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如何是好？

　　主持人 郦亮（《青年报》记者）

　　观察者

　　柳建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刘书祺（《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组委会总负责人）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黄德海（评论家，《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

　　杨扬（媒体人，资深读者）

　　苏炜（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作家）

　　背景

　　在中国文坛，文学评奖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很多作品获了奖之后就销量大增，一跃进入畅销书行列，更是因为很多文学奖颁发之后，总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是非，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议题。对于那些著名文学奖来说，近年似乎很少有哪个评选颁奖的过程是风平浪静的，这俨然成了一道异样的风景，何至于如此？主持人约访了圈内人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说出了各自见解。

　　一

　　主持人：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学评奖运动，让几乎每一个文学人都无法身处世外。各位是文学奖获得者、文学奖评选者，文学和文化评论家。你们跟文学奖有关的主要经历有哪些？过程愉快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什么？

　　柳建伟：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距今已有36年了。这30多年，文学评奖变化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设立的国家级文学奖项，有的变了名称，有的取消掉了，没变的可能只剩下茅盾文学奖和儿童文学奖两种。确实，作为文学人，谁都受过这样那样文学评奖的影响。我的文学评奖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2005年前，我多以参评者身份参加文学评奖。获得的稍重要的文学奖项如下：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和第六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2005年至今，我多以评委或专家身份参加一些文学奖的评选或咨询，其中担任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担任过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的专家咨询工作。这些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担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那次茅盾奖评奖，第一次采用大评委制，第一次实行实名投票公开制。这次评奖，社会总体评价正面居多，算是一次愉快的评奖经历。

　　刘书祺：中国文学的评奖，似乎比中国文学更引人注目。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永久的、平衡的话题。而文学评奖，在一个时期内，总能掀起一个又一个轰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流传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说月报》百花奖，到目前为止，《小说月报》百花奖已经举办了16届，每两年一届。这个奖项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编辑部不设评委，以读者投票的多少，来决定获奖篇目和名次。当然也有一些获奖作品不尽如人意。但是总体来讲反映出读者的好恶。我也曾多次参加《民族文学》年度奖的评选，在评选过程中，各位评委针对参评作品各抒己见，最后实名投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张业松：我没有参加过文学奖评奖，只参加过文学类学术奖评奖。这些评审都是匿名双盲评审，有自己欣赏的作品最终胜出，也有自己欣赏的未能胜出，觉得正常。总的感觉还可以。

　　黄德海：我作为评选者参与过几次奖项评选，都不大，因而评委们的言论比较持平，总体上还算比较愉快。

　　杨扬：我对第八届矛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印象比较深。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奖，简单查阅了一下之后发现是一部39卷的巨著。当时就在想是不是每个评委都需要把39卷都通读一遍，这个工作量不得了。对这个问题很纠结，因此记忆特别深刻。阅读方面，“茅盾文学奖”对我的影响很大。曾经就是照着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录来读书，来补课，《穆斯林的葬礼》《推拿》等等。

　　苏炜：2013年，有幸经文学界友人强力推荐，我以海外学人的身份担任了“郁达夫小说奖”的评委。我注意到，国内的文学奖项专设海外评委席次，是很少见的。或许“郁奖”主办方注重的，正是海外身份的这个“外”字，有意强调一种客观性与公正性吧。就参加“郁达夫小说奖”全过程而言，我也确是众评委中最敢言者之一。因为我完全不认识相关作者，我的评点纯是就作品谈作品，但我并没感到这样的直白直言，在当时评审会活跃的讨论气氛中有什么不妥。比如我批评某某作品的文字叙述风格太沉闷无趣，我读了三次才能读完全篇，当时有身后年轻工作人员低声提醒我说：某某人如今可是××副主席呢。但我感到，我的这种几乎是“冒犯”式的评点，以及最后完全按自己的审读感受进行的几轮投票，在整个评审过程中的确都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透明公开的。我完全没有看到和感受到任何的“内部操作”，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以海外学人身份参与的“郁达夫小说奖”全过程，是愉快的，“郁奖”的评审气氛，也是清新健朗的。

　　二

　　主持人：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学奖越来越多，多到国家都必须下文规定，文艺评奖要减少六成。但另一方面，各种文学评奖依然层出不穷，有官方背景的评奖，有企业冠名设置的评奖，也有民间评奖。在您看来，为什么人们对于文学评奖乐此不疲，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

