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北方（一）

　　一、两府大秘

　　火车驶进北京站，顾维钧看到月台上已有唐绍仪派来的三位秘书候着。这次从美国回国，他是转道欧洲，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行李有好多件，三个年轻人大包小包提得颇为吃重。马车驶到城东北角贵胄学堂里的国务院，一个秘书进去通报，不一会出来说，唐总理不在，到总统府去了。他被安顿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住下。秘书临走时告诉他，安排好了拜见唐总理的日程，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次日早晨，他得到通知，唐绍仪将在下午四点过来，带他一起去谒见袁大总统。他与唐绍仪相识于四年前，那一年（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结盟等使命，在一次使团招待在美留学生的宴会上，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顾维钧被推举致答谢词。年轻人敏捷的思路与一口熟练的美式英语让唐绍仪大起惜才之心，得知他的字和自己一样都是“少川”，唐绍仪更是对之瞩目良久。此次顾维钧来北京，正是唐绍仪向袁世凯引荐回国效力的。唐绍仪是前辈，又是他的保荐人，按理是他先去拜访才对，没想到唐绍仪倒先过来看他了，这不免让他有些惶恐。

　　下午将近四点，还没有车子来接，他有点急了，下到大堂里，正向饭店经理打听怎么去国务院，有仆役来报，说唐总理已到饭店门口，他慌忙迎出去。唐绍仪在饭店客厅只停留了五分钟，说正要去见大总统，顺路也带他前去引见。于是他坐上唐的马车，一同前往总统府。

　　进入总统府时，他有意落后了唐绍仪两三步。走过长长的走廊时，他忽感异样，余光瞥见几个工作人员相互做怪脸，其中一个指着走过去的唐的影子低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总统啦。”

　　袁世凯接见他们是在中南海内一间很宽大的办公室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第一印象是，此人坚强、有魄力，谁一见着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的天生的领袖人物。

　　总统和总理颇为亲热，彼此称兄道弟。唐称袁“总统先生”，或者“老兄”，袁则称唐为“老弟”。这让熟悉美国式民主政治的顾维钧多少感到些不适。但一想到这两位大佬是多年搭档，早年还是拜把兄弟，他也就释然了。

　　唐绍仪说，这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法学和外交学的双料博士。顾维钧赶紧鞠躬致礼。袁浅浅还了一礼，示意他坐在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则落座在袁世凯右边的椅子上。接着他们开始谈事，也没有让眼前这个年轻人避开。顾维钧听得他们在谈的是委派何人担任直隶总督的事。他不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是静静听着。其间，两人都激动了起来，大声争论着什么，也没有一个结果。那时候他们好像才发觉，办公室里还坐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最后在谈到顾维钧的使用问题时，他们又争开了。唐绍仪说，这个年轻人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国务院的秘书。袁世凯听到这话，声调又高了上去，“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绍仪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对于因自己引发的争执，顾维钧明白，总统和总理所发生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而且这故作的争执，好似在为刚才的不快加一点润滑剂。所以，他一直恭恭敬敬地保持着沉默。最后，总统同意了总理提出的让他“两头跑”的折中办法，出任两府大秘，既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兼国务院秘书。

　　此时是1912年4月的北京，柳芽初绽，杨花不飞，空气尚有些凉意。清帝逊位已两月，南北和议甫成，新政府正百废待兴，剪发易服，即为其一端。刚到北京的顾维钧，灵敏的鼻子已经觉察着了民国的新气象。街市上的理发店、裁缝店乃至皮鞋匠，一下子生意红火得不得了。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梳洗剪短的头发，索性剃成了光头，一眼望去，红尘通衢如同佛寺一般，也是民国一景。但也有些男人仍梳长辫，颇有古风地躬身屈膝，相互致礼。女人大多穿过膝的大褂，上层人家的则穿旗袍，外套坎肩，肩下一排钮扣。饶是如此，还是有一些南方来的新派人士，穿着剪裁不十分标准的西服，在古都的市尘中出没。政府在街头贴出的公告，是新旧二历混用。这使他感到，这个国家就像日光照耀下的大屋，阴影部分的旧事物正逐渐退场，现代的新事物正在渐次变得明亮，呈现出从旧体制进入新纪元的过渡色。

