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

　　一

　　徐文多发来一张照片，是他与同伴的合影。在热带阳光的安抚下，他胖了，也更黑了，但与身旁的同伴比起来，依旧显得白里透亮。我把兴趣点集中到同伴身上，问道：“黑人？”徐文多发过几个“No，no，no”，说：“我听不懂他说话，一会儿说孟加拉，一会儿说母加拉，我猜应该是孟加拉。当年学的英语，我现在只记得ABC，还有Yes、No，其他的都还给珍妮妇女了。”珍妮妇女，是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兼英语老师。

　　我问他在那边怎么样，他发来几行字：“整个工地连个女人的毛都没有，我看到母鸡都忍不住浑身哆嗦。”

　　才半个月，徐文多就忍不住了。说到女人，我就想起前女友——徐文多见过的，还说她是平胸，不小心被前女友听见了，对他一直不待见。前女友也去了新加坡，我是半年前才知道的。当然，我早就结婚了，前女友就是去南极也和我没关系。

　　我忍不住说：“你还记得邹岚吗？”

　　他立即回复：“那个平胸？你不是把她甩了吗？”

　　我让他嘴巴放干净点，然后打过去几个字：“她也在新加坡。”

　　徐文多好一会儿没回复，后来问我她在那里干什么。我说应该是留学吧，要不就是嫁了老外，移民过去了。谁知道呢，我刻意回避她的任何消息，直到现在，一想起她我的大脑里就出现SM的图影：并不肥大的双乳在我眼前晃动，她手握鞭子，抽打像乳猪一样伏在床上嗷嗷待哺的我。

　　——我用了十多年时间试图远离这个女人，当我真的失去了她，一种旷世孤独的挫败感油然而生。

　　徐文多发来一个哭泣的表情，说：“我来打工，人家来享受，不是一个阶级。”

　　二

　　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敲打文字。窗台上是一盆富贵竹、一盆绿萝，本来以为它们都死了，无意中浇了一次水，双双活过来。作为这篇小说的开头，接下来我将敲出这样一行字：十年了，我把异乡当作了故乡。

　　十年前，我跳上一辆大巴车来到这座城市，六年前走出校门，现在我依然在这座城市里。妻子在另一个房间，搂着刚出生的女儿睡着了。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再回到故乡，我已是彻底的外人。

　　我成了父母的客人，偶尔回去，他们像待客一样小心翼翼，生怕我在碗碟里吃出苍蝇，在旱厕里被蛆虫俘虏。没把我当外人的，是三个兄弟。刘哲、徐小新，还有徐文多。我在一个村，他们三个在另一个村，中间隔着一条汶河。我和刘哲考上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他回到县里，考上了一个边远乡镇的公务员；徐小新和徐文多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刨了几年土，跑到外地打工，然后又刨土又打工，中间夹杂着恋爱结婚生孩子。就这么简单，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先前的学生时代仅留在记忆里。

　　在这篇小说里，刘哲和徐小新只是道具，并未有任何故事发生。我想了一夜，要不要提他们的名字，因为提和不提对于此文没有任何影响，后来想了想，还是提一下吧，那样才完整。

　　以上是简单的述说，那些随时间流逝的往事，我准备烂在肚子里。单说我在这座城市的孤独吧，因为有了徐文多，也还不算孤独。应该是七年前，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冬天，我正躺在宿舍床上呼呼大睡。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具体日期忘了，但有别的事作为记忆的引子——我准备去和邹岚摊牌，恋爱让我心力交瘁。我要和她分手已不是一两年了，可是分手的念头却一次次被她或我自己挫败。

　　——摊牌之前我要好好睡一觉。

　　隐约中被一个人的喊声吵醒，起身要找臂力棒。每当打架，臂力棒都是我的武器，我想要敲一敲这个人的脑袋，大中午的，不知道老子在睡觉吗？刚握住臂力棒，定睛看时，发觉床前之人好生面熟。刚睡醒脑子有点儿沉，将近十秒才想起来，是徐文多。

　　我惊呼：“你怎么来了？！”

　　徐文多依旧是大嗓门，刚说了一个“我”字，臂力棒敲在了他的头上，上铺的兄弟喝道：“再大声喧哗老子直接把你的脑袋敲碎！”徐文多捂着脑袋蹲下，我立即跳起来去调停。好在敲得不严重，上铺兄弟只是提醒他一下，没想要让他脑袋开花。我夹在中间，谁的忙也不帮，要知道，如果我是上铺兄弟，臂力棒早抡过去了。

　　就这样，我和徐文多在这座城市的第一次相见，他的脑袋顶了碗大的包。

　　我带着骂骂咧咧的徐文多去餐厅吃饭。中午一点多，餐厅几乎没人，我也早吃过了，除了喝酒，菜没吃几口。问他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你不是在文学院吗，你们学院男生宿舍就那么几个，一打听就找到了。”也是，文学院男少女多，想找个男生还不容易，要是去找女生，恐怕得费些周折。

　　徐文多说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打工，盖房子的钱还差三万。要不要娶媳妇？当然得娶媳妇，二十二啦，再不结婚就老了。徐文多这么说，我就想到自己，再不结婚就老了，我也二十二，还没毕业，结婚距离我十万八千里。