　　柳建伟：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文学大国。这样一个国家，文学评奖多，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现在，国家级的文学类评奖，只有作协组织的四大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种类并不多。这些评奖，多则两三年评一次，少则四年评一次，真的不是太多。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现在都是每四年才评一次，真的不多。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龚古尔奖等均是一年一评，并没什么人说人家评多了。国家要减的文艺评奖，应该不包括文学评奖。现在人们觉得中国文学奖评得多，是每届评出的作品太多导致的。鲁迅文学奖虽是四年一评，但一评就是七个种类三十五个作品，就嫌多了。少数民族文学奖四年一次评出几十部，也多了。“五个一工程”奖，一届评二三十种文学作品，也太多。茅盾文学奖四年评出五部，平均一年才一部多点，这就比较合适。诺贝尔文学奖一年评一部，她就有权威性，就有市场号召力。诺贝尔奖如果一年评五个十个作家，她早被人遗忘了。中国的权威性文学评奖，无论是从评奖形式还是评奖内容，均在探索阶段，公信力和影响力都不够大，不够持续有力，这也是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学奖的评奖必然热闹起来。如果鲁迅文学奖等国家奖的评奖办法不作改变，仍是一届评几十个人，中国的文学民间评奖还会继续热下去。今日的世界，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个好酒也怕巷子深的时代。评奖对传播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功效，正在逐步加强。同时，也不可讳言权威的、公信力极强的文学奖，正在带来可能会是天文数字的金钱利益。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可能真的只能在北京买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房，但它的附加值已经达到了上亿的级别了。名满天下加亿万财富，是诺贝尔奖今天很容易做到的，作家对这样的奖不淡定，实属正常。中国的茅盾文学奖权威性正在提升，奖金已达税后五十万，其附加值恐怕已超千万元，这也是个基本事实。

　　刘书祺：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奖多了不一定是坏事。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企业冠名的，无论出自什么目的，都是对文学的关心，这也是个好事吧。这里面，官方需要业绩、民间需要影响、企业需要效益。但获奖本身总是文学的，说明更多的人都在关心文学，文学也会有这些方面的作用。

　　张业松：名之所趋，利必随之。一方面是官方名头之下意味着政府承认，各种官方主办或主持的奖项，类似于评选行业劳模，多多益善。不仅是项目品种多，得奖作品和受奖人也多，后者如鲁迅文学奖，品类繁杂到荒谬的程度。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权力的松弛，社会力量开始尝试表达自身的文学趣味和价值观，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官方”评奖，当属正常。我想，除开各自特殊的设立机缘外，社会力量的评奖或多或少会有针对官方奖项的偏失的意图。

　　黄德海：文学评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些写作者优秀的认可，有时还有不菲的奖金，评奖本身也给操办者某些权威感，所以大家乐此不疲吧。

　　杨扬：文艺圈出头难，需要互相捧，奖多了，捧的机会也就多了。现在各种冠名赞助的文学评奖，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圈子里的自吹自擂，而偏偏有很多人乐在其中，感觉良好，可能对奖带来的各种好处，看得挺重的。

　　苏炜：多吗？怎么我完全“无感”？实在是因为自己与国内文坛现状太隔膜，太不了解真实情状的缘故。我只能从常识上判断：“存在即是合理的”。“奖”多，一定与这样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授、受两方都有这样的社会需求、心理诉求；二是具备了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有能力设得起奖，发得起奖。“多奖”现象，其实是社会政经发展生态中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正面意义多于负面意义。其实在西方，比如在美国，从大学内部的奖项，一直到各专业、各行当的诸般荣誉奖项，也是很多很多的。你可以说“宁缺勿滥”，但“有”比“没有”强，“多”也并不比“少”更糟糕，它们自身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其实不值得特别担心。

　　三

　　主持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文学奖项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目前没有一个文学奖项具有世界权威性。您认为，这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可否结合世界著名文学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龚古尔奖和芥川奖等等，说说中国的文学奖？

