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北方（二）

　　据参与会谈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回忆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国父年谱》上册，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

　　民国初立，外界对这次孙袁会见实抱有莫大之希望，他们期待两巨头尽弃前嫌，取得谅解，共襄民国。民国就像个刚落地的娃，不足周岁，正需要强有力的保姆级的人物护持之，舍孙、袁谁堪当此重任？两巨头能够在一月之内约谈十三次，可见彼此都诚心推崇。袁是标准旧人，治世能臣，做事稳健，是个实力崇拜派，然先天缺乏现代政治思想。孙周游世界，满脑袋理想欲施之于当下中国，苦于道不得行，却对袁抱以不切实际之幻想。经历、理念不同，有时难免鸡同鸭讲，徒费口舌。密谈中，孙诚心实意地建议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谈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又谈到以纸币代替硬币的币制改革。让孙稍感诧异的是，他每谈到一项主张，袁就叫一次好，就好像台下捧角儿一般。袁也谈到梁启超即将回国，希望孙不念旧恶给予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日，孙到张家口眺望长城秋色并参观留美幼童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后，向袁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职，十年之内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听了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只得赫然站起，报之一声“大总统万岁”。这次会谈后不久，袁顺水推舟，以总统令发表“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委任孙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月薪三万元，设总部于上海，并把当年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孙总理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并饬令各地官员，孙总理到来时务必以最高规格接待。

　　舆论界都认为，两巨头的这次会面根本没谈成什么。谈了十几场，全是些婆婆妈妈的碎事。孙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不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责任内阁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也不谈政党、迁都，到末了，捞一个负责全国铁路发展总规划的“总理”来干，这行为比起先前的主张，近乎把自己给卖了。但来自南方的意见普遍认为，孙发此宠愿，乃是出自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之心，他领此新职的更大使命，是为即将开展的政治活动寻找一件合法化的外衣，以便在各地的巡视中扩大国民党的事业基地。至于袁派给他这个肥缺，说白了不过是为了把这个不安分子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

　　孙离开北京后，果然乘坐着袁大总统拨给他的豪华专车，率领他的信徒们到全国各地考察铁路去了。等到“二次革命”后孙、袁交恶，审计部门清查铁路总公司的账目，却发现孙规划中的20万里铁路一寸未建，而考察公款已花去百十万两。袁世凯给孙文取的“孙大炮”的诨名就这样不胫而走，意谓他只会吹牛不知办事，日后政府通辑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给孙安上的另一个罪名是“贪赃枉法”。

　　然据当时的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回忆，孙、袁这次会晤还是谈到了一些正事，比如与俄国关系的处理问题。当时俄国正煽动外蒙独立，袁深知无力抵抗强邻，被迫与俄谈判，他征询孙的对俄意见。孙坚决主张对俄的强硬政策，认为应拒绝俄的一切干涉，不与之签订任何条约，一俟国力强盛，则把俄势力驱逐于库伦之外。孙所说的，也是袁想做的，但武力不如人家，他想硬也硬不起来，此一问题也只得暂时搁置了起来。

　　孙文在北京居留的后半旬，黄兴终于从南京赶来了。他是克服对暗杀的恐惧来到北京的。他们一起参加了前清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第的欢迎宴，据说这场宴会是由前清隆裕太后暗中安排的。来到北京的黄兴比孙文更热情，也更天真，他一见到袁就动员其加入国民党，并承诺推袁为党的领袖。袁不说加入，也不说不加入，转身把这件事当笑话说与杨度听：皙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想想又好笑，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得。他拉袁的亲信赵秉钧入党，赵向袁暗下请示，袁同意其加入，充作内线。他动员杨度加入，后者正忙于研习如何做一个帝师，丝毫不感兴趣。最后，作为对孙总理伟大的铁路事业的支持，黄兴被总统委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五、预谋杀人

　　当孙、黄二人在北京轮番向袁大总统作出不参选下届总统的承诺时，年轻的政治家宋教仁已先一步离开北京。此前的国会选举中，宋亲为筹画，国民党大获全胜，但在袁的暗箱操作下，他出任内阁总理无望。于是年轻气盛的宋在完成这番建党伟业后，前往湖南桃源老家探视母亲。未几，他离开老家，经长沙、武汉东下，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兼作考察与讲演。其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士气如虹，宋亦如一颗政治明星熠熠闪亮于民国政坛上空，每到一地讲演，都是观者拥堵，人山人海。

