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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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两汉将军的命运，相信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名字：李广。李广难封，是稍微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历史掌故，说的是李广将军有战功，但一直没被封侯，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意指那些有才华而得不到赏识的人。不过，实事求是来讲，李广将军没被封侯，并非冤案。李广将军作战勇猛不假，但作为一名统帅，他却少有战功，西汉与匈奴的漠北大战中，他甚至有因迷路贻误战机的重大失误。

　　西汉封侯，杀敌数是一个基本标准，李广将军在某些战役中杀敌也多，但自己损失也非常大，两者相抵，净杀敌数根本达不到封侯的标准。在这方面，李广将军的顶头上司卫青将军和汉武帝是很公允的，并没有故意压制和打击他，也不存在着政治上的黑暗与阴谋（本刊2013年第二辑中《李广难封的背后》一文，对此有详细叙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李广将军获得后世同情，一是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士，身上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魅力，为他做传的太史公司马迁，偏偏又是位个人主义者，经他妙笔生花，李广将军的命运就被后人认可并慨叹。

　　李广将军之死，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性格原因造成的，在两汉众多的将军中，他的命运是一个特例，不带有普遍性。本文所讲述的是另外三类将军的命运，这些焕发过生命华彩的将军们，他们的人生结局，在时代大背景的映衬之下，或多或少充满了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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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死于疆场，马革裹尸。

　　代表人物是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马援将军，四十多岁后遇明主刘秀，随后南征北战，全部打的是外战，影响最大的是平定交趾郡（今中国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的叛乱，后在62岁时，请缨平定今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五溪蛮”时，病死在战场上。此次出征前，他曾对友人说：“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是啊，对于一位将军来说，死在战场上，这应该是最好、最幸运的一种结局，是一种完美的谢幕方式（马援的生平事迹，本刊2013年第三辑《马援的选择》一文，有详细讲叙）。

　　西汉武帝一朝的霍去病将军，命运和马援将军有相似之处。霍去病并没有直接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征战回朝后，但他的死，却是由于常年征战，而且是无后方长途奔袭作战，不得休息，染病所致，因此也可以说他是死于战场之上。霍去病之死，迫使汉武帝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攻打匈奴的政策，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不幸，但对于霍去病个人来说，他在人生最华彩的时光里谢幕，身上不带任何一丝世俗的污垢，有的只是马背上的狂飙突进，却是一种幸运（关于霍去病的故事，本刊2013年第二辑有《少年中国的少年将军》一文讲叙）。

　　第二类：甘于平淡，寂寞自守。西汉的代表人物是卫青，东汉的代表人物是皇甫嵩。

　　卫青是两汉开疆拓土第一战将，但他深谙为将之道，自战场退下来之后，不恃功自傲，不干政，即便是他的儿子因犯罪被汉武帝处罚削去爵位，他也没有出来说一句话，而是恪守一名职业军人的基本原则，与汉武帝君臣之间相安无事。笔者在本刊2013年第二辑《为将者当如卫青》一文中曾对卫青将军做过这样的评价，现在重读，仍觉不错，也能说清楚问题，特引用如下：

　　“有人说卫青的晚年无事可做，并为此感慨。其实不然。他是柄剑，战时出鞘，锋芒毕现，和平时入鞘，寂寞自守，谈不上无事可做。他的荣耀是平民的苦难，他的寂寞是平民的幸福，有人说和平是军人的坟墓，而卫青甘于被埋葬于这种坟墓，真将军也！”

　　与卫青将军一样，东汉末年的皇甫嵩也是一位甘于寂寞，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将军。

　　皇甫嵩，今宁夏彭阳人，将门之后，父亲皇甫节曾为雁门太守，叔父是著名的平羌名将、度辽将军皇甫规。汉灵帝时，皇甫嵩被征为侍郎，后担任北地太守。

　　黄巾起义爆发后，皇甫嵩与中常侍吕强一起上书汉灵帝，请求解除党禁，结束党锢之祸，其后和朱儁、曹操一起，成为平定黄巾起义的主要将领。

　　皇甫嵩有名将气度。与黄巾军刚交战时，黄巾军将领波才人多势众，而皇甫嵩自己兵少，不少士兵恐慌。皇甫嵩召集将领说：“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后情况果如其所料。

　　皇甫嵩恪守职业操守。镇压黄巾起义后，皇甫嵩一时手握重兵，威名远扬，有人劝他不必再辅助腐朽的东汉朝廷，而应带兵诛杀宦官，取刘氏而代之。皇甫嵩回答说：“人未忘主，天不佑逆。”断然拒绝了。

