最弱势的人，面对着最不可能有任何功利回报的群体，我们的年轻人竟能有这样的爱心和付出，我怎能不感动万分。麻风村里的这份大爱、这份付出、这份坚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正如严红枫说的，心里有多干净，这世界就有多干净。正因为有这样纯净的心，所以他们有大医精诚，有大爱情怀。

　　当听到归婵娟说到医务工作者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家人般的陪伴时，首都医务人员流下了热泪。护士们说，感触挺深的，他们在山坳默默奉献，平凡的人生谱写了不平凡的乐章，值得学习；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对病人那么有爱心，非常感动，要向他们学习。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接见他们，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我们不会忘记，当潘美儿在人民大会堂接过第42届南丁格尔奖时，那一份安静而温暖的笑容，曾经带给上柏山村多么明亮的光辉。

　　我们依然记得，当陈德友、姚建军、许亚平、严丽英、喻永祥接受中国麻风界最高奖马海德奖时，那份庄重和担当。

　　鲜花，掌声，荣誉的背后，是默默无语的付出，是无悔的担当。

　　“最美浙江人”评选，将2013年度的“浙江骄傲人物”授予了“麻风村”青年医疗团队，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面对科学，他们是跋涉的行者；面对病患，他们是圣洁的天使。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少人关注的角落；出彩的青春，永远抹着理想的底色。手执不灭的信念担当，像丹柯熊熊燃烧的心脏，穿过雾霭，授弱者以光明，传医者以勇气，抒青春以华章。

　　我们不会忘记，当他们接过中宣部颁发的“时代楷模”奖章时，他们紧握着的双手，曾经传达出了怎样铿锵的誓言，而这无声的誓言，将怎样在这个山村化作动力，为弱者捧出一颗最诚挚的心。

　　我们也不会忘记，休养员们脸上安详的笑容，经年累月的亲情缺失，让他们忘记了回家的路，忘记自己曾经有过亲人。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来到山村的这一张张笑脸。他们的生活，因为有那样的微笑，而有了新的向往、期待，正如重新扬起的风帆，他们的晚年有了最为温暖的彼岸。

　　在浙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最美浙江人”的精神，奉献之美，责任之美，奋进之美。

　　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向上柏住院部医疗团队学习的号召，学习他们怀抱梦想、奉献青春的人生追求，学习他们大医精诚、树人立德的职业操守，学习他们脚踏实地、勇创一流的进取精神。向这群最可爱的年轻人致敬。他们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树立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在上柏，在金车山麓，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那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默默地守望着，四百多年来，它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于人类与大地的关系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它也默默地记录了一代代麻防工作者的足迹和汗水。它苍老的容颜，在上柏人青春的辉映下，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它默默地开花，那细小的花朵，馥郁，颇具安慰人心的力量。人们来到它的身边，无不仰望它，发出赞叹，就在这里，就在这少人关注的山坳，你是如何年年岁岁地坚守的？在这不问收获的四季，你是怎样让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的呢？

　　第六章　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再也没有传染

　　1926年1月18日，上海。在李元信、邝富灼、邬志坚等一批热心麻风防治人士的发动下，“中华麻风救济会”成立。其创办的机关刊物《麻风季刊》于1927年的第1卷第1期发表了中国麻风病人钟英女士的稿件《一个麻风病人的呻吟》，其中写道：

　　麻风病在人类中产生的痛苦，可算达于极点了。一个完全美满活泼泼的身子，一经传染，就难免改变常态，变成残废。非惟外观上使人难堪，而毕生的幸福与成功，或将从此丧失，是故尽人皆知，毋待多说。不幸我亦患此病，虽据名医检验，病势尚属轻浅，谨慎调治，可望痊愈。医言固足信，药石可毋疑，然而罹患恶疾，实未能一刻安心。盍素知其毒害之烈，不禁惴惴于心，万一治疗无效，则国家即少一国民，父母丧一爱女，即幸而获生，亦无益于人，且为人患。人生到此，岂不可怜。所以我的脑袋中，除了睡觉以外，都是痛苦和忧伤的感想。觉旧日快愉的精神，已变作烦闷而懊伤的情感了。这种痛苦的生活，实无异日处于地狱之中。呜呼惨矣！可恨的麻风魔王，我的希望，我的成功，都被你夺了去了，我半生的幸福，已被你换作痛苦和悲哀了。这种痛苦我总不会轻易忘记的。一候痊愈后，非联合我同胞们，灭此祸根。赶你到地狱里去不可。