　　大半年前，孙文作声势浩大的巡回讲演时，所谈主义和理想，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练兵强国等老套路，宋氏讲演则散发着一股热烈的朝气，讨论政府得失，臧否当朝大佬，说至痛切处，丝毫不留情面，谈到责任内阁制，则逸兴飞扬。宋在这场旅行中所作每场讲演的主旨，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宋所鼓吹者，正是袁最为顾忌的，后者这般向杨度透露心事：皙子啊，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一年前，清廷被迫起用“养疴”的袁为湖广总督对付革命党人时，袁还以组织责任内阁为出山的条件之一，此时则畏内阁制为洪水猛兽，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不是现代政治家，“责任内阁”也者，是他手中的“器”，不是孜孜以求的“道”。

　　当宋教仁在南方巡回演讲、对现政府提出种种尖锐批评之际，党中同志已在隐隐为他的安全担心。众所周知，继唐内阁而起的陆徵祥内阁垮台后，袁曾一度有意让宋组阁，因宋在各政党中树敌太多终未得行，乃以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赵是特务头子，此人既视宋为头号政敌，宋的情势也实在堪危了。可是宋陶醉在政党内阁即将实现的激情中，对可能的危险只是一笑而罢。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宋教仁和汪精卫一向是被视作亲袁派的，袁对这个个性倔强的青年政治家也是着意笼络，优礼备至。唐内阁解散时，宋有意回乡侍奉老母，袁曾提出送他五十万金，被宋婉拒，更早时，据说袁还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的空白支票簿，让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就原簿奉还了。

　　191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宋教仁奉袁氏电召从上海启程乘夜车去北京。晚十时许，宋到上海北站，不一会，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干党内同志也陆续抵达，为之送行。当其时也，孙文正在一大批从龙之士的簇拥下，东渡日本考察铁路，更深一层目的，或许在于联合日本抵制俄国把外蒙古分裂出去。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负责党务，也是从者如云，此番他奉召北上，很多人揣测他即将担当大任，故此，送行者几乎拥满了整个月台。

　　正当宋教仁与诸多送行者话别之际，汽笛鸣响，发车的时间到了，宋施施然走向车厢，一手拉住护栏，一脚跨上车门。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当众人惊愕枪声从何而来时，只见宋捂着右腰，歪倒在月台上。他的身体因极度的痛楚佝偻了起来。待众人反应过来，暗杀者——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小男子（事后证实此人叫武士英，是一个在上海滩流浪多年的失业军人）已经往人群中一钻，借着夜色掩护逃走无踪。

　　那颗打入他腹下的子弹是有毒的。宋被就近护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救治时，一路上都在喊痛。有一会他昏迷了过去，他醒过来挣扎着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次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大概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他环视众人，眼角流出了不舍的泪水，喘息着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可能活不下去了，请你们快拿纸笔来代我写下遗电。

　　黄兴替他记录了写给袁的遗言，此信次日一早即发布在上海的《民立报》上。信中，宋对袁至死都没有一丝疑心或怨言：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挨到次日凌晨四时，宋教仁才痛苦死去。这一日，上海的多家报纸在新闻栏中皆以重要位置，以“可骇之暗杀案”为题报导年轻的政治家、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身亡的消息。

　　这场震惊天下的暗杀事件发生于华界，破案的是租界巡捕房。刺客武士英被逮后，把所有杀人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这个小个子的愣头青，还真有古时候的死士之风。但细心的捕房侦探还是循着蛛丝马迹找到了他背后的指使者，一个叫应桂馨的上海流氓头子。在搜查此人住宅时，查获了与内务部一个叫洪述祖的秘书的往来密电多起。洪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机要秘书，他指示杀人，自然出于赵的授意。而据洪自夸，行动之前曾报告最高当局，袁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后来事态的发展，已不是北方政府和南方都能控制的了。宋遇刺三天后，孙文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致挽联云：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的挽词更是一口咬定老袁是凶手，把袁这些年弄权的丑事兜底儿都给晒了一遍：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孙文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北方政府也不露声色调兵遣将，南北形势已如火药桶般一碰即炸。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袁是“宋案”的幕后指使者，后来曝光的证据也显示，袁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宋做掉。据曾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的张溥泉回忆，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曾对他说：

