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离婚天后”——阿耶莎·瓦尔德格

　　妻子们爱她，丈夫们怕她，评论家批评她渔翁得利，客户们将她奉若神明，然而只有百万富豪才有机会成为她的客户。一起来看一看，英国天后级离婚律师阿耶莎·瓦尔德格的故事。

　　伦敦梅菲尔的Le Caprice餐厅里，从离婚律师做成亿万富翁的阿耶莎·瓦尔德格身穿一件浪凡夹克，坐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她的面前放着一瓶香槟酒，香奈儿手袋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在感情问题上，超级富豪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每个人失恋后几乎都差不多，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信心也不复存在，还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快乐起来。”瓦尔德格笑容满面，“我可以讲一大堆这样的事儿。”

　　11年前，瓦尔德格的律师事务所“瓦尔德格斯”在她闲置的那间卧室里成立了。该事务所很直白地表明自己将为怎样的群体代理案子，事务所的网站上有这样的提示，“除非你或你的伴侣身家超过200万英镑，或者是年收入超过30万英镑的高净值人士，否则请勿打扰”。该提示还说，事务所的客户“可能是企业家、高级专业人士或总经理；基金经理、银行家或投资家；私人公司的老板或大股东；明星或富二代。如同我们代理的许多案子那样，你的案子会涉及许多国际元素”。

　　48岁的瓦尔德格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上述要求。绰号“离婚天后”的她或许没有继承什么财富——她由艰难讨生活的单身母亲抚养大——但毫无疑问是高净值人士。在她看来，以每小时高达795英镑的服务费，成为伦敦收费最贵的离婚律师，是一项荣誉。她还很有国际范儿，经常辗转于迪拜、伦敦、马耳他和意大利等地的住宅。得益于频繁地在诸如《今晨》等脱口秀节目中亮相，并以麦当娜和盖伊·里奇的抚养权之争等明星八卦为谈资，她可能是英国当下最知名的律师。

　　所有这一切都令她那些较为传统的同行们感到恼火，他们对她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容，从“吸睛”到“庸俗”，不一而足。他们对她奢华的第二次婚礼牢骚满腹；对她那1984款的红色敞篷奔驰车——与鲍勃·尤因在剧集《达拉斯》（她少女时代最喜欢的剧集）中的座驾一样——吹毛求疵；对她在英国第四台《情侣们与我共进餐》的节目中亮相反感至极。参与节目者在其位于伊斯灵顿的联排别墅里，大啖她烹制的松露扇贝，并对房子的奢华以及她能说5种语言这件事赞叹不已，称她和丈夫史蒂芬·本斯为“两个有钱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同行会对我参与《情侣们与我共进餐》节目颇有微词，”瓦尔德格说道，语气听上去很是温和，继而话锋一转，她以同样明显的语气奚落道，“我猜其中有很多人年纪太大，对你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有想法。我觉得我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要呆板拘谨、严厉苛刻，就要改变自己。”

　　她还补充说，客户乐于见到她在电视上出现，手忙脚乱地操纵着搅拌器。“他们想同一个活生生的人打交道，一个他们能处得来的人，尤其是在处理生活中如此私人的问题时，”接着她又来了一通尖锐的讽刺，“有些律师办案时喜欢置身事外，看着客户哭鼻子抹眼泪，等着他们和伴侣分道扬镳。但我会投入其中。”

　　抛开同情心不谈，瓦尔德格有着令人难忘的胜诉案例。2010年，作为德国造纸公司继承人卡特林·拉德马赫的代理人，瓦尔德格申辩称，拉德马赫与前夫签订的婚前协议应该成立。此案也被载入了英国法律史册。

　　当时，英国法庭并不承认婚前协议有效，但最高法庭9名法官中有8人同意瓦尔德格的主张，认为他们接下来应该通力协作，保住拉德马赫的财产，并致力于相关法律的修改。

　　瓦尔德格代理的其他胜诉案件中，众所周知的还包括米歇尔·杨的离婚案。通过离婚，杨从其前夫——由一名中介成为富翁的斯科特·杨那里分得了2600万英镑的财产，尽管他声称自己负债2800万英镑。而且由于拿不出支持自己负债说法的书面文件，斯科特·杨还一度被判入狱。2014年12月，在其位于伦敦西敏区马里波恩的顶层豪宅中，斯科特·杨坠楼身亡。“太可怕了，实在令人痛心！”瓦尔德格表示。她还说，目前仍不清楚斯科特·杨是不是自杀。

