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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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先得讲清楚何谓“党锢”。这里的“党”是“派别”的意思，这个派别里面的人，就被称为“党人”，具体包括一些朝廷官员和读书人；“锢”是“禁锢”的意思，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做官。因此，所谓党锢之祸，就是朝廷禁止党人出来做官。

　　那么，为什么要禁止党人出来做官呢？从当时朝廷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这些党人在一起互相夸赞、品议公卿、抨击朝政、左右舆论，弄得人心惶惶，这样的人永不叙用。

　　那么，党人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呢？党人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党锢列传》里谈到了这件事情，简略复述一下。汉桓帝刘志还是蠡吾侯时，曾师从一个名叫周福的人，后来刘志当了皇帝，就提拔周福当了尚书这样的高官。这件事情引起了周福的同郡人、时任河南尹的房植的不满，他的宾客开始攻击周福，并且编了这样的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在夸房植的同时，讥讽周福是因为做过皇帝的老师，才当上官的。这样的讥讽引起了周福一方宾客的不满，也开始攻击房植。双方各树朋党，党人之议，就此开始。

　　按理来说，皇帝提拔自己的老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从现有史料来看，周福和房植也没有什么矛盾，房植一派的人为什么要攻击周福呢？笔者推测，有可能是因为周福此人没什么学问，没学问还当了大官，由此引起了一些读书人的不满，于是开始攻击。这里面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什么政治利益冲突，仅仅是出于读书人之间的互相看不惯，所谓文人相轻而已。

　　因此说党人之议，最初开始于读书人之间的互相看不起。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举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缙也委任功曹岑晊，坊间又传言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缙但坐啸。”意思是说宗资任用范滂，成缙任用岑晊后，自己就不管事了，两地政事主导权全落入了范滂、岑晊之手。这样的传言传到了太学里面，引起了太学生的热议，范滂和岑晊被他们视为榜样。太学生的领袖郭林宗、贾彪与当时的一些官员陈蕃、李膺、王畅互相推崇，太学生又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一时间党人之议更盛。

　　其实所谓党人，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谁是党人，谁不是党人，更多凭的是一种感性上的好恶判断，比如谁和谁经常在一起，意气相投，他们自己认为是一派的，别人也认为他们是一派的。李膺、符融和郭林宗的交往便是如此。符融，陈留郡人（今河南开封人），师从少府李膺，党锢之祸后遭禁锢。李膺是个清高的人，但每次只要符融来访，就拒绝其他其他宾客来访，听符融高谈阔论。符融经常用丝质的幅巾束发，说话时挥动衣袖，言谈行云流水，李膺每次都拱手赞叹，符融由此有名。当时汉中郡人晋文经，梁国人黄子艾到洛阳，宣扬自己很有才学，经常品评人物，却又故意托病不与外人交往，赢得了一些名气，三公官府要征召人，经常都要事先听他们的意见。符融很看不惯他们，就对李膺说这两人自称豪杰，还经常装病，使得公卿们都要去探病、公府属官都要坐守他们门前听他们对征召官员的评价，他们实际上是名不副实之人，我担心他们的言论会破坏道义，应该特别审察他们。李膺认为符融说得对，便不理会晋文经和黄子艾，两人名气日渐衰落，最终在洛阳混不下去了。但符融对介休人郭林宗的态度却不一样。郭林宗刚到洛阳时，没有人知道他，郭林宗也是一个喜高谈阔论的人，符融第一次见到他，就赞叹不已，把他介绍给了李膺认识，李膺一见郭林宗，也很欣赏，郭林宗由此名扬京师，郭林宗认识欣赏的不少人，后来都通过他的引荐成为了名人。郭林宗回乡时，很多人都送他到黄河边，李膺更是送他渡过黄河，他们同船共渡，其他人在岸上远远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如同神仙一般。

　　还有一则桓彬被诬为酒党的事情也很能说明问题。桓彬，年轻时与蔡邕齐名，桓帝朝担任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方也是尚书郎。桓彬与尚书左丞刘歆、尚书右丞杜希关系很好，常常在一起喝酒，而没有和冯方喝过一次酒，冯方由此心生怨恨，上奏说桓彬、刘歆和杜希是酒党，桓帝将此事交给尚书令刘猛处理。刘猛一向与桓彬关系好，想把这件事情抹过去，曹节由此弹劾刘猛，刘猛被关押了十天，被罢官，桓彬也被罢官。

　　爱划线站队、制造舆论评议与自己好恶意见不同的人本就是读书人的一个毛病，这种风气一起，逐步发展，就波及到了整个朝政，当时很多公卿大臣害怕舆论贬议自己，纷纷结交党人，党人声势更大。