　　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宋案”的发生，乃是国人众目睽睽之下，人证、物证也都不缺，如能由法院作公开审判，则对草创时期的民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是活生生的案例，会起到莫大之推动。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灵，也肯定希望能如此。但不幸的是，最后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遂使在这历史的重要关隘，不进反退了。

　　国民党方面曾寻求过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宋案”的可能性，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方面提出，建议组成特别法庭进行调查，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上海地方检察厅还向北京发出了要赵秉钧到案对质的传票。赵施放烟幕弹，捏造了子虚乌有的“血光团”搞乱视线，逃过了上海方面的票传。而被拘押的凶手武士英的突然暴毙，更使此案显得扑朔迷离。宋案的法律解决之门一经堵塞，南北双方也只有刀枪上见高低了。

　　宋案的几个当事人最后都不得善终：应桂馨被一帮上海流氓劫出监狱，逃到青岛通电请袁“平反冤狱”，又公然跑到北京招摇，被袁派军政执法处侦探长处死。前国务总理赵秉钧已调任直隶都督，从天津打电话向袁抱怨，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今后谁敢替总统办事，次年春天他在天津寓所疑似食物中毒七窍流血而死。原内务部机要洪述祖化名张皎安，长期避居青岛，1917年回上海途上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秘书刘白扭送法院，1919年4月以主使杀人罪被处绞刑。此是后话，不提。

　　在民国初年波诡云谲的政治气候中，本文主人公顾维钧正身处北京风暴中心，充任外交部三等秘书。外交部的前身是前清外务部，更早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陆徵祥在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手下出任外交部长后，以西方模式改组了这个部门。陆出身于上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前清时曾任驻俄大使许景澄的翻译和随从多年，精通俄语，还会一口流利的法语。改组之前的外交部，驻外公使不仅可以领到任期三年的全部薪俸，连使馆经费和下属职员的薪金都可全部提出，陆要求编制预算，报部审批后方可施行。他是一个勤勉的事务型官员，把驻外使馆和领事馆改为专业机构，明令从事外交的人员须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使民国初年的外交部门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基础。据说当时到中央各部请托谋职者如过江之鲫，但在陆主持外交部期间，连袁世凯都没能把手下或亲信安插进来。

　　岳父唐绍仪前总理的声望再加上自身的职业素养，顾在外交部很快就获得了上司青睐。他在部里的主要工作是去东交民巷走访美使馆、英使馆、荷兰使馆等说英语国家的使节，负责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督促翻译科收集外电情报资料，同时他一双警觉的眼睛时时关注着变动的局势。孙文、黄兴先后来京商谈，国会大选国民党获胜，宋教仁南下宣传共和政府理念，这一连串的事后，他注意到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关系更趋紧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袁世凯在孙文离开北京后把自己的心腹安排在了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各个重要上，如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派陈楚仁任长江舰队司令驻扎江西庐山等。虽然北京一下子还没有大乱的迹象，但愈是平静，他愈是有一种风雨欲来的窒息感。

　　对于1913年3月宋教仁突遭暗杀后发生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似的事件，顾维钧后来作如是回忆：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矛盾和尖锐化表现在国民党最能干的有力人物之一宋教仁突遭暗杀。他才三十一岁，他的追随者拟拥戴他为下届国务总理。他辞去唐内阁的农林总长职务，离开北京，到南方开展宣传教育运动，想以共和政府的基本原则唤起民众。他在政坛上的突然消逝不仅使国民党，而且使全国人民也大为震惊。这件事无疑使国民党人感到愤怒。他们认识到和袁世凯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大家议论纷纷，反袁的声浪日益高涨。终于在1913年7月从国民党都督统治下的南方各省发动了内战。

　　想一年之前，民国初立，清帝退位，正是旧中国之死。孙文兑现诺言，让位于袁，留美归来的唐绍仪组建首届责任内阁，多好的一个开端。刚过一年，宋遭横死，政党内阁的设想转瞬成空，这莫不是新中国之死？