　　这次会见后不久，顾维钧搬进了国务院去住，不几日，有正式命令下达，委任他和其他七人为总理秘书。他的同事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年纪也要比他大许多，二十几岁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只他一人。民国刚成立，一切都在开张中，国务院的规章制度也还在拟订中，他的工作分工，上头说尚不是太清楚，大抵是负责总理与外国政府、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

　　工作很清闲，要处理的大多是总理与外国政府中友人的半官方或私人函件，一些年纪大的同事工作量却很大。他找唐总理说，有别的工作可以叫他来做，因为有的是时间。唐总理说：“别太顾虑你的工作，你只是刚刚开始官场生涯呢，除了办公室的事务，你更应该注意一些别的东西。”

　　别的什么东西？总理不明说，他也不好直接问。唐总理建议他，不妨多和年轻的同事出去走走，看看北京城，多了解了解北京的生活。

　　“曾广让管总务，可以安排车子。今天下午有一个聚会，我女儿宝玥也参加，你和他们一起去逛逛吧。”

　　下午的聚会大多是新政府里的一些年轻人和官员子弟。有些也和他一样，刚从美国或欧洲留学回来。开着车，逛了京城几处景点，最后还举行了野餐会。这是他第二次看见唐总理的女儿唐宝玥，有个漂亮的英文名字叫May。之前，他在总理府的时候偶然遇见过一次唐小姐，交谈过几句，感觉此女色不甚美，到底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女子，气质优雅，落落大方，私下很是心仪。

　　唐小姐没有长住北京，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把家人安顿在天津的寓所里，她是特地过来看父亲的。唐绍仪忙于公务，抽不出时间来陪女儿，安排这次野餐会的目的，就是想找几个年轻人陪女儿逛逛北京城。唐宝玥要赶回天津的火车，野餐会开到中途，就被总理府的车子接走了。年轻人没来得及和她攀谈，不免有些怅怅。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让他有些明白过来，唐总理提醒的“别的东西”是什么。

　　临时政府开张，度支吃紧，处处都要用钱，大家都兴兴头头想找点事来做，国务院里几个年轻人撺掇着成立一个委员会，发动各省爱国捐。

　　委员会负责起草征收爱国捐的法令并整理各省对此的意见和建议，初稿是年纪最大的秘书许宝蘅起草的，顾维钧也参与了。不久，各省都督的回文都到了，清一色用电报拍来。最长的电文是直隶总督拍来的，足足五六千字，译码都花费了好半天。

　　直隶总督府就在天津，从天津写封信，迟至第二天就能收到，如派专人，当天傍晚就能到达北京。顾维钧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效率也低下。

　　年长的同事指点他说：这样的事稀松平常得很，官场中，一般信件，不论事情多么重要，不像电报那样引人注意，所以为了提请对方重视，地方大员们的一般做法就是打电报。还有一个原因，拍官电，省方不用付现款，通常是记账，账逐年增加，从来无人催讨，因为电报局也是国家的。所以发报人和收报人就是隔一条马路又咋的，该拍电报还是拍电报。

　　初次接触官场，这样的小事已足以使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惊讶。他想唐总理沉浮官场多年，他说得没错，官场另有奥秘。

　　时日一久，顾维钧发现北京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首都的空气与前清没有多大区别，总统府的秘书处以及总统身边的人，老同事、老朋友或者老搭档，在他看来都是旧派人物。他们穿着老式的服装，袖子长得把手遮起来，许多人还蓄着学究气的老长的指甲，以示斯文。他们也好像都是有学问的，其中有两个还是前清的状元。也有人上班来时穿上了西式的礼服，却因春寒未褪，里面穿上狐皮衬里，再罩以直条纹的呢裤子，头上配一顶鸭舌帽，不伦不类得真让人别扭。公文呈式、来往函电也都是老一套，惟一变化的是称呼和日期。年轻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觉得自己走到哪都是个陌生人。

