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记事（一）

　　某年某月某日，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沛县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个名字“唐青”反复出现。笔者也姓唐，因为都姓唐的缘故，生起了好事之心，找关系细读了这些竹简，读了之后大吃一惊，原来我那位同姓远祖竟然留下了一份纵贯其一生的汉代日记，文字有血有肉，描绘出汉代生活的真实画卷，今特以现代语体整理出来，供同好者参考。

　　农村生活

　　丰县出了个皇帝

　　我叫唐青，生于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沛国丰县阿房村人，和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有同县之谊。阿房村是乡一级的行政区划，隶属于丰县。县城及以上行政地区有大规模的常住民，一般将其称之为城市，而将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乡、聚、亭、里等县城以下的行政地区叫做农村，所以阿房村属于农村地区。

　　阿房村原名叫盘冢村，是商代贤王盘庚的墓地所在，人们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依墓而居，起名为“盘冢村”。后来听说高祖率大军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后回乡省亲，在高祖临出丰县时，父老乡亲邀请高祖驻驾休息，献牛羊美酒，欢庆了三日之久。高祖离开后，丰县的父老乡亲为了纪念高祖，便在高祖歇驾处兴建城池，名为“邀帝城”，城中建有“邀帝寺”。盘冢村因紧邻邀帝城，像当年的阿房宫之于帝都咸阳一样，所以人们便更家乡名称为“阿房村”。

　　阿房村虽然是个小地方，但他的名气却一点也不小，因为这个小地方不但有贤王盘庚之墓，还是大汉开国皇帝的故乡，每逢邀帝寺庙会，许多文人墨客前来瞻仰高祖荣光，紧邻邀帝城的阿房村也成为诸人揽胜怀古的胜地。因是慕名前来人太多，一些游人甚至不及在天黑城门关闭前进入城里，只能露宿城外荒野，与猛兽为伴，危险重重，但每年慕名而来之人还是络绎不绝。

　　这些文人墨客来到高祖故乡后，最喜欢的事情不是品尝这里有名的狗肉，而是题诗作赋，赞扬高祖故里，以展才情。据说武帝朝时有个叫司马相如的文人，曾经写了几篇扬赞皇帝的辞赋，受到皇帝的赏识当了大官，还娶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想来这些文人墨客题诗写赋的目的，应该也是如此。父母经常以司马相如的故事鼓励我和哥哥要好好读书，不要像他们这样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走出去当大官，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

　　来我们这里观光的，不仅有那些妄想一步登天的文人墨客，还有一些史学家。他们考察这里的风土人情、人物故事，依据事实，作书立传，编撰成史，供后人阅读，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写过许多精彩人物传记的司马迁了，不过听说这人比较耿直，因为替一个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贬入狱，处以腐刑。而那本闻名天下的《史记》，就是他在遭受腐刑之后完成的。

　　村中，大家分住在不同的里中，我家就位于城中农民聚集的一个里中。

　　分家那些事

　　我家有四口人，父母、哥哥和我。父亲是丰县人，母亲则是邻乡人，两人是通过媒人介绍相识的。我家祖上都是农民，家中有百亩之田，这里的一亩，指的是宽一步（1.4米），长240步的大亩（约莫于你们现在的0.69亩）。

　　土地，是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过来的。原本我爷爷有三百多亩田地，但我父亲共有兄弟三人，在我爷爷去世后，他们共同平分了家中的田产、房屋，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诸子均分制。父亲他们三兄弟的感情十分好，分家时也没有太多的波折，不像邻居赵家两兄弟，在其父母过世之后，各自为了多分得一两亩地，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惊动了乡里的三老，虽然经过三老调停之后，赵家兄弟停止了闹腾，但兄弟两人的感情却因此一落千丈，在街头见面甚至连招呼也欠奉，端是冷哼两声便错身而过，成了陌路之人。赵家两兄弟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反面教材，为人不耻，经常被父母用来教育家中兄弟，要和睦相处，以免伤了兄弟感情。

　　乡里的三老也趁机用卜式的故事来教育大家兄弟之间要兄友弟恭，相互谦让。卜式是政府树立的一个兄友弟恭的榜样：据说卜式在父母死后，将自己的田地主动谦让给弟弟，自己独自进山牧羊，且在牧羊致富之后，又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分予弟弟，时人为之称颂，后来，卜式还当了大官。

　　乡里的百姓都比较朴实，基本上很少出现为了家产而兄弟反目之人，但也很少出现谦让自己土地给他人之人。

　　父亲被打了

　　因为家里土地的事情，父亲被打了。

　　我家的百亩耕田，是靠近城市的一块“负郭之田”，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打理，属于比较好的耕田，因而乡里很多的地主曾出高价来买我家的这块田地，比远离城郭的田地地价高了不止数倍，但都被父亲拒绝，毕竟，我们一家的吃穿用度，都靠着这百亩耕田维继。

　　不过，有一户孙姓地主，被父亲拒绝之后，兀自不死心，先是找了乡里几个与父亲交好之人劝说父亲卖田，被父亲拒绝。巧取不成后，他便暗中勾结当地的地痞流氓，殴打并威胁父亲，欲强行夺取我家土地，父亲虽然畏惧孙姓地主的权势，但为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只能将孙姓地主告上了公堂。幸而刚来主持政务的啬夫公正廉洁，没有收取孙姓地主的贿赂，在听取了我父亲的陈述后，秉公惩处了恃强伤人的孙姓地主，但终因孙姓地主在当地权势颇大，土地买卖也是合法的，仅仅是赔付了父亲的医药费，便不了了之。

　　听父亲说，孙姓地主是致仕归乡的官员，很有权势，连县令也惧其一二。他曾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强买了不少乡邻的土地，导致诸多农民破产，不得已流亡他地，或成为地主家的佃农，或外出打工，生活困苦不堪。而且孙姓地主与上一任啬夫暗中有交易，故而他方能如此大胆的强买强卖他人的土地，那些破产的农民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报官。

　　当时，父亲报官只是抱着侥幸心里，没想到真的保住了自家的土地，不由感慨丰邑来了个清官。

　　丰收

　　父亲喝醉了，因为父亲今天高兴，多喝了两盅酒。

　　今年，我家粮食大丰收，原先一亩地两三石左右的产量直接增加到四石多，一石粮食是120斤，那么亩产量从两石左右增加到四石左右，增加的可是好几百斤的粮食，粮食总产量是去年的一倍多。除了留足赋税和食用之外，剩余的粮食父亲在市中转卖，获得了不少钱，除了给家中添置了几件新家具，给我和哥哥买了几身新衣外，还置办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平日难得一见的鱼肉、鸡肉、猪肉应有尽有，可着实乐坏了我和哥哥。

　　今年粮食能大丰收，除了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外，关键是父亲采用了一些新的耕作技术。新的耕作技术是三老在乡里推广的溲种法和区田法，这两种耕作技术一是种子的独特处理方法，一是极尽地力的耕作方式，前者不但可以防止种子虫害，而且能为禾苗生长提供养分，后者则是精耕细作的典范。我家的百亩土地属于旱地，正适合这两种新的耕作方式。

