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玄奘》： 一代高僧的“西游”正传

　　“一个人的影子无法铺满大地，但有些声音可以传得很远。”13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完成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壮举：孤身一人前往印度求法取经。如今，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传奇史诗电影《大唐玄奘》将这段历经19年的“西游记”搬上大银幕。4月24日，《大唐玄奘》首映礼举行，导演霍建起、主演黄晓明等主创集体亮相，影片将于4月29日全国上映。

　　2015年5月，在中印政府高层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启动三部表现中印友好交流题材的电影：《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和《大闹天竺》。《大唐玄奘》是最早与观众见面的作品。

　　大牌云集 正说“西游”

　　作为最具影视开发潜质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被无数次搬上银幕，尤以2016年猴年为甚。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20部西游题材的电影在猴年立项。同类题材扎堆，其中重要角色“唐僧”的形象被演绎得花样百出，不仅被赋予现代人的种种特质，甚至常常作为喜剧角色出现。而作为该人物及故事的原型，高僧玄奘远赴天竺求取佛法的经历，却从未有一部故事片正史表现，《大唐玄奘》的出现填补了这个中国影史空白。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部电影可谓逆流而上，以严谨的艺术态度还原1000多年前的西行求法之旅，以及玄奘“一代宗师”的风范。

　　为走进玄奘的精神世界，编剧邹静之翻阅了大量佛学典籍和历史文献，耗费5年时间修改10稿完成剧本。他告诉《综艺报》记者，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经常陷入“法喜充满”的幸福。《大唐玄奘》中，处处可见“邹氏”创作风格的烙印，飞扬梦幻的诗意境界与世事洞明的人间关怀融为一体。在邹静之看来，玄奘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宗教英雄，“他对信仰的坚定，心态的从容不迫，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乱’。”

　　导演霍建起的作品一向以唯美诗意特征著称。《大唐玄奘》是他导演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历史传奇大戏，影片除了一如既往保持了霍建起的独特韵味，更凸显了磅礴恢弘的史诗格局。接受采访时，霍建起自嘲说，虽然自己“怕吃苦”，却“总是去拍特别辛苦的电影”。《大唐玄奘》就是这样一部让他咬牙“豁出去”的电影，“玄奘太了不起了，我想为这样的人做点事。”尽管并非第一次拍摄历史人物故事，但为了这部作品，他却经历了从影以来最艰苦的拍摄过程——和剧组人员一起走遍沙漠、雪山，从新疆到印度，以及各种人迹罕至的地区，只为跟随玄奘大师的脚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天竺之旅。

　　“玄奘于我是一场修行。”作为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明星之一，黄晓明决定出演玄奘之前，内心也曾矛盾过。这部戏需要剃头，时间恰逢他的婚礼前夕；另外，同档期内他已答应了另一部影片的邀约。最终，玄奘大师的魅力征服了这名佛教徒。这部电影成为黄晓明出道以来拍得最艰苦的一部。沙漠里，几十斤的背囊一背一整天；沙漠里脏臭的死水潭，仰面躺进去四五回；印度40多度的石板路上，打赤脚行走……为了更深地与人物共融，除了每天的强负荷工作量，黄晓明还进行佛法修习，并且坚持食素、健身，以保持身心最佳状态。“玄奘大师身上有一种坚韧，一种执著，我经常说‘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言放弃’，玄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身上我学到‘勿忘初心’四个字。”

　　追寻大师足迹 重走西行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影片中美不胜收的风景画面再现了唐诗名句中雄浑而辽阔的意境。而在这些震撼人心的景色背后，是《大唐玄奘》剧组历经艰辛的拍摄之路。

　　玄奘大师一路徒步而行，过莫贺延碛、过烽燧、过瓜州、过高昌国，最后到达天竺，说“九九八十一难”是名副其实。为了重现这趟西行之旅，剧组追随玄奘足迹，转战戈壁沙漠，冰封雪山，最后到达印度——明明可以在绿幕前完成的表演，却不惜车马劳顿到实景去拍摄，经常拍了两三天就要转场。仅仅是新疆一地，外景地就包括吐鲁番、乌鲁木齐、努尔加大峡谷、库车等七八处。“这个故事本身就具备视觉冲击力的潜质，它不应该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都很假，它应该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霍建起说。