　　汉桓帝是在宦官的支持下，除掉外戚梁冀才得以亲政的，他亲政后，不但大封宦官，而且还把朝廷的人事任用权给了宦官。本来官员的任用权力在中央官员的手中，推举权在地方官员和地方大儒的手中，读书人也都还等着地方官员和自己的老师推举自己，现在人事任用权到了宦官手中，很多人就开始巴结宦官，宦官也在人事安排上起用自己的亲属子弟或者亲近自己的人，这就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地方大儒和读书人的不满，他们纷纷起来反对宦官。实际上，如果当时掌握这种权力的不是宦官，而是外戚或者其他什么人，党人们也会照样反对的。换句话说，宦官们之所以遭到党人的攻击，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像党人所说的他们身体上有缺陷，是所谓的“阉党”，也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是所谓的“浊流”，而是他们不仅仅只在后宫中服务，还拿走了本来属于文官系统的一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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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党锢之祸发生前，党人与宦官之间几次比较大的斗争。

　　公元153年，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境内，违规制造了金缕玉衣、偶人等陪葬品，朱穆闻之，下令挖了赵忠父亲的坟墓，陈尸示众。赵忠等人向汉桓帝告状，桓帝下令将朱穆撤职。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太学生刘陶联合了几千人，到皇宫前请愿，并在奏章里斥责宦官们“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终于迫使桓帝改变了对朱穆的处置，赦之了事。

　　公元162年，太学生又举行了另一次营救皇甫规的请愿活动。皇甫规是一位平西羌有功的将军，因拒绝中常侍徐璜等人的索贿，被设计下狱。太学生张凤等人联络了几百官员到皇宫前请愿，使皇甫规得到释放。

　　党人与宦官之间这样的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南阳太守成缙就诛杀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张汜，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家产，太原太守刘瓆杀死了小黄门赵津等。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报复，成缙、翟超和刘瓆被下狱，时任太尉的陈蕃为他们求情，桓帝不允，最终成缙、翟超和刘瓆被杀。

　　党人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不断，终于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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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锢之祸的过程，范晔在《后汉书》中是这么说的：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

　　前一句话说的就是上文已经谈及的周福因师获印的事情，后一句话中的李膺和张俭，是著名的党人，他们是党锢之祸发生的两位关键人物。

　　公元166年，时任河南尹的李膺捕杀了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的张成，标志着党锢之祸的正式开始。

　　张成此人，擅长星相术，交结宦官，连皇帝也问过他占卜的情况。据说他推算到皇帝即将大赦天下（其实应该是宦官把皇帝要大赦天下的命令提早告诉了他），于是抓住机会，让自己的儿子在此之前杀了自己的一位仇人。李膺将他逮捕后，果然朝廷宣布大赦，张成死罪获免，但李膺还是不顾赦令，将其杀死。张成的一位弟子向桓帝上书，控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下令在全国各地逮捕党人。

　　不过像这样大规模的逮捕党人，须经三府签署，但太尉陈蕃却拒绝平署，还多次劝谏桓帝，请求赦免党人。桓帝干脆免了陈蕃的官职，下令将李膺下狱，连带杜密、范滂等二百多人，对闻风而逃者，严令通缉逮捕。

　　公元167年，贾彪等人鼓动外戚、时任城门校尉的窦武向桓帝代党人求情，不久于人世的桓帝终于下令赦免党人，但同时下令对他们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不过，这些党人虽然遭到禁锢，但名望却更高了，比如范滂获释归乡时，汝南、南阳迎接他的官员络绎不绝。同样，李膺罢官归乡后，很多人慕名前来，请求做他的门徒，还有人以替他赶过一次车而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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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外戚窦武担任大将军，陈蕃因为在之前的立后之争中，支持立窦皇后，所以当窦皇后成为窦太后之后，陈蕃便得以复出。为了完全、稳固地掌握权力，窦武和陈蕃联手，计划彻底消灭宦官的势力。他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主要是在一些工作岗位上安排了一些“自己人”，比如李膺、杜密等被重新起用，尹勋担任尚书令，刘瑜担任侍中，冯述担任屯骑校尉等等，窦武此时已被尊为党人领袖之一。

　　公元168年五月，陈蕃借一次发生日食之机，向窦太后上书，请求斥罢宦官，窦太后没有同意。随后，窦武上书窦太后，说宦官们的本职工作是在宫中服务，现在他们反而参与政事并有了很大的权力，朝廷内外官员中，都有他们的子弟，天下之所以乱，原因就在于此，请求将宦官“宜悉诛废”。但窦太后拒绝了，还说宦官“汉来故事世有，但当其有罪，岂可尽废邪！”窦武后又多次上书窦太后，请求将中常侍管霸及苏康处死，最终管霸和苏康被杀。紧接着，陈蕃、窦武再次上疏，请将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与灵帝的乳母召娆全部诛杀，没有得到窦太后的同意。