　　精耕细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父母每天早上天不亮时，就会出城耕作，中午时分也不会回来，就着凉水和稻米做成的干饭，应付一下即可。父母从耕作初期的磨平土块、划分甽垄、播种，到中期的中耕、浇灌，再到后期的收割，尽心竭力，耕作以时，一刻也不敢放松，才换来了今日的大丰收。虽然很累，但父母的心里却十分开心，所以晚宴上，多喝了两杯酒的父亲，便醉了。

　　后来，当我上学时，方才得知，那本农书叫《汜胜之书》，是一名叫汜胜之的农学家所著，内容十分广泛，记载、叙录了许多耕作的经验和方法，从耕作初期的磨平土块、选种、播种，中期的中耕、浇灌，再到后期收获的时令季节，从小麦、水稻的推广到经济作物的培植，都有详细的介绍。不过，总体而言，这本书适宜于北方地区的耕作，难怪当时推广此技术的三老有些漫不经心，也不甚在意。不过，书中记述的耕作经验和技术还是十分有用的，让我家的粮食产量，直追当年爷爷三百多亩土地时的产量。

　　记得小时候，爷爷还在的时候，父亲三兄弟也还未分家，每年农忙时爷爷都会雇佣几个庸客，帮助自己打理耕田，一年收获的粮食也很多，日子过得很是舒心。到了父亲这一代，三百多亩的土地经三兄弟均分之后，一家只有一百多亩，每年收获的粮食，仅够一家人果腹之用。不过现在好了，有了新技术的帮助，粮食大丰收，我们一家的生活，终究会好起来的。

　　邻居家的牛车

　　邻居李家有一辆牛车，这让父亲十分羡慕。

　　平日里，李家可以用牛耕作，可以赶着牛车去县城赶集，可以坐着牛车去邻乡探亲，既方便又快捷，特别是到了每年缴纳田赋的日子，尤让旁人羡慕。

　　每年春秋两季，粮食收获之后，乡里的啬夫都会对每家粮食进行统计，其中三十分之一(三十税一)要作为田赋缴纳给国家。交纳粮食的地点，一般是在有大粮仓的县城中，路程较远，所以，父亲每年都需要推着自家的独轮车早早上路，路上也不敢休息，以防耽搁了交纳田赋的时间而受到惩罚。事实上，有一辆独轮车还算不错的了，每年在路上，父亲都能见到好多自己背着、挑着粮食前往交纳赋税的乡邻，这一来一回，着实让他们苦不堪言。

　　不过，相较于李家那便差远了，小牛车不但拉齐了自己的田赋，还能帮其他没有车的农户拉上少许，不但不累，还能赚上些许酒肉钱，一举两得。交纳田赋时，有专门的官员进行登记，记录的内容包括缴纳的时间、缴纳的地点、缴纳人姓名、缴纳人所在地、缴纳的数量等等，不会出现漏交、少交和不交的情况。

　　不过，每次父亲进城去缴纳田赋，都是让我和哥哥期待的一件事，因为那时，父亲总会从县城给我和哥哥买上些许小玩意，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却总让我们欣喜不已。

　　不服徭役的人

　　我就从没见过对面里中的人服过徭役，无论是兵役还是力役，甚至连缴纳田赋他们也很少自己去。

　　对面的里中，居住的都是乡里的一些有钱人，像一些地主、乡绅、商人、致仕官员等等，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服过徭役。每年农闲之际，父亲和乡邻都会被征调去修筑一些官道、水利工程或者军事要塞，亦或者到边疆、京城等地戍守一段时间，是为力役和兵役，统称为徭役。这个时间不太长，一般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直到那一天，父亲兴匆匆地赶回来告诉我和哥哥，说他接受了对面里中孙家的雇佣，替代他们去服徭役，每月能有一千多钱的报酬。我方才知道，那些富人不是不用承担徭役，而是他们花钱雇了一些人替他们服徭役，他们自然也就不用去了。如今天下太平，兵役和力役都不太繁重，听说先帝的故乡南顿县那边还时常被减免田赋徭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轻松。不过我们这里也不差，服徭役顶多就是去修筑河堤、铺设道路，虽然繁重，但并不危险，所以乡邻都十分乐意替代那些富人们服徭役，这样一来既不耽误耕作，又有大笔额外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父亲告诉我，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年代，在早些年，光武皇帝还没统一天下之前，到处都在兴兵打仗，那时候也不说是服兵役，那些起义军每到一个地方，直接就将一些年轻人抓了壮丁，而且一去就是五六十年，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听父亲讲，他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就被一小股起义军掳去当了壮丁，辗转赤眉、绿林，一去就是五十多年，在光武皇帝平定天下后卸甲归田，十五六岁的少年，归来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沧桑老人。回到故园，亲戚朋友皆已故去，剩下的只是一座荒凉的庭院和一座座坟墓，老人时常对着荒寂的坟墓发呆、哭泣，因为没有亲人，老人死后还是乡邻们帮忙安葬的。

　　老人的遭遇，让人同情，有人不用服徭役，有人却服了一辈子兵役。

　　当然，兵役带来的也并非都是如老人一般的悲戚，服兵役在乡里的年轻人看来是一条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道路，同乡的老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退伍老兵

　　亭长老周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瞎了。老周告诉众人，他的眼睛是在战场上被匈奴蛮子给射瞎的。

　　听老人们说，老周少时勇武、有侠气，是所谓的巷里游侠，不过背地里人们都说老周少时就是一个惹是生非、横行街市的流氓。老周长得确实凶狠，瞎了一只眼睛不说，脸上还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其实老周是个和蔼的人，闲暇之余，最喜欢给乡里的孩子们讲他们在战场上的故事。

　　老周说，边境的风光，与丰县大不相同，满眼望去，风沙遍野，莽莽苍苍，与家乡的山青水绿一点也不一样，条件艰苦不说，还要时常面临匈奴的突袭，危险重重，刚开始的时候，汉军根本打不过匈奴人，经常打败仗。老周说，那些匈奴人，老幼妇孺，上马为兵，下马即民，擅长骑射，通常到我们边境那些没有大规模驻军的城市和村庄，抢劫粮食，掳掠人口，且他们来去如风、机动性极强，往往等大汉军队到时，他们早已远遁而去。而我们汉军，兵种齐全，兵器优胜，不怕与匈奴正面作战，但机动性极差，面对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骑兵，往往找不到对方的主力，疲于应对，某些部队在找寻敌军的过程中，甚至与邻队配合脱节，陷入匈奴人的包围之中，遭致失败。事实上，汉军的几次重要败仗均是源于此因，如李陵之败。

