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双创时代

　　一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的成长究竟是市场本身的聚集过程，还是政府意志规划的结果

　　从10月中旬开始，中关村创业大街已经热闹了大半个月。当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宣布极客挑战赛之“48小时软件赛”开始后，石广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搭档。

　　这是中关村举办的“创新创业季”系列活动之一，参赛者需要在48小时内现场设计完成“创业服务平台”的网页及APP软件。

　　挑战赛开始前，石广庆已经在创业大街上逛了好几趟。信息安全专业出身的他非常想参加，但却单枪匹马，“要不是遇见Tim King Neo，我只能放弃。”

　　Tim King Neo是美籍华人，曾在谷歌任职。两人在比赛现场相遇。“当我描述完产品想法，问他技术上能否实现，他说完全没问题时，我就知道靠谱了。”石广庆说。

　　他们这个临时组建的团队最终获得超级极客奖，奖品中包括价值5万元的创业配套服务。

　　给石广庆带来惊喜的这条不足220米长的街道，目前已经聚集了超过400个创业团队，其中大约有一半拿到了总额逾10亿元的融资。

　　而仅仅两年前，这条长约220米的大街还是“海淀图书城”，“卖成都小吃的，卖眼镜的，卖盗版碟的，环境非常乱。”海淀置业集团党组副书记杜瑞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业态改造让这里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地标。

　　几乎每天都有创业企业在这条大街诞生，孵化器也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已经入驻创业大街的有37家，登记排队的近40家。

　　“创业者从悲情形象到英雄人物，成为时代宠儿，这是这个时代给中国创业者的礼物。”投资人徐小平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中关村，这个几乎涵盖中国改革历程的特殊区域，曾经是“电子一条街”，甚至是“骗子一条街”，现在则是“全民创业”的代名词。

　　按照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孟景伟的说法，以“一条街”的形式来汇聚创新创业要素，为初创团队提供从孵化到金融各个环节的细微支持，这在全国仍属首例。

　　“单纯地将企业聚集在一个物理空间并不难，但真正形成产业链，或者有效开展产业资源整合、创新技术合作，这种创业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而中关村正在形成。”海淀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长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破裂的“围墙”

　　偏居京城西北一隅、隶属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是永定河冲积而成的一小块平原。今天这里毗邻四环北路，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

　　刚刚过去的10月，中关村被创新创业季的各种活动填满，人们不是在谈创业项目，就是寻找合伙人，或是对接投资商，口口相传的不是VC（风投）、PE（私募基金），就是BP（商业计划书）。

　　从官方立场看，中关村作为科技园的历史始于1988年。然而在民间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创办第一家公司起，中关村的创新创业史就已掀开——几名初创者、一间旧仓库，像极了硅谷创业故事的翻版。

　　美国波士顿的“128公路”、加州的“硅谷”，让陈春先们意识到，关键在于“把技术迅速变成产品线”的能力。

　　这样的尝试，在当年的中关村并非主流，研究者们坚持认为理论研究才是正途。直到国务院警告说，如果中科院不能让自己的成果产生效益则将削减科研经费。

　　“围墙”终于被推开一个豁口，市场的力量逐渐崛起。

　　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们几乎都选择在白颐路落脚。不是卖电脑，就是卖电脑零件。这条路后来更名为中关村大街。

　　两种力量在这里相互激荡：体制内科研机构的“国家队”占据着技术制高点，以“汉化、字符、输入方式”引领着中国当时的科研方向；市场化的“游击队”则精心盘算着“销售、成本、利润”，开创着一种全新的商业体系。

　　虽然中国创业者们一直以硅谷为榜样。但回头复盘，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两者发展路径上的差别：在美国硅谷，总是先定游戏规则再行动。而中关村的初创者们，从1980年开始，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仅仅依靠彼此间的信用与非正式承诺；1988年后，依靠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政策”，又干了7年。

　　在城市发展史上，以如此少的规条来管理急剧成长的地区，非常罕见。

　　此刻，迅猛发展的白颐路已是京城最热闹的去处，全中国80%的计算机产品汇集于此，天南海北的来客在这里打探市场动向，学习新鲜的技术知识。

　　长度不过一公里的“电子一条街”很快饱和并外溢，新开的店面从南端的白石桥开始，沿着白颐路一路向北，直达黄庄。另有两条平行马路向东延伸，穿过中科院，形成一个大写的“F”。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媒体都用这个字母来描述“电子一条街”的最初格局。

　　政府不再是“旁观者”

　　在中关村，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中关村的技术浪潮拉动着国家的信息产业。

　　老一代创业者经历痛苦的蜕变，数以百计的公司倒闭；同时，更多新公司呱呱坠地。

　　根据1988年政府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关村将总收入的8%用于研发，接近3000个新课题正在研发中，2000多个新产品正在生产，71个产品占据市场前三，提供的就业岗位比5年前翻了8倍。