　　这年八月，启明星出现在西方，侍中刘瑜以善天文著称，见到这种现象，趁机上书窦太后说出现这种现象，证明有奸人在人主身边，应该早作防备，又给陈蕃、窦武写信说星辰错乱，恐对我们不利，应该尽快决断大计。陈蕃、窦武接信后，准备动手除掉宦官，于是任用朱.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还上奏免除黄门令魏彪，用自己收买的小黄门山冰接替，让山冰上奏将一向与党人作对的长乐尚书、宦官郑飒关进监狱。陈蕃对窦武说：“直接杀了他就可以了，何必再审问呢？”窦武没有采纳陈蕃的建议，派山冰等人审问郑飒，郑飒供说了曹节、王甫等人的一些罪行，窦武立马让山冰、刘瑜等人上奏请求逮捕曹节、王甫等人，只等窦太后批准后就开始实行。

　　然而，就在窦武等窦太后的批奏之时，他的计划就已经泄露了出去，有人直接将他的奏章送呈给了长乐五官史朱瑀。朱瑀见窦武奏章大骂：“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宦官遂连夜结盟。王甫、曹节等人软禁窦太后，挟持汉灵帝，矫诏逮杀窦武，窦武与宦官交战于朱雀掖门。其时，使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带兵回朝，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见到曹节持有皇帝收捕窦武的诏书，于是带兵与窦武作战，窦武最终兵败自杀，刘瑜、冯述等人被灭族。

　　陈蕃听说宦官们正围攻窦武，虽已年过七十，依旧率官署诸生八十余人，拔剑突入承天门，路遇王甫，当日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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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武、陈蕃被杀后，公元169年，又发生了张俭事件。张俭本为山阳东部督邮，这里正是权宦侯览的老家，张俭上书历数侯览家族罪恶，请求皇帝诛杀侯览，但此奏折被侯览看到，扣押了起来，张俭因此得罪了侯览。张俭又与一位名叫朱并的人有过仇怨，在侯览的指使下，朱并密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朋党，意图谋反，曹节趁机奏请捕杀党人，张俭逃走，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皆被杀，其他被流放、禁锢、处死者达六七百人之多。

　　公元171年，朝廷大赦天下，唯独不赦党人。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写下“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的文字，朝廷又一次下令逮捕、禁锢党人，牵连者包括众多太学生在内达一千多人。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灵帝，要求解除党锢，被杀。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劝灵帝赦免党人，以免他们与黄巾军为伍，更可利用他们镇压黄巾起义，灵帝这才下令解除党锢。

　　公元189年，外戚何进掌权，图谋除掉张让等宦官，反被宦官杀死。袁绍率兵冲进皇宫，将宦官尽数诛杀。同年，灵帝死，献帝立，董卓进京，派人凭吊陈蕃、窦武。

　　后董卓被杀，东汉朝廷正式为陈蕃、窦武等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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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讲过，党人虽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称，但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为人做事也是各不相同。下面重点写几个人物的小传，从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党锢之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陈蕃，生年不详，死于公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今河南平舆人）。桓帝时曾官至太尉，三公之一，灵帝时期曾任太傅、录尚书事。陈蕃十五岁时，曾独居一室，房子杂乱而不收拾，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来看他，看到屋子里既脏又乱，就对陈藩说你怎么不打扫打扫？陈蕃答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他这位长辈听了，认为他很有志向。陈蕃最初在郡府做官，被举孝廉，授职郎中，母亲去世后，弃官守孝。刺史周景征召他为别驾从事，因直言规劝而意见不合，陈蕃辞官离去。太尉李固推荐他，被征拜为议郎，迁任乐安太守。

　　陈蕃任乐安太守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李膺治政严猛，青州属城官吏听到消息的，都主动要求调职离去，只有陈蕃因为政绩清廉，独自留下。

　　大将军梁冀当权时，一直笼络陈蕃不得。有一次，梁冀派人送信给陈蕃，想请陈蕃为自己办点私事。送信的人知道如果说是办私事，肯定见不到陈蕃，于是便谎称有其他重要事情见陈蕃。陈蕃了解了情况后，大怒，叫人打死了送信人，由此得罪了梁冀，被降职为修武县令。

　　陈蕃任尚书时，桂阳、零陵一带的百姓造反，桓帝的一帮子近臣主张武力讨伐，陈蕃上书反驳，认为应该实行安抚政策平息造反，由此遭到桓帝近臣忌恨，外放为豫章太守。

　　陈蕃任大鸿胪时，公元159年，适逢白马县令李云上疏直言劝谏桓帝，桓帝震怒，想处死李云，陈蕃上书救李云，因而获罪被罢免。

　　桓帝一朝，封爵赏赐超过制度，皇宫内的宠臣外戚，权势很盛，陈蕃上疏劝谏，这一次桓帝倒是听了他部分意见，放了500名宫女。

　　陈蕃痛恨宦官集团，曾上书救因打击宦官势力获罪的地方官员成缙、翟超和刘瓆，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遭致了宦官们的打击报复，他推选人才的奏章，经常被宦官假借桓帝之名退回，他属下的一些官员，亦被宦官借故治罪。