　　二、脆弱的内阁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46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一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他即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停留，想筹措一些经费，却分文未获。中经香港，他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饷和枪炮，孙笑着说：“余一钱不名也，只带得革命精神回来。”四天后，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孙以16票当选。新年元旦，按旧历为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十时许，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的欢呼声中，孙文就任临时总统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

　　武昌起义也给了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机会。三年前，这个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领直隶总督已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开缺回籍。从刀口下侥幸捡得一命的袁世凯在老家河南彰德赋闲，自詡“洹上钓叟”，以一副万事不挂心的逍遥者姿态保命，但他警觉的眼睛没有一刻合上过，并通过效忠于他的北洋六镇遥控着时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讨价还价，拿到了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的大权，又拜命组阁，才准许北洋第一、二军开赴武汉前线。他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而武昌的革命党人是棋局上的一个眼，他要做活这个眼，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故对革命党人的策略，是养而不剿，作为熟读历代谋略的政治强人，兔死狗烹的例子他见得太多了。

　　养敌自重，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这就是袁世凯的基本策略。这套把戏他玩得炉火纯青，不仅清迁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迅速就范，革命党阵营中也普遍有这么一种舆论，革命的成败关键，取决于袁的态度，如果硬逼着袁成了曾国藩或李鸿章，革命就没有多少希望。孙文就任临时总统之前，南方的革命军已与袁达成了一项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可推举为临时总统。当其时也，南方北方，一直不雨不晴地谈着，北方的全权代表，是袁的老朋友兼老搭档、“总理大臣”唐绍仪，南方革命军全权代表是伍廷芳，一对老朋友。

　　和议地点，先是在汉口，后来迁到上海。伍廷芳提出和谈的前提是北方得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唐绍仪请示于袁，建议不宜拒绝南方的要求，袁出于借手革命军迫清帝退位的打算，同意了此项建议。但唐、伍达成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方法，却引起了袁的不满。南方革命军占领的14省，北方清廷治下8省，每省各派代表3人，组成国民会议，14对8，袁认为不待国民会议召开就决定了北方处于绝对劣势。袁打电报声明此项协议无效，并撤销了唐的全权代表。

　　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孙文随即履行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举袁继任。他的条件是，临时政府须设于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受任，且需遵守临时约法。孙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派出了蔡元培、汪精卫等五人为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但袁认为这是南方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不想到南京来当个空头总统。当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时，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真假莫辨的兵变。据说袁的直属护卫队也参与了抢劫。专使团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担心袁一离开北方真的发生大规模兵变，恐断送共和事业，就不再坚持要袁南下。袁终于如愿在北京宣誓就职，随即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就是所谓南北统一的实现。南北议和成文后，曾被派为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德刚曾胪列过袁政府及唐氏内阁最早的人事架构，并一一注明当事人年岁。年龄最大者袁世凯53岁，最小者宋教仁30岁，大多皆是四十前后的少壮派：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基城人，53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52岁；

　　外交总长：陆徵祥，字子欣，上海人，41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53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47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河南凤凰人，42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30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36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35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6岁。

　　这些都是顾维钧来到北京之前发生的事，年轻人只知道民国出世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哪知道有那么多曲里拐弯。

　　新政府刚刚成立，名义上按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底下却是暗潮涌动。共和是新事，并无成例可循，领袖人物虽有良好愿望，但不知如何着手，也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大家也都在拭目以待。就在此时，先天孱弱的唐内阁倒台了。

　　唐绍仪早年是容闳率往美国的第三批留学幼童之一，1874年到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这批最早的留学生是一锅夹生米饭，因保守势力的作梗，嫌这批留学生过于西化，学业未竟就被召回了国，回国后的境遇也普遍不太好。唐洞悉外务，精明强干，回国后逐渐成为了时任军机大臣袁世凯的心腹，是这批留美学生中官运最好的。袁以“总理朝鲜通商事宜”的官衔驻扎汉城时，他即在当地担任海关和领事的职务，袁扶摇直上，1900年后，实授直隶总督，他也官至天津海关道，迨袁内任军机大臣，他便任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集外交、铁路、电信、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成为京朝显宦。