　　剧组在6月份进入沙漠拍摄，平均地表温度60摄氏度，所有工作人员一晒就是一整天。戈壁滩上，三四百人的车队一望无边。为了捕捉好的太阳光，大家常常上午五六点就动身，整个剧组都严重缺少睡眠。

　　古印度的异域风情在影片中占据很大篇幅。剧组在印度实景拍摄近1个月时间，不仅在宝莱坞完成几场重头戏，还到那烂陀寺、菩提迦耶、阿旃陀石窟等著名佛教圣地取景。剧组继续接受高温和水土不服的考验。为了展现玄奘法师参加“无遮大会”的盛况，剧组服化道部门做了精心准备，深入研究古印度的风俗、服装，印度女演员的沙丽，男演员身上的配饰都十分精美。

　　去年11月份，剧组专程回到新疆补拍雪景部分。镜头里，一名弟子在雪崩中不幸遇难，玄奘带着众弟子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踉跄奔跑，用手指刨出“尸体”，失声痛哭。这场戏拍摄结束后，几被冻僵的黄晓明艰难露出笑容，“我的手指几乎没有知觉了。”

　　当玄奘大师的西行画卷在银幕上徐徐展开，一切辛劳都有了回报。拍摄玄奘的过程，亦是玄奘感召摄制组众人的历程。霍建起感慨道：“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体验到玄奘当年有多不容易。他是一步一步走过去，每天面临生死的考验。”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玄奘百折不回的信念。《大唐玄奘》展示了玄奘西行过程中的各种磨难，数度面临生死一线的危险：被当成偷渡者，险中西域边陲的箭雨；徒弟石磐陀因被心魔驱动，竟对恩师匕首相向；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失去水源又迷失方向，差点命丧黄沙……这些都挡不住玄奘坚定的脚步。凭着信念，玄奘完成了这段“不可能”的旅程。他的西行实现了古中国与古印度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兴盛，创造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邹静之对此发出赞叹：“整个人类社会，能出现这样一个人都是值得夸耀的。人类的进步正是靠这些伟大人物推动发展的。” 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领略玄奘的人格魅力，得到精神的滋养。

　　导演访谈

　　霍建起：拍摄玄奘的价值不能单纯用票房去衡量

　　霍建起，导演，1995年起执导电影，多次获国内外电影大奖。代表作有《那山那人那狗》《暖》《萧红》等，最新作品《大唐玄奘》将于2016年4月29日上映。

　　《综艺报》：《大唐玄奘》的整体定位和风格是怎样设定的？

　　霍建起：这部电影讲1000多年前的一个人，千里迢迢去天竺求取真经的故事，有很多与宗教相关的内容，负载的东西比较多，不是小格局的作品，而是史诗大戏，风格是恢弘壮阔的。

　　《综艺报》：玄奘这个人物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霍建起：真诚。现在社会越开放，人越容易浮躁、虚伪，所以“一是一、二是二”做好一件事的人，非常值得尊敬。玄奘克服重重困难，不屈不挠地去天竺取经，不仅需要精神上的追求，还需要精力、体力的支撑，就像《阿甘正传》里面那个“傻阿甘”，我觉得玄奘就是这么“傻”。生死面前都不回头。拍一部关于玄奘的电影，它的价值不能单纯用票房去衡量。

　　《综艺报》：这部戏涉及很多历史、宗教内容，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霍建起：查资料，看关于玄奘的书，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导演每拍一部电影就是新学一门知识。

　　这部戏它经历的过程，它面对的人，都是1000多年前的，需要再创作，还原时代感。我们要根据玄奘的路线去选景，然后开始服化道设计。比如造型方面，不单要给黄晓明造型，还要给唐朝西域各少数民族以及古印度民族分别进行造型。置景方面，因为这是历史戏，玄奘所到的很多地方，比如高昌、龟兹，现在都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只能重新设计，所以这部戏的前期准备比以往的戏更难。它不像有些影片有现成的景，加上古装就可以直接进行拍摄，而是一切都需要重新布置安排，相当于白手起家。