　　柳建伟：世界上真正的具有世界性权威的文学奖，只有诺贝尔文学奖，我是这么看的。布克奖只能算是语种奖。布克奖因为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所涉国家较多，影响自然要大些。龚古尔奖和芥川奖，其实只是法国和日本的文学奖而已。这几个奖之所以显得较为重要，一是因这个国家文学的重要，二是因为这个奖的评奖方法和标准具有普适性。近年来，卡夫卡奖的影响在逐年提高，一是因卡夫卡影响大，一是因它坚持标准认真。中国的文学奖权威性不够，主要是因奖项的名目太多，分类太细，一次评出的作家、作品太多。一个鲁迅文学奖，分了七个小项，一届评奖，要奖七个小项的五部作品，这样的奖是很难有权威性的。提高中国文学奖的权威性，只有改变评奖方法一途。国际上重要的文学奖项，基本上都是一年评一次，一次评一人。中国的文学奖应该朝这个方向改。

　　刘书祺：每一次大奖的评出，总会有一些相关的故事，流言也好，绯闻也罢，总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别太当回事，鲁迅先生写了一辈子文章，也没听说得过啥奖，但谁又能否定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呢？有些世界著名的文学奖项，评出来的作家和作品也未必得到大家的认可，见仁见智而已。

　　张业松：任何奖都是价值奖，文学奖是文学价值观的体现。我想，与其问中国文学奖为什么没有“世界权威性”，不如问，这些奖究竟在奖什么？如果就是为了奖劳模，那就继续按选劳模的套路继续进行好了。归根结底，“世界权威性”也是虚幻的东西，当“世界”在谈论中国的文学奖的时候，关心的可能并不是这些作品为什么被选出，而是说，哦，在你们国家，是这些作家作品被选出了，是你们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那么，它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样本权威性”。至于外国文学奖，我们首先也是从“样本权威性”去了解的吧。

　　黄德海：中国没有世界性权威的奖项，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地位并不高，没有成为文学高地。具体的文学奖项，所谓的世界权威性，也非常难说，有时候也不过是炒作而已。即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每次的评选都能服众。

　　杨扬：世界权威性的文学奖我觉得也就诺贝尔文学奖了。另外的几个都还是有语言限制的，在各自的语言范围内有权威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茅盾文学奖的，至少在华语世界，它是有权威性的。

　　苏炜：这就涉及到各种奖项的“质地”问题了。有“质地”自然有声誉，有声誉就会形成一种传统，有质地、有声誉加上有传统，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就立起来了。所谓“质地”，涉及到授奖机构的被接受度，授奖作品的典范性，以及评审成员的专业含金量及其评奖过程的公正性，等等。由此形成持续性的声誉，再构建出一个奖项自身的传统及其资源，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有口皆碑的奖项的构成理由，诺奖如此，国际上其它许多专业奖项也如此。如果说，中国连大名鼎鼎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都受到了质疑，显然就是在“质地”上发生了问题。

　　四

　　主持人：中国的很多文学奖项评选的过程中和公布后，都会曝出争议甚至丑闻。比如最近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所揭露的鲁奖的一些不良传闻，这还引发了名誉权官司的败诉。人情奖、政绩奖、关系奖是中国文学评奖最被指责的问题。你认为产生这种争议或丑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文学评奖将如何保持自己的公正和纯粹？

　　柳建伟：所谓评奖的争议和丑闻，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中国的文学奖出的所谓丑闻，层面较低，只有人情、政绩、关系这些过于形而下的层次，因此就显得低级。其实，要说评奖的丑闻，我认为那些为了政治，为了宗教等原因，强行选什么人得奖，也算丑闻。诺贝尔文学奖，按我的这个标准，也是丑闻频出的。列夫·托尔斯泰故去那年，诺贝尔文学奖已评出十一届。这十一个作家，没有一人的文学成就可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评委会不选托尔斯泰，当然也算丑闻。托尔斯泰死后二十几年，诺奖评委专门授给了苏联流亡的、已加入别国国籍的蒲宁诺贝尔奖，也算丑闻。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成就和影响，当然非蒲宁可比。帕斯捷尔纳克刚出版《日瓦格医生》，第二年就让他以诗歌成就得奖，当然是个大丑闻了。后来的几十年，苏联又有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罗布茨基三人获奖。这三人中，又有两人是苏联的流亡者。苏联迄今有五人得诺贝尔奖，只有肖洛霍夫的得奖是纯粹文学的胜利。纵观诺贝尔奖一百一十几年的评奖史，我认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评出了真正的大师，百分之四十是评出了杰出的作家，百分之四十评出的均与各种丑闻有关。2000年，诺奖评委把奖授予已加入法国国籍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在我看来也有丑闻的意思。因为，高行健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如仅按文学标准，至少有三十人比高行健更配得这个奖。所以，我对近年鲁迅奖出的一些所谓的丑闻，是不大痛恨的，这些事的发生，均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永远不会出现绝对纯粹和绝对公正的文学评奖。

