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与隐士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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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史书中，说起给隐逸者专门做传的，当首推《后汉书·逸民列传》。开篇即说：“《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意思是说：这世界上总有那些人不侍奉王侯大人，保留高尚的名节。尧帝以天为法则但不能使巢父、许由接受他的王位；周武王可算是一个各方面很完美的人了，最终也只能成全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清白名声。自此隐逸之风便流传了下来。《后汉书·逸民列传》承上古之风，记载新莽、东汉逸民十数人，其中《周党传》读来尤为让人怦然心动，现将其故事摘引如下：

　　周党，太原广武人，家产千金，少时丧父，由族人抚养，不过族人对他并不是很好，想吞了他的家产，周党长大成人后，告到官府，族人才把财产归还与他。出人意料的是，周党拿到这笔财产后，又把它散给了宗族成员，同时遣散家中奴婢，到长安游学去了。起初，乡里有人曾当众羞辱周党，周党一直记恨在心，后来读《春秋》，觉得君子当报仇，于是停止求学，从长安返乡，与仇人约定日期进行决斗，被打成重伤。仇人佩服其义勇，用车子把他送回家，几天后才醒过来，同时也幡然醒悟，从此束身修志，以品德高尚闻名州县。

　　王莽篡夺汉位后，周党称病，闭门不出。其时各地民众暴动不已，到处抢掠，唯独经过广武，绕城而去。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召周党，授以议郎的官职，没几天周党便称病离职。不久，光武帝又召见周党，准备再授官职，周党一身百姓装扮，见光武伏地而不拜谒，一再陈述自己没有做官的志向，光武帝便不再勉强。这时朝中有人诋毁周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差点位列三公，其实没什么真本事，而仅仅是靠了自己的一点虚名，为人又如此傲慢，愿意和周党讨论治国之法，以揭穿其真面目。光武帝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周党后隐居渑池，著书以终。时人以为贤，建祠堂纪念他。

　　光武帝的确是一位有气度，也很有智慧的皇帝，他不仅充分理解了周党不愿做官的举动，而且将周党这样的人定义为“不宾之士”，极为准确。所谓不宾之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愿生活在体制之内，也不关心国家政治，而是在体制外寻找人生价值的人士。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不带任何外部附加条件的，甚至都不是孔子所说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而是不管政治昏暗还是清明，都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如此一来，便可理解周党为何既不愿做昏君王莽的官，也不愿意做明君刘秀的官了。光武帝把周党比作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但如果仔细比较，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伯夷、叔齐之所以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还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君臣大义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人们常说的气节，而周党却连这点姿态都没有，要自然自由得多。周党与西汉初年著名的商山四皓也不一样，这四位老人之所以归隐，据说原因在于不满汉高祖怠慢士人，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完全不参与政治，而是在皇室立储之争中，出山帮了吕后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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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周党选择差不多的，还有两位著名人士，其中一位是东汉之初的王霸。东汉光武时期有两位王霸，一位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被刘秀誉为“疾风识劲草”的大将，另一位则是《逸民列传》有记载的“逸民”王霸。这位王霸亦是太原人，本为官宦子弟，父亲做过西汉一朝的将军，王莽篡位后他“弃官带，绝交宦”。刘秀执政后，征召他为尚书，但他口不称臣，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后来索性称病返乡，种地去了。

　　王霸辞官种地去之后，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派他的儿子来看王霸，王霸的儿子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就从地里回来了。当王霸看到朋友的儿子穿着华丽得体，而自己的儿子一身土的样子，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好几天都不说话，后来他的妻子了解了情况后，就对他说：你很清楚别人的富贵与你的品德相比，哪个更可贵！你过了自己的关，为什么要替儿子担忧呢？王霸听了，笑着说：我怎么这么庸俗了呢？从此再无心结。