　　李陵是谁，估计老周也不清楚，所以他总是以某个将军搪塞众人，我猜测，上述敌军与汉军的优劣对比，估计老周也是听别人说的。后来，为了应对匈奴人这种神出鬼没的能力，汉军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控制了一个山丹军马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再以重装复合兵团为后盾，长途奔袭和后勤保障两相结合，终于遏制住了匈奴敌军的侵袭，狠狠地打了几个胜仗。

　　最值得老周吹嘘的是他曾经见过汉反击匈奴的统帅耿恭。老周说，耿恭将军用兵如神，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才能打退寇边的匈奴人。老周告诉众人，耿恭少时为孤，能有今天的地位，全是他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所以只要有能力，便能杀敌封侯。

　　在一场战斗中，老周不小心被流矢射中了左眼，因伤退伍。当然，政府也没有亏待他，不但因功赐予了他几十亩的良田，还因残疾给予他每年一定钱粮的补助，丰县的县令也因老周有勇武，任命他为亭长，维持一地治安，既有钱粮补助，又有官职俸禄在身，老周的生活过得十分舒心。然而，老周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没见过皇帝，他的军功太少，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过他的上级，本是奴隶出身，因从军，从一个小小的士兵累积升迁，不但摆脱了奴隶身份，还被封了侯，得以觐见天颜，着实令众人羡慕不已。

　　老周常常感慨，从军也是能改变命运的一个途径，否则，他或许永远只是一个街头巷里打架斗殴的流氓而已。老周甚至还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匈奴远遁，边境太平，想通过打仗从军来出人头地，是比较难了！

　　打工

　　父母又去丰县县城打工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被托付给婶婶照顾。

　　每年这个时候，乡里的大部分农民都会趁着农闲去城里打工，赚钱补贴家用。叔叔也去了，不过婶婶要照顾六个月大的孩子，便留了下来。走的时候，父亲还将自家养的鸡、鸭、鱼、羊等家禽畜类带到县城去卖，乡里每家农户，基本上都养着很多家禽，养殖业和农业相结合。乡里百姓一般不太需要这类东西，再者乡里也卖不了什么好价钱。所以，父亲一般会将这些东西拿到县城去卖，县城里的有钱人多，也不会畜养家禽，能卖个好价钱。一般情况下，一头羊能卖一千钱左右，这对于我家来说也算是一笔大收入了。

　　父母打的是临时短工，或在酒家帮佣，或在市中帮别人看摊子，或受雇去别人家干杂活，时间不会太久，农忙开始前一定会赶回来。乡里有土地的农民，多半打的是短工。当然，也有一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他们家的土地租给一些农民，收取一定的租子，而自己却常年在县城或者更远的长安、洛阳打工，听说他们一月的收入抵得上我们一年的收入，日子过得比乡里一些地主、豪绅还有好。几年前，乡里常年在洛阳打工的沈从，坐着马车、穿着四五百钱一身的帛衣，回来了一趟，他拿着在京城买的特产，挨家挨户拜访了一遍，那阔绰的模样，令人艳羡不已。听父亲说，沈从在洛阳打工赚了钱，买了房子，这次回来是处理一些自家土地的事情，过几天就会回去。不过，当我长大后，去往洛阳游学时才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意。

　　不过，在外打工的日子是较辛酸的，不但时常受到雇主的欺压、剥削，还要长时间忍受孤独寂寞和思乡之苦。父亲的一个朋友，兄弟三人经朋友的介绍到城市里打工，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女主人，平日里替他们缝补衣服，但却遭到了男主人的猜忌，对他们多番责备刁难。三人苦闷不已，他们虽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猜忌会消失，但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辛酸与无奈。

　　这种打工时的辛酸苦楚，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打工结束后，回归家乡却是令人高兴的，最高兴的要数留守在家的我和哥哥，因为每次父母外出打工回来，都会给我们带许多好吃或好玩的东西。

　　父母的小嗜好

　　今天是端午节，母亲准备带我和哥哥去县城瞧瞧热闹。

　　不过父亲不喜欢这种热闹，他唯一的小嗜好就是喝酒。每天傍晚时分，父亲总会拎着一壶酒，邀上几个老朋友，坐在门前的大榕树下和朋友聊天，讲讲自己打工时的见闻趣事，谈论大汉王朝那些耳熟能详的名人将相的故事，亦或者趁着酒兴，聊聊现实中那些清官的廉洁，贪官的无耻。每每兴之所至，还会唱歌跳舞，表达内心的喜悦或者恼怒之情。今天，他已经和几个朋友约好了喝酒。

　　母亲的爱好与父亲不同，她最喜欢的事情是观赏歌舞乐曲、俳优杂技表演。今天一大早，母亲穿上了平日里舍不得穿的新衣，抹胭脂，描眉毛，用了足足一个多时辰来打扮自己，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出嫁的新娘子也没你这么麻烦。大约卯时日出时分，母亲便带着哥哥和我坐着邻居李家的小牛车，和李家伯母一起去往县城瞧热闹，这几乎已经成为逢年过节母亲和李家伯母的一种习惯，今年的端午亦不例外。从我们村到县城大约有十来里的路程，虽然都是土路，但因为靠近邀帝城，所以通往丰县县城的道路既平坦又宽阔，两旁绿荫成片，路上随处可见去往丰县看热闹、做小生意的乡邻，一路上也不显无聊。

　　到县城时，一般是巳时左右，邻近中午，这时丰县已经十分热闹了。街头市里，到处都是歌舞杂技表演，既有“总会倡仙”“鱼龙曼延”的化妆歌舞表演，也有如“东海黄公”等带有故事情节的乐舞表演，热闹非凡。不过，母亲最喜欢还是俳优表演，这种造型滑稽，举止夸张，语言幽默，惹人发笑的滑稽戏，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表现形式。

　　每每此时，我和哥哥就会悄悄离开，去观看那些比较刺激、吸引眼球的东西，如斗鸡、斗狗等斗兽表演，走索、弄丸等杂技表演，比武、角抵等赌斗类表演。这些赌斗类表演带有赌博色彩，最能激起人们的兴致，不过母亲禁止我和哥哥赌博，所以我们也只有旁观的份，即便如此，也让我和哥哥十分兴奋。平日里在农村，可没有这么多娱乐活动，我和哥哥唯一能玩的就是击壤、蹴鞠，哪有县城如此精彩刺激的娱乐节目。

　　当然，除了好玩的，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街市两旁，处处皆是琳琅满目的小吃食，如什么面粥、水煎包、鱼汁羊肉等，相传这些东西都是高祖刘邦喜欢吃的东西，那个面粥还有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字叫帝王粥，除此之外，还有烧饼、烙馍、狗肉等一大堆小吃，好吃不贵。