　　刘书祺：有些评奖过程中，出现一些所谓丑闻，也是正常。在中国，有好多的事都是和利益挂钩的，如工资、福利、职称、晋级、出国等等。任何一个奖项很难让大家都满意。尤其是文学作品，它没有一个量化指标，无法做到观点一致，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

　　张业松：根本原因是这些奖项所依附的权力生产体系，体系太强固，权力产出太高，一奖定终身，帽子决定位子，位子决定票子，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难免对逐利之徒产生强烈诱导。这种情况下指望体系内自我监督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的权力生产正是体系的自我生产，它们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已在几十年的运作中清晰呈现了它的内在逻辑。盘根错节的权力触手捆绑下，改善政府文学奖公信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将评奖的全部细节完全摊在阳光下，借助外部监督，促使黑箱操作尽量减少，逼迫评选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能为关心者所知，经得起推敲。毕竟，政府文学奖动用的资源来自全民贡献，取信于民是其基本责任。

　　黄德海：丑闻的产生是因为这些奖项背后有利益，人们当然会争夺利益。文学评奖的公正和纯粹几乎无法保持，只能尽量用一些制度来维护其相对的公正和纯粹，而这些制度，也不能规定评定者的审美偏见。能做到相对的公正，避免过于显然的丑闻，对评奖来说，或许就算得上成功。

　　杨扬：我自己以前也参与过诗歌奖的评选过程，自己的作品也报过奖。我觉得在当下这个人情社会里，文学评奖真的很难保持公正和纯粹。我觉得一个奖只要不是太偏，能有几个确实优秀的作家得到表彰，那么掺杂几个“水货”，我是能接受的。毕竟，文艺圈就这么大，认识评奖主席，打打招呼、跑跑奖，无论奖的大小，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真要较真，没那么多精力。

　　苏炜：“利”字头上三把刀。所谓的人情奖、政绩奖、关系奖、腐败奖等等，无非都是围绕这个“利”字做功夫，也就是俗话说的“功夫在诗外”吧。不回到文学本位，不回到作品与文本本位，那些“诗”外的“功夫”便毫无“诗”味可言，只有“利”字的臭味袅袅，自然也就丑闻连篇了。这里面，有体制的因素，更有作家、评审基本素质的因素。在这个利欲滚滚的俗世，讲“纯粹”很难，但讲“公正”还是大体做得到的。连口碑百年的诺贝尔奖都很难真正的“纯粹”起来，但它具备的评审过程的谨密性（据说有五十年的保密期）所确保的“公正性”，还是得到世人相对一致的承认的。问题是，中国的那些奖项，人事大于文事，可是连那个大体的“公正性”，都很难保证。

　　五

　　主持人：现在很多文学评奖，尤其是一些所谓官方主流的文学评奖，评委年龄普遍偏高，其评选范围还是集中在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学领域，而对于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和各种新媒体文学关注较少。这就使得在文学圈外人看来，很多文学评奖都是自娱自乐，都是“圈子文化”，不能与时俱进，不接地气，不领风情。您怎么看这种情况？您认为应该如何扩展文学评奖的视野？

　　柳建伟：圈子化，也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现象。评委年龄偏高，也不是问题。布克奖、芥川奖、卡夫卡奖等奖项，圈子化倾向比中国更高。日本的直木奖，就根本不去关注什么纯文学作家。我相信诺贝尔奖二十年内，都不会把奖授予网络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的写手。文学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千年万年都不会改变的。文学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与时俱进的变色龙。有追求的文学奖，一定会特别看重文学亘古不变的那些东西。拓展文学评奖视野，重要的是打破文体的界限，把那些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视野。诺贝尔奖奖过罗素，奖过邱吉尔，2015年又把奖授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可称文学评奖拓展视野的典范。邱吉尔、罗素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尽管都不写诗和小说，但他们的史学著作、纪实作品，都体现了文学的高贵精神，所以他们得文学奖，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说三道四。司马迁如果活在今天，他当然也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刘书祺：张评委说好，李评委说不好，各个时期的评奖委员们的审美趣味不一，鉴赏力不尽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文学风尚的不断变化，往往致使昨天备受冷落的作品可能在今天大受推崇。评委的个人偏好以及涉猎范围所限，再加上一些门生故旧的关系，所以很难达成一致。