　　据唐绍仪的下属说，唐是个美国通，洞悉外界事务，又自认为对于北方的政情了解颇深，跟袁的交情不错，南方革命党人对他也颇信任，因此自以为在南北间可以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居间缓冲。政府由他组阁，自然不甘心只做袁的附庸。袁是武人出身，从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起家，创练新军，出任直隶总督，是个崇尚强权的实干家，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有时看上去似乎也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思想，但这些只是出于他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骨子里还是旧派人物那一套。这两个多年老兄弟同跻高位，又都系干练、个性坚强之人，一碰到具体事务，自不免意见相左，随时要发生冲突了。

　　有一位部长级的官员证实，唐开始组织内阁时，根据《临时约法》，内阁应向国会负责，袁却以一副老官僚的口气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一切可以商量，总统内阁，相辅而行，不分彼此。”思想冲突既开，唐绍仪势难与袁一个鼻孔出气。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就挑拨说，唐与孙文是同乡，又走得近，挟南方革命党自重，似乎别有所图。唐开始以为袁不会被这些没见识的人蒙蔽，但有一次谈完了事，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这才明白，老大真的对自己存有芥蒂了。

　　他那个内阁其实也是指挥不动的。内务总长赵秉钧直接听命于袁，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袁请示。财务总长熊希龄也不是善茬。孙文辞去临时总统职后，南京政府机关须迁移北上，又要大幅裁军，度支吃紧，唐南下接收时，除了携带四国银行团垫付的三千五百万两白银，又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了100万英镑作为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本是内阁完全可以作主的事，却不料惹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也使袁唐关系更形恶化。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上跟他拍了桌子，责怪内阁总理不该侵犯他的职权。

　　顾维钧初到北京时，那天唐绍仪带着他第一次去见袁，他们争吵的直隶都督的任命问题，是直接导致唐内阁倒台的一道催命符。

　　直隶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再加直隶都督与中央关系密切，权重位尊，各方政治势力都盯得很紧。直隶谘议局推荐曾任广西巡抚的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后者口头同意。于是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不料当王芝祥到京后，袁却改了主意，借口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芝祥任都督，拒绝委任。因直隶是袁的起家之地，他在小站练过新军不说，该省官员如海关、税务、盐务及地方道台、知县都是他的亲信，他不想在卧榻之旁来一个与南方革命党人走得过近的军人，想要另行委派一个心腹来担任这个要职。争吵越来越烈，竟至无法调和，于是未经国务院依法副署，袁就把王芝祥委任为南方宣慰使，打发到南京去了。这一下，不只唐绍仪面上无光，谘议局和《临时约法》也是形同虚设，民国政府法制可谓荡然无存，唐只得递上辞呈，总统也未感意外。

　　照例，总统应予以挽留，即便是惺惺作态，但袁连稍微的客气一下也没有，就好像他根本就没有收到唐的辞职书。6月15日，唐未及辞呈批准就微服离京溜到了天津。有人责怪唐“不忍小忿”，他也懒得解释什么。他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争吵，伤了老兄弟多年感情不说，还于事无补。十几天后，已经到了6月27日，总统府的准辞电文才到天津，那时候唐绍仪已经做了十几天寓公了。他明白，他和袁，就此已经一刀两断。

　　总理出走，宋教仁、蔡元培等四个同盟会阁员也连带辞职。袁假意挽留：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阁员们回答：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民国首任内阁不到三个月就骤然垮台，顾维钧沮丧莫名，也有些震惊。四十多年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夏连荫小姐口述自己的一生时，他回忆曾和袁世凯在这年秋天有过一次谈话，斯时尘埃落定，由今视昔，过去身在局中时模糊着的历史面目全都清晰了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袁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他根本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政体优越。他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一方面。他就像一辆腐朽的老车，做了大总统不够，还要做皇帝，向着旧制度的辙道上快速滑过去，谁都拉不住。