　　一直玩到下午申时太阳落山之后，我们才会坐车返回家中，而往往这个时候，父亲已是酩酊大醉。每年的这个时候，是父母卸下身上的包袱，最为快乐的时候。

　　商人吴老二

　　吴家老二发财了，他雇了几个人将自家的房子重新修葺了一番。

　　吴老二是一个商人，不是那种摆摊子、开酒肆的坐贾，更非那种囤积居奇、倒卖盐铁的大商人，而是一个普通的行商。阿房村是农村地区，除了些许兼职摆摊的农民外，基本上没什么酒楼、饭舍的存在，家乡举凡在外做生意的人，基本上从事的都是行商。吴家老二一般是将以低价收购的家乡特产，运输到外地高价卖出，赚取地域之间的差价。吴家老二在长安、洛阳等地有几个固定的客户，那些多是本地的商人和富户，基本上他的货物不愁销路，故而这一来一往，赚取的利润非常可观。相应的，这种高额利益需要承担高额的风险，行商在往来途中，常常会遇见各种危险，最常见的就是强盗，如果遇到强盗，物品被劫，那么这些行商恐会赔得血本无归。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危险，吴家老二组建了一支固定的车队，招募了大批随行人员，以震慑途中的盗匪。

　　幸运的是，这些年天下太平，吴家老二没遇上过什么盗匪，赚了不少钱，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摇身变成乡里的富户人家。经商，可谓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所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就是如此。不过，不是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能如吴家老二那样发家致富。邻乡一个叫李岳的人，家中本颇有资产，经朋友劝说，从事经商事宜，广收大麦准备运往晋阳，等候寒食的时候高价卖出，但到达晋阳之时已是清明时分，过了寒食之节，只能转运向邺城，却不曾料到路遇大雨，车马难行，大麦也受到损伤，货物卖不出去，赔了大钱，以至于贫穷落魄，遭到世人的耻笑。回到家乡后，他又沦为兄嫂的奴隶，备受到兄嫂欺辱，从挑水做饭到庄稼收割，什么事情都得他干，最后被逼在父亲坟前自杀。

　　除了修缮房屋外，吴家老二还准备置办田产，购买土地，弃商从农。因为他发现富人富则富矣，但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常常受到学者士人的鄙弃，被人看不起，属于那种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生活奢靡，但在时人眼中却是身份低下的存在，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其财力相匹配，吴家老二可是在经商途中受尽了白眼。所以吴家老二打算弃商从农，成为大地主，谋求地位上的提升，也好让自己不再受人鄙视。

　　先生的书

　　乡里学堂的薛先生的手里，每天都会捧着一本书，时刻也不会离身。

　　薛先生是一个身材瘦削、留着一缕长髯的老人，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自己手中的书，边走边读，读到兴味之处，总会忍不住击节赞叹：“好、好。”

　　好什么？哪儿好？为什么好？

　　我、哥哥还有乡里的小孩都不知道。

　　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决定让我和哥哥去乡里的学堂读书。读书，算是一种改变命运、走向另一阶层的有效途径（就像你们现在的农民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样）。

　　乡里的学堂，是大家集资修建的，薛先生是乡里人专门从县城延请而来教书的。薛先生上课时十分严苛，但私下里却非常和蔼，喜欢给我们讲故事，讲他在书中看到的故事，讲他在旅途的见闻，讲各地的风土人情。令人如痴如醉，瞬时产生了一种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走走的念想。

　　上课的内容，很简单，第一、二年就是识字。薛先生用的教材是三字或者四字、七字为一句、每句押韵、易读易记的儿童读物，称为“字书”，有《仓颉篇》《急救篇》等。其内容往往是在领述五句之后，接着讲姓氏、衣着、农艺、饮食、音乐、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基本常识性的文字。这是童蒙教育阶段，可以看做是小学阶段。一两年的童蒙教育结束之后，薛先生就开始教我们《论语》和《孝经》，算是进入了中学阶段。童蒙教育和中学教育，是一个百姓启蒙、明理的过程。我们并没有强制上学一说，政府仅是通过三老进行一些劝导、教化、推广的举措，但基本上有能力的家庭，都会选择让孩子接受童蒙和中学的教育，可以算作是一种百姓自发的义务教育。（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要求和百姓心里自发的一种需求，就如现下社会文盲不受社会重视，很难生存一样。）

　　不过，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让孩子接受中学教育意味着沉重的负担，所以我的很多同学在接受完童蒙教育后就选择辍学回家务农，或者外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哥哥也是在接受完童蒙教育后选择退学，回家从事农业活动。不过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哥哥不喜欢学习，整日里忙着上树捉鸟，下河摸鱼，学习成绩很是不好。而与哥哥相反，我在学堂的成绩一直较好，也颇受薛先生的器重栽培，所以父母同意我留下来继续学习深造。与我一样留下来的还有几个比较富裕人家的孩子。

　　现在回想起来，关于上课时的情形已经记不得了，薛先生的印象也着实有些模糊，唯一记得就是那本看似破旧但却被他当做宝贝一般的书籍。有一次薛先生喝醉了，抚摸着手中那本书籍，老泪纵横，口中说着些悔恨不已的含混话语，还将手中的书扔在在地，狠狠地踩了几脚。但在第二天上课时，却又被他视若珍宝地捧在手里。

　　我们不知道的是，那本书是当年薛先生的父亲送给薛先生的。薛先生的父亲当年是一个太学生，后来做了沛县的县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进太学，谋个好前程。不过年少时的薛先生整日游手好闲，蹉跎光阴，虽然在年老时幡然悔悟，开始发奋读书，但还是错过了父亲的期盼。所以，薛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亲自培养出一个太学生。

　　那本书是《尚书》，如果想上太学，就必须专修一经，《尚书》就是其一。

　　可怜的老王

　　三老，是乡里最有威望的人，也是乡里最忙碌的人。

　　三老是一个官职名，是乡里有名望、有德行、可为百姓表率的老人，他是政府直接从百姓中擢升的、树立的道德模范。三老日常非常忙碌，大到乡邻打架斗殴，小到夫妻拌嘴吵架，都要三老出面调停。最近，三老又碰到了一件麻烦事，关于老王养老的问题。

　　老王今年已经八十岁高龄了，年老体衰，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人愿意照料他。虽然政府对于老人有特别的优待，譬如钱粮补助、赋役减免、刑罚宽松等，但是说到底，养老的根本还在于子嗣的赡养，养儿防老嘛。

　　老王不是没有孩子的孤寡老人，他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个农民，小儿子是个小商人，前些年在乡里捣腾狗肉买卖，发了些小财，还入了商籍，为此没少被不重视商人的老王唠叨。几年前小儿子娶亲后，在妻子的撺掇下闹腾着分家，兄弟两人都先后搬离了老王家。于是，老王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父母在世时不分家，这本是政府提倡的孝道之法，但却被两兄弟抛之脑后。当是时，三老还出面劝阻调停，只是两个儿子拒不同意，且他们应承会照顾自己的父亲，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前些年，老王还能自己照顾自己，两个儿子也会时常归家看望老父，老王的生活也算有着落。