　　对于网络文学，我接触不是很多，情况知之甚少。也曾上网浏览过他们的小说，感觉鱼龙混杂，参差不齐。许多都是变成纸质的书后才看的。我以为网络小说热热闹闹，但产生的成果却值得商榷。文学就是文学。网络只是一种载体。既然是文学，就应按文学的标准衡量，没有其他标准。

　　张业松：没错，这的确是政府文学奖面临的问题，人民有权追问其价值取向。除了增设更多品种类别，我不认为官方主流有办法回应这样的质疑。而品种类别及得奖作品众多，正是政府文学奖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得奖作品多，稀释奖项的权威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官方主流有责任就日益细分的文学趣味和类别做出广泛的品质鉴定。如果政府文学奖有必要存在，它赖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就这个社会的文学核心价值提出有效的说明。

　　黄德海：没有理想的文学评奖方式。老一代固然有他们的问题，如果让年轻人来与时俱进，接地气，领风情，只怕也未必人人满意。如果要扩展文学评奖的视野，或许可行的方式是进行全国范围的评委选举，这样有利于评委类型的多样化。只是，这恐怕不可能吧。

　　杨扬：圈子文化确实存在，因为说到底，评审团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们的人际交往，他们的阅读视野，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奖的走向。扩展文学评奖的视野很难。我觉得比较可行的一条，还是首先把网络文学彻底地接纳到主流文学评奖当中来，我个人接触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很优秀的杰作。

　　苏炜：我不认为评委的年龄是个问题，正如我并不认为奖项的多种和多样性会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一样。一定年龄造成的资历性及其权威性，正是保证评奖“质地”的基本要素。没有资历性就没有专业性，而这些都不能离开年龄——时间造成的历练；而有“质地”富专业精神的评审，哪怕年龄再大，也会是视野开阔、趣味多元的。当然，好的文学奖应该眼界多元，也应该专门设立一些面向年轻人的奖项，但是，获奖作品永远都离不开“典范性”这一获奖前提，离不开文学之所以作为文学的那些基本要素。今天各种文学奖碰到的问题，并不是“年龄”因素的限制造成的。反而，忽略专业性及其权威性，一味唯“新”为大，或唯××为大，这才是造成“小圈子文化”的基本原因。

　　六

　　主持人：对于评奖，很多文学界人士经常说，并不看重得奖，看重的是文学本身。但其实他们对得不得奖还是充满了焦虑。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当代中国作家最大的获奖焦虑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而在莫言获奖之后，他们的焦虑也就变成了中国谁是下一个诺奖得主。这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推出和刘慈欣获得雨果奖所引起的狂欢，多少也印证了这一点。您怎么看国人的这种“获奖焦虑”？评奖在文学创作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柳建伟：真正不看重文学奖的文学人，是极其罕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出一百多人，除了萨特明确表明拒绝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等极个别的人因种种因素未能领奖之外，一百多人都高高兴兴去了斯德哥尔摩，都去吃了瑞典国王的晚餐，都领取了奖金。中国作家中，鲁迅都说他不配得诺贝尔赏金，遑论其他人？因此，谁要说他不看重得奖，基本上可视作此人在说谎。想获奖想到焦虑和抑郁，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莫言得诺贝尔奖，刘慈欣得雨果奖，这是中国文学的胜利，也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他们两人的得奖，对中国的作家的正面影响很大。进入新世纪后，诺贝尔奖已评出十五个人，莫言的文学成就在这十几个人中，无疑是最高的。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这几年都是诺贝尔奖获奖的大热门。他的作品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中国至少有二三十位作家的作品早就达到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创作水准，全世界看，也是顶级水平，他当然该得这个奖。从世界文学来看，近一二十年，是在一个低谷徘徊的，西方没出大师级人物，也没出伟大的作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诺贝尔文学奖又没空缺过，所以，中国作家再得诺奖的几率相对提高了。我想，中国如果再和平快速发展十年二十年，中国作家应该还有三五个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三千年未遇的深刻变局，这场变局定会孕育出若干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国的作家一定会有不少人能像莫言一样征服世界文坛。

　　刘书祺：无论是谁，获奖总是一件好事。有人说不看重获奖，看中文学本身，这样说未免有些矫情。你不信，把某个国际知名大奖，比如“诺奖”拿到某个作家协会去评，不打得头破血流才怪呢。其实评奖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鼓励了作家的创作，也搅乱了作家的心态。套用一句名人的话，写好自己的作品，让别人去评奖吧。