　　其他客户还包括一位卡塔尔酋长的前妻，以及英国北安普顿的一位侯爵夫人。瓦尔德格为后者赢得了1700万美元的财产。

　　当下瓦尔德格正在代理前马来西亚小姐蔡秀萍的离婚案，而且在前不久赢得了一场已持续3年之久的论辩，蔡秀萍大亨丈夫4.4亿英镑的财产，将由英国法庭，而非马来西亚法庭来处置。按照传统，英国法庭审理离婚案时会更加同情女方。蔡秀萍申辩称，英国是自己的主要住处，她收藏的上千双鞋子都放在这里，从而受到了同情。而退回到2014年，一名法官还批评说，这桩在全世界已经耗资160万英镑的离婚案“完全失控了”，但如今，瓦尔德格有可能打赢这场有史以来报酬最丰厚的离婚大战。

　　还有更多的客户瓦尔德格没有说出姓名，“有些人觉得我剥夺了他们在媒体上露脸的机会。”瓦尔德格轻声说道。

　　“瓦尔德格斯”律所有4家分所，50名雇员，是英国以“高净值”家庭为目标客户的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营业额年增长率65%，是英国营收增长最快的律师事务所。自然而然地，她也消除了外界对她的指责：利用别人的不幸攫取财富——很多离婚律师都会受到这种指责。

　　“我见过很多律师会对其委托人的另一半发起攻击，以摧毁他们的信用；也见到过一单业务收费数十万英镑这种事情。但我觉得这让人很不舒服，”她说，“我不会那样做。我觉得尽可能以友善的方式来完结一桩离婚案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特别是为了孩子。”

　　同样，她还澄清说她鼓励员工们实行弹性工作。这是对之前那些守旧同事的一种还击。当时她怀孕在身，并最终成为一名拉扯3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生第2个孩子时，我请求产后开始上班的时间推迟一到3个星期，结果职位被撤销了。”生第一个孩子时，她休了5个星期的假；第3个休了3个星期。她回忆说：“一名律师告诉我，‘这一行根本就没他娘的什么产假’。”

　　还有人告诫她不要在履历上提及孩子，即便照顾孩子从来不曾影响她的工作表现。他不明白她有多能忍受这份职业的磨练。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瓦尔德格脸上浮现出她那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这是他们的损失！”

　　事务所的车停在餐馆门口，瓦尔德格下了车。几天前，她刚离开迪拜的公寓，回到英国过夏天。在汉普郡的野外，她看着11岁的女儿海伦娜骑着自行车，下定决心要研究菜谱，“我要学会做意大利肉汁烩饭这类暖心食物。”

　　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爱丝普蕾的珍珠项链，无名指上的订婚戒指镶嵌着钻石和淡绿色的橄榄石，价值两万英镑——因为经常在博客上晒这枚戒指，她惹恼了很多同行。往身上看，一条购自阿曼的红色山羊绒披肩搭在黑色的麦丝玛拉连衣裙上。脚上的黑色鞋子系德国品牌“保罗·格林”，“舒服得要命！”有趣的是，她的紧身裤袜抽丝了。“我不是那种事事追求完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人，”她说，“整天风风火火地忙工作，我顾不上这些。”

　　她满面笑容，体态丰盈，她坦率地说自己曾做过腹部整形手术，齐肩的长发染成了金褐色，双唇涂着口红，看上去相当职业，但这身炫目的打扮却令她的竞争对手相当不爽。“我没有刻意穿得如此光彩夺目，但我从不认为女人为了取得成功，就应该穿得像个男人，就应该穿得老气。”她说。

　　然而瓦尔德格的行为举止并不咄咄逼人。她说一口清晰的略带一点儿女王范儿的老派英语。虽然言语直率，但行为克制。

　　22岁那年，瓦尔德格在牛津大学从事秘书工作的母亲芭芭拉，与同在这所大学上学的阿萨夫·瓦尔德格相识并结婚。后者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统治印度的洛提王朝普什图人的后裔。

　　婚后，瓦尔德格的父母移居到男方在巴基斯坦的老家。“可到了那里之后母亲发现，情况并非父亲说的那样。”瓦尔德格说。怀有身孕又倍感孤独的芭芭拉于是回到了父母在英国诺森伯兰郡的家，在那里生下了瓦尔德格。不过在她18个月大时，母亲和外婆又开车载着行李离开了外祖父。瓦尔德格说外祖父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一夜之间，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芭芭拉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用以维持女儿和母亲的生活，她们与人合租的房子破旧简陋，瓦尔德格和她“孤独、消沉”的母亲住一个房间。