　　平定黄巾起义之后，皇甫嵩奏请免除冀州一年田租，以养饥民，汉灵帝听从他的建议。百姓作歌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平定黄巾军的过程中，有一次皇甫嵩领兵途径邺地，发现中常侍赵忠的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下令予以没收。灵帝一朝，卖官严重，很多将军要想获得高官，也要拿钱通过皇帝身边亲近的人比如宦官来买官，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皇甫嵩拒绝，后张让和赵忠联手，弹劾皇甫嵩无功，耗费钱粮，皇甫嵩被剥夺左将军印，削夺封户六千，只封都乡侯，食邑二千户。他亦不多言。

　　皇甫嵩为人低调不贪功。《后汉书》作者范晔曾借人之口夸赞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儁，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己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说的是皇甫嵩在打败黄巾军后，自己不愿占功劳，而归功于朱儁和卢植等人。

　　公元188年冬，凉州人王国造反率兵攻打陈仓（今宝鸡陈仓区），汉灵帝再次起用皇甫嵩为左将军，督领前将军董卓讨伐王国，董卓建议迅速进军陈仓，皇甫嵩拒绝。公元189年春，王国由于没有攻下陈仓，人困马乏，准备撤兵，皇甫嵩下令全军出击，董卓又建议说穷寇不能追，困兽犹斗，我军恐失利。皇甫嵩说先前我不攻击王国，是避敌锐气，现在他疲惫不堪，准备逃走，非穷寇也，逃兵而已。遂追击，连战连捷。董卓既惭愧又忌恨。

　　公元189年，灵帝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让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统领，董卓抗命。

　　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力劝皇甫嵩兴兵讨伐，皇甫嵩却认为自己身为军人，不宜做此处理，还是交由朝廷处理为好，于是将此事上奏，朝廷责备董卓，董卓对皇甫嵩又增怨恨。

　　灵帝去世后，宦官被诛，董卓进京，控制朝政，皇甫嵩当时统兵三万驻扎在扶风郡。公元190年，董卓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想寻找机会将他杀掉。皇甫嵩应召将行，其时，京兆尹盖勋、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起兵杀死董卓，与袁绍呼应，皇甫嵩不听，到洛阳后，董卓果然指使人陷害皇甫嵩，眼看着皇甫嵩就要被杀。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交情，为救父亲，从长安跑到到洛阳找董卓。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与他辩理，且责以大义，为皇甫嵩求情，在座宾客亦一起求情，董卓这才离席拉皇甫坚寿与自己同坐，并派人释放皇甫嵩，任命他为议郎，后又升任御史中丞。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董卓被杀后，朝廷任命皇甫嵩为征西将军，灭董卓宗族。皇甫嵩后又任车骑将军、太尉、光禄大夫、太常等职，公元195年病逝。

　　和卫青相比，皇甫嵩身处乱世，命运要坎坷一些，甚至曾面临杀身之祸，但不管外界形势如何变化，他都忠于自己的内心，严格恪守军人的本分，手握重兵而不骄纵，身处危险而无怨恨，亦真将军也！

　　第三类是：立有战功，但被杀或自杀。

　　实际上，相比前两类，两汉将军里，获此命运者人数众多。本刊以往几期的“汉代专辑”里，就记载了数位，下面简单做一个盘点。

　　第一位是西汉时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统治后期的一位外戚，曾两次远征大宛，是汉代历史上对西域国家最大规模、最远距离的征伐，实现了汉武帝经略西域的战略目的，汉朝在西域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对匈奴的重大胜利。此后，李广利多次带兵与匈奴作战，后来在一次出征途中，因为宫廷内斗的原因，他害怕回朝后被杀，投降了匈奴，最后被匈奴人杀死。

　　一位对匈奴作战屡建战功的英雄，最终却投降了老对手，这是李广利的无奈，又是国家的悲哀。汉武帝统治晚期，经历了太子刘据意图谋杀自己的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变得异常敏感紧张，加之年纪已老，处理问题、控制局面不似青壮年时那么游刃有余，而是趋向于简单粗暴，而李广利作为外戚，恰在这个时候不幸卷到了继承人问题的内斗之中，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但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投降匈奴，李广将军的孙子李陵，大家对他的评价却充满了同情，每朝每代都有人对他的行为做辩护，这却是为何？

　　李广利将军的生平事迹，本刊2013年第二辑有《贰师将军咏叹调》一文专门讲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位将军在历史上被歪曲的形象。