　　60年后，一个叫马海德的中国人把钟英女士“灭此祸根”的梦想带到了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5月，第40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马海德倡议，中国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名为“走向消灭麻风Towards theelimination of leprosy”的提案，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形成了WHA 40.35决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际组织独立提交决议案，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使用“消灭麻风elimination of leprosy”一词。消灭麻风成了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消灭麻风运动成了控制麻风历史进程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全球各地的政府、公众、防治机构、麻风患者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创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全球各国进一步强化了“在21世纪彻底解决麻风问题”的共识。2013年，泰国曼谷召开了全球麻风病峰会，来自全球17个麻风病高流行国家的部长和部长代表签署了《曼谷宣言》，中国部长代表和其他国家一起承诺：向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进军。

　　对于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上柏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知道，没有麻风，并不仅是没有人发病，而是一个即便有麻风病患者存在，依然温情的世界。

　　王景权主任医师认为：人类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面对目前麻风病还没有有效疫苗的现实，意味着未来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是的，没有麻风的世界，如此美好。可是，麻风病依然在我国和全世界肆虐和徘徊，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

　　历史上，我国一度成为麻风病的代名词，中国的麻风病被认为对全球的健康产生了影响，这种偏见，有医学上的，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在1897年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上，法国学者戈德施密特认为华人移民劳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称华人“永远不会接受现代文明”。20世纪初的中国，麻风病成为触目惊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全国至少有50万病人，他们集中在贫困的农村。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麻风病患者依然有四五十万，与邻国印度透露的数据基本持平。曾几何时，中国被视为麻风病的标志，“不文明的标志，像是面包上的黄油，不止一点点”。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麻风病整体处于低流行的态势，麻风病高流行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各省，云贵川以及藏地。云南省是中国麻风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麻风病在云南具有流行时间长、流行范围广、发病率及患病率高的特点。民国时期，云南麻风病的流行情况也是极为严重的，仅次于华南粤闽几省。

　　1933年12月21日，云南省民政厅训令除省城昆明以外的县调查感染了麻风病的患者人数，希望以此详细数字为依据，颁布法令实行隔离救济，避免传染。然而这次调查很多县并没有上报结果，仅上报统计的患者人数就已达2300余人，实际患者人数远远不止如此，时人忧虑地感慨道“其于种族前途，为患实堪虞也”。

　　其后几年云南省政府对本省麻风病人的重视程度提高，对于确切数字的统计非常关心，进行了很详细的全省调查。根据后来看到的材料，可知这次报告是1935年的调查结果，准确数字为6384人。

　　1936年4月，刷新至6398人，并且全省76%的地区都有了确诊的麻风病人。由于云南省乃西部欠发达地区，麻风病防治起步较晚，加上地理及经济条件的制约，该省的麻风病人数与西部的贵州、四川、西藏等省的麻风病人数相加起来约占全国麻风病总人数的70%左右。截至2003年底，云南省累计发现麻风病人52900人，累计治愈39790人，累计复发病人1006人。

　　据史料记载，这种疾病在西藏流行已有1400余年历史。由于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当地医务力量缺乏，加之上世纪70年代以前，西藏自治区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主要以收院治疗为主。70年代末开始全面普查后，麻风患者才被发现。数字显示，当地患病率最高是1980年，是6 / 万。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环境及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当下西藏麻风病的发病率仍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2002年，贵州省相关部门统计，贵州省87个县市历史上均有麻风病流行。解放初全省麻风流行情况严重，患病率在0.5‰～1.0‰之间，发现率在5.0～10.0/10万之间。在逐步建立各级专业防治机构及培训人员后，开展了以氨苯砜(DDS)单疗为主的全省麻风防治工作。1986年开始，进一步推广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联合化疗方案(MDT)对病人进行防治。截止到2000年底，全省累计发现病人27361例，累计治愈病人18700例，累计死亡5820例，失访及外迁2090例，有现症病人751例，麻风患病率为0.021‰，新发现麻风病人231例，发现率为0.66 / 10万。

