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推动力

　　在目前这轮创新创业浪潮中，活跃的资本和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大大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和风险，孵化机构扮演着背后推手的角色，这应该是创业从精英走向大众的环境温室。

　　中关村核心地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的微软创投加速器。这个有着宽大落地窗、近百平方米的敞开式办公室中，聚集着十几家初创公司。每个公司只占有几张简易电脑桌，乍看上去和大公司的工位没什么区别。

　　电脑后面的人个个年轻，他们既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

　　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也许会有人失败，但大多数人都成长起来，拿到融资，扩大团队，搬到别处更大的办公室去。

　　而就整个中关村来看，仅2014年上半年，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就已经超过9000家，平均每天诞生49家。这一数字比前一年又高出了1.5倍。

　　将时间线拉长，也许3年之后，这些公司中只有约20%还在运营，5年后只余10%，10年后则只剩1%。但这并不会阻止创业者们前赴后继，因为总会有幸存者、成长者。

　　这种蓬勃的创业景象，饱含着智慧、激情、压力和不确定性。一切都是闻所未闻。

　　从“一张桌”、“一间房”到“一层楼”乃至“一幢楼”，这种脉络直观地反映着中关村初创公司的成长历程。新一代创业者在各种孵化机构的加速下，其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然和中关村前辈们完全不同。

　　能否破解硅谷的创新神话

　　几年前，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中关村采访，“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科技与资本的结合。”这个“秘密”，就是创新孵化器。

　　中关村早期孵化器的初始形态，是以上世纪80年代末的“创业服务中心”为起点，为企业提供办公场地和基本的行政服务，是当时政府部门为民营科技企业服务的唯一窗口。

　　而当时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还在仔细拿捏入选企业的门槛——如果只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一是孵化器“吃不饱”，二是一些好项目可能在高门槛下夭折。

　　“早期的孵化器多以国有为主导，后来才陆续出现民营、外资等创办的孵化器。直到两年前，事业单位性质的孵化器仍占国家级孵化器总数的55%，民营孵化器约占13%。”北京市海淀生物医药孵化器主任刘荣耀告诉本刊记者。

　　他总结说，传统的孵化器主要有4种运营模式：房地产模式、企业研发中心模式、投资公司模式和政府埋单模式。

　　而近年来中关村出现的几十家创新性孵化器，则被视作“带来了更强大的资源互联方式，把科技、创业者、资本、市场等各种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生态链”。

　　所谓“创新性孵化器”，即不以物理空间为载体，主要通过早期投资、产业链资源整合、搭建专业技术平台、创业导师辅导等深度服务，推动企业创建和快速发展。

　　比如，在早期孵化方面，硅谷有Tech Stars，中关村有创新工场、常青藤创业园；在创业者开放办公方面，硅谷有I/O Venture、Hacker Jo Do，中关村有车库咖啡、3W咖啡；在创业媒体方面，硅谷有Tech Crunch，中关村有36氪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关村近年来诞生如此多的创新型孵化器，可能是中国也是中关村第一次真正破解硅谷的创新神话。”因为，“社会网络和文化”才是硅谷创新的本质。

　　复刻“硅谷基因”

　　中关村活跃着全国近八成的天使投资人，其中最主要的根据地之一就是亚杰商会。

　　但在2005年，当AAMA亚杰商会秘书长郭基梅抱着笔记本电脑到处借办公室时，“创新型孵化器”这个概念尚未进入大众视野。

　　1979年成立于美国硅谷的亚杰商会（AAMA），汇聚了大批拥有丰富资源的亚裔或华裔企业家、银行家、投资者。

　　2004年12月，AAMA亚杰商会在北大朗润园成立，希望将硅谷的创业理念、管理经验带回中国。

　　应该以什么形式帮助创业者？“当时在中国没有经验可循，甚至国外也没有类似的模式。”郭基梅说。

　　事实上，中关村形成第一批创新性孵化器热潮，要到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后才开始加速。

　　而在成立的最初3年，亚杰商会就是一个人、一台电脑，到处借场地，年会无钱结账时还得“化缘”。

　　2005年，他们推出第一期“摇篮计划”——每年邀请10位科技、商业、投资金融界精英作为导师，同时甄选20余位富有潜力的创业者，与创业导师结成一对一或多对多、多对一的交流关系，每届历时两年。“一切都是公益性质。”

　　“最早邀请导师都是我们一个个去说服，当时去谷歌邀请李开复时，手上就拿着一张纸的计划，”郭基梅现在还记得，上面写着“成功不可复制，但智慧可以传承”。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口头承诺，而现在亚杰商会在邀请导师时要签署一份承诺书，明确要求导师每年要为创业者贡献多少时间、提供多少帮助。现在这已经是一套很完整的体系。”郭基梅说。

　　AAMA亚杰商会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业内“大佬”导师，也有完美时空、聚美优品、海兰信、兰亭集势等12家学员企业上市（不包括新三板上市企业），此外还有数十家企业正在上市申请中。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AAMA亚杰商会并没有很大的物理空间，摸索的结果是，需要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服务和培训，线下创业家实体圈子+超级天使创业投资。

