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王朝灭亡原因引发的思考

　　秦汉时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古典文明的制度基础和精神内核，而且，这两个朝代呈现出的兴亡规律也在后朝不断重复出现，仿佛制造了一种对后来有约束力的“兴亡模式”，因此，弄清楚了秦汉王朝灭亡的原因，也就弄清楚了以后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且丰富历史学传统的国家，每朝每代都对前朝的兴亡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秦汉作为最早的中央集权王朝被后人分析总结得尤多，留下的史料也就更为丰富与深邃，有贾谊文辞精美的《过秦论》，有诸葛亮质朴深沉的《出师表》，还有二十四史中难以逾越的经典巨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其后至今论秦汉兴亡之著更不可胜数。说明后人总是不满意前人对秦汉两朝灭亡原因的解释，总要根据自己的当下感受提出新的认识。

　　然而，汗牛充栋的历史经验总结似乎什么作用也没起，其后历朝历代依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总是重演“后人复哀后人也”的老剧幕。

　　啰嗦上述文字作为本文的开场白，有如下三层意思：

　　（1）秦汉王朝的兴亡史应置其前后两三千年的时间纵深上来看，这样，才能看出更普遍的规律。

　　（2）对历史问题历来有不同认识，那源于不同的认识视角，因此认识历史之前必须要搞清楚人们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到底有多大作用？总结历史经验一定是有作用的，要不人们也不会乐此不疲地反复总结历史了。但它的作用到底多大？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什么样的条件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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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关于秦汉灭亡原因的分析大体上有两类观点，一类我称之为古代观点，一类称之为现代观点。

　　古代观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前，从司马迁到龚自珍的古代学者的看法，他们看法的核心着眼点是“人”，无非是“坏人”（或叫“小人”“奸臣”等等）搞垮了这个强大的王朝，再具体说，主要是以下几种观点：

　　1.秦亡于赵高、李斯等小人弄权。

　　2.西汉亡于王莽这个虚伪奸诈的外戚篡权。

　　3.东汉亡于宦官集团把持朝政。

　　如果将历史的视野再稍延伸点，可以加上个第四条：亡于地方官权力坐大，搞封建割据。其实这是唐朝的事儿，唐亡于“安史之乱”，但是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已开先河，所以，也可以说是诸侯割据亡了东汉。

　　现代的观点指五四运动之后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后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制度、政策等，比如，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的土地兼并，引发农民起义，比如上层阶级骄奢贪腐导致社会秩序、统治者的内政外交政策出了问题等等。

　　笔者认为，古代的看法是将一个王朝灭亡的过程与表现当作原因，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原因问题。而现代的看法远离史实，根据自己当下的需要杜撰出了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原因。

　　秦汉王朝灭亡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出现了在智力上低能的皇帝，这个原因也是后来一切王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一切王朝兴起的原因也是因为出了一位智力上超群的优秀皇帝，所谓“真命天子”。

　　这么简单的结论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当然，要把简单的问题说清楚，那可就复杂了，而且，很多看似复杂的结论其实是因为只说到了半截儿，没说到最后简单的那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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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直观形式上来看，一个封建王朝无非被以下几种力量推翻或取代：

　　1.被外国人消灭

　　秦朝实际上是被“外国人”所灭的，项羽、刘邦等是“楚人”，灭秦国的“六国”军队都是“秦国”以外的“外国人”。类似的更直接的例子还有被蒙古人灭了的南宋和被满人灭了的明朝。

　　2.被外戚篡权而灭

　　外戚篡权灭亡一个朝代其实只有一例，就是王莽，所以，应该说不是普遍现象；

　　3.被权臣（包括地方诸侯）夺权所灭

　　其实例子也不多，如曹魏灭汉，宋太祖灭后周；

　　4.被农民起义推翻

　　这种例子较多，比如绿林、赤眉推翻王莽的“新朝”，朱元璋等推翻元朝等；这里要强调一下，推翻或取代一个王朝的力量并不是这个王朝覆灭的原因，只是其灭亡的表现形式，或者是那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比如外戚夺权，实质性的原因还是皇帝不行，如果皇帝厉害，外戚也夺不过去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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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皇帝不行才是一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这要从皇帝这个制度本身说起。

