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引起的文化战争

　　无数种新性别的出现，同性恋运动的风起云涌，留着胡子的女孩，陷入僵局的厕所问题……关于性别的争论开始冲击世界各国的文化。

　　性别和传统的争论

　　不久前，巴勒斯坦的社交网络上发起了一场有趣的辩论。处于舆论中心的是穆罕默德·阿萨夫和塔梅尔·那法尔两人。阿萨夫是来自加沙地带的一位流行歌手，不仅广受巴勒斯坦人欢迎，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深受喜爱。他得到了巴勒斯坦自治权力机构的支持，被视为巴勒斯坦的文化使者，目前甚至连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开始支持他了。他用美妙的嗓音唱着富含深韵的远东流行歌曲，歌唱爱情和爱国主义情感。他表现出了对巴勒斯坦争取民族自由斗争的同情，但并不参与任何政治阵营。不久前阿萨夫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不会允许自己的妹妹在男人面前唱歌，他想捍卫传统。

　　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唱歌手塔梅尔·那法尔回应了他。他是巴勒斯坦动作电影《第48号交接点》（Junction 48）的两位主演之一，该电影演绎了两位男女说唱歌手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写道：“如果另一位流行艺术家说‘我们的传统禁止女性唱歌，而我非常尊重这种传统，因此我不允许我的妹妹唱歌’，那么我会大声地提出抗议。然而说出这些话的偏偏是阿萨夫，我们来自加沙地带的‘灰姑娘’，这让我感到愤怒和痛苦。”

　　穆罕默德·阿萨夫因2013年赢得“阿拉伯偶像”选秀节目冠军而闻名。那法尔说，那时阿萨夫得到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现在我们请阿萨夫加入我们，给很多女孩勇气，那些来自也门、加沙、摩洛哥和约旦的女孩们，那些也梦想着唱歌、跳舞、写作，参加‘阿拉伯偶像’选秀的女孩们！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和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和性别隔离做斗争。我梦想着，女人和男人能够手牵手前进，打破一切隔离之墙。我亲爱的阿拉伯姐妹们，尽你们可能地响亮歌唱，打破界限的藩篱。自由面前，人人平等！”

　　像那法尔这样的年轻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两种斗争：反对以色列国家的压迫，反对他们自己阵营中的原教旨主义。在他的一首歌中，那法尔对巴勒斯坦家庭中的“荣誉谋杀”（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被杀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贞”和“不检点”）传统进行了讥讽。

　　去年那法尔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唱了一首关于荣誉谋杀的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大学生对他进行了猛烈批评：他们认为，那法尔支持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原始野蛮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论调，而且就算真的存在荣誉谋杀，也是以色列的罪过，因为以色列的占领使得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原始条件下生活，阻碍了他们的现代化。那法尔的回答很聪明：“你们批评我的时候用的是英语。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你们思想极端的教授印象深刻。而我用阿拉伯语唱歌，来保护我们的女人。”

　　那法尔的观点是：巴勒斯坦人并不需要西方自由派的帮助。他们尤其不需要的，是为了“尊重”巴勒斯坦风俗和传统而对荣誉谋杀秘而不宣。因为对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夸张尊敬（哪怕那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时也不例外），以及将西方价值观认定为普适性人类权利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留胡子女孩的诗意和可怕

　　阿萨夫和那法尔之间的争论也是一场更大辩论的一部分。几十年前，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曾任伊朗最高领袖（1979年–1989年）的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就说：“我们不害怕经济制裁和军队入驻，我们害怕的，是西方道德堕落行为的入侵。”在霍梅尼心中，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真正敌人不是经济新殖民主义或西方的军事侵略，而是他们的“不道德”文化。

　　同样，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将他们和西方的争论视为文化辩论，其中性别差异也处于中心位置：在奥地利异装癖歌手，人称“变装皇后”的肯奇塔·沃斯特赢得了2014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之后，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次晚宴上说：“《圣经》里有两种性别，他们结合的主要目的是制造子孙后代。”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林诺夫斯基甚至称肯奇塔的当选是“欧洲的毁灭”：“我们无比愤怒。欧洲不再有男人或女人，只有一个它。”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发推文说：“欧洲歌唱大赛的比赛结果向欧洲一体化的拥护者们展示了他们将迎来什么：一个留着胡子的女孩。”