　　第二位是东汉的窦宪将军。窦宪将军最大的功绩是带兵彻底击败北匈奴，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勒功，如此一位勇猛的将军，最终却被扣上“谋反”罪名，被逼自杀。窦宪被杀，可以说是东汉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这位将军是有些性格上的毛病，不太会和人搞好关系，但要说他谋反，却实在是冤枉诬陷，当时他手握重兵，汉和帝年纪还不大，他真要谋反，难道还会那么轻易束手就擒！史书上记载的窦宪谋反的各种事迹，是在他倒台之后加上去的，并不足为信。本刊2013年第二辑《勇败匈奴的东汉双雄：窦固、窦宪》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

　　第三位是东汉的耿恭将军。他在打击匈奴和治理西域方面都曾立下过卓越功勋，但最终却因对战争战略的不同意见，得罪了外戚马防，虽没有直接被杀，但也被下狱免职，郁郁而终。本刊2013年第三辑为其写过专文：《汉家军魂—耿恭》。

　　3

　　以上我们回顾了几位有战功，但最终被杀或自杀的将军。下文将重点讲述与他们命运相似的两位将军：任尚与段颎。

　　任尚，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18年，东汉著名边将，《后汉书》没有专门为他做传，其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和帝纪》《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班超传》等之中，比如《后汉书·和帝纪》就有这样的记载：“（永元）五年……秋九月……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

　　这则史实记载的大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东汉和帝时期，公元91年，东汉名将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兵居延塞，在今天新疆阿尔泰一带彻底击溃北匈奴，俘虏了包括北单于母亲在内的五千余人，北匈奴被迫率兵西迁。北单于败走后，其弟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在蒲类海遣使表示归汉，被封为北单于，但在公元93年，他就叛逃了，汉和帝派长史王辅协助当时驻守在伊吾的中郎将任尚联合追击，杀了於除鞬，汉军立《汉平夷碑》记载任尚功劳，因此，《汉平夷碑》又被称为《任尚碑》，该碑于1957年由新中国文物工作者在新疆哈密东天山北麓的松树塘北坡发现，是今天新疆巴里坤地区发现的三大汉碑之一，另两块分别是《裴岑碑》和《焕彩碑》。

　　从以上可以看出，任尚颇具军事才能。实际上，在此之前，任尚就建有军功。公元88年，任尚担任护羌校尉邓训的护羌府长史，同年冬天，邓训悬赏招降羌族各部落，羌族烧当部落首领迷唐的叔父号吾率领本部落归降东汉，但迷唐不归顺，邓训派兵击败迷唐。公元89年春天，邓训又命任尚率彻底击败迷唐，迷唐收集残部，向西迁移一千余里，原来依附迷唐的那些小部落全部归降东汉。

　　不过任尚的军事生涯也并非一直如此高光顺利。

　　公元94年，原来归附汉朝的一部分北匈奴人反叛，时任乌桓校尉的任尚率领乌桓、鲜卑军队汇通其他几路汉军进行讨叛，叛军远遁。其后，任尚调任戍己校尉，成为镇守西域的重要将领。

　　公元102年，原西域都护班超请调回朝，任尚接任西域都护。在办理交接手续时，任尚请教班超：您治理西域多年，临走时对我有什么教诲和建议吗？班超对他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概意思是：来西域戍边的士兵，很多本来就是因为有罪而被流放边境来补充驻守边防的，不是很好管理，而西域各族也是在我朝恩威下才臣服的，常常怀有二心，也不太好管理。而您啊，性格严厉急躁，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事。水至清则无鱼，为政太苛刻就得不到人心拥护，您应该把握总原则，大事上管一管，小事就由他们去处理好了，小错宽容就可以了。该事情记载于《后汉书·班超传》。

　　班超说得多好啊，可任尚并不认同这种“宽小过，总大纲”，他私下里对亲信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任职西域都护没过几年，西域各族起来造反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反叛各国在疏勒攻打任尚，任尚上书朝廷求救。朝廷任命在河西走廊一带的西域副校尉梁慬率领河西四郡的羌、胡骑兵五千人驰援任尚，不过在梁慬还没有到达时，任尚已经解围。朝廷认为任尚在西域有失职之罪，将其召回，以骑都尉段禧接任西域都护之职。