　　然慢慢地，两兄弟都不愿再照料父亲。

　　大儿子的理由是父亲疼爱弟弟胜过于他，当然由弟弟照料；小儿子则认为哥哥家距父亲家近，哥哥照顾起来方便。兄弟两人相互推诿，谁也不愿去照看父亲。虽然在三老的教育和严令之下，兄弟两人答应轮流照看老人，但不多久，兄弟两人嫌弃老人麻烦，又慑于三老威望不敢离开，便将一腔怨气发泄到父亲身上，整日打骂欺辱老王。

　　忍无可忍之下，老王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告上了公堂。大汉以孝道治天下，非常推崇孝行，甚至还将孝道作为当官的条件之一，与廉并称。时汉文帝为母侍疾尝药、灌夫为父报仇怒下战场、缇萦上书救父、董永卖身葬父等，尽皆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被告上公堂的两兄弟，在三老的严惩和教育之下，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将父亲接回了家，尽心奉孝，无有再犯。

　　其实，整个乡里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很低，只是极个别的例子，毕竟深入人心的孝道观念，已是百姓的立身之本。而且政府还有专门针对鳏寡孤独的救助，对孕妇等的补贴，对军属的优恤，灾荒之年的开仓赈灾、以工代赈等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也算是比较齐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了。

　　三老又开始忙碌了，他趁机在乡里开展了孝行、孝道的教育，意欲树立养老、敬老、尊老的社会风尚，整日忙碌不停。

　　老郎中

　　父亲又一次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

　　那一天，父亲正在农田中干活，忽然晕了过去，我和哥哥急忙将父亲送到了乡里的一处医馆，虽然经过诊治，没了生命危险，但却落下了半身瘫痪的毛病。为了治好父亲的疾病，我和哥哥先后跑遍了邻近的几个乡亭，但请来的大夫尽皆束手无策，无奈之下，我和哥哥只好带着父亲去往县城看病。医馆之中，不提供专门的病房，所以我在县里租了一间便宜的小房子，白天奔波看病，晚上就在租住之地休息，但一连耽搁了好几天，皆无进展，甚至有些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是不治之症，不用白费心力了。

　　绝望之余，我本欲回返家中，但在街市小摊边吃饭时，无意间听旁边的食客谈到一位名医，说这位名医十分厉害，什么疑难杂症都能诊治，每天求医问药之人络绎不绝等等。我自忖有如此多的人前往求医问药，医术肯定十分高明，便带着父亲前往名医处看病，在付出了巨额钱财后，名医方才答应替父亲诊治。草草看了父亲几眼，名医说父亲中了巫术，便念了几句怪异的咒语，写了一张符咒和水给父亲喝下，又开了一个药方，便将我们赶了出来。我虽然不太相信什么巫术、咒语，但是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笃信此道，便连父亲也深信不疑，笑言自己终于有救了。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我按照药方到药铺抓了一副药给父亲喝，不曾想，父亲的病不但没好，反而上吐下泻了好几天。知道被骗之后，我和哥哥急忙赶往“名医”住处理论，却未想到那“名医”早已杳然无踪。

　　几番周折之后，父亲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返回家乡。就在返乡途中，我们遇见了一个采药的老郎中，那老郎中一眼就看出父亲的病症所在，欣喜之下，我们请老郎中给父亲治病。老郎中本要去丰县的山中采药，也就顺势答应了下来。此后几天，老郎中每日都要给父亲号脉，观察其气色饮食，询问其身体状况，在了解清楚状况后，便施以针灸，辅以其从山上釆来的草药，不出半月，父亲就可以下地走动，月余后，便行走无碍，恢复健康了。父亲笑着说他也享受了一回私人医生的待遇。

　　老郎中的高超医术，也引起了同乡人的惊叹，多有身怀病疾之人前来求医。老郎中来者不拒，每遇病人，都要详细询问病人感受、因何生病，观其症状，诊其脉搏，一丝不苟，每每都能给出相应的建议，开具对应的药方，即使症状相同之人，老郎中也要再三询问其得病因由，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内因内医，外因外治，皆是药到病除。我对老郎中的医术叹为观止，其虽然使用的是医生通用的“望、闻、问、切”手段，但却能通过脉搏跳动的缓慢、强弱而判断出病人疾病的根源。内因内医，外因外治，非是一般大夫那样同是发烧，便一概而论、一副药方，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更非那些方术、巫师以虚幻、虚假手段，麻醉人的精神，让病人抱着幻想而在疾病中痛苦、挣扎的手段，而是真真正正的中医精华。

　　（诸位读者生活的时代与那时不同，有专门的医疗机构，有专业的医疗人员，有先进的机器设备，然而我总感觉，你们看病时，少了几分我们中医的精髓。你们看病时，每每都是跟着机器走，如同牵线的木偶一般，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要过一遍，不但费时费力费钱，且过程繁琐无比，医生也是事后通过机器的化验结果来得出结论，病人和医生根本没有任何交流。仿佛离开机器，所有的医生就不会看病了一样。而中医恰恰相反。）

　　我本想跟老郎中学两手，但是经过几天的实践，无奈发现自己真没有学医的天资，单就脉搏一项，我便诊别不出病人跟健康之人之间的差别，只能悻悻作罢。学医，很需个人天赋，需要绝好的感知和敏锐的判断，而且中医真的没有什么理论体系，或者，唯一可以遵循的就是以感觉为核心的了解病人信息的思维方式。也正是因为医学的这种特性，才导致了当前社会神医稀缺、庸医当道的医学窘况。

　　老郎中叫什么，我们都没问过，只是称他为神医。

　　王大人治河

　　今年天降大雨，沛国郡好多地方发了洪灾，我们县也岌岌可危。大家整天呆在山上，不敢回家，生怕黄河决堤。

　　就在这时，县里来了一个王大人，说是皇帝派来的要带领大家治河。王大人到了之后，先是带来了皇帝的圣旨，命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沛国郡受灾的群众，然后组织大家伙开始修筑黄河河堤。其实这种做法先前的太守、县令每年汛期时都在做，但效果并不明显。黄河的河床一年比一年高，河堤也越来越高，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上河。

　　不过，王大人并没有在原来的黄河水道上修筑河堤，而是重新规划、选择了一条比较合理的河道修筑河堤。王大人说这条这条河道比原来的河道要短，水流速度和输沙能力强，河床不易淤积。而且这条新修筑的河堤比地平面要低，减少了黄河决堤的可能性。

　　除了修筑河堤外，王大人还带领大家在黄河河道每隔十多里的地方开凿一个引水口，将黄河下游所有的支流互相沟通，在其引水口或沟通处设置闸门。他说这样一来在洪水来时支流可以起到分流、分沙的作用，既削减了洪峰，又减缓河床泥沙淤积速度，可谓是一举多得。

　　王大人说，其实解决水灾最根本的办法是当年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加固河堤和分流之法只是下策和中策。不过，现在黄河下游的人口密集，政府又鼓励大家垦殖耕作，想要用上策来解决水灾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除了治以外，王大人还建议大家要防。他积极组织百姓在黄河两岸易被雨水侵蚀的地区种植植被，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技术，在黄河易泛滥区备建粮仓，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年。