　　所以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桓帝下令对党人禁锢之时，陈蕃不但拒绝平署，而且他还上书与桓帝申辩，把桓帝比作商纣王一样的无道昏君，又说他杜塞天下之口，与秦焚书坑儒并无不同，言辞激烈，不留余地，完全一副抛却身家性命的架势。

　　汉桓帝刚刚去世时，新君未立，许多大臣畏惧宦官，为了避祸，托病不参加朝会，陈蕃责备他们说：“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大臣闻言，开始工作。

　　汉灵帝即位后，窦太后要封赐陈蕃，陈蕃说：“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拒绝受封。

　　窦太后亲近宦官，陈蕃又上书晓以利害，同时批评朝中当时一些大臣像河中的木头一样没原则，浮来荡去游移不定，担心自己的官位而不敢尽大臣本分，逃避责任。陈蕃后与窦武决意除掉宦官，反被宦官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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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武，生年不详，死于168年，字游平，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年名臣窦融的玄孙。公元165年，窦武的长女窦妙被选进宫成为贵人，窦武担任郎中一职。同年冬天，窦妙被汉桓帝册立为皇后，窦武升任城门校尉。桓帝去世，灵帝继位，窦妙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窦武升任大将军辅政。

　　窦武做官，以廉洁奉公为名。据说，他常告诫自己的妻儿生活上不要太讲究，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任城门校尉时，正值朝廷对西羌用兵紧张之时，加之连年天灾，粮食歉收，很多地方闹起了饥荒，窦武把自己所得赏赐全部分给了太学里的太学生，同时用车运送饭菜，在路边接济饥民。窦武有个侄儿名叫窦绍，时任虎贲中郎将，不过此人是个纨绔子弟，挥霍无度，窦武多次告诫他都不听，窦武于是上书请求免掉窦绍的职务。当然啦，窦武做这些事情，也有作秀的成分在里面，实际上他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廉洁奉公。公元168年的宫廷政变中，宦官王甫杀陈蕃之前，曾质问陈蕃说窦武一家无功却一门三侯，数月之间敛财数以亿计，你怎么不去管他呢！一番话说得陈蕃无言以对。由此可见王甫所说属实。

　　窦武好结交天下名士，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正是由于他的上书求情，李膺、杜密才被赦免，范滂等人才得以释放。窦武由此赢得了党人的敬仰，与刘淑、陈蕃一起被并称为“三君”，意思是道德高尚的君子。

　　公元168年，窦武与陈蕃相谋诛杀宦官，反被宦官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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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膺，生于公元110年，死于公元169年，字元礼，颍川郡襄城人（今河南襄城县人）。李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修在汉安帝朝当过太尉，父亲李益担任过赵国国相。李膺性格孤傲，不善交际，只与同郡的荀淑、陈寔来往。李膺有名后，有一段时间因免官在家授徒，南阳人樊陵请求做他的门徒，遭李膺拒绝，樊陵后来攀附宦官，官至太尉，但被天下读书人耻笑。李膺为官严明，他担任青州刺史时，青州的不少郡守、县令都害怕他，在听到他要来之前就弃官而走了。

　　李膺曾在边疆为官多年，先后担任过渔阳太守、蜀郡太守、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官职，多有功绩，素有威名，后入朝担任过河南尹、司隶校尉等官职。李膺对宦官干预朝政深恶痛绝，他担任司隶校尉时，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县县令，因为乱杀人，乃至杀害孕妇，畏罪逃到京城张让家中的夹柱之中。李膺带人追到张让家中，破开夹柱，将张朔追捕归案，迅速问斩。张让向桓帝告状，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请示就实行死刑，李膺说以前晋文公捉拿卫成公，《春秋》肯定做得对，又引《礼记》上的话说官宦子弟犯了罪，国君即使说宽赦他，官吏也应严守法律不听从。

　　从前孔子做鲁国的司寇时，七天就杀掉了少正卯，如今我害怕因办事迟滞造成过失，没有想到却获了办案过速的罪过。一番话说得桓帝无话可说，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自己犯了罪，和司隶没关系。李膺从此让张让等宦官又惧又恨，据说当时黄门常侍因为畏惧他，都不敢走出宫门。当时很多士人都想结交李膺，一旦被李膺接待，即被称作“登龙门”。