　　《综艺报》：这部电影是以有史实的真人真事为依据，你在历史性和传奇性的平衡上有怎样的考量？

　　霍建起：电影毕竟是艺术作品，我们会有一些演绎，但还是有分寸。玄奘毕竟是出家人，这个度你不能乱跨越。比如说玄奘走这一路要见到许多人，但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看只是看，听只是听，不会去介入。

　　《综艺报》：你以前也拍过人物传记片，《大唐玄奘》跟你以前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霍建起：时空跨度特别大。要表现19年的漫长时间，本身就是一大挑战。如此大跨度的地理上的辗转艰苦，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新疆我是第一次去拍戏，环境很美，但是也很艰苦。不过再艰苦，内心都有快乐，这快乐是说不出来的。也许这就是玄奘当年的心境吧。

　　《综艺报》：《大唐玄奘》的景观风格大致分为三种——汉地风情、西域风情和印度风光。你的电影一贯以视觉美感著称，这次是不是也注重追求这方面的效果？

　　霍建起：对，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潜质，所以我们才会去这些地方，让它们在镜头中得以呈现。这种视觉的美感是做不出来的，做出来都是假的，它就应该活生生在你面前。这次我们的视听语言就是动人的、壮阔的，把地域的不同变化拍出来。我也希望这个戏不要太个人化，要把气势磅礴的感觉拍出来。

　　《综艺报》：电影《大唐玄奘》是中印合拍片，印度佛教文化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这部影片中有一定的占比和分量，你是如何表现这一部分的？

　　霍建起：玄奘取经这件事情本身就离不开印度，佛陀又是诞生在古印度，所以拍玄奘的故事就一定要拍印度。它的异域风情里面有特别强烈的民族特色，无论景物、文化还是人，都特别有意思，非常漂亮。这部分在片中的比重很大，新鲜感会增加观众观赏的乐趣。

　　我们在宝莱坞拍了几场戏。我觉得印度电影挺发达的，演员素质不错，无论男女，形象都很漂亮，而且非常会演戏，人也特别好，跟我们很亲近，交流起来非常愉快。

　　《综艺报》：这部影片的语言风格和服化道风格是怎样的？会尽量靠近古人还是会通俗化一些？

　　霍建起：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懂。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本来就有距离，所以我们在语言上尽量追求让观众易懂，不能太文言。服化道也是，基本的感觉要对，但不会刻意寻求和史实完全一致。我觉得“让更多人看懂”可能远比做一部另类费解的电影更有意义。

　　《综艺报》：整个影片的实景和特效比重如何？

　　霍建起：主要是以还原真实的场景为主，毕竟这个戏是历史戏。当然，特效也不少，因为年代太久远，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拍摄工作量特别大，因为又有特效，又有实景，又有搭景，又要去印度。还要额外拍很多东西，本来实景已经拍了，还要再拍合成的部分。有来自好莱坞、温哥华以及国内的10家合成公司参与其中，因为大大小小的制作量太大。里面比较复杂的特效是好莱坞做的。

　　《综艺报》：玄奘是一位宗教英雄，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些辩经的情节，你是否担心许多没有佛学背景的观众会看不懂？

　　霍建起：把玄奘看成一个“人”就行了。他经历的过程是在学习宗教，探讨佛教理论知识；但我们的电影却不是要讲宗教理论，而是要展示他的寻道过程和精神追求。讲解经文不是电影该做的事情，观众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完电影后去看经书。

　　《综艺报》：这样一部立足史实的大戏，它跟当代观众之间的共鸣在哪里？

　　霍建起：我觉得人都有把自己修好的愿望。拜佛的不一定都是信徒，但所有人都对美好生活有一种期待。人生就这么短暂，你如何看待你的人生？如何经历你的人生？玄奘这样的人物会给你提供精神力量。

　　每个人面对困难，面对生死，都是一场修行。佛教能带给人内心的宁静与安详。佛陀在他的家乡可能没有被太多关注，但是他在我们东方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件事很让人欣慰。尤其是在今天，人们庸庸碌碌，汲汲营营，吸收这样的精神力量非常有益。

　　《综艺报》：现在西游题材扎堆，不乏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大唐玄奘》的出现似乎“不合时宜”，你认为对当下而言，这部影片有怎样的价值？