　　曾经，中关村的商业体系几乎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中创建起来，类似安徽小岗村。陈春先时期几乎是市场推着政府向前走，“后来情况变了，政府希望改变旁观者的角色，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形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曾任海淀区区长的张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这一改变的关键节点在于：1988年3月7日，中南海一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中关村第一次成为高层会议上的正式话题。建立科技园区的计划被提出，财政、人才、税收全权由北京市政府解决，地方政府“不用报批”，中央政府“不加干预”。

　　1988年5月10日，一个更大的计划开始实施——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这也是后来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浪潮的第一家。

　　顺着这个势头，北京市决定将“电子一条街”大幅拓展，地图上顺着德清路、前屯东路、农大路、玉泉路、西三旗路、东北旺路转一圈，海淀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划了进去，总共100平方公里。

　　此后，中关村的民间自发色彩似乎在淡化。

　　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

　　“领先者”的地位，并非一劳永逸。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官员们在谈论“高新技术”时，不再仅仅以“中关村”为风向标，而是说“52”——当时全国各地相继建起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此外还有至少80个省部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据当时有关部门的数据，“52”只占全国城市规划总体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却聚集着近一半的高新技术产业。即将迈入新千年，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1.2万家，83万人花着62.35亿元去研究新技术，生产1万多种高新产品。

　　就时间顺序来看，这轮经济开发的热潮首先从深圳启动，然后是整个珠三角和闽南金三角，到了90年代，浦东的崛起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各地纷纷圈地盖楼，想效仿中关村建科技园区，“不止于‘52’，各地又自行批准了超过5000个开发区，分属省市县乡。”李长萍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中关村如果不能动员更多资源，领先地位将被动摇。建立“大管委”成为最佳途径。

　　早在1988年试验区刚刚建立时，北京市政府就出台一项政策：试验区上缴税款全部返还当地，这个“税收返还条款”延续至今，促使每年上千万元现金回流当地政府。

　　1997年11月11日，名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的“大管委”正式成立，隶属于北京市政府，居海淀区之上。也许，就政府职能来说，“大管委”与此前并没有本质不同，而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调动资源、鼓动社会情绪。

　　1999年6月5日，对于中关村的意义不亚于11年前的萌动——中南海对北京市和科技部联合呈送的报告积极回应，同意把“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改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还批准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让中关村更快成长。

　　“回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可以说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政府放手让科技人员出来创办企业，放手为他们创造适宜发展的‘小环境’。”张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后，依靠“税收返还条款”的资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当时有报道称，“领导前来视察，认为中关村房屋普遍低矮陈旧，公司全躲在两边灰溜溜的老式建筑里，远没有上海张江那样光鲜整齐。”

　　但这就是中关村——开拓先于规划，早在政府意志进入之前，创业就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与外省开发区的最大区别。

　　由此，“大管委”接管中关村后的第一个决心，就是“破旧立新”。“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更是官员的座上宾。市场的力量开始迸发。

　　1998年，超过100个工地同时开工，今天中关村的大部分建筑，不是在这一年竣工，就是在这一年破土。

　　这条街道上，已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为“亿万富翁”。当然，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公司只占中关村近5000家新技术公司的不到6%，剩下94%还挣扎于生死线上。

　　这也是中关村的另一个游戏法则：“好的企业迅速成长，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中关村一直在创新，为什么还要改革

　　2000年的中关村，已经有了超过6000家企业，每天有价值6亿元的产品卖到全国，每周有将近6000万元被送进国库，每年都有将近100亿元利润分给创业者。

　　正逢中关村新一轮大规模扩张时，1999年盛夏，清华大学一间宿舍里，后来的中文在线总裁童之磊与4个伙伴开始创业。宿舍门口贴着5个字——创造无止境。

　　“第一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我们团队拿到第一名，被媒体称为‘知本少年’。”童之磊记忆犹新，“‘知本’的意思就是，过去用钱创造财富，现在用知识、智慧就可以创造新的未来。”

　　随后，童之磊的商业计划书引得风险投资人蜂拥而至，有人发话：“今天你成立公司，明天就会有人把钱打到账上。”

　　“当时认为融资非常简单。”童之磊回忆说，2000年，中文在线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当时最热情的投资人，却被拒绝，“一连十几家，一分钱不投”。

　　正是在童之磊筹备发布会的这十几天，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市场严冬来临，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紧紧捂住了钱包。

　　而此时的中关村，在大改造之后变了模样。白颐路两边的杨树被砍光，排水明渠被填平，不到两公里半径的圆圈内，分布着16座电子大商城。

　　“长期以来，大多数创新都是以技术为导向，寻求课题，研究，有了成果再去转化。”李长萍分析说，“中关村的创新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目标的。”

　　在苦苦支撑时曾将中文在线卖给一家香港企业的童之磊，最终还是在2004年把中文在线买了回来，“重回中关村”。

　　而此时，中关村管委会宣布启动“中关村创新之路”。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戴卫在2005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说：“创新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过去多少年来，中关村一直在创新，可为什么我们还要改革？关键是创新成果有没有产业化。”