　　我记得1912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共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回忆录》）

　　三、梅的故事

　　总理不辞而别，按官场惯例，顾维钧和其他七位秘书也一同辞去国务院职务。唐绍仪离开不久，他也坐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当年轻人叩开位于英租界的唐府大门，跟随仆役来到唐的眼前时，唐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他告诉年轻人，辞去国务院职务是可以的，因为秘书随总理同进退是文官条例中载明的，但没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一并辞去。年轻人表示，总统府秘书之职，本是唐先生引荐，袁世凯不懂民主政治，自己也不想干下去了。

　　唐绍仪安排顾维钧暂住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的利顺德大饭店，此地离唐府近，每天过来吃饭也方便。接下来的几天中，顾维钧成了唐府的常客。他与唐绍仪算是哥大老校友，本来就不乏共同话题，唐沉浮官场数十年，虽然内阁倒台了，但一谈起时局、尤其是外交策略等问题就刹不住话题。唐家有重要的客人来访，这个年轻人也经常被邀请列席。

　　唐绍仪问年轻人有什么打算。顾说，此次去国八年，好久没见父母了，计划近期去上海看看父母，至于下一步打算，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唐说，走一趟也好，不过你还年轻，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干下去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还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先生几次来津带话说，总统希望你回去继续供职。

　　过了些日子，唐绍仪对他说，今天下午梁先生从北京来，你一起参加谈话吧。

　　顾维钧遵约来到唐府时，梁士诒已经在了。传说中有着财神诨名的梁先生是个举止文雅的中年人。寒暄坐定后，唐绍仪说的第一件事，是请梁先生把总统的传话告诉年轻人。

　　顾维钧推托说，自己在总统府的工作并不重要，回去不回去其实并不打紧。梁士诒说，我这次来，是专程奉袁总统之命召你回京，我还要请少川兄帮我一起来说服你。

　　唐绍仪说，我已经把梁先生的来意告诉他了。然后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你从上海回来，应即回北京，你也许觉得工作过于清闲，其实，你的职位是在外交部。

　　本来，年轻人还在犹豫，听到唐绍仪这句话，他忽然心动了一动。他说，刚到北京时，外交次长颜惠庆博士的确曾邀请过自己进外交部，但当时身任两府秘书，就没有再谈下去。

　　唐绍仪一脸严肃地告诉他：“那现在就定下来，你去外交部！外交部才是我们这样的人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中国太弱小了，在国际社会处处受人欺凌。我希望你能在将来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说话。”

　　前总理的这番话，让年轻人眼前似乎一下明亮起来。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日后让顾维钧深感甜蜜难忘的是他在这里收获了初恋。当他走进唐府再次与唐小姐见面，面对着她笑吟吟的脸，他有一种直觉，似乎要与这个女孩发生些什么了。恍惚间，他甚至觉得，唐总理解散责任内阁返回津门，就是为了等待自己找上门去成就这段姻缘。但以他方正有余、波俏不足的性格，马上又为自己的绮想感到了羞愧。

　　去上海的船票订好了，还剩两个多星期，等待航班的这些日子里，两个年轻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了。他现在叫唐小姐宝玥，更喜欢依着英文名字叫她，梅。唐绍仪本来就有心把这个青年才俊纳为东床快婿，见他们已燃出火花，于是顺水推舟，把女儿正式介绍给了他，尽可能地安排他们单独相处的时间。按照这个父亲周到细致的安排，年轻人和他的宝贝女儿总是下午出门，上滨江道购物，上天仙茶园喝茶，上权仙戏院看戏，要不就是在天津大街上轧马路。