　　徐文多在一个装修公司工作，他告诉我，那里的员工几乎都是我们老家的，“面包车围着几个村转了一圈，就拉来十几个人。刚来没事做，和一个工友一起出来逛逛。”我问人呢，他说：“在你们校园里晃悠呢，他又不认识你，专门来看美女。”我让他赶紧打电话，叫来喝酒。

　　不一会，走进来一个矬子，和徐文多坐一起，矮了一个头，不过他俩一样结实，胳膊比我两个粗。徐文多嚷着和我比臂力——每次见面的保留节目，握住我的手，把我攥得嗷嗷叫才罢手，然后叹息：“你们这些大学生啊，叫什么来着，手无缚鸡之力。”我满足了他的虚荣心，问矬子我们学校的女生怎么样。矬子说：“大学生就是好，打扮得鲜艳，那大腿，那屁股。”嗓门奇大，餐厅里零星的男女向我们这边侧目。我赶紧低下头，观察周围形势，要是有人来揍他我好第一时间跑掉。

　　矬子和徐文多一样，也来自我的邻村。我们用方言交流，倒也顺畅。酒喝到了下午三点，不至于醉，但也晕乎了。我问他们还有什么事，意思是差不多该走了。徐文多愣愣地道：“没啥事，回去也是睡觉。”

　　于是，我就去赴邹岚的约。他们两个跟在我身后，保持十米距离。一高一矮两个保镖不远不近杵着，邹岚有点错愕。刚见面，我就借着酒劲直入主题：“我们分手吧。”邹岚不说话，咬着嘴唇。好像忘记了什么，我把两个人喊到身边，给邹岚介绍，又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女友，确切说应该是前女友。徐文多嘀咕道：“平胸嘛。”声音小，但邹岚听到了，跳起来骂：“吴越，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想把我甩掉，没门。”挺起胸脯，其实不小，起码应该是B以上，这一点我最有发言权。她瞪着徐文多，吐出一句“乡巴佬”，扭着屁股走了。

　　矬子盯着她离去的身影，说：“看那屁股，看那腿，啧啧。”

　　徐文多说：“长得还行，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两个人纯粹是来搅局的。

　　不管怎么说，我和徐文多算是重启了联系。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我们一个读书，一个打工，都来自沂蒙山区，如两根稻草被拧到了一起。第一次见面后，他十天半月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有没有钱，没有的话说一声，好像他是土豪，专门供养我这个穷学生。接着就问我的女友怎么样了。我告诉他，因为他的搅局，邹岚每天缠着我，我快要崩溃了。徐文多说：“说实话，你找到这样的女友也算是可以了，脸一般靠上，身材一流，总体评价算是优秀吧。”顿一顿又说，“当然，我是不会找这样的，在农村，这种女人没法干活，太瘦了，我要找腿粗腰粗屁股大的，来回挑十趟水不带喘息。”

　　他说得还算有道理，读书阶段找女友，更多的是看自身条件，以后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家世、房子、车子，谈恋爱越来越复杂。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所有的恋爱对象里面，邹岚确实是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没有后悔药，失去了她我简直痛不欲生，生活全乱了套。

　　三

　　回到过去，我的人生像一张白纸。除了学校，没有更多精彩的记忆。也有例外，一个女孩曾为我堕过胎，这是前半生唯一的罪孽。

　　读完初二，徐文多把学校枪毙了。在珍妮妇女也就是我们班主任的授权下，我骑了自行车去他家进行家访。他家大门紧锁，我坐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旁边菜园里一串串西红柿闪着太阳的光晕。我摘了几个西红柿，一边吃一边等。一个七八岁的小屁孩举着棍子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我立即把他家的西红柿放下。我摆摆手，示意他滚一边去。他举起棍子，我还没来得及躲闪，棍子就敲在我的胳膊上。

　　我愤怒了，起身去夺他的棍子。西面是一爿低缓的山坡，小屁孩撒腿往山上跑，我在后面追得紧，扔出吃了一半的西红柿，不偏不倚打在他头上。他立住，哇哇大哭。恰在此时，山上奔下来一条汉子，身后是一群咩咩叫的山羊。

　　汉子惊呼：“放开我弟弟！”

　　我抬起头来，与汉子四目相对，是徐文多。

　　之后，我坐在他家客厅里，吃着他弟弟亲手摘的西红柿，把珍妮妇女的话复述给他，大意是不读书以后将是死路一条，就等着成为社会渣滓吧。徐文多摆摆手，尖叫道：“Shut up！”这时他还能拽几句英语，不像后来只记得ABC。

　　谈话最终以失败告终，我拿着西红柿灰溜溜地走了，他弟弟扛着棍子把我送出家门。14岁，徐文多离开校园。一年后珍妮妇女还没忘记他，托我把县职业中专的录取通知书给他送去。他恼羞成怒，当场撕掉通知书，发誓见珍妮妇女一次打一次。

　　县职业中专是渣滓集中营，那里的学生比街上的痞子更无耻，被称为县城第一毒瘤。像徐文多这样的渣滓自然并不认为自己是渣滓，觉得通知书是对他莫大的羞辱。珍妮妇女用心良苦，若能成功把徐文多请进职业中专，也算为社会培养技能人才。当然，她更看重500元的招生回扣，至于徐文多长什么样子，早忘记了。