　　后人一般认为是任尚断送了西域的和平，对其诟病谴责不少。客观来讲，任尚对西域各国反叛东汉负有责任，他毕竟是当时的西域都护呀。比较班超和任尚两人，班超的确比任尚高明，他既有果敢手段，又有怀柔胸襟，所以他才能将西域管理好，基本没出什么大乱子。任尚是一员勇将，西域造反，他能镇压，说明他的确勇敢，但从他对班超的临别告诫不以为然，可以看出他少谋略，而且在天性上不如班超宽厚大气，而是性子上可能比较急躁跋扈，这一点从班超和他说话时既坦率又客气都可以看出来。任尚的这种性格，导致了他在为政上也比较严苛粗暴，做事不太留余地，由此遭致了西域人的反感甚至反抗，但这是天性，是没有办法改的，要任尚去学班超，他也是学不来的。

　　西域各国叛乱，有任尚主观上的失误，也有客观因素。自汉和帝之后，东汉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也不如以前那么强。汉和帝去世于公元105年，即位的汉殇帝不但年纪小，而且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然后汉安帝即位，也不过13岁而已，邓太后临朝，所以公元106年西域叛乱，很重要一个原因，大概是西域各国认为东汉政府此时比较好欺负，只不过任尚是当时东汉管理西域的主官，所以后人才把西域作乱的罪名全算在了他的头上。

　　任尚被免西域都护，段禧接任，但是不久后，东汉政府就取消了西域都护这一职位，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管理过西域，直到公元119年，班超的儿子班勇以西域长史身份屯兵今新疆艾丁湖一带，东汉政府才又一次真正经营西域，而此时任尚已去世一年。

　　公元107年，任尚被任命为征西校尉，同年11月，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为主帅，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帅，率五万人驻守汉阳郡，以防备羌族各部落进攻。

　　公元108年春，邓骘和任尚的军队还没有完全布置到位，几千钟羌人在冀县（今甘肃甘谷）西边打败邓鹭的军队，杀死一千多人。同年冬天，邓骘派任尚和从事中郎司马钧率领各郡的部队，在平襄与先零羌军交战，任尚战败，八千多人战死。这时滇零等部族趁势而起，向东侵犯赵、魏之地，向南侵犯益州，杀害汉中太守董炳，接着入侵三辅地区，切断陇中道路，湟中各县一石粮食卖到一万钱，老百姓被打死或者被饿死者甚多。11月，邓太后下诏，命邓骘班师回京，留下任尚驻守汉阳郡，负责各军的调度，并封任尚为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公元110年二月，因任尚的大军出征已久而没有战功，百姓也无法从事生产，于是朝廷下诏命令任尚回到长安屯驻，让南阳、颍川、汝南的官兵复员，返归本郡。

　　公元111年春天，任尚因无功被免。

　　但这时羌人气势正盛，手边的很多郡守和县令都无心守边，纷纷要求将治所迁到内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任命任尚为侍御史，进攻在上党郡羊头山的羌人，打败羌人，诱骗杀死了投降的二百多人。任尚总算有了对羌人的一次小规模胜利，不过公元112年，任尚再次被朝廷征召免职。

　　早年打匈奴，任尚常有战功，为何打羌人就老打败仗呢？是他不如以前勇猛锐利了吗？倒也不是，而是汉军对付羌人的战术出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羌兵多是骑兵，而汉军多是步兵，羌兵机动性强，攻击了汉军之后，不等汉军组织起有效反击，就开始跑，汉军又追不上，疲于奔命，屡吃败仗。

　　公元115年，朝廷任命任尚为中郎将，接任班超之子屯骑校尉班雄驻守三辅地区。临行前，怀县县令虞诩看到了汉军驻守边地的军队有二十万之众，朝廷也花费了大量的军费，却无法打败羌人的原因，正是由于羌兵多骑兵，而汉军多步兵，因此他在向任尚分析了形势后，建议不如让各郡郡兵复员，命他们每人出数千钱，二十人合买一匹马，这样便可用一万骑兵去驱逐数千敌寇，尾追截击，便可打败羌人。任尚根据虞诩的建议上书，被朝廷采纳。

　　此招果然奏效，自公元115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17年，任尚屡建战功，比如曾用轻骑打败宁夏灵武一带带领汉羌反抗朝廷的杜季贡，又多次打败先零羌，还杀了滇零羌首领零昌。

　　公元117年12月，任尚与骑都尉马贤联手，在北地打败先零部落首领狼莫，但也正是这一次胜利，为任尚带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在任尚与羌人作战之时，邓太后的从弟、度辽将军邓遵也是打击羌人的另一名主要将领，任尚在北地打败先零羌之后，其首领狼莫逃跑，原来狼莫统辖的一万多羌人向邓遵投降，公元118年，邓遵又收买羌人，杀死了狼莫。