　　此时，国民党内黄兴主和派的声音完全被孙文主导的主战的声音淹灭了。南北都铆足了劲准备抡起袖子大干一场。袁世凯把精锐第六师自直隶调至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驰援上海，又挟国柄之威，发布大总统令免去了倾向国民党的南方三个都督的职位。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乖乖去职，惟江西都督李烈钧自恃在江西地盘稳固，撤职后潜返湖口，纠集一帮心有不甘的党人，于7月12日在湖口要塞鸣炮布檄，公开起义讨袁，所谓的二次革命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这其实是进入民国后的第一场内战。南军的战斗力远不如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斗志不齐，且武器、粮饷皆缺，与北军一交接，溃如退潮。湖口、南京很快不守，陈其美领导的上海战场，一帮乌合之众攻打数日，连个制造局大楼都拿不下来。在北军的凌厉攻势下，不出一月，南方革命军就全军覆灭。临时国会被解散，另起“约法会议”起草新宪法以取代唐内阁草拟的宪法。财务专家、新一任总理熊希龄组阁，国民党员被尽数扫地出门。战火旋开旋灭，孙文带着助手们远走日本避难，宋教仁孜孜梦想的民主共和、政党内阁，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终成泡影。

　　此后进入年轻的外交部秘书眼里的种种世象，表明这个刚从帝制的黑暗中走出来的国家正被一股邪恶的力量左右，笼罩着重新滑入黑暗泥淖中去的危险。顾维钧不无惊讶地发现，政府居然发布了“祭圣告令”等一套东西，重新恢复了前清时的祭孔大典和一年一度在天坛举行的祭天大典。新规章甚至还公布了与前清十分近似的衣冠、祭服和礼仪，恢复了卿、大夫这些已被抛弃的爵位，秘书内改内史，御史台复活为肃政史和平政院，还有监、丞、郎、舍人等官职官阶，也皆古色古香。

　　祀天大典于1914年农历冬至日举行。典礼前三日，内务部就把斋戒牌呈献总统，并分发于各陪祭人员。陪祭人员已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主祭日，自新华门到天坛，都用黄土铺设于途。在规定的警戒线内，几天前警察就挨家挨户通知民户禁止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天坛周围，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依次而立，连屋顶上都布置了岗哨。大总统经过时，有谁胆敢躲在窗后瞄上一眼，都难保不被爆头。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那是一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再在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至坛前。袁大总统上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在两名高级随员的搀扶下缓步登上石阶，所异于前清皇帝祭天者，只是把祀天板上的“子臣”二字改成了“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数字。陪祭人员所着，也都是寿服一般的宽袖服饰，外加紫缎裙。看着这幕闹剧，真让人有时光错乱之感。

　　北京城里都在传说，遥控着复辟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一个曾经留学德国的年轻人。他想当太子都想疯了。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帮前清遗老和民国的失意政客。他们那个秘密小圈子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一个叫瀛台的小岛上。十几年前，百日维新失败后的光绪皇帝曾在这里度过一段幽禁的时光，现在他们要在这里发动，把这个刚走上民治的国家重新拉回到帝制的旧辙上去。总统虽对儿子的活动佯作不知，但明眼人都看出来了，他们的活动是得到暗中襄助或授意的。不久，一个曾经游学东瀛的学者杨度纠集一帮从龙之臣公开发起了“筹安会”，声明要从学理的角度探讨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何者更适于时下中国之国情，复辟帝制的节奏明显加快了。

　　顾毕竟是留学美国的新进分子，任职外交部期间与袁大公子那个小圈子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不与他们产生任何瓜葛。当复辟运动渐臻高潮时，他已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出任驻美公使（时驻美公使施肇基调驻英国，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向袁推荐了顾）。1915年末，使馆接到外交部通告，以后使馆正式行文日期要注明洪宪元年，且对总统的呈文要采用奏折形式。顾终于明白，新皇登基将很快成为事实。本能的反感使他顶住外交部的压力，命秘书草拟复文，表示训令万难服从，因为政府方面从未发布过通告说要取消共和建立君主政体。奇怪的是电文发去毫无反应。几周后接到政府公报，发现使馆发给外交部的一份快电竟标注上了新的年号，并注以“启奏皇上”字样，真令他啼笑皆非。