　　时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将灾荒之事与帝王德行相结合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每逢水涝干旱，便有官员以此来劝谏皇帝行仁政、施德义，故而皇帝也十分重视灾荒事件，所以在黄河水患出现后，皇帝迅速组织救援工作，下令地方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并积极组织百姓实行抢险修堤工作，以工代赈，官民同力，很快便解决了这次水患事件。

　　此后很多年，我们村都没发生过水患洪灾。

　　麻烦的婚事

　　哥哥十八岁了，转眼间便从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黝黑壮硕、朴实稳重的庄稼汉子。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父母和我准备去临乡的老陈家纳彩。纳彩，是结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指男方派人去会见女方，观其仪容姿态。父亲花高价从街市上买了一只大雁，作为去女方家的礼物，因为雁表示“挚者”，有“顺阴阳往来之意”，是纳彩时最好的礼物。

　　当然，结婚之人不是我，而是哥哥。哥哥今年十八岁，已到了适婚的年龄。事实上，我们村里男子到了十五岁、女子到了十三岁以后，父母就会着手为子女准备婚事。早婚早育，这是政府的政策，邻乡的一个女子因为相貌丑陋，到了三十岁还未出嫁，甚至还受到政府五算钱的惩处，一算是120钱，那可是相当严重的惩处了。相应的，女子怀孕之时，国家有时还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如免除一定的田赋、奖励一定的谷物等，鼓励人们早婚早育。

　　说起来，哥哥的娶亲经历可谓波折丛生。先前在同村，父母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对象，但是托亲戚朋友说媒的时候，人家不太愿意，因为那户人家是乡里的大户人家，根本看不上我们清贫的唐家，在请婚环节就遭到对方的拒绝，父母虽然颇有怨言，但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例子很常见，像本朝高祖年间的丞相陈平，贫穷时，多次向富人家的女儿求婚也曾屡屡遭拒。门第观念，是制约婚姻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过，社会上总有一些不顾世俗观念、冲破封建束缚的爱情故事，汉武帝年间那个以写赋而受到皇帝赏识的司马相如，贫穷时因才华出众，受临邛巨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的倾慕，但却受到卓王孙的反对，最后两人私奔而去，也算是一段佳话。可惜，哥哥只是一个普通庄稼汉子，与才华出众、风度翩翩的才子相去甚远。

　　另有一户人家的女儿，生得极为漂亮，也不在意唐家家贫。但在见面纳彩之时，得知女方右膝有一个疮，脓水不绝，身有残疾，被父母拒绝。事实上，这名女子已经被人拒绝了很多次，迟迟不能出嫁，女子时常依窗长叹：“邻不我顾，而望玉女，身多癞疾，谁肯媚者”。后来，媒人又陆续介绍了几个同乡人家的闺女，但父母都不是很满意。他们觉得这几家的闺女不是皮肤不够白皙、面庞不够清秀，就是头发不够乌黑、身材不够纤细，配不上自家儿子。

　　这次媒人介绍的是邻乡老陈家的闺女，听说这个闺女长得清秀可人，为人知书达理，所以父母准备去看看。父母给哥哥选择的结婚对象，都是同村或邻乡适龄女子，路程也不是很远，小半天的脚程就到了。父母和陈家会面的时间也不长，主要就是双方父母察看自家儿女结婚的对象，观其言谈举止，看其身形相貌。会面之后，双方父母都很满意，女方也就答应了婚事。老陈告诉父母，原先乡上一富贵人家公子看上了自家闺女，但那人品德不行，不事生产作业，是当地有名的纨绔，便被自己拒绝了。他之所以答应父母的请婚，就是看上了哥哥沉稳朴实的品性。

　　这种多面性的择偶观念，相互择选的思想，由来已久，我的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齐人有女，有两家人向其女求婚，东家儿子长得丑但是家里却很富有，西家的儿子人长得英俊但家境贫寒。齐人夫妻犹豫不决，就问其女儿想嫁哪一个，喜欢那个就脱下哪边的袖子，结果女儿同时脱下了两只袖子。父母感到十非奇怪，问她原因，她回答说想到东家吃饭，到西家住宿。言下之意就是向往东家的富贵，喜欢西家的人。（这和你们现在的择偶观念基本相似。）

　　大婚

　　找对象，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结婚，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陈家同意婚事后，父母还有一系列的婚前工作要做。首先是问名占卜，“同姓不婚”，这是古已有之的人伦风俗，我的家乡亦不例外。先前有一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在问名占卜过程中得知两家同姓，这桩本是郎才女貌的姻缘，遭到了双方父母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就算双方父母不反对，乡里掌管风俗教化的三老以及重视人伦纲常的老人也不会同意，这种同姓结婚的事情，往往会受到各方面的阻挠。所以问名占卜是婚前重要的一环，占卜结束后，父亲就将合婚的喜讯通知了陈家，是为纳吉。

　　纳吉结束之后，父亲就开始着手准备儿子订婚时的聘礼。唐家虽然清贫，但父亲还是亲自去县城挑选了两匹上好的练（丝织品最好的一种，价值两千钱左右），买了一对雕琢精细的玉镯（价值两千钱左右），三件绢帛制的新衣（中等价值的衣物，价值一千钱左右），并准备了两千钱，作为送给女方的聘礼。这次聘礼总共花费了我家七千多钱，父亲每年外出打工，一月的工钱也仅有五百到一千钱不等，但能看到儿子结婚，即使花再多的钱，父亲也不觉得多。而且聘金之事，关乎唐家的颜面，也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容不得半点马虎，父亲可不希望在这个环节出事。同村的一户人家，太过小气，在聘礼之事上吝啬不已，导致女方家在结聘当日悔婚，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结聘之后，父亲采用占卜的方法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作为婚期。随后父亲就紧锣密鼓地操办起婚宴事宜来。

　　哥哥的婚期选在初春时节，因为此时正当农闲。结婚当日，哥哥身着崭新、华丽的服装，头戴红巾，骑着从市中租来的马，先行去往女方家迎亲。女方此时也穿着华丽裙裳，头戴簪子，耳上饰珥，脸上扑着米粉，抹着胭脂，双眉也精心修剪过，用眉笔勾勒出当下最流行的细眉，看上去十分华贵亮丽。在哥哥迎亲的队伍到达半路后，女方也在父母、亲戚的陪同下送出家门，父母照例还对女儿叮嘱了一番，多是孝经公婆、恪守妇德等，进行送亲活动。两方都不是富裕人家，但是迎亲、送亲的队伍也足有数十人，显得十分隆重热闹。