　　作为统一欧洲的象征，这个留着胡子的女孩形象有着既诗意又可怕的美丽。在俄罗斯，有人要求禁止电视台转播欧洲歌唱大赛，并称一场新的文化冷战已经打响。这和霍梅尼的逻辑一样：并不是军队或经济力量制造了这种恐惧，而是西方的道德堕落——西方试图消除性别差异的做法极其危险。在一些亚非国家，同性恋运动及其对传统结构的侵蚀被诠释为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反同性恋的斗争被视为反殖民主义斗争。

　　后性别主义时代

　　如今在美国，区分男女的厕所处于一场大辩论的中心，这听起来几乎有些讽刺。3月底，80个美国高管——大部分来自硅谷，其中包括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和苹果公司老总蒂姆·库克，在写给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帕特·麦克罗里的一封信上签了名，以反抗禁止跨性别者使用不符合自己生理性别的公共设施的法律。“经济界一直想用各种方式让立法者获悉，这样的法律会损害我们员工的利益和我们的生意。”

　　这项法律规定，人们必须按照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使用厕所、澡堂等公共设施，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社会性别。这样，一个跨性别者必须更改自己的出生证明，才可以使用为他自己认定的性别准备的公共设施。目前，这场争论已经闹到了法庭上：美国司法部控告北卡罗来纳州触犯了《反歧视法》。

　　显然，蒂姆·库克不致力于改变成千上万富士康员工的命运，而是通过高调要求废除性别隔离来宣布和下层的团结友爱。大公司的经济利益总是和政治正确理论骄傲并立。

　　那么，什么是“跨性别主义”？它定义的是那些感觉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差异的人群。这样，在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相反的男跨性别者和女跨性别者之外（如果他们借助医学帮助完成性别转变，有时也被称为“变性人”），还有性别酷儿（他们内心并不只认同自己为男性或女性，而是双性别、跨性别、在两个性别之间游离的流性或无性别）。性别酷儿人群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性别认同上有重叠或没有清晰定义的界限；具有两种或多种社会性别（双性、三性或跨性）；没有社会性别（无性、性别自由、中性）；在社会性别之间游离或性别认同不断变化（游性）；拥有第三种性别——其中也包括那些还未为自己的性别取向取好名字的人群。

　　后性别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它的拥护者支持通过投入高速发展的生物技术和辅助繁殖技术来消除社会性别。后性别主义的拥护者们表示，性别角色、社会分化和认知生理差异的存在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劣势。他们相信，高速发展的辅助繁殖技术使得出于繁殖目的的性成为多余，所有后性别主义人群都有能力（只要他们愿意）受孕或作为父亲生育一个孩子，所以社会中确定性别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目前已经出现了抗拒一切禁忌、行为超级敏感的跨性别者。他们感觉自己被迫做出了选择，受到了压迫。“为什么我要决定自己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需要一个能认清自己的地方，急切要求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排空他们的膀胱。为何当他们站在区分男女的厕所前时，不能用无畏的冷静做出应对？“我是个跨性别者，有些男性化，也有些女性化，是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因此我可以自己选择走进哪扇门！”此外，“正常”人不也有性别认同问题吗？他们不也有时觉得很难符合人们普遍预设的性别特征吗？

　　同时，我们可以相对确定地预测，将来会出现新的反歧视要求：为何不能存在多人之间的婚姻呢？是什么让婚姻二元形式的局限合理化？甚至，为何不能和动物结婚？毕竟我们已经知道，动物也拥有非常细腻的感情！将和动物结婚排除在外，不也是一种不公平的人类优先的“种族主义”吗？

　　“普通性别”

　　对于陷入僵局的厕所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它广泛应用在垃圾处理领域。公共垃圾桶被越来越细致地进行分类：有专门的纸张、玻璃、金属瓶、纸板包装、塑料垃圾桶。有时这会变得很复杂：例如当我想扔掉一个带有一条小小塑料带的笔记本时，它算纸张还是包装？同时，垃圾桶上的指示是如此详细，我们得花上半小时，才能做出决定。目前已经有了专门的“普通垃圾”垃圾桶，我们可以朝里面扔所有不符合其他垃圾桶特别规定的垃圾。在厕所问题上，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做？既然任何一种分类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难道不能在一般的性别分类之外专门开个“普通性别”厕所吗？

　　多样化性别立场（男性、女性、男同、女同、两性、跨性等）有个永远回避不了的矛盾：男同是男性的，女同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必须有从一个性别到另一个性别的过渡，异装癖将两者结合起来，双性者在两者之间摇摆……不管如何变化，背后都隐藏着男女两性。

　　也许将来，我们能希冀一个不再因性别差异而紧张争斗的和平世界。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李立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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