　　汉桓帝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是因为李膺不顾天下赦免令，捕杀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张成引起的。李膺被赦免后，名气更大，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荀爽，很佩服李膺，但又担心李膺名声太高，反而会引来灾祸，就劝他隐居不仕，保全性命，不过汉灵帝即位后，李膺又被起用。不久后，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被捕前，有人劝他逃走，李膺说：“事不逃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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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密，生年不详，去世于公元169年，字周甫，颍川郡阳城县人（今河南登封人），与李膺齐名，时称“李杜”。杜密年少时就有振奋天下风俗的志向，为官时历任代郡太守、太山太守、北海相、尚书令、河南尹和太仆等职。杜密担任太山太守时，对那些当县令而有不法行为的宦官子弟，皆加以收捕，同时对自己所欣赏的人，却不遗余力举荐，比如他有次巡视到高密县，看到乡佐郑玄很有才学，就征召他到郡署做官，后来还推荐到太学学习，郑玄后来成为名士，和杜密的发现和推荐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杜密免官回乡，当地的太守和县令都希望他能推荐自己所看重的人。同郡人刘胜，原来在蜀郡做官，此时也辞官在家，闭门谢客。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胜是位清高的士人，也是很多公卿都要举荐的人。”杜密知道王昱是在激自己，于是就说刘胜过去也是位列大夫之人，但他有贤不举荐，闻恶不评议，明哲保身，这与罪人何易？我杜密只举荐行义行善之士，对无节之士反而要检举。

　　灵帝即位后，杜密复起为官，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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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滂，生于公元137年，死于公元169年，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今河南确山县人），年轻时以“清节”闻名，为州里推崇，举孝廉。这时冀州饥荒，盗贼蜂起，而当地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旧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朝廷任用范滂为清诏使去考察情况，范滂登车揽辔，誓言澄清天下。范滂行事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处理了一批贪腐官员，还有一些贪腐官员听说他到来，弃官而逃，范滂因此有功，升任光禄勋主事。范滂去见当时任光禄勋的陈蕃，行之以下属参见上司的礼仪，陈蕃坦然受之，没有阻止，范滂认为陈藩并没有礼遇自己，弃官而去。太学生领袖郭林宗听说此事后，责备陈蕃说：“像范孟博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按一般的官场礼仪来要求对待他吗？现在他这一去，名声反而更大了。”陈蕃于是向范滂表示歉意。

　　范滂后又被太尉黄琼征举，这时朝廷诏令三府衙门的属官呈报反映官员为政好坏的歌谣，范滂举奏了包括刺史和一些二千石的官员在内的二十几个人。尚书责备范滂劾举太多，怀疑他有挟私报复之心，范滂回答说：“我检举的，都是祸害百姓之人，我难道会因为私心而玷污我的职责吗？因为召开三公会议的日子迫近了，所以我先举奏了事实已经查清的；那些没有查清的，将要进一步查实。我听说农夫除掉杂草后，好的禾苗才会茂盛；忠臣除掉奸贼后，朝政才会清明。如果我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甘愿受死刑。”范滂又一次辞官离去。

　　汝南太守宗资久闻范滂之名，请其代理功曹，委任政事。范滂在职，严厉整肃，对违法乱纪之事，深恶痛绝，有人不孝不悌，或有不合仁义的行为，都遭驱逐，不与共事，甚至连他们的足迹也要扫除干净，同时他又着意推举那些品行高尚的人，提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范滂有一个外甥名叫李颂，与宦官及其子弟混在一起，中常侍唐衡把李颂介绍给宗资，宗资任用李颂为吏，但范滂认为李颂品行不端，不能任用，所以压下来不用，宗资觉得伤了面子，不好对范滂发火，就迁怒于书佐朱零，鞭打他出气。朱零说：“范滂这样做是公正的裁断，好像用锋利的刀刃切割腐朽的东西。今天宁肯被棒打而死，也不能违背范滂。”宗资才罢手。

　　范滂如此行事风格，为他树敌不少，他们罗织范滂罪名，指责范滂任用的人为“范党”。

　　范滂曾在洛阳游学，与一些意气相投的士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评议朝政，很多官员都要来结纳他们，太学生们都很推崇他们，认为王道将要兴盛起来，有才德之人将要被普遍录用，唯独一个名叫申屠蟠的人觉得不对劲，说恐有焚书坑儒之祸，遂隐居去了。

　　公元166年，朝廷实行党锢，逮捕“党人”，范滂被捕入狱。狱吏对范滂说：“凡属系狱的人都要祭祀皋陶，以求平安无事。”范滂说：“皋陶是古时贤者、忠直之臣，知道我无罪，会为我向老天爷申诉的。但如果我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同被关押的人，听了范滂这番话后，从此也不祭皋陶了。狱吏准备拷打犯人，范滂因同囚的人多有病，请求先打他，与同郡袁忠争受毒打。

　　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审问范滂。王甫责问范滂身为人臣，不思忠于国家，反而结党营私，自己标榜，评论朝政，捏造事实，各种谋划交结。范滂回答说孔夫子有言：看见善事，要像惟恐赶不上似的赶快去做，看见坏事，要像手探沸水那样赶快躲开。我所做的，不过是想扬善去恶，以为这是朝廷所愿意见到的，不想反而被以为这是结党。王甫又责问说你们这些党人互相提拔推举，唇齿相依，不合你们意的人和事就排斥，这又是什么意思？范滂长叹说：“古时候做好事，是自求多福；现在做好事，竟犯了死罪。你们处死我之后，请将我埋在首阳山侧，让我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于伯夷叔齐。”王甫闻言默然，下令解除了范滂的枷锁。