　　张业松：“获奖焦虑”这种事，要分当事人和旁观者两类来看。当事人是利益相关方，他们怎么看，应该请他们来说。作为旁观者如果也有这种焦虑，我想应该是出于“民族情结”吧。就我个人来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情结就消解了。莫言和刘慈欣获奖我高兴，为他们骄傲和兴奋，“狂欢”则轮不到我，所以，基本上是平常心对待吧。评奖在文学创作中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好的评奖和坏的评奖都是价值示范，好的激励作家，提升社会。坏的压抑创造力，毒化社会。

　　黄德海：“获奖焦虑”我觉得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杨扬：有一点很奇怪，似乎多了几个诺奖、多了几个雨果奖，整个国家的文学底蕴文学素养就上去了，这是很可笑的。

　　苏炜：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这是一个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老话题了。几年前在美国纽约、耶鲁这一带的华人圈子，曾经冒出一个有名有姓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在纽约开过隆重的新闻发布会，还一本正经宣称跟中国某某协会建立了官方联系，各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们果然趋之若鹜，纷纷发来贺电贺词，某某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被这个“委员会”“正式提名”，受其正式邀请“访问美国”作“申诺旅行”等等。其实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大骗局。我曾告诉国内文学圈子友人，这完全是个别文坛混混在海外借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混吃混喝、捞名捞利之举，真是个“国际笑话”，但好像“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对此人与此“组织”一直“网开一面”，无意追究。所谓“获奖焦虑”，说白了，无非就是中国作家群体的“素质焦虑”罢了。

　　七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文学评奖的金额越来越高，过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奖金最高，达10万元。现在这个数字早就被超越。茅盾文学奖的奖金已经达到50万元，有的企业设奖的奖金还超过了百万元。这方面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重赏之下必有佳作，奖金的提高可以推动文学创作。另一种认为，这是一种偏离，文学是纯粹的，不应该由金钱推动。您对此怎么看？

　　柳建伟：文学奖的奖金高低，对于促进文学创作，没直接的关系。甚至评不评文学奖，都与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无关。十九世纪，西方没什么文学奖评选，这个世纪的成就一般认为是高于二十世纪这个有文学奖世纪的。《红楼梦》什么文学奖也没赶上，但不妨碍她是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奖，但他在他母亲眼里，还远远比不上中国的鲁迅。同时，我也认为，文学奖的奖金数目高低也很重要。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影响大，与它比较高的奖金数目有很大关系。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与得布克奖是不一样的。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和几十英镑的奖金，连续发个几十年，影响大小就区分出来了。如果中国设个什么文学奖，一年奖一个作家，一次奖人民币一个亿，我相信这个奖三五年内就会影响全世界。一个亿人民币，可以让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个公理。

　　刘书祺：有人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金钱未必能催生好作品。文学是个体劳动，他和创作者出身、阅历、教育、环境、天资等等有密切关联。有的人写了一篇作品，出了名，您给他再多的金钱，他也写不出新的作品。《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出名后，从此再也没有作品出现了。但是有人出重金奖励文学，起码说明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业松：是啊，政府奖的奖金是谁基于什么理由决定，应该追问。至于社会奖项，只要主办方玩得转，爱设多少设多少，我没有意见。重赏能够体现授赏者的意志和能力，能否确保赏给佳作或催生佳作，我觉得是没准的事。文学奖是事后奖，我只听说什么奖奖对了，什么奖奖错了，还没听说因为什么奖，如何推动了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产生。

　　黄德海：文学创作跟奖金多寡关系不大，但提高奖金没什么不好。金钱能推动文学创作固然好，推动不了，生活比较清苦的写作者，能够拿到一笔不菲的奖金，也很好。

　　杨扬：在当今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我觉得奖金高绝对是好事，有了钱才能养家糊口，才能不要一直跑场子挣钱，才能周游四海采风找灵感。有了钱，在生活态度上能豁达，能有更多思考的空间。

　　苏炜：这一点，和我前面的看法相同，评奖多不是问题，奖金高也不是问题。有能力创办奖项，有实力付出高额奖金，应该被视作社会对文学的正面反馈和积极支持，应该受到基本肯定。我不想把文学说得那样清高。作家孤独而艰辛的写作生涯，我们不能说，就不可祈求社会的任何回报，无论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那么，如果有高额的奖金奖励优秀的作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乐见其成呢？我个人乐见高奖金的文学奖的不断诞生，用英文说——“Whynot？”为什么“不”呢？