　　三个月前，顾刚回北京时，因其气度非凡、长相俊雅，就已深获政坛大腕们的青睐，唐绍仪就亲耳听袁大总统袁世凯和黎副总统说，嫁女就当嫁小顾这样的后生，袁大总统不好意思出面向自己的秘书介绍自己的女儿，还曾暗示唐绍仪去提亲。好在现在他与这个老兄弟生了龃龌，已经两掰，也就用不着顾忌总统先生会有什么想法了。

　　随着开船日子临近，唐绍仪已经暗中为女儿订好了船票。他知道，两个人的旅程更容易让爱情升温并发生质的飞跃。但他一直没有说出他的安排。直到快要动身了，才跟年轻人说，梅也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你是否愿意顺便陪她？顾是一个多么机灵的人，马上说，唐梅也去上海，这真太好了！我非常愿意陪她一起去！唐绍仪又补充一句，她将住在亲戚丛孟余家里。

　　于是他们同船去了上海。

　　多年以后，顾维钧这样回忆他的老岳丈在他们的婚姻中出演的角色：“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他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说梅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问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稔了。”

　　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润娥，出生于上海一个中医世家，跟他家也是世交。双方父母作主，他十二岁那年就与小他两岁的女孩订了娃娃亲。十六岁他赴美留学，再也没与那女孩见过面。到他四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三，接到父亲来信，敦促他火速回国，与张小姐完婚，了却父母最后一桩心愿。他父亲曾执掌上海财政，也算个新派人士，信里的语气也很温和。他接信后，却很觉茫然，他早把幼年订婚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了，忆想起那个女孩，似乎也就是一个有着小而尖的脸庞、身材瘦小的女孩的影子。

　　让他回国去和这样一个相貌都记不全的女子结婚（他都不知道她变成啥模样了），他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玩笑。他态度坚决地回绝了父亲，数通信函往返后，父子之间成了僵局。最后，他大哥出面来调停了。大哥说，父亲为了他的拒婚很失面子，十分伤心，又详述张小姐人品贤淑又聪明漂亮，是位好伴侣云云。他与大哥的感情一向很好，无奈只得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说“决不强迫”。

　　暑假，顾维钧回到上海家中，果不出所料，父母要他趁假期马上把婚事办了。小顾哪肯就范，犟脾气的老爷子竟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送去的饭菜全都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发狠说如果儿子不答应就绝食到底了。挨了一日，老爷子的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家人怕出意外，由大哥带头破窗而入。老爷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竭尽全力养育儿子给他以优良教育，却没想到儿子毫不理解心意，搞得他生趣全无。大哥也适时过来劝小弟，批评他思想太摩登了。顾维钧怕老爷子再做出什么吓人的举动来，只得答应“在形式上结婚”。老爷子闻言大喜，管他形式不形式，生米做成熟饭，儿子还不乖乖听他的？

　　拜了天地，行了大礼，没成想，到了晚上，新郎竟然失踪了！费尽周折把他给找了回来，还不愿意进新房，一家人连哄带吓，总算把他赶进了新房。到了就寝时间，新娘看他木头人一样毫无反应，羞涩地催他上床，他说，大床是专为张小姐而设，自己喜欢独睡。新娘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说什么，自去沙发睡了。如此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外人皆不得知。小顾的如意打算是挨过了这个暑假，等回到美国，这段形式上的婚姻也就自然不了了之了。可老爷子早就洞悉了他的心机，要他返回美国继续学业时，必须携妻子同行。小顾万般不肯，申辩无果，只得带了张小姐飞往美国。

　　美国毕竟不是老爷子能说了算的地方，一到那儿，他就借口学业紧张，把张小姐安顿在费城一个德国血统的老夫妇家，说是补习英文，其实是不想造成事实婚姻的局面。内容大于形式，形式上他已屈服，内容上再不可丢分。其间有过几次见面，所谈话题，就是他要与这女子协议离婚。张小姐的脾气也真是好，再加来到这里受了美式教育，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无异于共谋犯罪，开始还嘀咕一阵，“我们既是正式结过婚还有甚么可说的？”后来看散局已定，也就一一顺从照办。顾维钧回国之前，他们已经办妥了离婚的所有法律文书，“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了”。

