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灵之际

　　东汉的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年—公元189年），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伟大辉煌的汉代文明，至此开始黯淡，走上下坡路，直至灭亡。更有深意的是，如此辉煌与黯淡的轮回后来又一次次重演，成为现代人所周知的“周期律”。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背后有什么原因？

　　为什么周期性的重复？

　　从汉高祖高唱《大风歌》，提剑荡平天下，经由汉武帝华丽的高潮、汉光武帝的强大中兴、直到桓灵之际的黯然收场，这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完整轮回！

　　我们已经体验过它辉煌期的激动，如今，进入其衰亡期的哀婉沉痛之中。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桓灵之际，就是要全方位地反映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要讲明白当时的皇帝怎么了、宦官怎么了、文武官员及其后备队伍——读书人（即士）做出怎样的反应、百姓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背后的原因又分别什么？……等等，有多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深入的描述，本文可视作是这一组文章的提要，目的是先给一个总体的概貌，使读者有个整体性的印象，了解这些看似分散的主题文章的内在联系，同时，对各篇文章的主旨做提示性的说明。

　　1

　　一切要从皇帝说起。

　　秦汉帝国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皇帝制度，这个制度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好，则天下好；皇帝糟，则天下糜烂。这个“天下”，包括现代政治学术语中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统政治术语中的“士人、苍生、黎民百姓”等等。

　　桓灵之际的核心问题是桓帝和灵帝这两个皇帝出了问题，具体罪状多了，粗列如下：

　　1.重用宦官；

　　2.禁锢党人；

　　3.迷信神道；

　　4.救灾不力；

　　5.管理无能；

　　……等等。

　　其实说到底只是四个字：用人不当，也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因为，皇帝的工作说到底，只有一件，就是用人，人用对了，政策他都不用管，他所任用的大臣自会提出正确的政策；如果人用不对，即便皇帝本人有好的政策思路，也推行不下去。

　　桓帝和灵帝共同的错误在于重用宦官，重用宦官不只在于重用宫里那几个宦官本人，而是接受宦官的意见，将宦官的亲属（有些宦官入宫前生有儿女，有些入宫后收了干儿女，没儿女的还有兄弟叔侄等近亲属）也封为地方官如郡守、县令等，这些人多颟顸无能，导致地方治理混乱，而正派的靠“选举”*出身的官员对此不满便上书皇帝，反对宦官及其亲属，当然，这种反对声音中难免有偏激的“过头话”，由此，激起宦官的“反制”：攻击官员。皇帝往往倾向于维护宦官的地位和利益，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给予撤职回家、永不叙用的处分，“情节严重”的下狱，甚至处死，这就是“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发生意味着管理国家的权力团队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国家行政管理工作陷入停顿与混乱，天下亦随之大乱。

　　由此看来，桓、灵二帝的核心错误在于重用宦官，宦官即小人！

　　桓、灵二帝为何重用宦官呢？

　　2

　　其实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这两个人在智力上不算太差，至少是中等水平，至少他们有时还识得好赖人，还有基本的是非观，还知道处理基本的政务，重视文教事业。他们的个人品德也不算太差，在史书中有关于他们荒淫无耻的记录，而且，那还是在东汉灭亡后，人们搜肠刮肚罗织出来的罪名，但说来说去，无非是桓帝后宫多人，常换皇后，但都生不出一个儿子；灵帝有些贪玩，在宫里设个集市，玩一玩。这些荒唐比起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汉武帝）来差远了。