　　放了两年羊，徐文多去了一个汽车修理铺当学徒。那时候父母一月给我一百块生活费，他的工资是八百，算是巨款，经常领着我逡巡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去见世面，无非是迪厅、网吧。徐文多满身油污，混在一群中年妇女中扭动屁股，颇受她们喜爱。我则坐在一边战战兢兢地旁观。

　　短暂的县城之旅，后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天，一个同样观战的女孩走到我身边，邀请我跳舞。这是我此生跳的唯一一次交谊舞，女生浓眉大眼，身材苗条，嘴里呼出的香气和烟味把我俘虏了。我的心狂跳不止，拖着她的手僵硬地扭动。这一次，徐文多抛弃了他的中年妇女，站在不远处对着我们抽烟，他细密的小眼紧盯着女生尖锐陡峭的屁股。

　　之后，徐文多开始走进学校，骑着一辆崭新的轻骑摩托闯进校园，站在教学楼前喊我的名字。这时候我已读了高二，每天发奋读书，偶尔手淫，和一个高三的学姐谈恋爱。也不算谈恋爱，每周我会被她胁迫一次，到教学楼阴暗的角落接吻，以缓解她的学习压力。

　　学姐，就是迪厅里遭遇的那个女生。

　　她把我害得很惨。我每天睁开眼想的就是她，下身肿胀得难受，走路都得弯着腰。昨天我刚摸了她的奶子，在教学楼走廊拐角处，一边摸我们一边看灯火辉煌处同学们出出进进。那柔软的肉块的馨香，通过我的手，传递到大脑，我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学姐抚平衣服，拍拍我，蹲在地上笑岔了气。

　　学姐向我展示了女人的一切，手、嘴巴、舌头、胸脯、大腿，以及那幽暗的神秘三角洲。多么惊心动魄！多年后我读郁达夫的《沉沦》，“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无限的共鸣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忆和学姐最初的灵肉合一。我在她身上完成了性启蒙，甚至思想启蒙。

　　徐文多依旧是满身油污，头发黏成一绺一绺，叼着烟荡在摩托车上。那时候，打工青年的第一理想就是拥有自己的摩托车。县城里满布染着红毛绿毛的痞子，无一例外骑着摩托车，轰隆隆的节奏，车上带着他们的小太妹。

　　“你把的妹子呢，带出来我看看。”徐文多说。

　　我的脸红了，学姐是我自己的，不足为外人道，诺诺不言。他便嗤之以鼻：“那种女孩我才不要，瘦了吧唧，我喜欢丰满的，双手握不住啊！”

　　“双手握不住”，这句话在我眼前萦绕了很久。下次再见到学姐，我试着握了一下，有点儿失望，不要说双手，一只手就兜满了。虽然小了点儿，我依旧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对她充满了渴望。

　　后来徐文多去青岛打工，我的福利终止了，再次降回每月一百块的标准。而此时我却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绝望——学姐怀孕了。

　　我六神无主，只得给徐文多打电话，他二话没说汇来八百块巨款。那已是暑假，学姐高考考得一塌糊涂，我带着深受双重打击的她跑到邻县堕胎。学姐第一次呜呜哭泣，痛骂我是畜生。我小心陪护着她，生怕一不小心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儿子或女儿就呱呱坠地。打胎之后的那个晚上，在邻县幽闭的小旅馆里，学姐再次爬上了我的身体，她的鲜血像蚯蚓一样蜿蜒在我的腿上……

　　我的前半生是一枚玩具，摇晃在学姐的童年里。

　　我习惯了被蹂躏的感觉，多少年后想起初恋，又想起自己糟糕的生活，再次陷于绝望：我的一生就是受虐的一生，没有了虐待，我会精神崩溃。

　　学姐再次向我施暴，那是一年后。在邻县复读的她，于高考后填报志愿前夕，跑到我面前，命令我和她报同一所大学。那时我正和另一个女孩眉来眼去——一个和我一样的受虐狂，我扮演了施虐者的角色，正享受在呵护和被呵护的游戏里，学姐的出现有如晴天霹雳。

　　但我乖乖接受了，从此再也没和那个女生联系。几个月后，学姐押着我出现在省城的一所大学校园。之后的许多年，我快乐而又孤独地延续受虐人生。

　　有一天，徐文多终于见到了学姐，醉醺醺地站在我身后，嘀咕道：“平胸嘛。”

　　四

　　毕业后，我没有回老家县城当语文老师，而是留在这座城市，找了一家报社，从见习记者开始，慢慢往上熬。邹岚留在学校里读研，每个周末到我的出租屋里送温暖。写到这里，我要描述一下躺在我身旁的这具胴体，除了胸小一点，曲线是完美的，尤其是腿，大腿丰腴，小腿纤细，每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我都忍不住把嘴唇和舌头从她身上滑过。我越来越依赖这个风骚的女人，尤其是工作一天累得半死，回到出租屋后还得加班写稿，就特别想她，想念周末。我们约定，周末之外的时间基本不见面，她做学生，我做记者，整天混在一起容易易位。这是什么狗屁道理，我想她就给她发短信，她偶尔回一次，只是一个图像，巨大而空洞的嘴唇，代表一个干瘪的吻。