　　四川省1949年至2001年底累计发现麻风病例约34000例，是我国麻风病流行较重的省份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极防治，该省现症患者为1220例，患病率1.44/10万。2001年，四川省新发现麻风病225例。相关疫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上升趋势，可能与近些年麻防机构处于改革时期，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以致对麻风防治工作有所松懈或重视力度不够有关。

　　当前，我国麻风病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近几年的新发现病例数没有明显下降。以2010年为例，全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为1324例，发现率为0.099 / 10万。与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新发现病例数下降了17.1％。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发病例为1000例以下，这是相当喜人的成绩，全世界为之注目。不过，要在中国彻底解决麻风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自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推荐麻风联合化疗方案以后，从1985年到2008年初，约有1500万名麻风受累者被确诊并通过联合化疗治愈，通过治疗已经预防了约100万-200万麻风残疾者的出现。当前，全球的麻风病疫情保持稳定，并有下降的趋势。

　　2013年全球新发麻风患者215656例，其中非洲地区20911例，美洲地区33084例，东地中海地区1680例，东南亚地区155385例，西太平洋地区4596例，发病前10位国家分别为：印度126913例，巴西31044例，印度尼西亚16856例，埃塞俄比亚4374例，刚果民主共和国3744例，尼日利亚3385例，尼泊尔3225例，孟加拉国3141例，缅甸2950例，坦桑尼亚2005例。麻风病疾病发病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百万例维持在目前的20万例左右，成绩巨大。

　　作为现代抗麻风运动标志，189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提出了“强制隔离，铲除麻风”的远景。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靠的正是多方力量，没有国界，不分性别，忽略年龄，只为推动人类文明。国家和伙伴组织及所有利益相关者持续努力，有效协作，必将带来麻风病疾病负担的下降，最终带来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从青衿，到白首

　　在征服麻风病的旅程中，从不缺乏勇士，科学仁慈的光芒给痛苦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人类文明发展史，那些泛黄的记忆便重新凸显，穿越时间隧道，我们仿佛看到，先驱们躬身于无穷无尽的科学的原野，探求生命真谛、哲学真理。那灿若星辰的名字，使我们油然升起对人类文明的追念，对科学先驱的敬畏。他们已然逝去的身影，化作强大的精神力量，君临，烛照。

　　在印度，在医学界，有一个名字，一直被传颂，被纪念，像一座雄伟的丰碑，傲然屹立。圣雄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战士，他关心关爱麻风病人，把他们当作上宾以款待，他身躯瘦弱，却成为人们心底敬仰的英雄。

　　1869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的印度教家庭，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也是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精神思想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他被尊称为“圣雄甘地”。

　　甘地对麻风病人的关注，始于13岁，他与一个经常诵读《罗摩传》的叫Ladha Maharaja的人有了密切接触，Ladha Maharaja确信用一种叫作Bilwa的果树叶子并规则地诵读《罗摩传》可以治愈麻风。如此近距离地与麻风病人接触，使他克服了最初的对于这个疾病的恐惧，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在南非时，一个有麻风病高度传染症状的乞丐来到他的门口。圣雄甘地包扎他的伤口，给他食物，并将他作为客人招待。在甘地的一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表现出他对麻风病人的关爱和同情。

　　1948年1月30日，这位伟大的和平运动领袖，这位麻风病患者的精神抚慰者，在参加一次祈祷会时被刺。

　　缅怀。追忆。为纪念他服务麻风受累者的精神和对这一疾病的科学探索，需要有一种方式来传承发扬他的精神。1986年，纪念甘地麻风基金会设立了国际甘地奖，授予在麻风病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使麻风受累者生活明显改善的个人和机构。

　　2014年1月15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世界麻风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的领奖台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张国成，从印度总统手中接过奖杯，成为继马海德之后，我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麻防工作者。他郑重承诺：“我谨向你们保证，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麻风病人更好服务的不竭动力。”他胸前，由印度总统慕克吉亲手授予的奖牌熠熠生辉。