　　朝廷论功行赏，邓遵被封为武阳侯，食邑三千户，待遇非常优厚。任尚的结局却恰恰相反，他因与邓遵争功，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反而被治了虚报斩首敌人首级之罪，随后又被举报贪赃枉法，赃物价值巨大，被朝廷押回京师处死！

　　任尚死得非常突然，就像一部电影正演到高潮处，主角却突然死了，让人猝不及防。那么，任尚死得冤不冤呢？至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挺冤的！这么一位响当当的战将，在打匈奴和平羌战争中，都立下过功勋，无非就是性子急躁了点，说话不太注意，有些张扬，一时不小心得罪了外戚，就被处死，的确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自汉安帝朝公元107年，羌人大规模反叛以来，一直到任尚被杀，东汉朝廷的平羌战争虽然暂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东汉政府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兵祸蔓延至内地，这一地区的老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政府也花费了大量的军费，造成了国库的空虚。

　　4

　　羌人作乱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桓帝一朝，由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位将军完成的，其中，段颎战功尤为突出，他是平羌战争的最后终结者！

　　段颎，字纪明，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79年，今甘肃武威人，东汉守边名将。

　　段颎少年时熟习射箭骑马，崇尚游侠，又研读古代典籍，被举为孝廉，做过陵园丞、阳陵令，颇有政绩。后入军旅，戍边征战十余载，历任中郎将、护羌校尉、议郎、并州刺史、破羌将军等，一生作战达一百八十次，斩杀近四万人，最终平定西羌，击灭东羌，以功封新丰县侯，食邑万户，与皇甫规、张奂并称“凉州三明”。

　　段颎作战勇猛。公元159年，烧当、烧何等八个西羌部族侵犯陇西、金城边关，段颎引兵出湟谷迎敌，将其击败，又追击南逃黄河余部，大胜。

　　公元160年，去年战败羌人余部在烧何羌首领带领下，进犯张掖，突袭段颎部，段颎死战，羌人败退，段颎追击羌人四十多天，割肉充饥，饮雪止渴，终击杀烧何首领。

　　段颎作战，重谋略。段颎初入军旅，任辽东属国都尉，当时鲜卑侵犯边塞，段颎带兵迎敌，因担心鲜卑军逃跑，派人假传皇帝诏书，召还汉军退兵，他自己也假装半道退兵，偷偷在路上设置伏兵，鲜卑军果然上当，派兵追击段颎，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此战段颎虽胜，但也因假传皇帝诏书而被判重刑，被罚往边境戍边。刑期结束后，受征召拜官为议郎。

　　公元165年春，段颎领兵进攻湟中西羌，兵败，被围困三天。其时，他采用谋士樊志张的计谋，把部队隐蔽起来夜晚出击，鸣鼓反攻，大败羌人。

　　段颎戍边十余载，工作勤勉，未尝有一天在床安稳睡觉，他也比较体恤士兵，士兵病了，他亲自探望，甚至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由于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士兵也都乐意为他拼死奋战。

　　段颎作战有勇有谋，与人相处方面也颇有心计。公元161年冬，上郡的沈氐、陇西的牢姐、乌吾等种羌联合侵犯并、凉二州，段颎率兵征讨。凉州刺史郭闳担心段颎独享战功，故意拖延阻止段颎，使军队不得前进，而当时段颎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是归顺了汉朝的羌人，他们跟随征战很久，见汉军形势不利，都思念家乡故旧，于是一起反叛，汉军失利，郭闳把罪责推到段颎身上，段颎因此被捕入狱，罚作苦工。此时羌族更加肆无忌惮侵扰边郡，朝中很多人都为段颎诉申诉，说段颎是被郭闳诬陷的，希望朝廷再次起用段颎。桓帝下诏询问段颎，段颎却只是请罪，不敢说自己受了冤枉，一时间京师都称其为长者。段颎被赦，再拜议郎，升任并州刺史。公元163年，在羌人的进攻下凉州几乎沦陷，朝廷再任段颎为护羌校尉。公元167年，段颎平定西羌。

　　自从军至平定西羌，这一过程中，段颎几起几落，但凡他被弃用时，羌人就得势，而当他被起用，汉军则无往而不利。

　　西羌被平定后，还有东羌作乱，他们与匈奴彼此呼应，不但迫使汉边郡县向内地迁移，而且还经常抢劫骚扰长安周边三辅一带（即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当时负责平定东羌的先后是度辽将军皇甫规和中郎将张奂，都是当时名将。