　　我还算清醒，学姐应该是又有了新的猎物。

　　大学四年，邹岚谈过两场恋爱。我们之间的关系微妙，怎么说呢，我只是她从老家县城带来的一个玩具，隔一段时间陪她逛街发呆散步无聊，或者到学校旁边的小旅馆做爱。当她的生活逐渐丰富多彩，我的角色便显得有些无足轻重。大二的时候，她就找了一个体院男生，给我放假半年。不放假也不行，那个男生身高一米九，性能力超强，我和他没法比。这半年里，我寂寞无聊，心在滴血，但也偷偷去谈了一次恋爱，把一个女生放倒在我和邹岚常去的那家小旅馆。

　　后来她又找了一个公司老板，奇丑无比但有钱，算是做了小三。我怕她越陷越深，给她发出告诫，但她不听，拿着老板给的钱请我喝酒，给我买最新款的手机。在物质面前，我眉开眼笑，建议她继续和老板交往，最好再给我买一台苹果电脑。

　　可是，她的恋爱戛然而止。老板娘跑到学校，差一点扒光了她的衣服，扯着嗓子骂小三该下十八层地狱。邹岚轰动全校，连我都为她羞愧。休整了一个月，她带着满头乱发，一个月没刷的牙、没换洗的衣服出现在图书馆前的小树林。这时我正坐在树林的石凳上，我的小女友坐在我的腿上，努着嘴向我索吻。邹岚站在我们面前冷笑，小女友脸红了，跳到一边发呆。谁也没料到，邹岚给了女友一巴掌，然后又是一巴掌，说：“滚！”口臭随风飘散，几米外的我都能闻到。女友看看她，又看看呆在一旁的我，哭着跑了。

　　我一脚把邹岚踹到草坪上，吼道：“你妈的！”

　　她索性躺下，哇哇大哭。

　　半小时后，我把她拉起来，她扑到我怀里。当天晚上，我们在小旅馆里折腾了一夜。小女友再也没出现，我继续在牢笼里挣扎。有时我后悔了，试着和她分手，她明确地告诫我：“只许我跟你分手，不许你找别人！”

　　五

　　毕业两个月，我第一次去找徐文多。穿过整个城区，在终点站下车，跳上另一辆公交车，又走了半小时，出了城，在一个村口停下。天空飘着小雨，我没带伞，在雨中乱走。给徐文多打电话，问他到底在哪里。不一会儿他屁颠屁颠跑出来。

　　所谓的车间不过是一个四合院，里面堆满了铝合金、钢板、木板以及我不知道名字的装修材料。这一天下了雨，他们停工，平房前的廊下蹲了一溜人。在众人的注视下，我走进他们中间，和徐文多站在一起。矬子看到我，跑过来送上一个夸张的拥抱，向直勾勾看我的人们介绍：“大记者，茶棚的。”人们喔喔做恍然大悟状，说：“原来是茶棚的啊。”茶棚是我的村庄的名字，他们都是我的老乡，并且大都来自我的村庄附近。一听到“茶棚”两个字，他们便松弛了，好像要努力在我身上挖掘出早年泥土的浊臭味。于是就亲近了，有几个人跟我说起我们村的某某是他的姐夫的妹妹的婆家，或者某某某是他小舅子的老婆的哥哥的老丈人。我掰着手指算，一个也没想起来。

　　晚上留下来吃饭，三盆大锅菜，白菜豆腐藕片，零星一点儿肉丝，一筐馒头。徐文多领着我出去买酒，我要买瓶装的，他拒绝了，说：“你还要弄几瓶茅台啊，散酒就行。”然后打了十五斤散酒，才三十块钱，我抢着付了。

　　有酒，气氛就活跃了，聊了一晚上，无非是汶河岸边的几个村庄，顶多延伸到县城，关于我们所在的城市，没有任何涉及。老家的那些花花事，大多数我闻所未闻，听得津津有味。通过女人，所有的村子连接了起来。这个村的小媳妇和那个村的老流氓通奸，被抓住了吊着打；那个村的老光棍半夜潜入了这个村的小媳妇的房间，小媳妇将计就计，来了个瓮中捉鳖。

　　众人哈哈大笑，笑过了又都沉默。“靠，”一个说，“我要是抓住了他们，一刀一个。”有几个人附和着说是，该千刀万剐。看出来了，这都是结了婚的，媳妇在老家，很容易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矬子哈哈笑：“你们的媳妇啊，得看紧喽……”还没说完，说“靠”的那人一巴掌掴在他脸上，两个人扭在外面雨地里，互相撕扯。

　　酒席就散了，众人晃着身子站在廊下叫好。最终矬子赢了，做出胜利的姿势，指着雨中趴着的那位喊道：“说不定你媳妇现在正和哪个老光棍在床上滚啊滚啊滚啊……”依旧是没说完，廊下站着的一位冲过去，一脚把他踹到泥水里：“你个矬子，嘴巴喷什么粪。”

　　隔壁院子传来叫骂声，是几个女人：“让不让人睡觉了，一群骚爷们，有种的过来啊。”“她们是鸡，”徐文多告诉我，然后扯着嗓子喊，“你们可准备好啊，我们这就过去啦。”鸡们更加兴奋：“快来啊，我们可不是好对付的。”