　　一年后，第一次党锢解禁，范滂被释放出来，南归家乡，自京师启行之日起，汝南、南阳士大夫欢迎他的有几千辆车子之多。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同归，他们处处保护范滂，同时负责接待前来探访的宾客，范滂却很忧虑，对殷陶等人说现在你们跟着我，这是给人以口实，加重我的罪祸啊！

　　果然，公元169年，党锢再起，大批诛杀党人，朝廷诏令紧急逮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不想抓捕范滂，到达汝南后，竟在驿馆大哭。范滂听闻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啊！”遂主动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说天下大得很啊！您为什么不走呢？说罢解除印绶，要与范滂一同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了结了，哪敢因罪连累您，还要使老母流离失所呢。”范滂与母亲诀别，劝母亲不要为自己悲痛，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意思是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这样的天下名士齐名，死也没有什么遗恨了，气节名气与长寿苟活岂能兼得！

　　范滂又回头对儿子说：“我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不能做。我想让你做好事，那我就不能做坏事。”路上行人听了，没有不流泪的。同年，范滂死于狱中，年仅三十二岁。

　　当时党人之中，与范滂的举动一样的，还有巴肃。巴肃在与窦武、陈蕃共同谋划诛杀宦官事败后遭到通缉，后到县衙投案，县令同情他，准备弃官和他一起逃跑，他不肯，还说“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终被杀。

　　11

　　郭泰，即郭林宗，生于128年，死于169年，太原郡介休县人（今山西介休人）。郭林宗少时家境贫寒，母亲想让他在县府里谋个差事，郭林宗却说大丈夫怎么能做这等低下的事情呢！后到成皋任仁屈伯彦门下学习，读遍古代典籍，又游学洛阳。郭林宗口才好，善高谈阔论，后结识李膺，很受李膺推崇，郭林宗遂成为太学生领袖人物。

　　郭林宗身材高大，容貌也好，宽袍大袖，风度翩翩，又有学问，很受人追捧，据说他在游历途中，有一次遇到下雨，把头巾折叠一角用来遮雨，不曾想他这样折叠头巾，一时间竟成风尚，人们纷纷效仿，称之为“林宗巾”。

　　为人处世上面，郭林宗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深谙世事，司徒黄琼征召他，太常赵典也举荐他做官，他都不去。他曾对人说我夜观天象，慎察人事，天即将塌下来，撑不住啊。和其他党人一样，郭林宗也议论人物，但他比较谨慎，言辞并不激烈。因此，党锢之祸中，他得以幸免于难。公元168年，陈蕃、窦武被杀后，郭林宗很悲痛，第二年就去世了。

　　12

　　贾彪，字伟节，太学生领袖，颍川定陵人（今河南舞阳人）。贾彪年轻时游学京城，后担任新息县县长，后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受到禁锢，死于家中。

　　贾彪在新息县当县令时，当地老百姓贫困，不愿意生孩子，贾彪作出严格的法令：不养子女的，与杀人一样犯罪。结果几年之内，百姓养子女的以千计，生男的取名为“贾子”，生女的取名为“贾女”。又，某次城南发生抢劫杀人案，城北发生妇人杀子案。贾彪前去案发地办案，下属想把贾彪带到城南去，贾彪怒道：“强盗害人，这是常理；母子相残，这是逆天理违反人道。”于是驱车到城北办案。城南强盗听说后，到县里自首了。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贾彪说：我不去，大祸不能解除。”遂进京劝说窦武上书桓帝，要求解除党锢。后来李膺出狱后，连连感慨：“我之免祸，贾生之力啊。”

　　岑晊，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讲述，素有高才，为郭林宗、李膺等人所推重。岑晊在南阳太守成缙手下担任功曹时，宛县有个富商名叫张汜，是桓帝美人的亲戚，善于雕刻一些奇巧好玩的东西，多用贿赂送给宦官，因而谋得了一官半职，为所欲为，岑晊劝成缙收捕张汜。后来桓帝赦免天下，岑晊仍然把张汜杀了，连带他家的宗族宾客共二百多人，事后才报告朝廷。中常侍侯览使张汜的妻子上书诉冤，桓帝大为震怒，后成缙被捕死于狱中，岑晊逃跑，后遇赦免，州郡推举，三府征辟皆不应，李固、杜密被杀以后，他再次逃跑，据说死在江夏山中。