　　另一位是东汉末的庞公，他是襄阳人，居岘山之南，从未进过城府，荆州刺史刘表数次请他出山皆被拒。一次，刘表对庞公说：“你保全了你一个人，为什么不保全天下呢？”庞公笑答：“鸿鹄在高林之上筑巢，晚上有栖息的地方，龟鼋在深渊下面作穴，晚上有归宿。人的取舍与行为举止也是人的巢穴，万物都是只为得到各自所追求的栖宿而已，天下并不是我所要保全的。”随后与妻子一同下田间耕作，刘表又问他：“先生如此辛苦农耕不肯为官食禄，以后能留给子孙什么呢？”庞公答到：“我把这一份安宁给子孙，虽与世人不同，怎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呢。”刘表只能叹息而去。庞公后携妻子隐居于鹿门山，采药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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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周党、王霸、庞公，严光的故事更广为人知。严光少时即有名，是光武帝刘秀在长安游学时的同窗。刘秀做了皇帝后，严光便隐居了起来。刘秀费尽周折找到他，授以他谏议大夫的官职，被他拒绝了。刘秀有次感叹说难道我就不能说服你让步吗？严光回答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呢？还有一次，刘秀问严光自己做了皇帝以后，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严光说你比以前胖了。是有一点狷介，但他不愿参与政事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严光和刘秀是可以抵足而眠的朋友，私交非同一般。严光也很了解刘秀，知道刘秀能治理天下，品行也很好，为人为政都很宽容，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但他有自己的人生选择，不会因其它因素而改变。严光后来在富春山种田，活到八十岁才去世，后人把严光钓鱼的地方叫作严陵濑。

　　在上述严光与刘秀的对话中，严光说出了自己不出仕的真正原因，就是“人各有志”，言下之意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都有依照自己天性做事的权利。三国时期有一位名叫胡昭的人，多次拒绝曹操的征召，曹操后来感叹道：“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曹丞相却并不一直都是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不愿做官，逃到山里，最后还是被他一把火给烧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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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作者范晔把周党、庞公、严光等人写作“逸民”，而不是后来人所说高士、处世或者隐士，笔者感觉不仅仅只是用词的不同，而是自有深意。实际上，新莽时期和东汉末年，都是历史上的士人归隐高潮期，归隐动机和方式各有不同，而《逸民列传》中，范晔只写了十六个人，是有他的价值取向在里面的。细细体味，觉得形容周党、严光等人，还是“逸民”一词最为准确恰当。

　　无论是所谓的“隐士”，还是“处士”“高士”，这样的词语，听起来就觉得身份感十足，隐隐然还有一种故作姿态之意，强调的是一帮士人，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隐退。这种隐退，往往还都是出于被动，有一些不甘心在里面。而“逸民”一词则不同，首先范围上除了士人，还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其次，“逸”字包含的含义，笔者认为理解为隐逸、逃逸并不是很准确，最主要的还是“站在一旁”的意思，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在体制之外。于是，我们便在《后汉书·逸民列传》里读到了完全不知主人公是何人的《汉阴老父传》和《陈留老父传》。

　　汉阴老父，不知是什么人。有一年汉桓帝驾临到他家乡，老百姓奔走相告，前去观看，唯独有位老父还在耕地，不为所动。尚书郎南阳张温觉得奇怪，派人问他为什么，老父笑而不答。张温亲自与老父谈话。老父说：“我是山野村夫，没什么见识，有句话想请教您：请问天下是因乱而立天子呢？还是因治而立天子？立天子是为了做天下人之父呢？还是役使百姓以养天子？从前圣王治国，生活简朴，老百姓得以安宁。而今您所侍奉的君主，劳役百姓而自己放纵无忌。我替您羞愧，您何必忍心要人观看呢？”张温听了很惭愧，问老父的姓名，不答而去。