　　二次革命南方军的遽然落败，袁世凯潜伏在心底里的帝王痴梦满血复活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拉住他在独裁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解散国民党、废止国会之后，“筹安会”策动的帝制风潮已激荡神州，一发难收，中央大佬、各省代表、前清名士、将军、文士、学人，一时排班劝进者不计凡几，更有公民请愿团之类的组织，如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一致向参政院请求立改国体，由共和改君主，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当帝制如同一辆着了魔、发了疯的马车全速奔跑时，袁世凯这位孤独的乘客却心事重重，他一次次地点煞车，却又贪恋无上权力的诱惑不愿下车，1915年12月13日，袁正式授受拥戴，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旋即又在一片倒戈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就匆忙宣布下野，撤销帝制。

　　袁在1916年6月6日病死。他生于1859年，死年正好是虚龄58岁。据说他家族里的男人从没有活过60岁的。强人政治的时代结束了，当死亡将要收割走他的生命之际，他或许对误信小人走入帝制歧途会有深深的忏悔。现在万事瓦裂，回天乏力，惟一的补救，只有人死病断根，撤销帝制，不再让后人重蹈帝王旧梦。

　　对这个以悲剧收场的政治老人，顾维钧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欣赏袁的精干、任事，更悲哀于袁身上的旧人习气，局限了其一生的事业。在回忆此间经过时，他归结于袁的“迷信”：

　　民国初年我在北京时，就知道袁世凯并不赞成共和政体，而向往帝制。然而，尽管他的长子在积极奔走，当时他并不急于改朝换代。他同意恢复帝制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出于迷信。袁家几代以来男子的寿命没有超过58岁的。那时袁正是五十出头。他个人、他的家族以及他的亲信都很怕袁58岁那一关。1915年9月将近袁的生日时，帝制的鼓吹者们利用他的迷信，为他祝寿劝进，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奇怪的是他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久便死去，那时他正好是58岁。

　　六、《我的1919》

　　1919年的巴黎和会，让年轻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首次亮相于国人面前。

　　前一年冬天，德国外交大臣与法国元帅福煦在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兵连祸结的欧洲大战终幸结束，英、法、美、日、意等二十七国代表即聚集巴黎讨论战后问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出动十万余劳工，阵亡两千余，作为战胜国，收回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只国内民众作如是想，就连继任的总统徐世昌，也不无天真地以为，和会一开，“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将全面解除，中国将与各战胜国享受实持性的平等地位，国际形势“将开一新纪元”。停战后不久，北京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位于崇文门内大街、一向被视作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移走了，国人普遍期望，国耻将随着这块石头牌坊永远消失。

　　在电影《我的1919》中，表现战后人们喜悦和幻想的是这样一个纪录片式的场景：西欧战场上，对峙双方丢弃手中的武器，爬出战壕，冲过开阔的阵地，互相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镜头切换到巴黎街头，幸存归来的士兵们与他们的母亲、妻子、情人拥抱、亲吻，到处都是鲜花和热泪。一个老人（顾维钧）苍凉的嗓音作着这一切的旁白：“经过漫长的四年，人们终于等来了和平。只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才能感受和平真正的含义”。

　　顾维钧在华盛顿接到了要他担任和谈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当时的顾正沉浸在丧妻的巨大悲痛中，接到新的任命，出于对日本政客的一惯警觉，他于年底迅速动身前往巴黎。除他之外，北京政府任命的正式代表共有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原国会副议院副议长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德国大使颜惠庆原内定为正式代表，因考虑到南方政府的情绪，后改任代表团顾问，也从柏林兼程赶来。

　　顾在外交部时就对中日关系特加留意。袁任总统以来，深知国力脆弱，须与强邻亲睦，故特别重视外交上的人事关系。东方国家，人事关系最为重要，偶有误会，如人事配合得当，不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顾在外交部时，就亲见负责对日联络的参事、秘书与日方使馆人员酒食征逐，说起来也是弱国外交无可奈何之事，不如此又焉能诊得对方外交脉搏？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借口对德宣战，出动两万多日军于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南下青岛，逼迫袁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当时任大总统府机要兼外交部参事的顾参与了漫长的对日交涉，后因日人阻挠才不得不退出。到了美国之后，他在使馆里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研究小组，他认为当下之势，要扼制日本野心，惟有联合美国。故此，起程去巴黎前，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他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