　　这是两个智力、品德都是中等水平的人！

　　问题在于皇帝这个岗位，对个人素质的要求太高了，天资中等的人坐到了这个岗位上，就成了“差等生”，成为祸国殃民的昏君。

　　这个岗位要求有超人的智慧，要能识别出每个人的能力、秉性；要有超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能控制住自己的私人感情，能控制住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要有超强的意志，对自己已经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推行，对自己已经发现错误的事情，要有不惜代价去改正的勇气。而这一切，桓、灵二帝都没有，他们共同的弱点是内心脆弱，对辅佐他们上台、并每天伺候他们个人生活的保姆呀、太监呀充满感激之情，对这些人要求能满足则满足，而对与他们隔着距离的朝廷大臣，则怀有内心深处的恐惧，也缺乏耳鬓厮磨的亲密感情，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明明知道宦官做得不对，但还是迁就他们的要求，明知道一些正派官员做得没错，还要屈从宦官的要求而处分他们（当然，皇帝也有心理自我安慰：基本不抓、大部不杀，只是撤职回家了嘛，也算够意思了）。但也就这么一点人性上的脆弱，就断送了一个伟大的王朝。

　　那些伟大的皇帝是没有这些脆弱的毛病的。

　　高皇帝刘邦有私爱，私爱其宠姬戚夫人和儿子如意，甚至想立如意为太子，但遭遇吕后联合张良、周昌等重臣的抵制之后，只能放弃私爱，与戚夫人对酒痛哭。他知道，吕后有才干，大臣们的判断正确，而戚夫人与如意前途叵测，但为了天下，他做出了让自己痛苦的选择。

　　汉武帝刘彻，立刘弗陵为太子时，竟然下令杀掉其母钩弋夫人，这极不人道、极其残暴，难道不可以留一条命吗？不能，汉武帝知道太多前朝的掌故，也经历了前一个太子身亡的惨剧，他的选择是正确的，维持住了其后朝政的稳定。

　　光武帝，年青为布衣时仗义天下，隐匿逃亡，无人敢问，当了皇帝后，洛阳令董宣击杀了他姐姐湖阳公主家的恶奴，公主让皇帝给她出气，光武帝本想让董宣给姐姐叩个头，抹稀泥过去，没想到遇到了董宣这位“强项令”，宁死不低头，皇帝只好作罢。姐姐嘲笑这位皇帝：你当布衣时隐匿逃亡，无人敢管，怎么现在当了皇帝，还不能让一个小小的洛阳令低头？刘秀说：“皇帝不同于布衣”，我们能想象出其苦笑的样子，他明白，皇帝必须放弃和布衣一样的寻常感情，一切只能按公理的要求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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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灵二帝为什么这么差？原因其实很简单，家族遗传退化导致。皇帝只能在一家一姓之间选择，无论有多少后、妃，男性基因始终是一个固定的族系。人类全部遗传史表明，一个产生过划时代优秀人物的家族，其后代很难再产生与之相同伟大的人物，显著的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智力退化是遗传规律决定的。观各朝代伟大皇帝之后代，经过几代中等水平的后继者之后，都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进入这种时间窗口后，整个家族中都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白痴、精神病屡见不鲜，不育症者亦不在少数，能找到桓、灵二帝这种资质的人，已算优中选优，不错了。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遗传规律，我们不知道，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尚不了解一个家族在遗传上退化的原因，只是根据各国的历史，发现存在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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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岗位，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由很多人共同组成的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虽然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皇帝接班人都具有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天然禀赋，但却设计了很多当新任皇帝的天然禀赋出现缺陷时的补救机制，这就是外戚、宦官、大臣。

　　当皇帝智力、品德都不足以使这个岗位运行时，第一个补救机制就启动了，这就是外戚。外戚是皇帝的姻亲，也算家族中的一支，当父系一支后人智力退化时，母系一支却还能出现几个优秀人物（这是由于母系一组比父系一组有更多的基因开放性），由这些人实际控制朝政。公平地说，外戚当政虽然不能创造那些伟大皇帝的丰功伟绩（如文景之治、武帝的辉煌、光武中兴等），但也能维持朝政的平稳运行，即所谓不能创业，尚能守成。纵观两汉，最杰出的皇帝当政的时间并不长，最坏的皇帝更短，桓、灵二帝总共当政不过四十一年，占两汉总时间的百分之十左右，而最大多数时间都是外戚在统治。尽管传统史书对外戚当政多有攻击，负面评价较多，但事实上，汉代的平稳运行在一多半的时间是靠外戚管理才实现的。