　　这一晚，我就住在徐文多的床上，他则去了矬子的床铺。我问矬子睡哪儿，他说：“早出去了，他身上那些泥水，找个洗浴中心，然后，嘿嘿。”我问他去过没有，他说：“你说呢。”又改了口，说他要赚钱啊，干一炮有什么意思，盖了房子，自会有人在家里等着你去干。

　　六

　　后来我又去找过徐文多几次，到了冬天就不去了，简陋的四合院，穿堂风能把人冻成冰棍。有时候去了也找不到人，他差不多一个月回老家一趟，去和不同的女人相亲。关于他的性格，我在很多年里不能确定，说外向吧，有时候说话还要脸红，尤其是和女生；说内向吧，有时候又满嘴跑火车，把小姑娘逗得捧腹大笑。当然，这里的小姑娘都是蒙城土著，和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半点儿关系。我就想象他相亲的样子，不想也没办法，邹岚已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去学校找她找不到，打电话也老是不通，大把的时间我就用来想象徐文多和他的情人们。

　　第二年春天，我的报应来了。有一天回学校，去找一个读研的男同学。我把那帮研究生的宿舍当作了我的宿舍，这里可以逃避工作，以及出租屋的寒风。很不幸，我的出租屋也没有暖气，不过还好，一个电热毯一台电暖器，足够我瑟缩发抖。春天，暖气不需要了，我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来。照例到邹岚的宿舍走一遭，在她的床铺上躺一躺，感受一下这个骚女人的气息。谁也不告诉我她的消息，都说不知道，她宿舍的同学，那些女生，对于她的消息显得很不耐烦。我知道不是针对我，这是嫉妒吗？嫉妒她的美貌以及风骚？

　　我正在男宿舍无聊发呆，一个男生推门进来，凑到隔壁一个男生跟前，说：“重大新闻，要不要看？”当然要看，来者便掏出一个优盘，插入电脑，不几下点出几张图片，看看，眼熟吗？

　　三张图，一个女生，两张是裹着浴衣斜躺在床上，一张是横躺在床上，一丝不挂，身体的每个部位清晰可辨。“中文系大美女啊，怎么样？”来者招呼我过去看。不用招呼，我已在看了，血液顶到了头皮，有点儿窒息。

　　心情坏到极点，我默默走出宿舍，来到图书馆旁的小树林。在这里，邹岚曾拆散我和小女友，后来我又在这里向她提出分手。“骚娘们，”我吐了一口痰，把抽到烟蒂的烟扔掉。

　　邹岚成了鸡，一只高学历的鸡。这是研究生同学告诉我的。我没法去证实，给她发短信，一千，包夜如何？半天后回复了，一个叹号。晚上，邹岚终于出现在我的出租屋里。几个月不见，她的身材更婀娜了，浑身透着奶香。

　　我问她何必如此作践自己，她说我管不着。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们做了一次，然后是第二次。她没有过夜，拿着我的一千元飘然离去。走之前我问她：“你真的成了鸡吗？”她回答：“我不要你和我分手，我现在郑重提出来，我把你甩了。”

　　邹岚把自己陷进烟雾深处，缓慢陈词：“这么多年了，我们不应该再绑在一起，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人生。我把你害了，你会恨我吗？”

　　我说：“你总是在我留恋你的时候离我而去。”

　　她咯咯笑了，说：“你也该长大了，去追求你的幸福吧，我给你松绑。”然后掐灭烟头，穿好衣服，走出门去。我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她没有回头。

　　留下我一个人，在晚春躁动的空气里独自舔舐伤口。

　　我想起八年前，县城的迪厅里，一个腼腆的姑娘朝我走来。在她的腼腆背后，是旺盛的火焰，把我吞噬了八年。

　　吞噬的惯性面前，我无比珍视自由，然后义无反顾地朝着和邹岚相反的方向奔去。

　　有一天我读诗人老四的诗：

　　所有的人陪着你孤独

　　所有的城市陪着你

　　把水泥扛在头顶；用钢铁

　　阻挡一棵树的生长；用金钱

　　阻挡一个书生的写作；用肉体

　　阻挡爱情的萌芽。

　　在城市的沙漠里

　　你选择了夜晚、流星、蚂蚁

　　你趴下来，贴紧大地

　　只有亲吻地球，你才能

　　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投进宇宙的黑洞

　　我认识这个诗人，一个和我一样的记者，据说他喜欢写变态的丑陋诗作。我很认同，丑陋是丑陋的代名词。

　　周末陷入彻底的无聊状态，学校再也不去了，我怕不知在哪儿又看到不该看的裸体。徐文多偏偏来刺激我，同时带来的，是一个女人。

　　他介绍，未婚妻。然后嘿嘿笑。我看那女人，身高一米七，体阔腰圆，尤其是乳，堪称肥硕。他悄悄跟我说：“找这样的不亏吧，体重顶两个邹岚，相当于我找了俩老婆。”我说：“不错，难得你有这样的审美。”继而告诉他，我分手了，并强调，是我把她甩了，那个名字以后休要再提。

　　我带着他们在单位附近转悠，从一眼泉水到了另一眼泉水，好在这座城市不缺泉眼，真的假的泉水看了十几眼，又到湖边走了走。徐文多把未婚妻晾在一边，专心围着岸边逡巡。我和那女人也无话，只是互相笑。说实话，是一个朴实的女人。徐文多惊叫一声，举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鳖向我们炫耀：“看看吧，我猜就会有收获。”