　　皇帝制度始于秦始皇，秦之前属于邦国时期，周天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天下共主”，根本没有秦始皇及其以后皇帝那么大的权力。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邦国制，才真正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郡县制的实质是国家统一任命官员的制度，隋唐以后发展出以科举制为基础简选官员的所谓文官体系。

　　秦汉建立的制度实际上是由三层权力实体构成的：（1）皇帝；（2）文武百官（包括地方官），简称官员；（3）普通百姓。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任何一个官员和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官员和百姓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弱势群体，官员可以阳奉阴违、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百姓也可以偷工减料，甚至啸聚造反。但是，只要这个皇帝足够聪明，他就能控制住局面，想杀谁就杀谁，不听话或贪腐的官员可以随便杀，造反的百姓有听话的官员带军队去镇压。但如果一旦皇帝的智力水平下降（这个智力水平包括判断力和意志力），那就会出大问题。首先，他管不住官员了，不知将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也不知道让各级官员怎样正确行事。官员队伍陷入内讧不断、贪赃枉法、甚至心生反意的恶性循环中；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之后，对老百姓的正常管理就丧失了，百姓在流离失所中，难免不会出现啸聚山林的情况，这时的官员队伍已经败坏到没有能带领军队镇压造反者、恢复社会秩序的地步了，天下大乱，这个王朝很快就会灭亡。

　　单靠官员腐败或怀有野心造反是灭亡不了一个王朝的，只要上来一个厉害的皇帝，他可以遥借百姓的力量，用借力打力分而治之的办法，重建一个高效廉明的官员队伍。汉代多次对权臣外戚的清洗就是这个过程。单凭老百姓造反也是推翻不了一个王朝的，只要皇帝厉害，他自会安排好人把起义镇压下去，汉武帝时也有不少农民起义，可都被他派人镇压下去了。

　　秦汉及其后一切朝代灭亡的历史都证明：皇帝不行，才是这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秦朝的秦二世基本上是个白痴，所以才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中；西汉后期，元、成、哀、平四个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才使得王莽有篡权的机会。王莽也一样，他未当皇帝前心眼似乎还够，当了皇帝后发昏，自己把自己置于百官万民共恨的地步，身败名裂。东汉的桓、灵二帝，智仅及中人，意志力更差，那几个辅政的外戚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导致宦官专权、天下大乱。

　　皇帝真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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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人而奴役天下百官万民，这个制度从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合理，可它却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不论朝代如何更替，这种制度没变。这一事实说明这种制度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如果我们不从其内在根源上认识这种合理性，便永远无法理解中国文明的特征，无法理解中国历史的兴亡沉浮。

　　皇帝制度最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在于他是一个个人，因而，他自己容易具有一个统一、前后一致的意志。而文武百官和百姓都是群体，只要是群体，就会分裂成意志不同的无数个小的群体，极而言之，是具有绝不可能一致的意志的、分散的个人。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小的群体）要实现自己的意志，就必须和别的人合作，形成一个人数较多、更有力量的群体，依靠这个群体的力量（包括直接使用暴力和利用暴力威慑，以及其它经济、政治强制力等）压制其他人或群体的意志。在这种多层级的博弈中，任何一个战胜了的群体最终都需要由一个人来代表他们共同的意志（众意并非每个人意志的集合，而是在多个人的不同意志中，找出了共同部分），这个人就是皇帝！