　　待到迎亲队伍回到我家后，则要进行婚嫁的最后一个环节，即举行婚礼。婚礼的仪式不太复杂，就是新人拜见公婆的一个过程。婚仪结束后，婚宴正式开始。父亲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和邻居，再加上女方家的亲族好友，摆了数十桌宴席，桌上尽皆肉食酒浆，十分丰盛。来往的亲朋，也都带着贺礼，竞相祝福新人，父亲还花大价钱请来了几个歌舞艺人，以添婚宴的喜庆之意。

　　婚宴结束后，整个婚嫁的仪程方才全部走完，哥哥，从此成了有家有室之人。

　　洛阳见闻

　　幸运的人

　　唐青要去太学读书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我忽然成了村里的名人。

　　说起这件事，我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幸运。我原本打算等哥哥结婚之后，去县城的“经师私学”读书。“经师私学”是一些不得志或退休致仕的大儒开办的学堂，这些大儒一般在社会上极具名望，有很强的人际关系，毕业后我可以通过老师的推荐当个小官、谋个吏员，不致于日后守着家中不足百亩的土地过日子。

　　然而没想到，就在我打算去往县城求学的前一天，丰县县令亲自到我家，告知父母我被郡里推选为太学生，可以前往太学深造。这个消息着实让人震惊，太学生的择选，一是太常直接挑选，二是由郡国依次选送，过程虽然十分严苛，若是弄虚作假，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如武帝年间张当居任太常时，选拔弟子“不以实”被除国免职，但我还没傻到认为自己是因才学受到三老、县令乃至太守的赏识，而被选送太学进修。毕竟，在郡国依次选送这一途径上，有很多猫腻可做，虽然不至于像有些时期那样“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但至少有钱人家、官宦人家的孩子被选送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我。怪异的是，我居然成了今年县里推选的太学生。

　　第二天，我去拜访薛先生时，方才知道其中缘由。原来薛先生在外地时，曾在一大户人家做过私人先生，给一个孩子上课。没想到几十年后，那位他教导过的孩子竟然成了沛国郡的太守，古之尊师重道，那位太守对这位曾经教导过自己的老师十分敬重，一次在家宴上谈及选送太学生之事时，征求了薛先生的意见，薛先生顺便提及了一下我。太守知道自己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培养出一个太学生，且经过查证认为我是一个学识、孝行都比较出众之人，便力排众议，将我作为选送生。

　　就这样，我被举荐成了太学生，获得了去往太学深造的机会。

　　而我，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县里所有人谈论、艳羡的对象。其实，我只是个幸运的人而已。

　　出行

　　去往洛阳太学的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危险。

　　到洛阳读书，是和几个去洛阳打工的乡亲结伴同行的，这是父亲的安排，以便我们在路上相互间能有个照应。出行的日子，是父母精挑细选的吉日，择日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更甚者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习俗，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名为张竦的读书人，曾官至丹阳太守，有一天，张竦闻知贼兵要来，本应离去，但因为离去那天不是适宜出行的吉日，就没有离开，导致被贼兵所杀。出行当天，父母和前来送行的乡邻还专门举行了祭祀道神的活动，以求道神保佑我们出行平安。前来给我送行之人，多是我在同乡的亲戚朋友，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钱财作为临别赠礼，不过薛先生送我的是一首临别诗文和他那本视如珍宝的《尚书》。

　　出行之前，父母乡邻百般叮嘱我们在路上要小心，将钱财藏在隐秘之处，不要随便示人，遇到荒野小店，一定要结伴入住，路遇盗匪，一定不要反抗，破财免灾等等，说得我这个第一次出门的人整日里担惊受怕，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同行出过几次远门的邻居笑着告诉我：前些年天下初定时，这四野之间尽是盗匪流民，出行十分危险，但经过这些年的治理之后，早就没什么盗匪了，根本就不用担心遇到盗匪、黑店。

　　我随即恍然，现今的天子是明帝第五子刘炟，即位之后以柔治国，在位几年间整顿吏治、减免赋役、兴修水利，现如今四海靖平，吏治清明，百姓富足，早就没什么盗匪了。

　　一路上虽然没有盗匪，但车马事故却是时常发生，我们就见到了好几起因翻车、坠马而丢了性命之人。幸而我们乘坐的是牛车，慢则慢矣，但胜在平稳。

　　一路行来，简单而又安全，看到的也是靖平晏然之景像，根本没有父母说的那样可怕。

　　太学日常

　　17岁那年，我来到了洛阳太学。在太学读书，和小时候在家乡读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少了几分欢乐与玩闹，多了几分肃然与严谨。

　　今年入学的学生有三百多人，年龄皆在十三岁以上，整个太学的太学生总共有五千多人，比之太学初设时博士弟子五十多了不知凡几。这么多人选择太学，自是因为太学有其独到之处：一则太学作为大汉朝最高学府，其教育宗旨为“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教书的博士多是“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有较高学术水平之人，教学水平较之私学要高；二则太学作为大汉朝最主要的官员储备基地，毕业后的前途也较之私学要好。除此之外，太学生还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算是太学生的一大福利了。

　　太学的课程，有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分：公共课程为《孝经》和《论语》，是每个太学生必修的课程；专业课程是经学，因为太学博士多是专攻一经的大儒，像《诗》《书》《礼》《易》等儒学经典中的任意一经，因而学生也要选择一个博士，专攻一经。当然，学生也可身兼多门，兼修其他经学，不过我自忖没有这份精力，所以选择专修《尚书》一经。事实上，我选太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太学博士传授经义，基本上不会藏私，而私学或者家学却不一样，一些学问的精髓或关键，不会教授给外人，只能传承给自己的亲属后代，其他外姓子弟只能学到一点皮毛。

　　讲授《尚书》的是一名太学生，他来太学已经有两年多了，属于比较优秀的学生，得以博士亲授经学，而像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及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根本无缘得见博士，平常都是由这些得受博士亲传的优秀学生授课。课时结束之后，属于自由活动时间。

　　由于太学是选取国家官员的人才储备机构，管理十分严格，每年都要定期举行考试来核查诸人的学习成果。考过的，可以选择继续深造，也可以出仕为官；考不过，会被直接开除学籍，让称职之人替补。故而大多数太学生在课余时间也忙着温习、钻研经义，不想因为自己的不努力而被太学淘汰。

　　我的课余时间除了打工赚钱之外，也是如此。

　　不读书的学生

　　我发现，太学中有一群不读书的学生。

　　郑冲和我是同宿舍同学，但除了晚上睡觉时，我从未在宿舍见过他。郑冲的父亲是个大地主，家里财富充盈，不为生计发愁，按理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研习经义，但郑冲好似并不这样想。

　　那一天，我到酒肆打工，看见郑冲正在和一群朋友聊天、喝酒。像我这样来自农民家庭的太学生需要自己解决生计问题，所以闲暇之余我一般会到市中打工赚钱。

　　和郑冲吃饭的那些人大都是太学生，而且多和郑冲同郡。其中有一个人是符融，高坐上位，这个人在太学中有高名，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去拜访、结交于他，宾客盈室，络绎不绝。在这以后，我经常见到郑冲带着不同的太学生到酒肆喝酒，这些人中，有些是盛名之人，有些是学习成绩不好之人，不一而足。郑冲每天比那些研习经义的太学生还要忙碌。