　　后来，他带着鳖和未婚妻跳上公交车走了。我继续回到出租屋发呆。

　　婚期迅速提上日程，没办法，造出了孩子，不结婚也不行。徐文多问我能不能回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说不可能，事太多啦。其实不是事多，失恋的人见不得婚礼，还是让他自己去快活吧。于是，徐文多回老家结婚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打电话说不来打工了，儿子即将出生，盖的房子也差不多完工，要搬新居开启新的人生之旅。

　　七

　　有几年时间，我回老家次数少了，但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和刘哲、徐小新、徐文多喝酒。我说过，我们四个兄弟亲如一家，约定每年一聚，虽然只是一聚，也不容易了，有多少人十年也聚不到一块儿？

　　三个结婚生子的人每年都会教育我，老大不小了，该结婚啦。我也知道该结婚了，但没有目标，尤其是没有房子，结婚是徒劳的事。他们就带我去嫖娼，我诧异道：“你们都好这口？”徐文多哈哈笑：“你真是老土，大学生见的世面就是少，不是说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鸡。”

　　我们来到一个幽暗的小巷子，找到一家理发屋，我恍惚记得这正是十几年前的迪厅。迪厅早没有了，现在这里是鸡窝。一个三十多岁也可能是四十多岁的东北女人接待了我。此处删去一千字吧，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嫖了，简直生不如死。完事后，四个人蹲在汶河边吹风。徐文多问我感觉如何，我叹息道：“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其实我想起了邹岚，在我有限的阅历里面，她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了，起码应该是最漂亮的鸡，我宁愿把我献给她，而不是一个满嘴韭菜味的老女人。

　　那家迪厅，刚才的鸡窝，十几年前的姑娘……作为一个即将进入中年行列的男人，我的心里住着一个难以重逢的姑娘。十几年前我在这里跳舞，今天，我在这里挺着枪和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战斗。我感到羞愧。

　　按照时间流逝不可阻挡的趋势，我自然也找到了老婆，步入婚姻的牢笼。依旧让徐文多失望，我热爱苗条、纤细，还是找了个瘦子——心胸没有足够开阔，做不了唐明皇。我的老婆，简称小云，徐文多看了照片，说比邹岚差远了，唉唉。其实他早忘了邹岚长什么样子，只是记住了那个风骚的轮廓。我默默叹了口气，邹岚，现在早该毕业了吧，她是去了夜场专做鸡，还是洗心革面考上了公务员？不得而知。

　　八

　　夜里，我坐在电脑前写稿，烟抽了十支，稿子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我深感生存的无助，敲打这些无聊文字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唯一的意义只是糊口。忍不住起身到隔壁房间，盯着熟睡中的女儿发呆，默默告诫她，此生莫要以文字为业，最好傍个大款，起码讹他几套房几辆车。

　　电话响了，女儿被惊醒，哇哇直哭。小云也醒了，劈头盖脸骂我：“你看你这德性，哪来的烟味？抽烟了还离孩子这么近，赶紧滚！”于是我便滚，逃到阳台接电话。

　　是徐文多。我还没说作为开场白的“喂”，他便嚷道：“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三天后见面，在护城河边的一家手机店。徐文多胡子拉碴满脸疲惫，尤其是脸上，从颧骨到下巴多了一道深色的疤痕，本来就不帅的脸成了草鞋底。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叹息一声，向我讲述了这几年他的故事。

　　有了儿子，开销大了，徐文多开始负债。而此时，弟弟也到了结婚年龄，像当年的他一样，无房，很难找到女朋友。弟弟整个一闷葫芦，不像他，无证驾驶，先把姑娘搞大了肚子。按照父子三人事先的约定，他结婚后要为弟弟的终身大事负责，也就是帮忙盖一座房子。

　　钱还没凑够，赶上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让盖房了，只能买村里盖的楼房。我去看过他们村的楼房，在汶河边一片树林里，一排四层小楼，楼下堆满了柴火。每到饭点，妇女们便到楼下烧火做饭，对于现代化的厨房，她们根本不适应。

　　房子不让盖，又不愿意上楼。弟弟说了，要他住楼房，除非打光棍。他们便偷偷找了地方盖房子。地基打好了，晚上加班加点垒墙。垒了一半，挖掘机开过来，大铲子一伸一缩，墙便呼啦啦倒了。过几天再垒，再被推倒。

　　父子三人疯了一样去护住墙皮，铲车划过徐文多的脸颊，一丝飞红，结果是缝了几十针。父亲去给村支书送礼，支书掂量着他的几包将军烟，把他轰了出去。父亲磨了一把刀，去支书家准备自杀，被民兵连长拿棍子赶到了汶河里。

　　三人开会商量，得出一个结论：都是没钱惹的祸，等他们有了钱，一定把支书阉了。徐文多出院后做出一个决定，不能继续打工了，要干点儿大的。弟弟也同意，干点儿大的。正好出国劳务盛行，他便跑到县城报了名。弟弟也想去，被他劝住了，出国两年，虽然赚钱多，但也把自己耽误了，总不能带个外国妞回来，还不如用这两年时间专门找女友，赚钱的事由哥哥代劳。