　　在中国的皇帝制度中，皇帝最能代表的是万民百姓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官员的意志，因为百姓是比官员更大的群体，更有力量，官员队伍是少数，皇帝更好控制。所以，只要百姓不出大乱子，官员出点问题也无大碍。可一旦百姓出了乱子，官员队伍再优秀也没有用，西汉及东汉末年，其官员队伍主体上还是很优秀的，所以，还熬了那么长的时间，否则，早就倒了。韩非子那句话是非常深刻的：“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好了，民自然不会乱，皇帝再浑，他接触不了多少百姓，官员则不同了，他们直接与百姓打交道，一旦乱来起来，一定会把百姓逼反的。在某种程度上，皇帝是百姓的“形式主语”，是百姓的代表，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这一最基础的意志在治理百官。所以，从根本上讲，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实现了最大多数人意志的制度，这才是它具有那么顽强生命力的最根本原因。

　　一个人再怎么说就是一个人，他打不过三个人或五个人，皇帝也就是一个人，任何一两个人合起伙来，都可以把他杀了，但为什么数千万的百姓，数十万的官员却要匍匐在这一个与自己同样是血肉之躯的凡人脚下，将其奉为至尊无上的权威呢？如果这成千上万人心底里没有一种服从他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意愿，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也就是说，皇帝制度有着十分深刻而强大的人性基础。秦汉王朝之功绩在于创造出了这种符合这一区域人群内在人性需要的制度，所以，才能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同时，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内在弊端（包括其灭亡方式）也随之存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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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上节所说的意思，皇帝一旦昏聩，意味着百姓已经无人代表了，意味着百姓已经乱了，这时，官员队伍再优秀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每一个正面的努力，都会受到皇帝负面的打击，他们无法管理万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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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上看，皇帝是一个人，但往深里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打天下的皇帝必须有个能力出众的团队追随他、拥戴他，才能当皇帝，如汉高祖打天下时的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等，没这个团队的选择与拥戴，天下是打不下来的。后来靠血缘关系继承上来的皇帝，一部分是靠上任皇帝指定，另一部分则是靠外戚或大臣拥戴。上任皇帝指定的，也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皇帝要征求重要大臣和皇室家族重要成员的意见，尤其是指定的继承人是个几岁小孩子的时候，其实没有行为能力，在这个孩子亲政之前，皇帝的职能实际上是由辅政大臣集团行使的。

　　由此看来，中国的皇帝制度之所以具有那么悠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深刻的人性基础，还在于它有一套在皇帝本人出了问题后进行补救的机制，这就是外戚、官员、宦官。

　　皇帝一旦较弱，如智力低下，或年龄太小，第一个补救的机制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老婆们的亲属，比如皇后的兄弟子侄（也包括一些宠妃的亲属），这些人和皇帝有姻亲关系，有天然的亲近地位，汉代一旦出现了“儿童皇帝”，辅政大臣几乎都是外戚，盘点汉代历史，外戚辅政或主政的时间至少占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在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真正行使皇帝职能的是外戚集团，而非皇帝个人。

　　第二个补救措施是大臣，大臣与皇帝没有亲戚关系，但好的大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而且治理百官与万民，仅靠外戚是治不了天下的。所以，汉代的辅政团队除了外戚为首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大臣，比如霍光辅政时还有金日磾、桑弘羊等。

　　第三个补救措施是宦官，宦官是侍候皇帝及其老婆们的服务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建立起信任与感情。宦官发挥作用是在皇帝对辅政大臣（包括外戚）不信任的时候，皇帝觉得辅政大臣对自己约束太多，或者办的事儿不如自己的意，便转而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处理一些政务。

　　从事情的后果上来看，补救效果最好的是外戚，毕竟他们与皇帝有姻亲关系，维护住皇帝的地位就是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所以，盘点历史上的外戚辅政，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这个好不是指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亲政情况下的好，而是指在皇帝已经没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让这一王朝还能稳定地运转下去。汉代历史上的吕后掌政时期、霍光辅政时期，甚至包括王莽还处于辅政大臣的时期，都是这个样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以外戚辅政最后自己当皇帝的只有两例，一是王莽，一是武则天，武则天晚年又归政于李氏后人，唐朝算是没亡，王莽灭亡了西汉王朝，但也灭亡了自己的“新”王朝，重建的新王朝仍是刘氏后裔，且以汉朝的中兴为标志。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外戚辅政没有灭亡过任何一个朝代，反而延续了这个朝代的寿命。