　　时隔四年，顾维钧再次回到了上海。当初他自作主张与张小姐离婚，差点没把老爷子给气个半死。张小姐形单影只回到上海，顾老爷子觉得自己的脸面都给儿子丢光了，好长时间他都不敢出门，还对家人咆哮，要断了儿子的生活费。儿子从美国毕业回国，出任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双料秘书的消息传来，他立马就把自己收拾齐整，去街上转悠了好大一圈，惟恐人家不知道他是顾大秘书他爹似的。此番儿子带了前总理的千金回家，且喜这唐小姐一点没有官小姐的脾气，举止大方，言语得体，一看就是好教养的人家出来的，他也就绕过那段节疤，欢天喜地地为儿子和准儿媳准备接风。

　　唐宝玥去上海姑母家，不过是她父亲的安排。等到顾维钧这边的事办妥，他们就一同回了天津。唐绍仪的运筹果然能够决胜千里，他们一回到天津就订婚了，并宣布明年6月2日将在上海举行婚礼。

　　转眼到了第二年5月，顾维钧请假从北京回上海，准备迎娶唐小姐。唐小姐也已到了上海，并按习俗，正式拜见了未来的公爹。正兴兴头头准备的当儿，未来岳父却突然发来一份电报。唐绍仪在电报中说，你们要结婚我很高兴，但问题是我自己也要结婚了，选定的日子也是6月2日，你们推后一两天吧。这电报让顾维钧啼笑皆非，连唐宝玥都不知道她父亲要结婚了。唐绍仪娶过几个女人，都先后过世了，没想到50多岁了居然悄没声息地上演了一场黄昏恋。据说他的新女友是老朋友伍廷芳介绍的，是上海太古洋行买办的女儿吴维翘小姐，虽比唐小了30岁，却情投意合。既然老丈人也要结婚，那就自然不能在女儿的婚礼后操办，于是，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决定唐绍仪先在6月2日结婚，两天后再嫁女儿，至于婚礼的地点，干脆都订在了上海虹口花园。

　　唐家父女三天内相继大婚，这也是民国了才有的胜景，这则上海滩上的奇闻甚至还上了当月的《纽约时报》：

　　上海（1913年7月18日）讯，顾维钧与唐梅的婚礼于6月12日举行，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北京政府供职。唐梅是前民国总理、现广东参议员唐绍仪之女。婚礼以民间方式举行，曾两度出任驻美公使、后任南京军政府外交总长的伍廷芳担任主婚人。美丽的新娘头戴面纱，身穿白绸婚纱拖地长裙，在充当伴娘的表妹和4位花童簇拥下款款而行。新郎、耶鲁大学毕业的伴郎储宝森，以及新娘的父亲唐绍仪头戴高礼帽、身着传统的中式长袍紧随其后。婚礼上，伍廷芳博士宣读了由新郎、新娘和来宾签名的婚约，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新郎新娘对拜，并一齐向来宾鞠躬敬礼。

　　顾维钧在口述自传中说：“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始末，当时报纸上大加渲染，其实没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特殊，有的说，我是在华盛顿认识了梅的，那时她的姐姐嫁给了唐绍仪的好友、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棠的儿子，而事实上唐梅那时并不在华盛顿。”

　　这是顾维钧一生中时常回忆的一段婚姻生活。唐梅虽没出过国，但因父亲是“海归”出身，自小所受也是西式教育，一口英语很是纯熟，再加性情温柔，自归顾维钧后，在一些公开场合的亮相，总能为夫君加分。1913年袁世凯就职典礼结束后，外交部当晚曾举办了一场酒会，由外交总长孙宝琦署名，招待各国公使、各国银行团、商界、报界的领袖及其夫人，顾维钧偕妻出席，据当时的报道，在酒会后的舞会上，中国贵夫人中以顾夫人最出风头，堪称当时社交界之花。