　　外戚家族中除了王莽是真正篡夺刘家天下外，其他外戚没有篡权改姓的野心，包括东汉历史上最受攻击的梁冀，事实上功大于过，为东汉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桓帝不除掉梁冀，也许朝政会更好一些。关于梁冀的那些罪名很可能是桓帝除掉他之后派人杜撰出来的。实际上，整个东汉王朝从第二个皇帝明帝时，外戚就起着作用。到安帝时，皇族男性一支的遗传退化已经显现出来，邓太后干政，而且安帝对其乳母王圣就有过度的偏爱与纵容，所以，本期讲桓、灵二帝前先讲了安帝的故事。

　　外戚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遗传系统，它会面临和皇族一样的男性后裔智力退化问题，灵帝时的窦太后及太后的父亲窦武就是智力水平很差的人，优柔寡断，分不清大节，反被宦官所杀。

　　当外戚也出现智力退化，无力把控朝政时，皇帝制度的第二个补救措施就启动了，这就是宦官。

　　宦官是和皇帝最亲近的人，他们随时可以要了皇帝的命，而且，由于朝夕相处，也容易和皇帝本人建立起亲密的感情，那些智力较差、更多听从个人感情驱使的皇帝，很容易对宦官形成感情依赖，并且将这种个人感情作为处理国政的重要因素。

　　宦官干政一定会有弊端的，因为这些宦官出身内廷，多半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与经验，擅长的是伺候主子，对下级的要求也是能否奉承自己、使自己开心，思考问题没有公共理性，一定会导致任用亲属、政事混乱的后果。所以，宦官专权这个补救机制的效果要比外戚专权差得多。

　　其实，从外戚专权起，皇帝制度的第三个补救机制—大臣（文武百官）也同时启动了。大臣（文武百官）是辅佐皇帝工作的职业公务员团队，在皇帝不具备工作能力（比如只是个一岁的孩子时），大臣所辅助的实际上是当权的外戚（如邓太后与邓骘、梁太后与梁冀），如果外戚的政策得当，大臣们就全部支持，如果有失，就会有一批大臣从各种角度提出不同意见，加以纠正。到了宦官当权时，大臣们依然如此，这和他们对皇帝或当权外戚所尽的岗位职责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臣们与宦官的配合会更差一些，一个原因是外戚虽然是靠与皇帝的姻亲（即椒房之亲）取得的权力，但他们毕竟是“外官”（相对于宫内来说），了解地方管理以及中央各省部的实际工作，和省部大臣及地方重吏有业务上的沟通与理解，而宦官则不具备这种知识与经验。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官员是通过“选举”出身的，即是靠知识、群众评价以及各级官员岗位历练晋升上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瞧不上靠阉割自己、伺候人上位的宦官，称之为“阉竖”，这两种人在人格上、感情上，天生就敌视，所以，宦官当政时期，必然是与外廷官员激烈斗争的时期，这时期的朝政必然是内斗多，治理不善，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桓帝后期便已依赖宦官，灵帝一上台就遭遇宦官政变，当时他只有十二岁，立他当皇帝的窦太后就被宦官逼死了，朝政已完全为宦官控制，大臣们与宦官的斗争成为主轴。大臣（包括中央重臣与地方重臣）这个补救机制的启动实际上也是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这个王朝的结束，这是因为大臣是皇帝的下级，离皇帝距离又远，他们的权重一旦扩大，必然会发生分化，一种是坚守岗位职责、哪怕被皇帝冤杀也忍受的所谓“忠臣”，另一种就是认为这个皇族已经无救，干脆自立为王算了，所谓“奸臣”“野心家”是也。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野心家”胜出，如董卓、曹操之流的，忠臣如陈蕃等，已被宦官借皇帝之手杀害了。

　　桓灵之际，所发生的就是这些事情。

　　5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桓、灵二帝本身的错误，他们最大的错误（也是最大的先天无能）就是过度依赖、亲信宦官，虽然有时也听一些大臣的话，抑制一下过度嚣张的宦官，但总的来说，基本上是受宦官左右的，这并不是因为宦官太强势，而是这两个皇帝太弱，离了宦官别说治国了，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