　　皇甫规是前文已经讲述过的皇甫嵩的叔父，字威明，今甘肃灵台人。皇甫规曾担任度辽将军，在平西羌和东羌上都有战功，同时在政治上他也很成熟，比如，他因不愿贿赂宦官而被宦官忌恨，党锢之祸中还同情党人，按理说他会遭到宦官的打击报复，但他主动向汉桓帝上书请罪，称自己曾攀附党人，这一招看起来比较危险，但实际上事情都做在明处，汉桓帝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宦官们也对他无可奈何。为官为将中，皇甫规多次想隐退，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的灵柩还乡，皇甫规身穿素服，越界迎丧，有人将此事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说皇甫规擅离军营，违反禁令，应该治罪。胡芳说这是他不想做官故意为之的，我当为朝廷留住人才，不能中他的计，没有理会皇甫规违反禁令的举动。公元163年，皇甫规担任度辽将军不久后，就推举张奂接任度辽将军，自愿担任张奂的助手。此后，皇甫规担任过尚书、弘农太守、护羌校尉等职位，公元174年因年老多病被召还，病死于路途中，享年71岁。

　　张奂，字然明，今甘肃敦煌人，文韬武略俱有。公元155年，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属国都尉的驻地在安定郡三水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在任期间，张奂平定了南匈奴与东羌的联合叛乱。

　　公元158年，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采用怀柔手段，诱降了乌桓；对南匈奴诸部叛军，采用袭击战略，将其击败，诛杀了休屠各部首领；又率南匈奴单于袭破了攻掠汉边的鲜卑，使东汉王朝的北部沿边地区暂时得到安宁。

　　公元163年（延熹六年），被任命为武威郡太守，政绩卓然。

　　同年任度辽将军，进驻曼柏，代表朝廷处理鲜卑、乌桓事务。数年间幽、并二州，清静无事。

　　公元166年春，张奂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这时北部边境的鲜卑，听到张奂的调离消息，便勾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开始攻掠沿边九郡，杀害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兵入塞，联结东羌、沈氐、先零等共攻张掖、酒泉。为了平息叛乱，朝廷仍以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监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率兵到前线时，便率众二十万口投降。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办法。鲜卑率众退走出塞。

　　公元167年，东羌与先零羌多次攻掠关中三辅地区。这时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大败羌人，斩其首领，俘羌人万余人，三辅地区暂时获得和平与安定。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张奂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军，他对付外敌的方法与段颎有所不同，段颎作战，往往不给敌人留任何余地，也不和敌人谈判，更不采用怀柔手段降服，而是以武力打击有生力量为主。而张奂，一方面动用武力，另一方面采用怀柔政策，降服外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取得短暂的和平，不好之处在于降后的敌人经常反叛，时降时叛。

　　比如东羌，在张奂的打击和怀柔之下，先是投降归附，不久后又反叛，反复多次。

　　在此情况下，桓帝诏问段颎，说皇甫规、张奂拥有精兵强将，却不能平定东羌的叛乱，你有什么好法子？桓帝的实际意图是要调段颎的部队讨伐东羌。段颎由此做了如下分析，他认为张奂对待东羌，在进攻上犹豫不决，而以招降为主的战略是错误的。羌人之所以反复不已，在于他们没有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形势不利时，虽然一部分人表面上归附了汉朝，但这些人心意和其他没有归附的羌人还是相通的，等到汉军一撤退，他们就会很快反叛。

　　段颎还为桓帝算了一笔战争账，他说过去二十多年间，朝廷为了平羌，花费了巨资，还没有将其完全平定，就在于政策上的犹疑不决，而现在朝廷只要给他自己骑兵五千，步兵一千，战车三千两，他就可以在两到三年之内完全平定东羌，而所需费用只有过去花费的大约五分之一多一点。桓帝听从了段颎的意见。

　　公元168年春，段颎带兵一万多人，携带十五天的粮草，从彭阳直往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羌兵人数占优，段颎部署停当后，激励兵将说：“现在我们离家几千里，前进，事业就成功；逃走，死路一条，大家努力共取功名！”段颎驰马在旁，突然袭击，羌军崩溃，共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此时桓帝已去世，临朝的窦太后见段颎首战成功，下诏奖励赏赐段颎，拜他为破羌将军。

　　同年夏，段颎再次出击东羌，他派司马田晏和假司马夏育东西包抄羌兵，羌兵大败，段颎又追击三天三夜，据说士兵们脚上都磨出了茧子，一直追到泾阳，羌兵分散逃进了汉阳山谷之中。