　　他的老丈人唐绍仪虽已脱离北京政坛，但其多年来在政界蓄积的人脉还是助推了女婿的仕途。1915年，大总统袁世凯终于垂青了老兄弟的这位东床快婿，委其出任驻美公使。二十七岁的顾维钧偕妻同往，开始了他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他们很快有了一个儿子（德昌），三年后又有了一个女儿（菊珍）。来自东方的公使夫人May小巧珑玲的身影时常出没在华府的社交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摧折了这个年轻女人的生命。1918年10月，唐宝玥代替夫君去费城出席一场外事活动（顾在华盛顿另有活动），返程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回到华盛顿就一病不起，那时他们的女儿还不满周岁。丧妻的顾维钧被一种巨大的宿命感攫住了，自己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前一个张小姐有名无实，他实感愧疚，这一位唐小姐有缘无福，半途撒手，更让他有撕心之痛，或许是因为在顺境中太久了，这毫无征兆的一击，让他的心里涌起了彻骨的悲哀，他想要带着一对儿女回国，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外交部稍作安慰就给他下了新的任务。国家多事之秋，一生襟抱初开，怎可轻易言退？他相信，自己一生的故事才刚拉开序幕。

　　四、双龙会

　　当本文主人公顾维钧兴致勃勃来到北京，充任两府秘书的时候，刚刚卸下职务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正在一场愉快的旅行中。孙前总统无官一身轻，带着儿子孙科、女儿孙畹和刚从美国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一行数十人，正到处游历、讲演。革命已经成功，民国已经建立，孙前总统功成身退，盖世功绩堪称一代伟人，每到一地，官民仕女雍塞于途，盛况堪称空前。传说中的孙文杀人放火，燃放炸弹，是可入流侠传的人物，亲见之下，却西装革履，风神潇洒，怎不让人陡生好感，尤其那些心怀信仰者，更是趋之若鹜，逢场必到。是年孙文46岁，宋小姐19岁，英雄美人，携手同行，望之俨然神仙眷侣。

　　他们的旅行从上海出发，后来应黎元洪副总统之邀，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每到一地，佳人名士簇拥，粉丝如痴如狂，孙文一连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而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黎元洪是北洋派和同盟会之外的第三方势力，此时已被袁暗暗拉拢。孙公设坛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前往捧场，恭听之余，背后难免腹诽，他的话孙前总统听不到，却把孙的秘书和随从们气得不轻，他们骂他面相忠厚，内具机心，是个不折不扣的骑墙派。其间，北方袁大总统曾派专使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游，孙文以思乡心切婉拒之。4月中旬，离汉赴沪，月底，返广东香山老家，旋去香港。6月底，正是北京唐内阁解散之时，孙文由港返沪。

　　8月，孙文实现了他正式访问北京和拜会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计划。此前两个月，当他携美旅行之际，同盟会的智囊人物、年少气盛的宋教仁从农林总长的位置离任后，正以他天才的组织能力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南北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以期实现政党内阁的政治梦想。有传言说，宋已是下届内阁总理的不二人选。8月24日，孙来到北京，袁大总统派出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相迎，沿街市民也都悬旗庆祝，那都是迎接一国之总统才有的排场。次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出席大会并作主题演讲，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理事长。孙坚辞不就，中央党部乃以宋教仁代理之。宋以而立之年充任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其风头之健正可谓一时无两。

　　孙、袁这次北京“双龙会”，实为两人一生中难得的一次蜜月期。袁本来还约了黄兴和黎元洪，想搞一次“四巨头”聚会探讨民国未来。黎因刚发生张振武案，搞得名声大臭，托故未至，黄对袁深具戒心，延迟了一个月方到北京，原定的四人会议变成了二人对谈。说来堪奇，孙到北京的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新成立的国民党，使之能够为党所用，遵守责任内阁制，限止其尚处于苗头状态的个人野心。他还天真地希望袁能够还都南京，从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中挣脱出来。为了表示诚意，孙自愿把党的领袖地位让出来，并说已与黄兴相约，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以确保袁百分百当选，且当选后十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