　　补救效果次些的是大臣辅政，因为大臣毕竟是外臣，无法对皇帝的宫内生活插手干预，且也要受其他大臣的牵制，故辅政的效果不好，基本上都是在争议中勉力前行的。汉朝外戚之外的官员没有独力担纲辅政大臣，只起到了辅助作用。后来的朝代如宋代、明代，有时是辅政的宰相当国，如宋代韩侂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张居正等，遍受诟病，无论这人人品水平如何，只要当了真正有权的辅政大臣，都得挨骂，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根本无法具有皇帝亲政的力量，只能维持局面不乱，但已无能力有所进取。

　　补救效果最差的是宦官。前文讲过，宦官是在皇帝不信任外戚和其他外朝官员的情况下，启动的辅政力量。能做出这等事儿的皇帝其错误比智力低下还要严重，那些尚不懂事的孩子完全依赖辅政大臣，自己没有主张，但辅政大臣有独立的决策能力。而信任依赖太监的皇帝多是成年人，他自己已经昏聩到分不清好坏人、分不清亲疏远近的程度，谁在生活上照顾他，就相信谁。而太监身居深宫之中，普遍没有文化，根本没有政治能力与经验，基本上是顺着皇帝的浑性子来。忠于职守的辅政大臣又不想抵触皇帝，只好忍受他们的胡来，东汉末年何进想诛杀宦官，也实在是被逼得无奈。一旦皇帝到了重用宦官，甚至宦官当政的情况出现，离此王朝灭亡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因为外戚和大臣两道补救措施已经失效，宦官这道最后补救的措施只能让这个皇帝的统治苟延残喘，而且退出的代价是诛杀宦官，更换皇帝。换得好尚好，如果换不好，王朝就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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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外戚专权、权臣辅政、宦官当道，这些传统历史学语境中祸乱国家的根源，就其本质功能而言，不仅不是王朝灭亡的原因，反而是王朝得以延续下来的原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外戚辅政乃至宦官当权等补救措施，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直接管理国家，那还不是两三月就得灭亡，或者没有宦官这个中间的“缓冲环节”，让那个浑浑噩噩的混球皇帝直接命令文武百官，那国家也熬不过几个月就得混乱崩溃。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补救措施，这个王朝还能延续十几甚至几十年，如果有优秀的皇帝出现，还会出现王朝的中兴；如果实在没有优秀的皇帝出现，甚至连外戚中、大臣中、宦官中都没有像样的人才出现，如东汉的何进，本来是可以做成霍光一类的辅政大臣的，因为自己也没本事，办事优柔寡断且鲁莽轻率，那么，这个王朝就只能灭亡了。

　　前面讲过，皇帝不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皇帝个人出了问题，他的辅政团队尚足够优秀的话，王朝仍可延续下去，只有当皇帝、外戚、辅政外臣、宦官团队都已是智力退化者组成的时候，王朝灭亡的条件就具备了，用传统的话来说，就是气数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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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为什么会出问题？不知道，这是上天（或造物主）决定的。任何一个家族，无论采取何种“科学的优生手段”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生出的下一代是智力品德皆高出众人之上的优秀之士，相反，全部人类历史证明，那些优秀人物的子孙往往智不及中人。人的智力和道德天性是先天生就的，但并不是遗传而来的，遗传学规律的作用范围只是在种的属性上，而不是单体的品质上，也就是说，遗传学决定的只是人生下的仍是人，不是别的物种，但决定不了生出的是什么样的人，聪明人未必生出的是聪明人，笨人生出的未必也是笨人。具体到皇帝家族来说，开国皇帝一定是聪明人，而且是最聪明的人，也正是如此，他的后人中很少再有聪明人，侥幸有那么一两位，比如汉朝时的武帝，清朝的康熙、乾隆，那就达到了王朝的鼎盛阶段，大多数子孙智仅及中人，在外戚、大臣辅政这种补助机制的保护下，还能维持王朝的延续。等到了后来，出现了昏聩混蛋的子孙，不仅不利用补助措施，而且会摧毁这些补救措施，那就只能寿终正寝了。