　　代表团刚到巴黎，就骤遇打击，即和会的席位问题。操纵和会的大国把参会各国划分为三等，一等的5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国家分到3席，一些新成立的国家则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有两个席位（5位代表可轮流出席）。所谓和会本就是列强们排排坐分蛋糕，这一歧视性的安排对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的中方代表不啻是一盆兜头冷水。

　　1月27日午间，代表团忽接到通知，由英美法意日五国组成的“十人会议”临时决定当日讨论山东问题，通知中方代表下午作会上陈述。据顾日后回忆，这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因在大会的议案中，山东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代表团也未做好充分之应对。首席代表陆徵祥称病卧床，好在顾素有准备，草拟了一份应对计划，最后决定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顾作主题发言。

　　国家不幸，正是辩士纵横捭阖之时。顾在大会上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日方要求。这半小时的慷慨陈辞，肯定是顾一生中最为华美的乐章之一。

　　顾在讲席上侃侃而谈，“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华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地理位置固属重要，“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之发祥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他甚至把孔子比作耶酥，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若竟割让中国人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后日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也是世界之不幸”。在顾维钧凌厉的攻势下，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改了口风，说日本愿把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中国。顾说，归还手续能一步到位，何须分两步走？

　　顾走下演讲席，深受触动的美、英、法三国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即上前向他握手以示赞赏。当日巴黎坊间各报纸、头条都是顾年轻而帅气的大幅照片。但一场流光溢彩的辩论只能博取外界一时之同情，让中方暂时摆脱被动，却无改被强权所左右的结局。接下来，先是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再是日本借机要挟，最后，据说是爆出了政府曾向日本秘密借款修建山东铁路一事，连美国也放弃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转而支持日本。和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对山东问题作出裁决，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

　　中方提出交涉，却一再被拒。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首席代表陆徵祥再次旧病骤发住进医院。不管他是不是真病，这个时候撂挑子肯定会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饱受良心的折磨。顾意识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徵祥时，陆已经快被国内雪片般飞来的电报淹没窒息了：次长曹汝霖的房子被愤怒的学生烧了，他们还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

　　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代表团会议上，顾这般说服坚持签约的同僚：“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益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全权代表的两个座位，一直都是空椅子。中国用这种隐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乘坐汽车经过巴黎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我的1919》标榜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为了突出顾的正面形象，宣扬爱国激情，加入了爱国志士、北大教授肖克俭为国请命在凡尔赛广场自焚等桥段，并凭空杜撰了主人公在拒签后的一番慷慨陈辞。但陈道明沉稳、儒雅的风格和精湛的演技还是托住了整部戏，让年轻的外交家在半个多世纪后宛若重生：

　　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让大家看一样东西。

　　（掏出金表）

　　（牧野：我的，我的怀表……）

　　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牧野：我抗议，这是盗窃，中国代表偷了我的怀表，这是公开的盗窃！无耻！极端的无耻！）

　　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们该不该愤怒，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拿出照片），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我想让大家再看一张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处，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基本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不会得到安宁！

　　我的话完了，谢谢，谢谢！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协约，谁能接受？！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竭力争取而不得，乃以拒绝表达抗争的怒火。而这怒火焉知不会蔓延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的大火？顾在晚年曾对记者谈及这次拒绝的意义：

　　至于巴黎和会，对我国运发生的影响，只是全凭各人主观之看法。当时在和会方面，我毅然拒绝签字，事前虽然各友邦代表团之敦劝，不为过甚，我仍以本国家立场，个体良心，始终不为所动。事后各友邦，均为我担心。因照他们之看法，我不签字，则和约上予我收回德国在华之租界，与德民财产及各国特权，我即不能收回。而对山东问题之将来，仍毫无把握。但自我观之，与其签字而设茧自缚，不如保留自由，设法谋补救之方。且山东问题经巴黎和会之一番辩论，全世界皆知其曲直所在。在我徐图补救之方，实属有利。同时我国内人民，对此问题，均抱一致看法：认为国际上对我太无公道，亦不得不追想到“天不侮人，人自侮之”的真言而激发，感到有团结自强之必要。此种感想，我国青年爱国分子，抱之更为深刻。五四运动，即其一端。（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轮谈判，日本无可奈何地一口口吐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中方全权，仍是两年前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王正廷等。协议签订后，政府特派王正廷充任“接收胶澳督办公署”督办，与日方洽商、办理接收事宜。山东问题的解决，顾事后评价，“中国所获已超过百分之五十”，虽不圆满，亦诚可谓民国外交史上一大胜利。