　　倚重宦官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任用了一批宦官的亲属出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些人良莠不齐，素质差的较多，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只顾个人享乐、出风头，不管地方治理事务，导致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地政府救济不力，饥民聚集，一些有野心的人乘机引领饥民造反，发动起义，天下进入战争混乱状态（本刊中后面各文有具体的描述）。

　　6

　　黑暗因光明的映射，显得更加黑暗！

　　在黑暗的桓、灵之际，闪耀着夺目光芒的是那些正直的大臣，就是那些经历党锢之祸的党人们。他们明知天下黑暗，却以一己之力，恪守公共道德，甚至不惜以身殉法，他们没能挽救这个王朝灭亡的命运，却保留下来了中国职业文官队伍的职业操守与精神传承，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因为当命运将他们推上政治前台、作为皇帝制度的补救机制而启动时，就注定了他们要杀身成仁的悲惨结局；但他们的贡献是永恒的，不在于他们是否能挽救这一个朝代，而在于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浇筑出一个恪守公务员精神的职业道德大厦，无论皇族是何家何姓，这个职业文官队伍始终忠诚于自己的职业规范，传承下稳定的职业精神！

　　对于这些人，连对传统文化持最激烈批评态度的鲁迅先生，也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背梁。他们是中国早熟的现代精神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骨架，在现代及未来的中国，都是最具积极意义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对他们抱有永久的敬意！

　　7

　　与贤臣对应的是“小人”“恶吏”，可是，史书中并没有给这两种人专门做传。《汉书》中有《佞臣传》，《后汉书》中有《宦者列传》，但实际上，记载的也较为客观，比如《宦者列传》中就记载了一些好的宦官，如蔡伦、郑众等。那时的人们古朴质直，没有太多的伪饰，把当官求利视作理所当然，而争权夺利的斗争必定有输有赢。输者不过是输了，不是坏人，如权臣（窦宪、梁翼等）、宦官（王甫、张让等）及其近亲，所有的罪过罗列出来也不过就是行为嚣张、大兴土木地建豪宅，生活奢侈，走路办事趾高气扬，竟敢冲撞地方官员的马队等等。这些“罪过”其实算不上是罪过，并没有伤及老百姓什么，所伤害的是同级官员的欲望和面子，引发这些人的红眼病。非要说伤及老百姓的也只是少数人为建房子侵占了老百姓的土地，但那是极个别的案例，并没有造成普遍的影响。而这些“罪过”在其对立面中也不真当作罪过，推倒旧的当权外戚，新上来的照样如此，以至于《后汉书》的作者，大史学家范晔写到这些，也只能表示叹息，说不出什么话来。唉，这是人之天性。

　　也许“贤臣”与“小人”之争，最具实质意义的是治理能力的差别，可史书中留下的，更多的是对奢华利益的眼红，对两种人的政策水平鲜有专题记述。我们只能凭其中的零散记录，努力复原这些人的形象。实际上，他们有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的天性：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以鲜衣怒马的炫耀为人生终极价值。这是埋藏在大多数人心底里的梦想，算不上罪恶，之所以被其他人当作攻击口实，主要是因为那些人也想得到而得不到。他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过上了奢华张扬的生活，而在于缺乏治理能力，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百姓，耽误了国家正事儿，而这些内容，史书又多记载不详。由此看来，中国的史书也是在“红眼病”的汁液中浸泡出来的结果，有着和当事人相同的眼界。

　　8

　　史书记载的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一个朝代（西汉、东汉）长达四百年之久，存在过的人少说有七八亿，可史书记载下来的有名有姓的人最多不过两三千人。所以，历史书是不能复原历史全貌的，史书只是以“新闻学”的立场，撷取了当时最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与人物。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主要有三部分的内容：一是帝王将相这些高官；二是官员中极好和极坏的少数人；三是社会各界中极有特点或极有某些代表性的人物。