　　从根本上讲，这是种生物学的规律，它不仅对皇族起作用，对外戚家族同样起作用。所以，外戚家族最后也会出不了像样的人物，只能随王朝一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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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戚辅政、权臣专权、宦官专政，这些明明是补救皇帝“失位”或“不足”的措施，但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为什么被当成是王朝灭亡的原因而大说特说呢？

　　可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攻击外戚辅政、权臣专权、宦官当道的主要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官员，这些人觉得在皇帝孱弱时，自己也应该获得更大的权力，但被辅政的外戚和权臣挡住道了，能当上外戚和权臣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其他大多数当不上的官员自然要攻击他们，无论他们怎么做，都会遭到攻击。这其实是官员队伍内部争权的表现形式，攻击者并不反对外戚辅政、权臣专政，而是因为自己没当上外戚与权臣，又特别想当。

　　2.攻击外戚与权臣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当上外戚和权臣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是当不上的官员，所以对当权者的嫉恨是普遍性心理，易于接受和传播攻击外戚与权臣的言论。而且，这些人还是写历史的人，有把这种观念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力量。

　　这些出自当事人间争权夺利斗争中的片面之词，在历史文献的沉淀中形成了最大数量的“知知堆积”，而很多现代历史学者，并未从人性本源上清理过传统史料中积累下的观念本源是什么，往往不加分析就接受了古代史料上的说法，所以，时至今日，这些说法仍是历史学中人云亦云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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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行才是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么简单明显的事实难道古人看不出来吗？当然不是，有很多人看出来了，但看出来了又怎么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人，其自我定义的语境是在皇帝已经不行了、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批评外戚、权臣辅政中的不足与失误，潜在的含义是，皇帝是不懂事的孩子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可能改变或提高的是外戚与大臣辅政的水平，所以，传统史学中充满这方面的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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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王朝奠定的制度核心就是皇帝制度，在现代语境中，几乎没有人再提及这种制度的好处，但是，它如梦魇一样抓着中国人的灵魂，绵延了两千年之久，无数次改朝换代，换了无数个皇帝团队，但从来没有改过这种基本的制度格架，这是为什么？

　　一味批判皇帝制度那显而易见的弊端，而不去揭示出人们接受、维系其的深层原因，这样的认识是肤浅、片面的。一项制度安排，如果不是从切身利益，从灵魂深处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了好处，是不会延续这么长时间的，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的制度已经不是制度，而是深入骨血的天性了。人们对于让自己获得内在好处的制度往往秘而不宣，甚至表面上咒骂，但心底里依然坚守，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古代王朝灭亡的原因是那么简单，但又因种种原因将其复杂化、迷雾化，这种复杂迷雾本质上与王朝兴盛与灭亡的原因是一体的，因此，中国历史呈现为王朝更替循环周期律，只要皇帝制度在，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新王朝的兴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新文明的进入打破了这种“周期律”，我们依然只能沉浸于无谓的传统历史噪嚷之中。

　　好在新的时代来了，中国已经历血与火的历程进入现代世界，旧王朝消亡了，旧王朝的规律也随之消亡了。可是，旧王朝留下的史料与观念仍如梦魇一样抓住了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头脑，对旧历史及其观念的重新剖析任重而道远。