　　霍建起：我觉得反而显得它与众不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的唐僧是比较善良软弱的，而真正的玄奘什么样，大家却不知道。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演绎出来的神话故事，在大家都讨论“西游”的时候来拍一部表现玄奘真实经历的电影，更有意义，大家也会感兴趣。

　　拍摄玄奘的意义，用任何有形的利益去衡量都显“小”了。这么了不起的人，他千里迢迢把真经带回来，让佛学在中国土地上生生不息，其意义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综艺报》：玄奘的扮演者是黄晓明，你为何选择他来出演这位高僧大德？

　　霍建起：历史上玄奘形象高大、俊美，晓明在外形上有这个特质，不仅仅是正，还有一种不是太算计、大智若愚的气质。我觉得晓明身上有那种比较单纯执著、很坚韧地做一件事情的精神。我从直觉上判断他能演。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琢磨，这件事情有意思吗？比如剃头啊，环境艰苦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演玄奘就不能计较。事实是晓明也很爽快地答应出演。他的年龄也合适。玄奘出长安的时候已经快30了。

　　编剧访谈

　　邹静之：玄奘是我心目中的“宗教英雄”

　　邹静之，编剧、作家，涉足影视剧、话剧、京剧等多种艺术形态剧本创作，电影剧本代表作有《千里走单骑》《一代宗师》《归来》等。最新作品《大唐玄奘》将于2016年4月29日上映。

　　《综艺报》：在你笔下，玄奘几乎是一位圣人。你是怎么理解这位宗教领域的伟大人物的？你希望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三藏法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宗教英雄”。玄奘的一生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解读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去那烂陀寺取经之前才20多岁，成就非常高，在国内已经是“三藏法师”了，完全可以讲经授法，但是他居然还要远去天竺取经。

　　《西游记》中说“九九八十一难”，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玄奘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诱惑，信仰始终坚定不移。我认为玄奘就是一位大英雄。我想借玄奘传递给观众一种精神，让观众领略玄奘的人格魅力，得到精神的滋养。

　　《综艺报》：你觉得玄奘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邹静之：第一就是庄严、端正，因为他是宗教英雄。第二就是不彰显，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都低调收敛，果断而有力。这一点真不是凡夫俗子能够达到的。再有一个就是超然，那种超然是我心目中的从容和镇定。我是通过西行途中的几场辩论，最后到那烂陀寺选“大乘辩手”的几个情节一步步加深巩固他这个特质的。

　　玄奘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游历回来时跟着一支车队，运回大量经文。他过通天河，马上就要回到大唐，结果船翻了，那些经文又丢失，只得再回去，再搜集来，再补齐。这个人的坚韧非常人能及。人类的进步是靠这些值得全人类为之骄傲的伟大人物支撑的。

　　《综艺报》：第一烽燧，玄奘与王祥的段落格外引人关注，这个情节的用意何在？

　　邹静之：我想写一个普通人，他对人生的解读与佛学相通。玄奘去了第一烽燧，戏中所有台词都有讥讽或者双关。两人见面“相照”，玄奘告诉他有“三种水”，他只喝哪种水的时候，王祥就认清这个人是有底线的，非常尊重他。

　　两人谈怎么解脱烦恼。王祥说：“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觉得特别痛苦。”玄奘告诉他，“你觉得这里是一个监狱，但是我走了300多里路没有水喝，走到这儿就觉得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这里写的其实是佛教的“无常”。

　　《综艺报》：为什么把戒贤法师（玄奘在天竺时的佛学老师）这样一位佛学大师塑造成具有世俗性和喜剧性的形象？

　　邹静之：因为这个戏太正，需要加一点喜剧元素。据史诗记载，戒贤法师也的确就是这样，他活到100岁，有点像老顽童。传说里他等了玄奘三年。北京人练武有一句话叫“徒弟找师傅三年，师傅等徒弟三年”，这个说法很可能就是来自戒贤法师等玄奘的典故。