　　八

　　主持人：现在有一些文学奖以名人命名，如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最近路遥文学奖就因此而备受质疑，因为路遥女儿强烈反对组织者用其父亲之名设立文学奖，生怕会对路遥造成名誉上的损害。但是组织者执意推进此奖的评选。在您看来，文学奖的设立是否需要得到被命名者或家属的同意？一个文学奖的设立应具备哪些条件？

　　柳建伟：我还没听说世界上有影响的文学奖不是以名人命名的。文学奖命名是否要得到命名家属的同意，我认为这也不是个问题。在中国，这更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名人太多，这个名人家属反对，就用另一个名人好了。关键在两点：一是要有足够资金支撑这个奖能一届一届办下去。二是要有明确的、百年不变的评奖宗旨。诺贝尔是个发明家，因他的遗产足够多，管理遗产的团队又足够优秀，所以这个奖就搞了一百多年，搞出了大名堂。中国的文学奖，奖金每届都在变，每届的赞助商都要换，这就是个问题。此前，有个庄重文文学奖，评了十来届，就不见下文了，这就是资金不足惹的祸。中国有多少个有始无续的文学奖夭折了，我没有研究，但我可以断定这种种龙种收跳蚤的悲剧，主要原因都是缺钱。英国的布克奖，法国的龚古尔奖，奖金都设得很低，恐怕都是担心因财政危机而让奖项半途而废吧。另外就是评奖宗旨不能随便变化，宗旨一变，奖项的面目定会改变。面目一变，谁还记得你？

　　刘书祺：用名人的名字设奖是一件好事，我国就有许多。除了“鲁奖”“茅奖”之外，浙江有“郁达夫小说奖”，北京有“老舍文学奖”，天津有“孙犁散文奖”，黑龙江有“萧红文学奖”，山西有“赵树理文学奖”，辽宁有“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还有“郭沫若诗歌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等。这些奖项的设立，从不同的角度繁荣了我国的文学事业。路遥的女儿路茗茗曾谈起不同意用她父亲的名字设立“路遥文学奖”的原因，她觉得设立一个文学奖项，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运作起来比较复杂，如机构的设立，作品的评判标准，评委的选择，资金的来源和管理，万一出现状况，不仅影响父亲的声誉也辜负了发起者的良好初衷。认为路遥在世，也不会同意。我个人认为，不是有钱就可以用名人的名字设立名人奖项，你用人家的名字，总要经过人家同意才好。

　　张业松：“茅盾”和“鲁迅”两个名字被政府用来冠名文学奖，应该属于国家征用吧。至于“路遥”，家属和奖项主办者之间的矛盾，应该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相信能在这个范畴内获得解决。设立文学奖需要具备的条件，我想政府奖和社会奖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总的来说，都应该首先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或谅解，尤其是资方。政府奖的资方，理论上是全民，这会使事情变得更棘手一些，围绕政府奖有更多争议是预料之中的。

　　黄德海：文学奖的设立，最好能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如果不能，完全可以不必多事。文学奖的设立应具备的条件，或许符合设立者的心愿，是最重要的条件吧。

　　杨扬：肯定要得到被命名者或者家属的同意，不然就是利用名声满足一己之私，无论搬出什么高大上的名头，都掩盖不住。应具备哪些条件，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抱歉。

　　苏炜：我想文学奖如果以人名命名，首先须征得被命名者及有关家属的同意，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吧？其次，以人名命名的奖项，按照惯例，一般都是采用过世多年、历史已有定评的经典人物的名字，鲁迅奖、茅盾奖，以及冰心奖、老舍奖、郁达夫奖等等，即如是。路遥尽管是一个已过世的当代著名作家，但他与大多数当今仍活跃文坛的作家都是同代人，过世时间也不算久远，毕竟不能算一位“历史人物”，在当下现今，确是不宜草率地设什么“路遥奖”的，家属的反对不但有自身家族权益的道理，更有史证史鉴史识方面的道理。一个文学奖的设立，当然需要有各种理由和条件，这里无法具体论证，还是回到那句话：“质地”——品质、质量、品位，不但是一切商业产品可以行销的前提，也是一切文化产品得以存活、流布的前提。文学作品如是，建基在广袤的文学实绩土壤之上的文学奖项，更是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