　　我知道出国劳务，我的一个表姐去日本做了两年研修生，带回来几十万，成了我们那一带的英雄。不过也有人说她去了东莞，至于是日本还是东莞，只要她带回钱来，都是一样的。

　　我问徐文多要去哪里，他眼角上翻，吐出三个字：“新加坡。”

　　“你知道新加坡在哪吗？”

　　“好像靠近泰国，顺便去看看人妖。反正不在中国，走越远越好。”

　　他这次来省城，是参加培训，只有培训合格，才能顺利出国。“交了两万块钱啊，要是出不去，就算一年白干了。”

　　我陪他挑手机，苹果三星，买不起，国产的小米，也买不起。看了半天，他心满意足地走出手机店。问他怎么不买，他说：“已经看过了，买不买以后再说。”

　　接下来我们找地摊喝酒，我喝他不喝，脸上有伤，一喝酒就疼。我把啤酒一杯杯灌进肚子，他瞪着眼睛直冒火。我示意他可以少喝点儿，他摇摇头，不能喝就是不能喝，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昏暗的街灯下，我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徐文多一边抽烟一边吃菜。我们谈到遥远的过去，童年的乡村往事，又谈到各自的现实生活。但主要还是他说他的打工，我无话可说，我的现实他不关心，或者装作不关心。我突然想念和作家诗人在一起喝酒的感觉，可以肆意胡说八道。同一个地摊，上个月我曾和诗人老四喝酒到半夜，六七个小时，每人喝了一箱啤酒，把这个时代的疾病和无聊说尽了。如果录音记录下来，差不多应该有十几万字，够凑成一本书了。

　　我们谈到县城，这是唯一共同关心的话题。年轻的岁月正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取代。一个幽闭的山区小县，高楼成为它最新的标签。而我的村庄，正在高楼的威逼下失去贞操。

　　我越喝越清醒。徐文多站起来，说要回去了。此时我还不知道他住哪儿，他说章丘。那是东面的一座县城，离主城区七八十里地。不早说，这么远。他摆摆手，有公交车，一会就到了。后来我陪他去坐公交车。那是今晚的末班车，恰好在我的大学旁边，徐文多跳上去，我目送公交车离去，转头望一眼大学，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邹岚的身影。空洞的回忆里，我把这座大学彻底屏蔽掉了。

　　从此，我和徐文多再没见过面。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哥们的电话，多年前刚大学毕业时，他在本校读研，我经常往学校跑，去他宿舍里混。他卖关子问我有没有邹岚的消息。我哪儿有她的消息？他说：“她这几年在新加坡留学，你也知道的，她本来就有点儿开放……”又是新加坡！我让他说清楚点儿，开放怎么了？他停顿一会儿，干咳几声，连说还有别的事，寒暄几句，把电话挂了。

　　九

　　打开谷歌地图，找到新加坡，和我的距离是4155公里。

　　我设想徐文多的样子，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工；设想邹岚的样子，热带雨林里婀娜的城市之花。我问徐文多过年回不回来，他说：“不回去了，要赚钱啊，还要出去玩玩，嘿嘿。”问他玩什么，他说：“随便逛逛吧，我在这里还没逛过街。”

　　我知道他要逛什么地方，调侃道：“注意身体吧，身体要是被掏空了，你的胖媳妇可要守寡了。”

　　我问他打工的地方还有没有中国人，他发过一张照片，这次不是孟加拉人，而是一张熟悉的脸——矬子。

　　徐文多说，他是和矬子一起来省城参加培训的，矬子还没结婚，三十多岁了，再不赚点钱恐怕要打光棍了。那是一个技工学校改造的培训中心，一群乡村青年挤在集体宿舍里，准备接受来自新加坡的老板们的挑选。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钳工、管道工、装修工不一而足。徐文多和矬子是装修工，这个矬子，我从未问起过他的名字，无所谓，只知道他叫矬子就可以了。

　　考试那天，徐文多刻意把钳子扳子用水洗了，精心呵护。结果很顺利，考了61分，算是通过。矬子考了59分，没有通过，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跟新加坡人说他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八个月儿子，不去赚钱整个家就完蛋啦，甚至还给人跪下来，咚咚咚磕头。新加坡人不再按规则办事，而是把他的试卷重新批阅了一遍，不批阅还好，他的分数更低了。幸好还有手工操作，新加坡人看他举着扳子钳子电气焊熟练的样子，就给了合格。

　　照片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像同性恋一样亲昵。

　　一群中国人，混在更大的一群印度人、孟加拉人、马来人、斯里兰卡人中间，就是徐文多的工作环境。

　　这次聊天之后，没过多久就过年了。我有点儿为难，要不要带女儿回老家。其实这也不是问题，每年过年都要回去，生了孩子肯定也得回去。问题是老家没暖气，妻子小云本身就对我的母亲有着无穷的怨恨，以孩子小不能着凉为借口，拒绝带孩子回去。

　　我把小云的意思跟父亲说了。一个星期后，父亲来电话，说家里特意装上了土暖，虽不比城市暖和，但也不至于冻成冰棍。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一次家庭大战扇了小云一个耳光道了三天歉之后，带着她们娘俩，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