　　有两种人物是历史书中遗漏；而我们又总想搞清楚的，一是文武百官（包括各级地方官）中的大多数；二是百姓。

　　关于前者，我们读史书时，发现针锋相对的贤臣与小人都是少数，占官员总数的5%都不到，另95%的官员这时在干什么呢？只是在扮演着“看客”或“跟风族”的角色吗？

　　关于后者，史书上通常用一个“民”字代替，这个“民”或“百姓”太空泛了，抽象掉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

　　被史书遗漏的是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人口，从对他们的遗漏来看，至少他们在历史书中起着一个无足轻重的作用（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汉代史书的特点，而是古今中外，直到现代各国一切史书的特点）。如果正视现实，我们也得承认，他们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也确实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结论会让经过现代民粹主义观念熏陶的人感到愤怒，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们还是努力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实？

　　而现代人总想找回那些被遗漏的大多数，其动因一部分是出于博雅好古、尽可能去复原历史的研究兴趣，更大一部分是因为现代读史者只能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自身也就是注定要被历史遗漏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我们找不到自己能感同身受的古代同类的史料。我们最多的记忆、最强烈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绝大多数历史记载的人物无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着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十万八千里，不知道他们那个圈子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而我们感兴趣的就业、工资、房子、物价诸问题，也非个人努力所能影响的，时代变了，自己就跟着变，时代不变，自己也没办法。

　　想来汉代也一样，能参与皇帝废立的只是皇族（还不是皇族的全部，只是当朝皇帝与其皇后）、宦官、极少数官员（超不过五六个元老重臣），其他数万官员对立谁当皇帝这件事儿根本够不上，老百姓就更别提了。这些官员除了看最高层谁得势了，就跟谁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百姓除了接受上面派来的官员外，也没有别的选择！

　　对于缺乏史料记载、又真实存在过的大多数，我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努力还原当时那些人的生活状态，本期中唐易先生的长文《汉代记事》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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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文至此，请允许我简单地描述桓灵之际发生了什么。

　　桓、灵二帝资质平平，不能控制对宦官的个人感情依赖，在任命官员、分配权力上，给了宦官超出常规的照顾，宦官本人参与朝政、特别是各级官员的选任工作，一些宦官的亲戚也被任命为地方郡守、中央郎官。这激起了少数正直大臣的激烈反对，这些大臣与宦官的斗争是当时最主要的政治生活。其他绝大多数的官员在干什么？在看着吗？当然不能看着，他们必须选线站队，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选择了逢迎宦官势力，因为那代表着皇帝，选择站在皇帝一边，既不违背他们的职业操守，也不会引来当下的杀身之祸。当然也有少数现任官员追随那些风标自许的正直大臣（如陈藩、李膺等党人），但只是极少数。追随党人的主体是官员候补队伍—太学生与读书的“士人”，这些人追随党人的原因有二：一是宦官当政，任用亲戚，挡住了他们靠选举进身的道路；二是有文化上的先天优越感，蔑视那些“阉竖”。

　　朝廷的内耗导致国家各级机关管理水平的下降，特别是地方政府，一些宦官任命的亲属为官后，缺乏治理能力，无法有效地处理民事纠纷和自然灾害问题。可能大部分地方官员还是有行政能力的，但他们也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因为实在不知在宦官把持下的朝廷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核他们工作的。

　　这样，二三十年下来，地方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遭遇自然灾害的百姓得不到有效救济，沦落为四处逃荒的难民，难民得不到妥善安置时，从乞讨转为抢夺，变成盗匪。盗匪一出，首当其冲的是生活正常地区的百姓，官府固然受到打击，但毕竟只是少数，一个县只有一个县衙，杀掉全部官员不过百十来口，劫得的粮食仅够吃一天饱饭，盗匪要活下去，只有抢劫全县数十万百姓，这一县百姓的余粮或许能让一股数万人的盗匪活个一年半载，然后再去劫掠下一个县，这些地区的社会生产已经基本上停摆了，被劫掠过的百姓不自觉地也被卷入到盗匪的队伍中，盗匪的队伍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这时，野心家出现了。野心家分为两种：一是官场中的现任官员，如刘焉；一是民间的豪杰，如张角。