　　就在那次漫长的谈判中，他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代表团驻所分娩了。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孩子。但因为他在谈判桌前，赶来报喜信的人不敢进去打扰他。那人把他儿子出生的消息写在一张纸条上，从会议室的门缝底下塞了进去。这已经是两年后的事了。

　　然而，历史聚光灯打亮的永远只是舞台正中一处，那些暗角则时常被忽略。就这次巴黎和会中方派出的五人代表小组而言，首席代表临事退缩固然失分，诸公们为了席次排序而闹不愉快，以致“尽情倾轧”，也实在是徒惹人笑。精英尚且如此，况市井草根乎？据曾任代表团顾问的颜惠庆在自传中披露：

　　尚有一事，当时应加保留，今则不妨公开。此则代表团内重要代表的意见纷歧，自始即难望和衷共济。而首席代表缺乏整饬纪律能力，难使各代表谨遵命令。当时所面临的任务，何等艰巨。人人公忠体国，困心衡虑，通力合作，尚恐于事难济，何况党见深固，尽情倾轧，口舌争辩，虚耗光阴，无补实际。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此种行为，岂特令人齿冷，实为国事痛心。（《颜惠庆自传》）

　　颜氏英文自传脱稿于1946年，参加和会的当事人均健在，关于代表团各人的动态，他似不愿展开详述。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和谈结束后，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没有回国，他辞去外交总长职务前往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后来成了圣安德修道院一位正式修士。

　　开篇的话

　　初冬的一日，在温州，循着塘河去看了白象塔，再至仙岩，去看惹动朱自清先生写下名篇《绿》的梅雨潭。还未登翠微岭，路边见一小寺，匾额上书“开天气象”。落款“晦翁”，知是朱熹手迹。问了那寺，说是圣寿禅寺，又名仙岩寺。

　　想宋人气象，周程朱陆，何等阔大！一部思想史，辩驳、传承，元气淋漓，今人看去，真是说不出的骄傲。再有“盛唐气象”一说，风华而奢靡的物质生活，衬以强大的精神自信，方能达至的自信从容。

　　或问：中国往事里，还有哪一段当得起“气象”二字？

　　十余年来的历史书写，以1800年为界，之前，我写古典中国的静雅美好，之后，我关注的是现代性转型之于中国的主题。在1800年这个分水岭后，现代性之于近代中国的四个时期（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我坦承，费正清主编的那套“剑桥史”对我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影响。前十年里，写了两部晚清题材的长篇小说后，我现在把目光投向了第三个时期，即约1912——1930，在我看来，从走出帝制到北伐成功稍后的这二十年，可称民初。

　　这是一个苏醒的年代，几千年的王朝循环结束了，旧日梦幻已然沉沦，中国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人的意识的苏醒，当是这个时代的最大功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至此已达一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经济于沉潜而缓慢的变化之后，终有挣脱黑暗的一跃。北洋时期的黑暗与混乱，也有知识人觅得的一方自由。民初喧闹、疑惑的时代表情之下，那氤氲的气息，开阔的格局，预示着未来中国向着多个方向的可能，冠以“气象”，当无愧乎？我以为当得起。

　　在“中国往事”这个专栏里，我会延续多年以来关注的视点，即知识人与他们时代的关系书写，写他们如何适世、用世、甚至叛世。考虑到二十世纪初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命运之影响，我会尤其落墨于思想史上的那些巨子们。

　　想起从温州回来的动车上，读陈独秀《敬告青年》，民初，正是新中国的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之最宝贵时期也”，庶几，我也可以说，民初，民国之最宝贵时期也。

　　匆匆几言，是为开篇。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