　　老家已经不复存在了，县城延伸到了村口，土地被征走了，房子还没有拆，不过也是早晚的事。父亲又盖了一套房子，在厂房和柏油路交错的缝隙里，那座二层的小楼好似一戳就倒。我表达异议：“我买房的时候你不给钱，自己倒偷偷盖房。”父亲说我不懂，这个房子盖起来花十万，倒手一卖就是三十万。给我买房子，又不能升值，那是亏本的买卖。

　　在新年的氛围里，我抱着女儿，在曾经的麦田、杨树林、山楂林如今的汽配城、工厂、商场之间穿梭。我的童年消失在眼前的水泥和沥青里面，女儿一出生，就面对一个工业化的故乡。我甚至想，我还不如她，她看到的故乡，和几十年后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冰冷的城市。而我，虽然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被城市包围，但儿时的乡土记忆却根深蒂固，随时跑出来向我诉苦。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生活在对童年的赎罪里面。

　　照例，大年初三我约了刘哲和徐小新喝酒。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里，我们从中午喝到了天黑。因为少了徐文多，气氛有些不痛不痒。不过还好，几两白酒下肚，每个人就都活泛了，分别述说这一年自己的困顿。具体情节不表，关于刘哲或者徐小新，如果铺开篇幅去写，都应该是一篇不错的小说。

　　差不多醉了，我们也愈发激动，刘哲嚷着去看看徐文多的家人：“大过年的，他又不回来，我们应该去问候一下。”

　　他说的对，没有徐文多，我们一样喝酒，但没有了他，他的老婆就会孤独，他的母亲就会伤心，他的儿子就会无聊。于是我们买了一箱酒，一箱饼干，一箱牛奶，三个人分别抱了，打一辆车，朝徐文多的村庄赶去。

　　以前我去过他家几次，还记得位置，在村子的最西边，继续往西是一爿低缓的丘陵，一堆堆白色的石灰岩裸露在地表，像是未化尽的残雪。徐文多的父母住在以前我去过的老宅，老宅的东侧，是他的新家。新家大门紧闭，我试图敲门，门却自己开了。推门进去，是一个圆形的拱门，然后是天井，天井背后是五间平房。徐小新喊了几声，没人呼应。我们继续往里走，推开屋门，站到了客厅里。

　　客厅旁边是卧室，里面发出咕咕的响声。徐小新轻推了一下卧室门。门开了，我们看见一个丰满肥胖的女人衣衫不整，从床沿往下顺，试图将赤裸的双脚套进床下的棉拖。她身旁的被窝里，是同样衣衫不整的男人。

　　我看着这个男人——十几年前的小男孩，曾用棍子敲打我的胳膊。他的胡须在脸上横行，和徐文多有着一样的浓密度。

　　胖女人向我挤出一丝微笑：“你是吴越吧，多年不见。”

　　十

　　也许，你会发现你是不存在的，我也不存在。徐文多的胖老婆成了我暂时的梦魇，我不得不把她的身体从大脑里一次次清除，然后获得片刻宁静。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土暖并不暖和，不得不盖了两层被子。我那温室里养了几个月的女儿，对老家的气候过敏，已经感冒了两次，发烧到四十多度。前天妻子小云终于爆发，抱着孩子回了省城。她说我是个骗子，老家这么冷，还把孩子带回来受冻。

　　她同时骂了我的父亲，世故的老骗子，我们一家人都是骗子。我照例在她脸上印了两串手印。小云走了，发誓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我也要走了，明天，我将踏上离乡的长途车。

　　打开手机QQ，看到徐文多的留言：“赶紧上线，我有事跟你说。”看看时间，是半小时前。我回复过去，问他在南洋过年，感觉如何。他说：“还好，就是寂寞啊，第一次在热带过年，有点不适应。不过昨天出去爽了一把。”我问他什么是“爽了一把”。他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就是找了个姑娘啊，我和矬子，两男一女，疯狂了一晚上。”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恶心的画面，两个男人把一个女人夹在中间，他们的身体之间没有缝隙。

　　徐文多说：“你猜神奇不神奇，那个女的竟然是我们老乡。”

　　我说：“我理解你在异国的感受，但不要见到中国人就叫老乡。”

　　他说：“看着眼熟，一问果然和我们一个县。”

　　我说：“嗯？”

　　“她也是蒙城的，”徐文多说，“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苗条的女人了，就是胸有点儿小。不过够风骚，从来没这么爽过。这次赚大了。”然后问我要不要看照片。

　　我看到了照片。

　　三个人光着上身。女人在中间，左边是矬子，右边是徐文多。徐文多的一只手高高举起，应该是在拍照。

　　我盯着女人的脸，那苍老的容颜，职业化的笑容，逐渐清晰起来。这张曾经风华绝代的脸，响彻我的前半生的脸，在遥远的异国，在南洋的深处，飘零着，越飘越远，没有根基。我的思绪开始飞扬：当驾驭的游戏化为泡影，我选择了循规蹈矩，告别那个飞舞的时代。

　　我再次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县城，迪厅里，一个羞涩的女孩邀请我跳舞。我说我不会跳，她说她也不会，跳舞只是排遣无聊的手段。我攥住了她的手，她把自己埋葬在我的怀里。接下来的十几年，我成了她的玩具，她成了这个世界的俘虏。

　　徐文多还在喋喋不休地描述他的风流一夜，我已关掉手机，对着窗外浩瀚的南方，点上了一颗烟。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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