　　刘焉本在中央任太常，他不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党人，看着皇帝不行，宦官的势力已无法消除，便给自己谋了个益州刺史的地方官位，割据一方，成为不完全服从朝廷管辖的地方割据势力，他的儿子就是后来被刘备推翻的刘璋。

　　刘焉还算好的，起码还能保一方平安。而出身于民间的豪杰张角则要彻底得多，直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自己就是要当皇帝、就是要起兵夺权。为了镇压这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朝廷自然就要调集兵力，而且赋予地方官员更多的权力，所以，等到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全国又出现了多个刘焉那样的官员，他们对皇帝已完全失去信心，又不愿意、也没办法完全清除宦官、更换皇帝，但也不敢再回朝廷、听从命运的宰割，只能拥兵自守，观望形势。这时，国家事实上已无统一的军队，而是若干支效忠私人的独立武装，维持着暂时的平静。

　　中央政府中的官员也日益变得浮躁鲁莽，如袁绍、何进等人，在没有一个合适皇帝人选，甚至连一个强势精明的外戚也没有的情况下，他们试图发动激进的谋杀宦官的计划，并且毫无顾忌地调入已经野心勃勃地方军阀董卓进京，结果，在激烈的火并中，中央朝廷彻底崩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历史进入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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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过程所能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天下之治乱与大多数官员和百姓无关（他们也是被历史遗漏的大多数），这些人从来都无法影响政局的演变。天下之兴亡只是少数人的事，只是少数处于权力中心或有野心、有机会去竞逐中心权力的人的事。如果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抑制甚至扼杀住其他一切对最高权力怀有野心的人，将这些人竞逐权力的强烈欲望组织在一个合理的权力分配框架中，既满足了他们的权力要求，又保证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和平有秩序的生活中，这就是所谓治世了。而一旦这个皇帝无能，各项补救机制那一路踉踉跄跄的功能全部发挥殆尽之后，天下就乱了，少数那么十几个，最多数十个有野心、有胆量、也有能力的人，各纠集起一群武装团伙，互相攻伐，天下大半人口卷入战争之中，正常的生产已无法进行，人相食、田地荒，全体人民都陷入苦难之中。当这种大的动荡结束，重新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时，天下人口已经减半，这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十多次。

　　读懂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皇帝制度在中国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意味着和平、安宁、正常的生活，所以，人们全力维护这种制度，哪怕那个皇帝很差，就根本没有行为能力（如只有一岁的幼童，或有先天智力障碍的疾病），只要这个制度还能够晃晃荡荡地运行下去，绝大多数人就能忍受。而当这个皇帝家族实在退化到连这种形式架子都维持不下去时，只能接受群雄并起、逐鹿天下的重新选择皇帝的状态，逐鹿天下的目的是通过残酷而公平的战争，选择出一个新的皇帝家族，这个家族的出现会给人民再带来几百年和平正常的生活。

　　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观照下，这种循环如同一只鱼缸里转圈游泳的鱼，总是在运动，但没有前进；如同一只笼子里的飞鸟一样，总是在扇动翅膀，却没有飞翔。实际上，后来的历朝历代，不仅再也没有创造出超过汉代的新文明，而且还不断复制着与汉代衰落时一样的黑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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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世纪了，一位自信能创造新文明的伟大人物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历史过程正处于进行中，能创造出怎样的风流，尚待未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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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晔著《后汉书》（共十二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后多次重印）《后汉书》为南北朝刘宋时人范晔（公元398—445年）所著，是研究东汉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全书体例完备，构思精密，文笔警策简洁，议论得当，是了解东汉历史的必读书，也是中国传统史书二十四史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东汉历史的方方面面，还可以领略中国传统史学名著的魅力。

　　现代人很可能对古文有所畏惧，其实只要读下去就会发现，并没有那么难懂，读顺了，更能体会到古汉语简洁、精确之美。读这种经典原著，收获远大于读一切当代人的研究著述。

　　文/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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