　　孩提时代的瓦尔德格“孤僻，书呆子气，非常害羞”，上小学时常因“太像外国人”而受人嘲笑。后来，她赢得了私立牛津女中的助学金，她的命运从此改变，“至少我与那些对学习有正确态度的人成为同学了”。

　　其间，她的父亲成为了当时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让她兴奋的是，父亲每过几年都会不期而至地来英国看望她，陪她待上大约3个星期，但又突然返回巴基斯坦，也不说下次什么时间来。“我感觉自己很失败。得不到他的关爱可能是宗教原因，或是由于我调皮，又或是我不够有趣。”她回忆道。

　　瓦尔德格14岁那年，芭芭拉提出了离婚请求。从此父亲就不再来英国了。后来瓦尔德格了解到，她的父亲在巴基斯坦另娶新妻，并有了两个女儿。毕业后，她曾到巴基斯坦同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其他国家与他见过几次面。至于她的两次婚礼，他一次也没参加，不过去年圣诞节时，父亲造访了她位于迪拜的家。

　　“从表面上看他是来看我的，但他却花了7个小时劝我去买地。我意识到，他这是在不加掩饰地劝我投资，”她双唇紧绷地说道，“这让人非常不舒服，让人心烦，但更糟糕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对他的思念之后，我觉得自己对父亲已经产生了某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本来应该更强。此前我还以为自己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但现在我不确定是否有一丝。”

　　很明显就能看出，所有这些经历让瓦尔德格内心充满了取得成功，让父亲对她刮目相看的动力；充满了捍卫弱者，以及战胜被遗弃恐惧的渴望。这也解释了她的那些被同行引以为耻的举动，尤其是宣传炒作的行为。“童年经历锻造了我的个性。我是说，经受了生活的洗礼，我不会在意人们怎么看我。这让我受益匪浅。”

　　在剑桥读完法律后，瓦尔德格先去了维也纳的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后跳槽到海牙的国际法院。接下来又加盟了“神奇圈”（指伦敦几家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在那里，25岁的她被老板夏维尔·亨特的魅力折服，入职不到5个星期就怀孕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她把这一切看作是“天意”。不久，她和亨特在牛津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白色婚礼。

　　后来他们带着儿子贾斯珀移居莫斯科，但“莫斯科糟透了，空气很不好。整天关着门窗，让人觉得仿佛住在监狱里”。她根本不喜欢那里。

　　亨特找到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后，怀着次子菲利克斯的瓦尔德格辞了职并返回伦敦。她进入一家美国大公司工作，接着又成了一名出庭律师。此后两年间，夫妻二人分居不同国家，日子过得很不顺心，不久，两人就离了婚。

　　每天10小时的工作以及只能在周末见到孩子让瓦尔德格身心俱疲，她决定跳出法律行业，还把自己伦敦房子的卧室租了出去，租金用于还房贷，她本人则睡在沙发上。在当一名歌剧演员的朦胧想法的驱使下，她报名参加了歌唱班。不知怎么的就有了“天后”的称号。“我很喜欢这个称号！”她咧嘴笑道。

　　绰号“大白鲨”的拉蒙德·图斯的出现，让瓦尔德格从音乐梦中醒了过来。图斯此前曾代理过瓦尔德格和亨特的离婚案，她一丝不苟地准备此案使他印象深刻，希望她出任他的助手。瓦尔德格在图斯那里工作了10个月，却在怀上图斯的一位员工的孩子后离职。多年以后，她与图斯也发生了严重的纠纷：瓦尔德格购买了谷歌的一项广告服务，只要有人搜索图斯的律师事务所，就会跳转到她的广告上。图斯将此称为“不正当手段”。瓦尔德格尽管没有承认错在自己，她只是说“很不幸”，却赔了他5000英镑。

　　“那时我的伴侣还很年轻，刚刚参加工作。发现怀孕时，我们交往的时间还不长，这让他很害怕。不过我们仍然对新生命的出现感到高兴，我们很爱我们的宝宝，并非常非常激动。”可5个月之后，胎儿在她的腹中夭折了，“最黑暗和令人哀恸的绝望”随之降临。瓦尔德格和伴侣分了手，医生给她开了百忧解（一种抗抑郁药物），却让她肿得“跟象人一样” （19世纪末英国一位身体严重畸形的男子），到急诊室打点滴才得以缓解。