　　有一次，趁着郑冲在宿舍，我便问他为何不努力学习，反而把时间浪费在喝酒上？

　　闻言，郑冲笑道：太学生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考试而出仕，还不如抓紧时间，多结交一些学习成绩较好、有前途之人，日后自己蒙他们照顾，读不读书又有什么关系。在太学中，有很多以共同利益、共同目的、同乡同郡等名义形成的小团体，这并不奇怪。我闻言哑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觉得郑冲说的挺有道理。但是我也见过，那些对此不屑一顾之人：符融同宿舍的仇览，从来不迎逢时有高名的符融，而是恪守本心，认真读书。

　　后来，郑冲在一次考试中成绩不合格，被遣返回乡。但因郑冲在太学中颇有人缘，与一些当了大官的太学生也时有联系，被遣返回乡的郑冲不但没有窘困，反而在他们的庇护下做起了生意，而且做得很大。后来又听说郑冲因与地方官吏勾结，在乡里欺压良善，强买强卖，被新任太守查处，包括郑冲在内所有与此事有关之人尽皆被撤职下狱。

　　听说那个与郑冲勾结的官员是符融，而那个新任太守则是仇览，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循吏。

　　市与里

　　城市不同于农村，城市大多数常住民是非农人口，其居住人群有着严格的区分。城市内部大致可分为官寺、市和闾里三部分，官寺是官员办公或者居住之地，闾里是一般百姓居住之地，市是交易场所。

　　“市”作为城市内的交易场所，有固定的区域，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商人从事交易，必先登记，发给执照，进入市场后，根据“肆”售物，即在类似货物的摊位上卖东西，如卖鱼的去“鱼市”，卖酒的去“酒肆”，不同的肆之间有“隧”分开，“隧”就是供人行走的通道，和商业街差不多。每一肆都有一名“肆长”，稽查货物交易，市内还设有“市亭”，也称为“旗亭”“市楼”，驻有市场管理人员。

　　而城市居民主要居住在“官寺”和“闾里”，“市”中是不允许居住的。“市”和“闾里”有严格的区分，各里各市四面都筑有墙分割开来，四面设有出入之总门。除了规定的总门之外，各家各户不能当街辟门，当然，一些特殊的贵族，是可以当街辟门的。

　　官寺和闾里作为两城市内两大居住地，是有一定区别的。官寺是官员办公的地方，官员也多数住在官寺中，并且可以带上家属，其居住地一般称为官舍，像这样的还有太学生。我在太学中，就有专门的校舍，校舍不但可以休息，还有专门的厨房，供学生们自己做饭，也算是喜欢做饭学生的一大福利。

　　闾里作为最大的住宅区，人口成分也最为复杂，有商人，有手工业者，有巫师相师，有退休的豪门官吏，有官阶较低的官员以及农民。里中百姓并非是聚族而居，即不是同一个姓氏，而是不同姓氏、不同血缘关系之人共同居住之地。一些退休的官员、豪门贵戚、官员亲属也都居住在里中，但更靠近宫殿或者官寺的地方，而且形成了一个圈子，其他阶层之人是不能随意居住在这里的。像石奋，因为其姐姐是美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住进了“戚里”，戚里就是与皇帝有姻亲、亲戚关系之人员居住的地方，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可见，当时里中，也有不同的圈子，一个类型之人或者职业者聚居在一起，和家属院差不多。里中一般是相同职业之人居住在一起，不同里的人相互之间是不熟悉的。

　　洛阳最热闹的地区，非市莫属，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新鲜的事物，听到新奇的故事。

　　书市少年

　　我在书市买书时，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少年蹲在书摊前读书，但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买。

　　书市是洛阳卖书、买书的地方，是我和同学常去的一个地方，每次我们前去买书或者闲逛的时候，都能见到一个少年在书摊或者书店里读书，从游记到史书，从传纪到志异鬼怪，无所不包。

　　有一天那个少年在一个书摊读书时遭到摊主的驱赶，少年腼腆地笑了笑，放下手上的书又跑到另一个书摊上去了，令摊主又好气又好笑。与摊主聊天时，摊主告诉我们少年是里中的一户贫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买书，所以少年每天就到书市的书摊、书肆中免费看书，而且看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十分厉害。摊主还说，那个少年从不在其他市中闲逛，也从不与闲散人员往来，一有闲暇，就会来他们这儿。说着，摊主摇了摇头，不知是无奈还是钦佩。

　　一次，我们又与那个少年相遇，便聊了起来，发现少年学识十分渊博，精通百家之言，尤其擅长辩论，十分厉害。后来渐渐的，太学的课程多了，我比较忙，就很少去书市闲逛，即使去了，也再没见过那个少年。

　　几年后，我又遇到了那个曾经在市中读书的少年，不过不是在书市，而是在太学，而且对方已经成了一个大官。听老师说，那个大人在乡里才学横溢，被当地刺史举荐为茂才，皇帝亲自下旨征召的。想着当年书市中那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再看看如今的成就，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少年姓王，具体叫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人家现在已经是王大人了。王大人的事迹被太学列为典范，成了太学生们学习的榜样。

　　大商人与小坐贾

　　冯钦是洛阳城中的大商人，同时，他还是个大地主。

　　冯钦家中世代经商，家中资产颇丰，冯钦当家之后，大肆垄断市场，囤积居奇，低价收购市场上充盈的物品，等到高价时再卖出，短短两三年间便赚了数万金（一金等于一万钱）。随后，冯钦和政府合作，经营政府管制的盐铁之物，牟取暴利，短短数年，冯钦便成为洛阳有名的大商人。家有余钱之后，冯钦开始大肆购买、兼并土地，转眼间又成了一个家有良田万亩、奴婢杂役不计其数的大地主。

　　大商人与大地主的结合，一可赚钱扩大家业，一可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冯钦成为洛阳权贵、商人、地主争相结交的对象，风头名望一时无两。后来冯钦还通过“入粟拜爵”的方法，获得了一官半职，地位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富贵荣华惠及数代。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便是如此。

　　不过，并非所有的商人都是如此。

　　陈昭是洛阳西市中的一个小坐贾，经营着一家小茶馆。每天天不亮，陈昭就要到茶馆扫地、擦桌、烧水，等到中午时分，便有路过歇脚的行人、客商到茶馆喝茶，这时是陈昭最忙碌的时刻，一个人又要冲茶、又要送水，忙的不亦乐乎。除此之外，陈昭还需亲自到市中购买茶叶，为了少几个钱，与茶商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会遭受对方的欺骗，那些奸诈的茶商有时候会在旧茶上面铺陈一层新茶，欺骗客人，陈昭就曾上过当，高价买回家后才发现其中的猫腻，赔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