　　二次创业的童之磊思路清晰，凭借着对电子阅读大趋势的敏感判断，中文在线已然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文数字内容提供商之一，A股上市后更发展为中国数字出版第一股。这也是中关村200多家上市公司中的佼佼者。

　　创业大街不能靠体量取胜

　　更急剧的变化接踵而至。曾经闻名全国的“海淀图书城”，也要升级换血。

　　海淀图书城步行街于1992年开街，经历过图书销售最辉煌的时代。直到2006年，“逐渐变成电商发货集散地”。当杜瑞明2013年接手大街业态调整工作时，正是这条大街管理最艰难的时期，“街道、环境、卫生、乱摆摊都得管”。

　　当时，海淀置业集团也在考虑经营模式转型，“吃老本肯定不行，打算通过出售、转让一些破旧网点吸引资金，再购置或建设规模较大的楼宇，做资产经营。”杜瑞明说。

　　“最早期的调整是纯企业行为，2009年海淀置业集团花12亿元收购了当时的中关村第三极大厦，整栋楼11万平方米的体量，准备将图书业态一步步清理出去。”杜瑞明回忆说，“当时是想为高科技产业提供一个房源保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吸引创新创意、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入驻。”

　　“当时政府方面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都有一定比例的租金补贴。”海置科创公司董事长姚宏波告诉本刊记者。

　　海置科创可以说是为创业大街而生。由海淀图书城业主方海淀置业集团出资，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海置科创，作为街区运营方，负责具体运营管理。

　　“清控科创有十几年的科技园区建设运营和服务经验，可以帮助搭建产业生态圈。”姚宏波告诉记者。

　　真正的转型是在2014年3月，中关村西区所在的海淀区，被定性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海淀区希望从软件、硬件全方位改造图书城，要搭建为吸引创新企业入驻的平台。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最重要的就是回租回购。”姚宏波说，“我们自己能掌控的网点可以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改，租约到期就不再续了。剩下还有60%的业态，产权比较混乱。比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房子是独立产权，只能通过回租回购进行调整。”

　　“作为国有企业有一个弱势，我们代表政府出面谈回租回购，对方往往就会涨价。到去年我们的回租成本已经翻番。”杜瑞明解释。

　　“除了产业本身需要业态调整，更重要的是，聚集在中关村的创业者越来越多，而硬件资源、空间资源越来越少。”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君，更希望搭建一个公共创业服务平台，“比如一张桌子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拎包入驻，三五个人在半年、一年时间里可以实现项目早期孵化。”

　　而对于创投机构来说，要入驻中关村创业大街，都要经过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和海淀区信息化办公室的筛选，必须具备足够的“造血”功能才能通过门槛。

　　姚宏波说，现在要进驻的企业已经不在乎租金高低，“要进来还得排队”。

　　“创业大街已建好，初创团队、孵化机构也纷纷入驻，下一步就是街区的核心服务功能。”李长萍分析说，“目前街面上能用的也就是4.3万多平方米，这注定了不能靠体量取胜。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街区，这恰恰是它与传统街区的不同之处。”

　　“中关村”式的向心力

　　原本是摩根士坦利总部量化分析师、巴克莱银行全球精英中心副总裁的周灏，被国内征信体系的陈旧所刺激，决定创立“量化派”——通过提供一个互联网平台，给出信用评价，搭建起借款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

　　2014年筹备公司之前，周灏考察国内的创业环境，遍访北京中关村、上海自贸区、深圳等地，“一个月连跑了四趟北京-上海。”

　　跑完一圈，“还是中关村的创业氛围最好，最终公司落在石景山园区，工商、管理、注册等手续一天就办下来了。”他说。

　　2015年初，“量化派”从微软创投加速器毕业后，搬进了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在这个创业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中，周灏常常回忆起当年海淀图书城的样子，“仿佛看到整个改革历史的缩影。”

　　一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的成长究竟是市场本身的聚集过程，还是政府意志规划的结果？似乎没有标准答案。二者都有成功先例，前者如美国硅谷，后者如台湾地区的新竹。

　　而在中关村，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在其实际发展进程中，市场力量与政府意志始终并存。

　　创业本身是市场行为，而政府的作用就是整合资源、搭建平台。

　　“很多中关村的企业，规模扩大后办公场地不够用，尽管中关村的房租已经非常高，他们却都不愿意走出创业园区。”秦君分析说，“这些企业在中关村发展多年，他们与高校之间的联系、与其他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已很深入，合作机制和模式都比较成熟，再到另一个地方去，很可能失去这种优势。可见，企业的‘不离不弃’，似乎并不是单纯的人才问题。”

　　从地理意义上说，中关村只是北京城西北角100平方公里的街区。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它不仅延伸为一区九园近382平方公里的地域，更在中国的创新历程中发挥着足以改变整个商业链条的巨大能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李峥巍/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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