　　张国成的家乡江苏泰兴是我国麻风病高流行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麻风是一种极恐怖的疾病。1970年，张国成考入刚从北京搬到江苏泰州的中国医学皮肤病研究所，1972年中专毕业后分配至该所麻风病研究室工作。随后，他跟随老前辈们到泰兴的一所麻风病院工作。当看到麻风病患者畸形的外貌和麻风病院简陋的条件时，一起去的同学们全哭了，有人甚至当场呕吐。

　　采访张教授并非易事，他在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工作，办公室在南京，但业界都知道，到南京是找不到张教授的。同行给张教授算过一笔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在家时间以小时计，在办公室以天计，为麻风病人奔波的时间却以月计算。

　　趁他赴德清主持麻风界人才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皮防所所长严丽英女士和医教科王江南先生安排下，我见到了张国成教授。

　　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是张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而他却告诉我：“我脾气很坏的，为了麻风病人的事，我经常发火。”

　　他发脾气，他感伤，他痛惜，大都是因为麻风病人的事没有落实好。有一次，张教授去我国西南某省麻风村。之前，在他的努力下，争取到150万资金，为该地建设麻风村，后来又争取到巨额资金，用于完善当地麻风病院。张教授与卫生部结核麻风处同志一起去该省督导考核，同去的还有当地省、县领导，他们一行来到麻风病院。房子早就建起来了，美观，大方，却没有一个麻风病人在此入住。张教授疑惑，他花那么多心血，耗费大量精力，引进资金，引进项目，不就是想让麻风病人在此得到最好的照料，安享晚年吗？

　　那边介绍簇新的建筑，这边张教授却发现，房子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卫生间，不通水，不通电，厕所建在房子外面——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只是对这笔资金做了一个交代，有考虑到这房子是给谁住的吗？老人即便住进来，怎么生活？似乎没有人考虑到。这样的样板工程太出乎他意料了。十一点多了，大家上车，准备回县里用餐。张教授却独自一人下了车，他绕过那些崭新的建筑，摸索寻觅着来到一处草房子前，没有门，没有窗，屋顶被风雨侵袭，腐烂了。他低头走进去，黑黢黢的屋子里，六个老太太，眼睛全都瞎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在墙角，有的窝在草堆上，还有一个老太太，摸索着正在炒菜。

　　居然用手在炒菜！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是怎样在生存着啊！

　　她们看不见世界，她们的手是麻木的。

　　张教授出了门，泪水已经盘旋在眼眶，他强忍着走到车前。

　　“各位领导，我带你们去现场看看。”张教授邀请同行者下车。想到自己和麻风中心的同行，为了争取一笔资金所花费的精力，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他没想到饱受诟病的面子工程，也出现在麻风防治事业上了。七尺男儿，内心悲切，愤懑。

　　“我们不都在现场吗？”大家疑惑。

　　“不，请你们跟我去真正的现场。”张教授径直往前走去。

　　一行人来到草房子前，张教授邀请他们进屋。在这昏暗的草房子里，乌烟瘴气，两个阶层的人在此忽然相遇。一边是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一边是蝼蚁一般，苟延残喘。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相顾错愕。

　　泪水已然滑落，声音哽咽，“我们来的……都是领导吧，我们不谈是不是父母官……可是，她们，都是老百姓吧，是人吧……”

　　他哭了。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跟张国成先生相对而坐，回忆起这件事时，依然能够看到他眼底闪烁的泪。他松了松身子，又拿一个枕头垫在后背，一把椅子，他只能坐在边沿。严重的腰肌劳损，伴随了他二十多年，90年代开始，便落了这个病，他带领的国家麻风医疗队，到全国各省的麻风病院，到乡镇，到村庄，上了手术台，便是一整天。为了不浪费时间，他的三餐成为同行间特殊的话题，

　　“早上一餐，中午不吃饭，晚上喝稀饭。”

　　从初入行时的毛头小伙，到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四十多年来，走遍全国五百多所麻风村，使数以万计身处绝望中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常常是，在一整天手术之后，当地领导为了感谢他而设宴招待，他却说，我只要一碗稀饭，一人向隅，满座寡欢。