　　陈留老父，同样不知是什么人。桓帝一朝，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人张升离官回乡，路上遇友人，铺草坐地而谈，谈及当今宦官弄权，朝政混乱，忠良遭弃，性命不保，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有一位老父拄着拐杖刚好路过，听了他们的谈话，叹息道：唉，二位大夫哭得怎么这样悲伤呢？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就会始终在那里高悬着，又能去到哪里呢？即使哭泣又有什么用呢？”两人闻言，觉得此老父非同常人，想和他聊聊，老父不顾而去，不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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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记载的那些逸民，笔者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希望过的是一种正常的、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生活。因此，他们便没有人们心目中那种隐士所具有的清高和故作姿态，为人做事，不加伪饰，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着内心的挣扎和变化。比如东汉初大名鼎鼎的梁鸿，一度在上林苑养猪，上林苑是皇家之地，梁鸿在此晃荡，还是想引起朝廷注意的。不过最终他还是在他的贤妻孟光的开导下，颠簸各地，以绝征召，靠给别人干舂米之类的体力活生活。说起来，孟光更像是一位逸民，据说孟光长得很不好看，又黑又胖，三十多岁了都没嫁出去，还对人说要嫁就嫁梁鸿一样的人物。梁鸿听说后，真的把她娶回了家。成亲之日，孟光穿金戴银，梁鸿说我就是因为你不是拜金女子，能认同我的价值观才娶你的，现在你为何变成这个样子呢？孟光说我这是试探你呢。后来孟光看到梁鸿还有动摇的心思，就问梁鸿：你本来的志向就是不吃朝廷的饭，难道现在你要低头吗？梁鸿这才醒悟过来，带着孟光远走他乡。孟光很尊重梁鸿，每次吃饭时，都把盛饭的木托举到与自己眉目齐平，端给梁鸿，这便是成语“举案齐眉”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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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逸民心中所希望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明末清初，同样有着隐逸生活经历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有过一段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透彻精辟的论述，引用如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责。”

　　这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由来。

　　顾炎武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朝代兴亡更替，这是士大夫应该操心的事情，和天下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而当天下乱了，比如伦理纲常没有了，人都开始吃人了，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应该关心并负起责任的事情了。

　　实际上，逸民选择生活在体制之外，不关心朝廷政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关心天下之事、只顾自己生死私利之人。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尊老爱幼，在社会上作出表率，或者教学乡里，或者调解邻里纠纷，明辨是非，都是在维持天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伦理秩序。

　　《逸民列传》记载的另一位著名逸民逢萌的故事很有代表性。逢萌，今山东昌邑人，做过亭长，后来厌倦了，说大丈夫怎么能干这等伺候人的差事呢。于是就到长安去求学，本来还是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听到王莽杀了自己儿子的消息后，就对友人说：“三纲断了，不离开，祸将连累别人。”遂挂冠而去，泛海客居辽东。在此，逢萌关心的不是王莽夺了汉位这样的事情，而是他看到了社会伦理秩序已经崩溃了，那么，就不能和新莽这样的政权有一点点瓜葛了，他自己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德行。刘秀做了皇帝后，逢萌搬迁到崂山一带生活，养志修道，教化百姓，很受敬重。北海太守听说后，就派人去请他出来做官，被逢萌拒绝。太守怀恨在心，派人去抓他，但谁都不愿意去，反而劝太守说逢萌是大贤之人，当地百姓把他当父亲一样爱戴，现在去抓他，肯定是自取其辱。太守不听，把劝说者关起来，另派人前往，果然被老百姓打了回来。后来朝廷又多次征召逢萌，均遭拒绝。笔者推测逢萌内心真实想法，或许是他认为此时天下已经稳定，社会伦理秩序又已经恢复，这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无二致，那么，出不出来做官都已经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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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笔者写了这么多，主要是要说明逸民是和隐士不一样的一类人。现在我们看来，逸民实际上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一类人，他们的生活理念非常具有现代理性，即每个人都有在体制之外独立过日子的权利，而且不论体制的好坏。因此，用现代术语来讲，所谓逸民，就是古代的公民。

　　逸民生活在传统社会中，但他们的精神与生活方式却不属于传统文明。他们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一种超越政治上“合作”与“不合作”的区别，政治之外，仍有人生。

　　逸民的存在，说明即使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人们也有在体制外生活的自由，并且有些明智的统治者（比如刘秀）本人也认可这种自由。由此看来，现代因子在我们的文明中也一直潜藏着，并深刻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我们实在不必失去信心。

　　文/高远 夏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