　　那年夏天，瓦尔德格背上背包到东南亚旅行，在此期间她还与一位冲浪运动员展开了一段她称之为“非常不合适”的关系，旅行让她“完全活了过来”，与伴侣也重归于好，并生下了女儿海伦娜。可6年后，他们还是分了手。当时在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教法律的瓦尔德格需要赚更多的钱来养孩子。“海伦娜的父亲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她说，“抚养孩子的担子全压在了我的肩上。”对于不得不再次向没什么深交的男律师解释自己单身母亲身份这件事，她感到“完全绝望”，遂下决心开办属于自己的高端婚姻家庭法律师事务所。

　　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律师们长期以来老于世故，互相之间一团和气。所以人们很容易对我产生敌意：‘她算哪根葱？’而且，这种事确实发生了。”

　　2005年“瓦尔德格斯”开业时，“就像举行一场派对。你会想，‘如果没有人来，那我看上去就像个白痴’。”上第二道菜时她说道。不久，在儿子学校举行的一次“益智问答之夜”活动上，一名男生的母亲因不满意自己的离婚律师，于是委托瓦尔德格接手案子。

　　就这样，离婚代理事业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5年后，她承接了拉德马赫的离婚案，并在接下来的3年里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我忙得昏天黑地……这是婚姻家庭法史上最大的案件。”她的同行对手们再次对她产生怀疑，认为她无法在法律上为婚前协议正名。“他们说我一定是疯了，但我意识到时代在变。”

　　打赢拉德马赫这场官司后不久，瓦尔德格在酒吧里遇到了本斯——他也离过婚，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她在他面前摔碎了香槟酒杯。

　　“起初我们只是为了孩子们能在一起玩耍而碰面，本斯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1岁和12岁。我记得他曾说：‘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要再次成家，但我知道自己需要有人陪伴，不管对方是将近30还是30出头。’我心想：谢天谢地，我有伴儿了！”二人很快坠入情网。同居4年后，他们于2014年在温彻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并签订了婚前协议。

　　人们再度对瓦尔德格的婚礼博客予以关注。她在里面描述了购自伊斯坦布尔的头饰、母亲亲手缝制的红色连衣裙；“唱诗班的成员多为‘国际专业歌手’，都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夫妇二人请求宾客们把送礼物改为送礼金，以用作赴夏威夷度蜜月的资金。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对这件事百般诋毁，”她说，“我们不缺咖啡壶也不缺平底锅，还需要送吗？帮我们拥有一项体验不是更好吗？这是妒忌。令人奇怪的是，媒体对这些事情的报道反而有助于我的生意。”

　　我没有见到本斯。但在《情侣们与我共进餐》节目中，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害羞的知识分子，瓦尔德格则骄傲地称他“多才多艺”。让节目嘉宾们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他可以躺在一架小型钢琴下面进行演奏。一位嘉宾问：“弹得非常不错。可是你为什么要躺着弹呢？”

　　本斯现在也在为瓦尔德格做事。他成立了一个金融取证小组，专门处理日益增多的资产隐瞒现象——通常是隐瞒离岸资产，以减少律师费的支出。“这感觉真好。在之前的感情经历中，我总是为对方的事业付出，但和史蒂芬在一起后，我第一次拥有了男人帮我打拼事业的感动。”瓦尔德格说。

　　夫妇二人已决定将迪拜作为主要的家，一起的还有他们的两只狗。在那里，瓦尔德格通过Skype与客户谈案子。很显然，这一决定也要求她在“瓦尔德格斯”的同事们各自肩负起自己的角色。“如果事业要发展，就不能只靠我一个人！”

　　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一个21岁，在剑桥读大学，另一个19岁，马上要上大学。小女儿海伦娜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每隔一个星期就和她的父亲一起度周末。“迪拜的生活质量真是太棒了——简直就是阳光明媚版的纽约。我只需每个月回英国待一个星期就行了。”

　　不消说，客户们也羡慕她如今的美好归宿。“之前那些段感情结束后，我实在是伤心透顶，就同他们（指客户）一样。我那时觉得自己会孤独一生。”瓦尔德格说，“但我认识到，生活是分阶段的。如果你能一直向前，永不停歇地走下去，情况就会好起来，几乎每个再次找到真爱的人都是如此。”

　　有些人纵然无法再次找到真爱，但有了瓦尔德格的帮助，他们至少还能从大把的金钱中得到慰藉。

　　[译自英国《泰晤士报》]

　　茱莉亚·卢埃林·史密斯/文 张文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