　　本文的思考仅是个起步，有很多思考不透彻、表达不得当的地方，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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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现代历史学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给中国传来了民主共和观念，无产阶级革命给中国传来了阶级斗争观念，这些东西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历史的思想工具。

　　受这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开始有人对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皇帝制度进行批判，观念几乎是一边倒地指斥这种制度以一人奴役万民的罪恶，所以，在现代历史文献中，几乎看不到客观分析皇帝制度好处的文字。应该说，这种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实践影响，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制度，中间袁世凯和张勋策动溥仪两次短暂地恢复帝制失败的闹剧之后，皇帝制度已被彻底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然而，很多支撑皇帝制度得以形成的观念，很多皇帝制度带来的好处，仍不绝如缕、时隐时现，因此，对这一类观念进行思考与清理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触及到中国人灵魂深处最隐秘的部分，几千年来享受着皇帝制度带来的好处，已经习惯了秘而不宣，在强大的现代文明话语霸权的压抑下，对现在仍可以感受甚至享受到的皇帝制度的好处讳莫如深。要把人们不愿承认的心底里的想法在光天化日之下翻来覆去地分析，面临很大困难，但也唯其如此，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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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法分析古代中国历史，如此，将古代正史上称之为“盗贼”的民众造反改称为农民起义，这诚然是一个重大的“再发现”，将“百姓”这个正史中微不足道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发掘出来，当然，也难免有些矫枉过正的夸大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将农民起义当作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

　　农民起义其实也是皇帝昏聩的一个结果，是王朝灭亡的形式，而并非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皇帝昏聩，才导致的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啸聚山林；同样是因为皇帝昏聩，导致王朝的官员队伍无法组织对流浪农民的救助，也无法组织对已形成势力的农民武装的镇压。

　　秦朝的灭亡有农民起义的成份，但真正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等很快就被扑灭了，后来灭秦的是旧的“六国”这些“外国复国主义力量”。而秦之所以能被灭亡，主要原因还是秦二世这个皇帝过于昏聩，他任由宦官赵高摆布，把最有行政才干的丞相李斯弄死，把最有军事指挥才干的将军章邯逼反，国家的支柱都被他自己摧毁了，焉能不亡！

　　新莽时期的农民起义（绿林、赤眉等）也是王莽各项错误政策逼出来，他的“王田私属”政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堵死了农民谋生之路，只能啸聚山林，穿县过府掠食；而他的官制改革以及用人不当，导致官员队伍无所适从，军队实际上已经崩溃。以著名的昆阳大战为例，不足万人的起义军竟然能将数十万正规军队击垮消灭，这是不可思议事情。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研究出昆阳大战的细节，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农民起义军仍能取得胜利，只能说明新朝军队已经不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了，比乌合之众还不堪一击，已无任何战略战术可言。所以，说到底，王莽是被他自己搞垮了。

　　从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领袖来看，都是些普通的下层农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不具备建立新王朝的雄才大略，历次农民起义初始时的情况也都差不多，所以，只要朝廷还有健康的力量，哪怕皇帝昏聩，有一些能干的大臣也行，也能将起义控制住，局面完全失控的根本原因还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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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王朝奠定的制度，核心是皇帝，皇帝行则王朝兴，皇帝不行则王朝衰败直至灭亡。

　　基于这种事实，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本质是换皇帝，当皇帝（甚至包括外戚）家族中还有其他优秀的人物，他们可以通过内部调整，比如立皇帝或换辅政大臣，来实现换皇帝这一要求。当整个皇室家族，无论刘姓还是王姓都再出不来像样人才的时候，就由另外一个家族，通过起义、战争这种极端残酷、也极端公平的“竞争”方式，重新换一个皇帝家族来。王朝名称可以换，皇帝家族的姓氏可以换，但皇帝制度始终不换。

　　当然，废除了皇帝制度的现代世界有另外一套“换人”方式，那已是现代文明的范畴了，未来再讨论吧。

　　文/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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