　　“现在看来是走对了。”郭基梅说，“2014年，我们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有了自己的空间。10年前，像我们一样做创新型孵化器的就这么几家，10年后，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在出现时间上比硅谷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呈现出与硅谷同步创新发展的态势。”程郁分析。

　　孵化器范式

　　“中关村已经从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逐渐形成了支持孵化器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关村创业服务处处长杨彦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中央关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其中五分之一创业类人才选择中关村；这里也是股权投资活跃地，创投案例、投资额能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2009年，“贝塔咖啡”开创了咖啡馆孵化创业的先河；车库咖啡，因为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的深夜造访而声名大噪；而李总理喝下一杯带有“3W”字母拉花的香草拿铁咖啡，让专注于互联网招聘及创业服务的3W咖啡被更多人熟悉。

　　2015年3月，阿里云发布“创客+”，给创客提供从开发组件、分发推广、办公场地、投资到云服务的一系列资源扶持。

　　4月，腾讯COO任宇昕宣布：腾讯开放平台升级为“腾讯众创空间”，以产业孵化的形式落地25个城市，京津沪三地正式启动。

　　5月，“JD+智能奶茶馆”也开门迎客，京东金融业务的产品众筹、股权众筹也需要奶茶馆充当创业孵化器。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字，2015年，国家规划的各类孵化器数量将达到1500家，孵化场地达5000万平方米以上，孵化资金总额50亿元以上，在孵企业10万家以上。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

　　“现在，孵化器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拥有最好的早期创业氛围、最多投资人、最先进理念的，还是北京中关村。”杨彦茹认为，“这里也正在创造和实践着越来越多的孵化器范式。”

　　大公司为什么愿意做孵化器

　　“微软创投加速器”是微软于2012年推出的创业孵化项目，2012年7月正式落地中国，开始扶植中国的创业企业。

　　“三年来，我们累积孵化了106家企业，产品及服务覆盖整体估值达300亿元人民币。”微软创投驻企执行官CEO高欣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高欣欣介绍说，微软并不打算从中盈利，而是出于长期战略布局考虑，希望深入中国的创业生态链，鼓励更多创业者使用微软云计算平台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

　　当高欣欣第一次见到云适配创始人陈本峰和高婧时，“两人刚刚从美国回来创业，除了技术专利和几个海外案例，国内几乎什么都没有。”

　　“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浏览器核心研发工作的陈本峰是‘技术大牛’，后来风靡全球的IE8、IE9两款浏览器都出自他的研发。”高欣欣回忆，“手里有国际专利技术，再加上有美国政府这样的客户，所以很顺利就进入了加速器。”

　　云适配提供的是网站跨平台适配的移动化技术，只需在原网站中插入一行代码，就可以实现网址不变、内容实时更新。“这几乎颠覆了传统手工移动网站的建设模式。”

　　看上去一切顺利，但问题在于，怎么卖？卖给谁？

　　这是个海归团队，做的又是变革性的技术产品。微软创投加速器市场总监白玉说，“对于团队来说，国内市场很陌生；而对用户来说，专业产品又很费解。”

　　微软自己成为云适配的第一个用户。

　　白玉介绍说，不仅云适配，加速器为了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找用户，经常会采购他们的服务，比如功夫熊。

　　“功夫熊”之前做闲置物品买卖，后来转做O2O按摩服务。高欣欣说，“为了支持他们，加速器团队首先采购他们的服务，成为功夫熊第一个付费的企业用户。随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总部、小米等公司也先后加入，功夫熊的企业市场就这样慢慢打开了。”

　　“我们并不排斥收购加速器中的企业。”高欣欣说。这透露出微软在全球布局创投加速器的另一层想法。

　　对于传统IT巨头而言，与其自己投大量人力，倒不如让孵化器扶植一批初创企业去试错，也为自身的未来业务发展积累经验值。

　　这一脉络从微软创投加速器在中国招募的七期初创企业名单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最早，微软创投加速器看重投入云计算的初创企业。而后，云计算细分领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硬件、互联网金融等初创企业也逐渐加入。这些方向无疑都是时下最火热的。

　　不过，根据第三方网站IT桔子的统计，创业项目能够得到天使轮、A轮、B轮、C轮、D轮投资的比例分别是49.8%、50.6%、13.4%、4.8%、1%。这意味着：进入A轮的50个项目，最终只有4.8个进入C轮，1个进入D轮。

　　“很多早期项目都是初创团队自己掏钱启动，这部分并没有被统计在内，否则，从天使轮到C轮、D轮，淘汰率还会更高。”硅谷投资机构PLUG ANG PLAY中国区经理赵晨告诉本刊记者。

　　“在目前这轮创新创业浪潮中，活跃的资本和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大大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和风险，各式各样孵化机构扮演着背后推手的角色，这应该是创业从精英走向大众的环境温室。”他说。

　　赵晨认为，全民创业催生了这场孵化器热潮，中国未来或许会诞生一批伟大的孵化机构。“当县一级行政单位都在建立孵化器时，这股浪潮或许可以更加理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