　　这时，张奂上书，说东羌虽然失败，剩余势力难以尽除，而段颎性格轻率武断，只怕最终胜败难料，此时朝廷应当暂且施以恩德，招降剩余东羌势力。

　　朝廷下诏书给段颎，说明了张奂的意见，段颎上书反驳了张奂。首先他重申了自己用武力彻底平定东羌的立场；其次他攻击张奂身为朝廷命官，身居军中要职，领兵多年不能平定羌人叛乱，而要搞什么兴教修文，止息兵戈，是一种假仁假义且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三他甚至批评了西汉赵充国将羌人迁往内地以及东汉初年马援将羌人迁往三辅地区的做法，认为羌人起初降服最终叛乱，才造成了今日之祸患。他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希望朝廷信任自己，让自己能根据前线情况审时度势，继续作战。

　　公元169年春，朝廷派使者冯禅招降逃入汉阳山谷的羌人。段颎却认为此时正是春耕时间，老百姓都在田间劳作，羌人虽然暂时归降，但没有粮食供给他们，他们一定会再次反叛抢夺，不如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这年夏天，段颎带兵驻扎在羌人聚居的地方四五十里处，又派田晏、夏育占据有利地形，向羌人发起攻击，大获全胜，斩获羌人首领以下首级一万九千具。同时，冯禅招降的的几千羌人，被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和陇西三郡。东羌遂平。

　　关于皇甫规、张奂和段颎平羌事，范晔在《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中记叙详实，他还给了这样的评价：

　　“山西多猛，‘三明’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奂审策，亟遏嚣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

　　这段话大意是说在平羌这件事情上，皇甫规、张奂和段颎是同一驾马车上的三匹战马，并驾齐驱。三人之中，皇甫规和张奂两人主张比较相近，周密规划，屡次遏制住凶恶的敌人，因此他们两人关系比较亲近，相互之间比较包容。而段颎追击西羌和东羌，一直是缠裹马脚，牢挂军刀，指挥万骑，奋勇杀敌，战后山谷空虚，一片寂静。

　　范晔用诗一般的文字，赞扬了段颎在平羌战役中取得的辉煌战果，同时也从侧面形象的写出了段颎坚忍不拔，对待敌人毫不手软的冷酷形象。

　　也有人对段颎平羌手段颇有微词，比如司马光就认为段颎一味追击诛杀，而没有采取怀柔政策，非礼仪之邦、父母之邦之所为也，所以他说：“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如前文所述，在平羌这件事情上，段颎和张奂的意见策略是不相同的，那么该如何对他们进行评述呢？他们谁对谁错呢？

　　笔者认为，他们两人在策略原则上都没有错！

　　先来说段颎。暂不说他的手段是不是残酷、他是不是个君子。先来看当时东汉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很严峻的，羌人忽而归降，忽而叛乱，反复不已，众将领束手无策，唯独段颎奋起，一意孤行将自己的平羌主张贯彻到底。从实际后果来看，段颎也取得了成功，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在他平羌之后，边疆安定了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因此，段颎没有错。

　　再来说张奂，张奂主张对羌人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政策，他不是持这种主张的第一人，西汉名将赵充国和东汉初名将马援都是这么干的，实际上这也是两汉政府对待周边民族的核心政策，先是武力征服，然后再施以文明教化，使其成为汉文明润泽之下的臣民，这种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成就了赵充国和马援的威名。从原则上来讲，这是没错的。但是实行这个政策，得讲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原王朝要足够强大，既要对周边民族有武力威慑，又要能保持其文明成果能让周边民族享受得到，如果这两者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够强大，那么周边民族是不会服从你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反叛。东汉到了桓灵二朝时，国运衰微，对周边民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都比不上以前，羌人反叛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而这时如果一味采取怀柔政策，施以恩德反而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因为你的所谓恩德，羌人根本享受不到。这就是羌人之所以反复反叛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所谓怀柔也罢，武力征服也罢，从原则上讲都没有错，有时怀柔有作用，有时武力征服有效果，都是形势不同决定的。相比而言，段颎看清楚了形势，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武力征服才能达到目的，解决问题。而张奂则迂阔得多，形势变了，他的策略、思想没有跟着一起变，所以在平羌事情上，他能解决一时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是范晔看得准，他在《后汉书·西羌传》里，浓墨重彩赞扬了段颎后，笔锋一转，批评了张奂：“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

　　接着，范晔发出了深沉的叹息：“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是啊，外敌肃清了，可惜汉朝的国运却已经衰竭了，这是段颎、张奂这样的英雄边将真正的悲剧！对于段颎来说，他个人的悲剧命运才刚刚开始。

