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危机

　　在韩国，教师十分受尊重，也是相亲时好感度很高的职业之一。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称，受调查的15岁以上的韩国青少年中，选择“希望成为一名授课教师”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15.5%，是这项调查平均比例的近三倍。韩国言论振兴财团对私立高中的学生就未来职业选择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仅次于公务员，位列第二。

　　“我曾在物流公司的客服中心打过工，但现在觉得比那个时候还要累。”35岁的李雅英是韩国首尔市某私立高中的合同制英语教师（仅签订了一年），现在准备辞去教师职务，赴国外攻读研究生。虽然李雅英从高中起就梦想着能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但在真正走上教师道路的这几年里，她却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去年，与李雅英就职于同一所高中的李雅英的大学同学A，因难以启齿的事选择了辞职，也因此对教师职业充满了失望和质疑。

　　“后悔当了教师”

　　曾同为私立高中合同制英语教师的A平时轻声细语，为人处世小心谨慎。调皮学生经常拿她开玩笑，玩笑内容越来越肆无忌惮，终于有一天，“A和有妇之夫偷情”的谣言在学生间散布开来，甚至传到了学生家长的耳朵里。即便学校和A本人一再解释这不是事实，只是孩子们开的玩笑，学生家长还是要求学校开除A。家长们认为这涉及到个人品质问题，并表示他们绝不妥协让步。最后，A一年的合约还未满，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李雅英说：“A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似乎更像服务业。每当遇到把老师当成服务员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时，我就非常后悔当老师。”

　　韩国现任教师又是如何看待教师这一职业的呢？经合组织发布的“2013年教师教学国际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韩国有20.1%——超过调查对象国平均数两倍以上——的教师表示“后悔当了老师”，相当于每5名韩国教师中就有1名后悔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

　　越来越多教师希望退休，这种现象也进一步使问题突显。据新国家党议员姜恩熙从教育部收到的“2013-2015年各市退休申请和批准现状”的报告显示，申请退休的人从2013年的5946名，到2014年的13376名，再到2015年的16575名，呈逐年递增趋势。事实上，离开讲台的教师从2013年的5370名，到2014年的5533名，再到2015年的8858名，也呈递增趋势。

　　教师们离开学校的理由也各种各样，其中包括行政杂务导致工作压力过大、难以适应随时变更的课程、因公务员退休金改革而对老年生活感到担忧等，因学生对教师实施暴力和学生家长过度干涉引起的教师威信受损也位列其中。

　　暴力事件

　　2015年12月，从网络上流出一段拍摄于韩国京畿道利川市某高中的视频，视频中学生用扫帚殴打并辱骂老师。“扫帚殴打教师事件”引发了学生和学生家长对教师使用暴力的问题的激烈争论。教师遭受暴力的情况并非近来才有。中学教师B因训斥上课时间玩手机的某名学生而被威胁“我要打碎你的脑壳再杀了你”；高中教师C被学生用椅子击中前往医院，最后因受这件事冲击过大而申请退休。

　　女教师遭性骚扰蒙羞的事件也比比皆是。高中教师D在学校小卖部前看到有学生用红色喷漆写了提及自己身体部位，以及“想和老师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话，但即便D看到了这些污言秽语，也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照常走进教室上课。一位现任的高中教师说：“这些现象在教师实习期更加严重，即使那些实习女教师正式入职了，也还是会听到‘姐姐我们交往吧’这样的话，甚至有不少学生直接询问女教师的性经验。对这种见怪不怪的‘性骚扰’，我现在都可以做到一笑了之了。”

　　韩国全国教师总联合会（以下简称总会）发布的资料显示，近5年，由学生和学生家长引起的侵害教师尊严事件不断增加：2010年2226起，2011年4801起，2012年7971起，2013年5562起，2014年4009起，5年共计24569起。总会发言人金东硕对此表示：“每年光接到报案并正式登记在册的侵害教师案件就有数千起，默默忍受侵害而没有报案的教师的数量更是无法想象。”

　　侵害教师事件使教师的教育权利和学生的学习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为防止此类事件继续发生，政府去年筹划了“提高教师地位及保障学业活动特别法”修订案。该法案重点从教育监督员、校长、学生的角度强调尊师重道，维护正在逐渐崩塌的师道尊严，让教师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里教学。

　　该法案规定，殴打、辱骂教师等事件发生后，案情知晓者有义务及时保护教师并将保护措施、案件内容及处理结果上报教育部长官或教育监督员。法案中还提及，各级学校均需设立学校保护教师委员会，以便在学生监护人或学生对教师实施暴力时，起到积极保护教师的作用。

　　这是一部为了保障教师人权而筹划的初级法案。以该法案为基础，政府推出了进一步保护教师的措施：提供以教师为帮助对象的法律咨询服务。自2011年起，韩国总会与律师协会携手推进“一所学校一名法律顾问”的制度。首尔市教育厅与总会也从去年起构建的由律师组成的“维护教师尊严法律支援团”，为发生侵害教师尊严事件的学校和被侵害教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但一时之间，社会上对这些保护制度的实际效果还持怀疑态度。在没有常设律师的情况下，专业咨询师应对法律条文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况学校只有一名专业咨询师。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措施会打破最传统的师生关系，而直接将老师和学生看作潜在冲突事件的当事人。对此观点，首尔市教育厅保护教师支援中心教学视导人员金道键解释道：“细想，教师最终面对的还是‘学生’，因此即使教师受到了侵害，人们还是非常忌讳（冲突、对立的师生关系）的。”

　　合约关系

　　“最近，师生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师生关系从过去传统的尊师重教渐渐转变成合约关系，”建国大学的杨圣观教授认为，“教师尊严不被尊重并不是新鲜的事情，新的教师文化中已经浮现出与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部分。”引进教师评价制度和薪酬等级制度（按韩国政府规定，教师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定量评价方法、实行学生人权条例等措施都使得整个教师文化渐渐变得只以合约为中心，这也说明了教授观点的真实性。虽然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在保有原先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再互相多一些忍耐和包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而现在不同，随着选择举报并“公了”的情况不断增加，师生关系已成为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事件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问题还未解决，这起事件可能就已经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在大范围内极速扩散开。

　　社会看待教师的视角也有所变化。去年从中学校长一职上退休的一位前任教师就表示：“最近在年轻教师中，很多人与其说带着使命感，倒不如说是真正的上班族。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一旦发生问题，都直接向外部机构或者学校内的各类委员会投诉。正因这样的态度转变，学校的整体氛围也和从前截然不同。”

　　韩国全国教职员劳动工会发言人宋在赫指出：“教师政策把教师对象化、客体化，使得教师失去尊严，因此形成了轻视教师的不良社会风气。”在他看来，虽然身为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学生和老师互相指责，但事实上两者都只是制度的被害者。应试教育把学生们逼进了无尽的竞争关系中，而比起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老师更关心提高学生成绩和自身的教学评价，如此冷漠的教学环境使得教师文化变得畸形。宋在赫充满忧虑地说：“在情况极其严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强制教育措施，但一旦这样的方式成为主流，教育就会消失殆尽。”

　　亚洲大学教育学教授李奎美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全面的观点，包括考虑到师生、父母与子女等各类社会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底线’被攻破等情况。”建国大学杨圣观教授则表示：“我们需要树立‘教师人权和学生人权同样应该被尊重’的价值观，并采用新的作业方式，去维护新的教师文化中教育主体的权利，平衡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

　　[译自韩国《时事》]

　　金庆敏·金明智/文 倪戌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