　　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是他看到病人畸残的手通过他的手术之后恢复功能，他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自理，有尊严地活着。那一次，他感触，感动，想起了启蒙恩师、我国著名矫形外科专家郑逖生教授的开导，“你去北京，去国外读研究生，是为了学到知识，但你学知识不就是为了他们吗？你沉下来，在麻风村，在长期的实践中，一样能学到技能……你这一走，就是三年，这些病人怎么办？他们不能等啊！”老师的话历历在目，他端起酒杯，猛喝一口，那是他从事麻风工作四十余年来，少有的酣畅。

　　从医四十年，他的那把干净的手术刀，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病人，让他们从此告别黯淡的生活步入清亮的世界。然而，在他心底，却有着深刻的遗憾。

　　“我遗憾的是，为太多麻风病人截去了双腿，如果我们前期护理做得好，最低限度降低溃疡感染带来的破坏，那我就不用给这么多病人截肢了，截肢是破坏性手术，我有遗憾……”张教授常常自责，用以督促自己。他依然记得第一次手术，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让他有了对命运更为深切的感悟，用感同身受来形容他与病人之间休戚相关的情感，一点不为过。

　　他的第一台独立完成的手术，是在泰兴，他的家乡。打开病历，看到截肢病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张国成”三个字。他又好气又好笑，告诉麻风病院，说张国成是我，我是医生，请把病人的详细信息告诉我。结果，院长把他带到病人面前，告诉他，那人就是等待截肢的病人，叫张国成。

　　那一次手术非常成功，张国成为张国成截肢，这让他内心五味杂陈，是上天安排了这样一台手术？这台手术，是给病人做的，也是给自己做的——他忽然之间明白了什么，没错，他者即自己。他们的伤他们的痛，全都转化为自己的。这之后，张教授每年都要去泰兴麻风病院，每一次，张国成看到张教授，便说，你给我的腿截了，我走不了了，你得给我想办法走路啊。这成为张教授的心病——要让截肢者行走，让他们站起来。

　　这一年，他去参加一个国际性麻风学术会议，港澳台电视、电台都要采访他，他们安排他参观澳门的麻风病院，那里的病人都已治愈，他们称这里为福利院。就在那里，张教授结识了陆毅神父。尔后，他跟陆神父有了多次接触，在他的努力下，陆神父同意每年捐助10万美元。张教授用这笔资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修建麻风病院；第二件，给截肢者安装假肢；最后，他成立了麻风畸残康复医疗队。

　　十年后，张教授主刀的第一个病人张国成顺利装上了假肢，重新能够站立行走的张国成，和教授张国成并肩走在林荫道上，两人感慨良多。一边是感恩不已，“谢谢你啊张教授”，一边却是歉意浓浓，“对不住你，张国成，让你久等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麻风病防治的成绩是惊人的，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得益于麻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中国麻风病防治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麻风病人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了不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没有权利结婚，没有亲情，没有朋友。他们与世隔绝，在偏僻的山坳，与麻防工作者一起，坚守信念，与病魔抗争，度过了麻风史上一段极为艰辛的岁月。”在任何场合，一提到麻风病人，张教授总是这样说。

　　从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付出青春与汗水，甚至生命。而这所有的付出，只为创造那样一个世界——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人有德行，如水至清

　　让我们把目光停留在德清，这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小城，没错，我愿意把这936平方千米的幅员称作小城。它安静，内敛，却有着广博的胸襟。之前，我对德清的了解仅限于那里有一座莫干山，可以避暑。

　　莫干山，这个充满了侠义与豪情的绿色所在，以清凉著称于世，所谓“莫干好，到处是修篁”，自1896年起，便成为洋人的避暑天堂。在西子湖畔广济行世的梅藤更医生，在一个春日的早晨，也来到了莫干山。在他眼里，这是杭州之外的又一处“天堂”，梅医生的英伦风格别墅，建在炮台山的一处开阔地。避暑之余，他看到这一处医疗条件匮乏，山民患病大多坐等自愈，便萌生了开设医院的想法。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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