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们”的幸与不幸

　　首富出狱，够有噱头了。何况，相比尚在服刑的黄光裕，牟其中还那么具有传奇性和争议性。传奇的是，牟其中三次进出监狱，在狱中前后呆了23年之久；争议的是，他除了是首富还担着首骗的恶名。

　　自9月27日出狱，牟其中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舆论的神经。舆论和大众对这个传奇人物始终抱有期待，希望牟其中能从一个传奇走向另一个传奇，最好能如褚时健般东山再起。从年龄上来说，出生于1928年的褚时健要比牟其中大13岁，不过，从活跃年代以及站在中国商业发展历程的角度上观察，他们二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从这一维度出发，柳传志、任正非和鲁冠球等人都可以划归于同一代企业家：出生于1949年之前，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壮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他们幸运地成为最早的商业先觉者和弄潮儿，各领一时风骚……

　　这一代人是先行者，相比眼下正当盛年的“92派”企业家群体，经历和出身更为多样性，因而也更具典型性：柳传志原本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任正非是基建工程兵，鲁冠球则是农民出身，牟其中最早只是一名锅炉工人，他们在底层的时间更为长久，更为完整地感受了所有的动荡，也从始至终地见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全历程。无论出身如何不同，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一边不断对抗着体制，另一边却也受益于政策大环境的变动。政策大门一旦开启，他们总是能从狭小的门缝中悠然挤入，占得先机。

　　既然是先行者，那总是要比后来者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总是有成为“先烈”的可能。

　　纵使褚时健一手将亏损的红塔集团塑造成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的烟草帝国，却也在退休之际因经济问题被送进监狱。究其症结，张维迎打过一个比方，好比一个寺庙里的和尚给佛爷上香添灯油，因为菜里的油不够吃，自己挖了一勺做菜。直到今天，柳传志仍在公开场合为其鸣不平，认为褚的锒铛入狱与当时体制机制存在很大关联。

　　相较褚时健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牟其中的起家过程更类似“傻子瓜子”年广久般草根和草莽。与后者不同的是，牟其中野心愈为狂大，渴望表达和推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充当体制对抗者的异端角色：第一次牢狱之灾发生在1974年，因为几篇文章入狱4年零4个月。“四人帮”的垮台使得牟其中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恢复自由身；出狱后，他创办“万县市中德商店”，第一年获得了近8万元利润，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低价购买一批铜制钟，转手倒卖到上海，腾挪之间又获暴利。

　　1983年，牟其中又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被收审。入狱11个月，他再次被释放。这次出狱后，牟创立了南德，把倒卖钟表升级为“罐头换飞机”，并在人们还不乐于公开谈论财富的年代登顶中国首富。第三次入狱则因信用证诈骗罪，尽管他至今拒绝认罪。

　　三次入狱，皆有不同缘由，前两次的触底反弹也都有着浓郁的时代特色，牟其中堪称时代标本。这次出狱后的他已75岁，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却仍旧豪气万丈，宣称重启“南德实验”，要重建一套商业体系。

　　这是典型的牟氏口吻，充满理想主义，甚至彻底的浪漫主义，以致信口开河。类似于1996年提出“100亿元独资开发满洲里，建成北方香港”的名言不胜枚举。当然，100亿元的开发最后无疾而终。牟氏语录中，最充满想象力的是炸开喜马拉雅山脉引南印度洋的暖流，以改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而这个令人瞠目的“理想”，最终也只作为段子被载入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当中。

　　康德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伟大却属于自己。75岁的牟其中还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的传奇尚难言伟大，他的争议最终是随着时间而平息还是进一步扩大，仍须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彭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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