　　而平羌之事，也不是段颎和张奂故事的最后结局。

　　公元170年，朝廷诏段颎班师回朝，段颎带着平羌的辉煌战果回到京师，受到灵帝大力嘉奖，灵帝以段颎为侍中，迁执金吾、河南尹。后来，有盗贼挖掘了冯贵人的墓冢，段颎因为失职之罪被降为谏议大夫，再升任司隶校尉。

　　此时，正值党锢之祸蔓延朝廷，权宦把持朝政，段颎为了保全自己，依附了宦官，又与中常侍王甫等结为党羽，冤杀了中常侍郑飒、董腾等人，因而增邑四千户，加上从前的共一万四千户。

　　公元173年，段颎代李咸为太尉，同年冬天因病罢免，再为司隶校尉。数年后，迁任颍川太守，被征授太中大夫。

　　公元179年，段颎又代桥玄为太尉，在位一月多，因发生日食而上奏弹劾自己，朝廷诏命收其太尉印绶，并送廷尉受审。当时司隶校尉阳球上奏诛杀王甫，段颎因与王甫有所交结，受到了牵连，在狱中受到诘问责斥，最终服鸩自杀，家属也被流放边境。

　　张奂的命运则与段颎有所不同。

　　公元168年，张奂率兵从前线回到京师洛阳，本来他作为有功边将，应当受封，但他不愿意依附巴结宦官，最终没有得到封赐。

　　这年，正值年幼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辅政，窦武与陈蕃相谋除掉宦官，因行事不密，宦官曹节矫诏收捕窦武，窦武率兵抵抗。当时，张奂刚回京师不久，不明事情真相，又见曹节持有皇帝的诏书，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带兵围困窦武，最终窦武和陈蕃被杀。

　　张奂后来知道自己受了曹节欺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痛悔不已，虽然此时朝廷拜他为大司农，又给他封侯，但张奂坚持不受。由此得罪了曹节等宦官。

　　公元169年，洛阳发生大风、冰雹等灾异情况，灵帝诏令百官言说对付灾异办法，张奂趁机上书，说这是上天因为窦武、陈蕃等人被杀而动怒，公开为党人说话，请求朝廷将窦武、陈蕃重新安葬，将其家属从流放地迁回家乡。由此更遭曹节等人忌恨。

　　张奂任太常时，又与一批大臣举荐推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遭曹节等人的反对，灵帝下诏对张奂等进行问责，张奂被廷尉囚禁数日，并罚三个月月俸赎罪。司隶校尉王寓，本是宦官出身，他想让朝廷百官举荐他，很多官员畏惧宦官，都答应了，唯独张奂一人拒绝，王寓因此以结党罪名陷害他，张奂被免官。张奂本为敦煌人，但由于他对外作战有功，公元167年，朝廷曾特许他将家由敦煌迁至陕西华阴，因此张奂被免官后，就回到了华阴，闭门不出，讲诵儒经，弟子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

　　当张奂在朝中失意时，段颎正得势。当年在平羌事情上，段颎与张奂各执一词，两人不相和睦，后来段颎做了司隶校尉，就想把张奂从朝中赶回敦煌，甚至想找机会杀掉张奂。张奂忧心恐惧，写信向段颎谢罪，言辞恳切，几近哀求，段颎阅信良久，终于不忍对张奂下手。

　　段颎自杀数年后，中常侍吕强上疏，追诉段颎的功绩，说段颎武功和勇气冠于当世，熟习边疆之事，立有战功，后下狱致死，令人哀伤，也让人寒心，应该把他的家属从流放地接回来，灵帝这才下诏让段颎的妻子儿女回到了故乡。

　　5

　　以上笔者讲述了两汉将军们的三种命运，从中可以看出，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人数比较少，第三类的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死于疆场，却往往死于人事纠纷，比如任尚与段颎，国之良将也，守卫边疆，尽了军人职责，可惜最后一个因为得罪外戚被杀，一个不幸卷入政治内斗，被迫自杀，让人唏嘘。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是我们国家政治传统和文化天性中黑暗的一面。没错，这些将军在性格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陷，有的还违背了军人不干政的原则，卷入到了政治斗争当中，但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即便是卫青，虽寂寞自守，但也是一直如履薄冰，对诸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换得自己平安的。更多的人，却是身不由己卷入到了那个黑暗的漩涡里，直到被吞没。这是我们的国家理念中没有给他们软着陆的平台，而是硬碰硬，两败俱伤。

　　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但很多在一旁指指点点、嚷嚷不休的人，却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悲剧！

　　文/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