　　其时，岑晊逃走，很多人都收留掩护过他，唯独贾彪拒绝接纳他，很多人由此怨恨贾彪，贾彪引《左传》说：做事要看时机，不要连累后人。岑晊因要挟皇上获罪，咎由自取，我不抓他就算了，难道还可以收留他吗。原来怨恨贾彪的人听了，也觉得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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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寔，字仲弓，颍川郡许县人（今河南许昌人），生于公元104年，去世于公元187年。陈寔家贫，年轻时做过颍川郡许县县吏，后入太学学习。陈寔为官稳重，政治上很成熟。他在颍川郡太守高伦手下当功曹时，中常侍侯览介绍了自己的一个熟人到高伦手下做官，陈寔知道如果高伦用了此人，会引起非议，有损高伦名声，就对高伦说此人确实不宜任用，但是侯中常侍又得罪不起，就以我的名义来推荐他吧，这样您就不用受到舆论的非议，高伦听了他的建议。果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陈寔攀附宦官。高伦后来升任尚书，临别时对郡里送行的人说了任用侯览熟人的真实过程，感叹说陈寔真是一个有好事归功上级，坏事自己承担的人！众人听了也很感慨。

　　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陈寔也受到牵连，当时很多人都逃跑避祸，陈寔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己主动要求入狱，后遭赦免。

　　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陈寔为自己的属官。中常侍张让的父亲死了，天下名士没有一人去吊唁，但陈寔去了。后来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张让感念陈寔曾给了自己面子，将陈寔保护了起来，因此陈寔没有受到牵连。

　　陈寔一生都没有做过很大的官，这一点让朝中很多大臣很感叹，比如太尉杨赐，每逢自己升官，而看到陈寔没有升任，总觉惭愧。党锢解禁之时，大将军何进想越级提拔陈寔，被陈寔婉言谢绝。当时每次三公之位空缺之时，朝廷都想让陈寔补缺，陈寔一一拒绝。后来陈寔干脆闭门养病，八十四岁时，病逝于家中，何进派使者吊唁，全国各地来吊唁之人达三万人之多。

　　陈寔为人宽容。有一天他家里来了小偷，躲在屋梁上，想趁机偷窃。陈寔发现了小偷，但没有叫人抓他，而是把儿孙都叫起来训话说：“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上进，勿走邪路。做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坏，只是平常不学好，慢慢养成了坏习惯，本来也可以是正人君子的也变成了小人，梁上君子即是这样的人。”小偷听了，又惊又惭，从梁上跳下来谢罪。陈寔开导他要做好人，又体谅说这是灾荒之年，估计你也是穷得受不了了才做这样的事情，让家人送了两匹布给小偷。据说此事传出，当地再无人偷盗。后来“梁上君子”一词便成了小偷的代名词。

　　14

　　以上笔者写了几位党人中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党人也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以陈蕃、窦武、李膺和范滂为代表，他们是君子类型的人物，大多书生气比较重，他们欠缺政治手腕，但是有原则、执拗、不怕死，这类人人数最多；第二类以郭林宗为代表，与实际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为人比较谨慎，有些心计，懂得保护自己；第三类以陈寔、贾彪为代表，他们有原则，政治上比较成熟，不按立场、身份划线判断人和事，而是按自己个人的基本道德来做事。

　　党人之所以失败，原因多多，第一点就在于党人中大多数以君子自诩，坚持正道，这既让他们自身获得了力量、意念坚定，赢得了同情，又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显得天真自负，看不懂政治的复杂与残酷，也没有高超过硬的政治手段，从而显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比如陈蕃所说的大丈夫不扫屋子而要扫天下的豪言壮语，范滂登车揽辔、誓言澄清天下的举动，李膺还没到任就把手下官员吓跑的所谓严明，都让人觉得形式感很强、书生气十足，当故事听很过瘾，但一旦进入到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就显得非常幼稚可笑。从一些生活细节中，也可以看出党人的形式化，比如郭林宗折个头巾都能引得人们争相效仿，符融说话时爱挥动衣袖，很有气势的样子，也让朋友们很推崇，等等。反观党人的对手宦官们，却没有这些毛病，不说什么豪言壮语，平日里也不像党人那样爱摆“POSE”，该动手就动手，一点都不含糊。

　　党人常常意气用事，很情绪化。比如范滂作为下级去拜见上级陈蕃，陈蕃按职场规矩接待他，他就觉得很没面子，这也太自负太情绪化了，更可笑的是，陈蕃后来还向他道歉。

　　党人往往根据立场、身份等这些来区别好人和坏人、敌人和自己人，比如只要你是宦官，你就是坏人，你只要反对宦官，就是自己人，这是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一个表现。比如他们对待宦官任用的官员，先不管水平如何，只看是宦官任用的人，就不顾一切的反对，上来就扒其不好的地方，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地方官的经常性缺失，造成了混乱。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宦官，也不全是坏人，也有一些宦官没有和党人作对，甚至还有一些宦官同情党人，但窦武、陈蕃却要求将宦官全部杀掉，这就难怪朱瑀得到此消息后，要大骂窦武、陈蕃等人，然后决定和其他宦官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党人。