　　《综艺报》：你对剧本中的次要人物是如何设置的？

　　邹静之：为人物写戏这件事，很容易顾此失彼，所以塑造一个人物得“动着”塑造。另外，还得通过这些人物来塑造主要人物，但是又不能失了次要人物的神韵，比如王祥、李昌。王祥刚才说过了。李昌，是那么爱干净、爱修饰的人，他感动于玄奘的坚韧，当着玄奘的面把捉拿他的通牒撕了，说就当我没见过你，但是你得马上离开瓜州。两锭银子拿出来，磕头。玄奘一下明白了，风雨连夜出瓜州。这都是人物。所以，次要人物也不能干瘪，李昌不干瘪，王祥、戒贤法师也不干瘪。

　　《综艺报》：剧本只写到玄奘回大唐就戛然而止，似乎留了另外的叙事空间？

　　邹静之：原本我这个剧本写的就是上部，有写下部的打算。我跟王家卫有意相约，因为王家卫觉得这次时间实在仓促，即使以他最快的速度赶，还是来不及，所以目前只写到前19年。不过后面玄奘归国译经的19年我可能还会写，因为特别有意思。

　　《综艺报》：王家卫导演是本片的艺术顾问，他在这部影片中与你有着怎样的互动？

　　邹静之：他在前期推荐了我一本特别重要的书，影片中关于龙树法师（著名的大乘佛教论师）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本书里得到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剧本，跟我有过几次深入交流。

　　《综艺报》：玄奘是唐朝人，影片的时代背景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通过怎样的笔触带出唐朝的时代感的？

　　邹静之：我家里有挺多杂书，各朝各代、各种婚丧嫁娶礼仪什么的都有。既然要写东西，就要多看。写这个戏，我看的主要是唐朝风俗史、官制等等，以及和佛教有关的东西。

　　电影的时代感方面，我特别喜欢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不断试图还原唐代的感觉。它不是以情节取胜的，而是以情状取胜。

　　我们在写《一代宗师》的时候，觉得电影最大的“外衣”就是当时的语言，所以刻意想写出那种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语言，《大唐玄奘》也一样。唐代所有的礼仪，包括走路的姿势都跟现在不一样。我写到玄奘求布施，别人施粥给他，他喝粥的时候一定是拿袖子挡着脸，那种感觉一看就是古风。

　　《综艺报》：你写这部戏的时候，心里有理想的观众形象吗？

　　邹静之：我写戏，心里永远都有观众。例如，我写《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时候，写《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观众是一家人。就《大唐玄奘》的观众来说，我早跟导演说过，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信佛，或者对佛学有兴趣，只要这些人走进电影院，我就特别特别满意了。现在观众的知识文化水准都不低，你看他们在微信上编的某某本纪、或者“汉乐府”之类写得多好，都是年轻的90后写的，他们应该能接受这部电影。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东西他看不懂，也不愿意懂，他就说你太装，这一点我不是特别认同。我不能因为顾忌可能有人看不懂，就只顾着怎么把故事讲得好看了。有这个需求，你去看《西游记》就得了。所以这部戏是写给有缘人的。

　　《综艺报》：据说剧本从最开始创作到最后成稿花了5年时间，改了10多次，为什么有这么多次的修改？

　　邹静之：这个剧本可能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但不是文字最多的。一个编剧改剧本是必然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别人提出的建议只要好的我就会接受。所以后来加了那个红漆盒里的蚕的细节，跟丝绸之路有一点关系。玄奘当时大致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走到高昌以后再拐到龟兹的，加进去不伤害这个剧本，又有意思。

　　《综艺报》：拍这个戏要跨越好几个地域，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对拍摄带来的困难？

　　邹静之：拍电影是什么？越困难的地方就越出华彩。拍电影不就是为了求新鲜感吗？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就因为这个故事我没见过，这个阵容我没有欣赏过。川菜好吃天天吃，突然有一天吃鲁菜，发现也挺好吃。人都会喜欢陌生而美好的东西。

　　《综艺报》：这个剧本秉承了你一贯的写作风格，有很多精彩台词，比如“净街收尸”“梦是酒，生活是酒糟”，让人印象深刻。

　　邹静之：语言其实就是“指月亮的手”，你是要通过语言看到月亮，而不是只去关注这只手臂，你不能在这儿纠结。为什么中国古人说，好的诗歌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它所有的意义都是语言之外的。所谓“尽在不言中”，“不言”的那一部分才是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而不是这条手臂有多精彩。

　　文/喻若然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