　　党人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做事拘泥于规则，犹疑不决。比如前文所讲述的陈蕃、窦武多次请求太后诛杀宦官的举动便是最显著的例子。都什么时候了，宦官都已经准备收拾他们了，他们还在等皇太后批准自己诛杀宦官的批示，结果反被宦官所杀。

　　党人犯的第三个错误是借助舆论起哄。中国历史上成熟的政治家往往都是少说多做、或者只做不说之人，讲究的是老谋深算、不动声色。党人中的陈寔倒是这样的人，但像陈寔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更多的人相信舆论的力量，以为他们几个人登高一呼，把社会舆论煽动起来，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舆论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导致斗争进入到你死我活的状态，不会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明眼人比如申屠蟠，看到范滂等人在京城煽动太学生，立马觉得事态不妙，提前抽身远走，隐居避祸去了。

　　15

　　笔者通过分析党人失败的原因，指出了党人自身的一些毛病和所犯的错误，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否认党人的价值。党人身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担当天下道义的精神却是永恒不朽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天下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文明和伦理也将荡然无存，党人精神所指引的大方向是没错的，也是我们今天从党锢之祸中所要总结出来的现代价值！

　　理解了党人担当天下道义的精神，就会明白为何在当时和后世，党人都会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当时，同情和支持党人的人大有人在。

　　度辽将军皇甫规，他在被宦官陷害时，党人曾营救他，在党人遭禁锢后，他上书自称“附党”，要求朝廷收捕自己。

　　陈蕃死后，陈留人朱震，当时是铚县县令，辞官哭悼陈蕃，收殓陈蕃尸体并将其埋葬，还将他的儿子陈逸藏了起来，事情暴露后，朱震及一家人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也没有把陈逸藏匿地说起来，陈逸因此得以免祸，党锢解除后，官至鲁相。

　　窦武死后，大将军府的属官胡腾，不顾身家性命，前去为窦武收尸治丧，因而获罪，被勒令以后不准做官。

　　名将张奂，因一时不明情况，受宦官蒙惑，曾与宦官王甫一起击杀窦武，事后自责不已，上书灵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后在官场斗争中遭罢免，干脆回乡教书去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的关键人物张俭，逃走过程中，他的亲友、还有一些同情他的人都愿意收留隐藏他。张俭后来流亡到东莱，借宿李笃家里。外黄令毛钦带兵到李笃家，李笃以为他来抓张俭，便对毛钦说：“张俭知名天下，逃跑不是他有罪。即使见到张俭，您难道能忍心抓他吗？”毛钦回答李笃说：“君子以独为耻，您为什么一个人独专仁义呢？”李笃说：“您今日已得义一半啊！”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后送张俭出塞，张俭终免于遇难。不过，凡是收留过张俭的人家，被处死的多达数十人。党锢解禁后，张俭得以回乡，看到国家已为军阀割据，谢绝朝廷征召，终老而死。

　　后世的很多士大夫和读书人都以党人为榜样。这里说一下北宋黄庭坚和苏轼这方面的故事。

　　公元1104年，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原太平州知州黄庭坚被朝廷从官员队伍中除名，贬至广西宜州。黄庭坚之被贬，直接原因是得罪了当时河北的一些地方官员，在他们的陷害之下，落了个“幸灾谤国”的罪名，实际根本原因在于他卷入到了北宋中期以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他，被当成了“旧党”的主要成员，名字上了权臣蔡京主持的“元祐党籍碑”，成为了著名的“奸党”人员。

　　黄庭坚到宜州后，生活困顿，甚至连一处稳定的住所都没有，当地官员大多不敢与之交往，唯有宜州通判余若著敬佩其为人为文，以礼相待，不仅为他联系了住房，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随黄庭坚学习，执弟子之礼。有一天，余若著向黄庭坚求字，黄庭坚将《后汉书》中的《范滂传》通篇默诵书写相送，虽为默写，全篇仅二三字疑误。余若著父子大为惊叹，黄庭坚则答曰：“平生好读此传。”又说：“《后汉书》虽不能全记，但此传岂能不熟记于心！”

　　同为北宋文豪的苏轼年少时，母亲程氏教他《后汉书·范滂传》，苏轼问母亲，假如我像范滂一样，您会怎么做呢？程氏回答说：“假如你像范滂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陈蕃传》里对党人进行了高度赞扬。范晔首先歌颂了陈蕃等党人在国家原则遭受挑战之时，不逃避不遁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党人身上所体现的信义，正是维系天下人心根本之所在！其次他指出正是由于党人的抗争，东汉王朝才没有在桓灵二朝就灭亡，而是在形式上延续了数十年。

　　现将范晔这段话的原文摘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惽俗。而驱驰嶮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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