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枭雄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天，平尾宏二（长银北美业务负责人）正在长银（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 of Japan）的纽约办公室工作，一位日本商人前来拜访。这人自称是一家小型企业电子产业公司（Electronic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EIE）的主管，并且宣布他想建造一座旅馆。

　　他的名字就是高桥治则（Harunori Takahashi）。

　　平尾知道，他应该对于有人主动走进他办公室要求大笔贷款而感到高兴。在平尾被派往纽约工作的1986年，日本已作为新的全球经济之主得到广泛认可。美国的书店里充斥了关于日本的书籍，诸如《日本第一》，或者《日元：日本新的金融帝国》，它们纷纷预测，这个渺小的岛国将迅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与EIE达成一笔贷款交易将是纽约办公室的一次漂亮出击，EIE是长银钟爱的商业客户之一。数年前还默默无闻，现在这家公司乘着日本不动产的强劲东风，吞并了世界上的许多资产，正在建立它的旅馆和休闲旅游业帝国。高桥的事业从东京到香港、悉尼和米兰，直到洛杉矶甚至斐济，对于资金有着庞大的需求。

　　不过，高桥的某些方面使得平尾心存忧虑。

　　谈到纽约旅馆的项目细节时，高桥显得不着边际，含糊其辞。他说，他想借3.5亿美元，关于项目的唯一信息是他已在曼哈顿中部选好地址，位于派克大道和麦迪逊大道著名的第57街上面。高桥聘请的是当今最著名的设计师之一贝聿铭，他刚刚完成对卢浮宫的扩建项目。

　　平尾知道高桥对于长银的重要性，把高桥的粗糙想法交给手下人去调查。美国银行家使用严格的信用分析系统决定何时发放贷款，何时拒绝贷款，平尾特意在自己的银行也建立了一个项目融资团队。长银勇敢地拒绝过旅馆、公寓以及赌博业大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银行的美国分析师认为，特朗普项目的预期利润并不够多。

　　不幸的是，EIE的数字比特朗普的更奇怪。

　　高桥说，他想花费3.5亿美元建造一个拥有400间客房的旅馆，按照纽约分行职员的计算，兴建如此规模的旅馆，最大可行的投资只要1.5亿美元。纽约的银行家们对3.5亿美元感到困扰，但是，长银总部完全没理会他们的现金流分析，批准了高桥的计划。

　　一位银行家飞回日本的时候说，“这简直疯了，我们必须告诉东京项目无法收回投资。”当他到达东京时，长银总部的态度相当坚决，“满足高桥的一切要求！”

　　超常的繁荣

　　EIE最初建立于1947年，高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管公司，当时只有30多岁，起初高桥喜欢把EIE描绘成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产品进口的贸易公司，而且一度看上去经营得还不错。他在东京银座地区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楼里没有电梯，要拜访他的客人必须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上4楼，才发现在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里，有一些人趴在铁灰色的蹩脚桌子上面办公。

　　无论EIE的历史是如何不起眼，高桥在日本上流社会有相当一批朋友，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想方设法把他送到著名的庆应小学，这是日本政界和商业头面人物家族喜欢的一所精英学校，后又钻进了庆应大学，并于1964年毕业，随后的10年里，他在日本航空公司工作，这个地方充斥了日本贵族和政客的子女，传统上也是为日后进入上层社会进行准备的好地方。

　　高桥的这些经历看上去体面，也让他结识了许多颇有权势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资深政客安倍晋太郎（曾任日本外相，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之父），安倍的绰号叫做“国王制造者”，因为他能够躲在幕后神秘地操纵政治，另一个朋友，就是后来领导自民党、被美国人视为“改革家”的小泽一郎。

　　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桥决定开始扩张EIE公司的业务，他一心想成为一个企业家，一个商界巨头。高桥深知，仅仅依靠电子产品的进口业务，他无法实现梦想——而不动产似乎是个更加吸引人的事业。高桥于80年代中期宣布，他要把EIE公司改造为一家不动产集团，并且声明为了集中精力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将戒酒——这在日本是个极不寻常的举动。

　　高桥进军不动产的时机真是无懈可击。就在他寻找机会拓展业务的时候，日本正经历一场超乎寻常的不动产繁荣景气。

　　经历30年高速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消费者和工商企业已相当富有，但是，太多的财富也是双面利刃。无论海外还是国内，这一代人只有为财富找到一条确实有生产力的投资途径，一个国家的金钱才能对于下一代具有价值。这个国家已是工厂林立，投资项目遍地开花，而且就像各家银行深有体会的是，日本传统制造业对在日本内部投资已没有资金的需求了。

　　正常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是，把资金投向日本以外。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生了，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纷纷购买外国的投资产品，他们大量地买进了美国国债，资助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然后，由于外汇管制，普通日本储户却无法自由地把手里的资金汇到国外。同时，出于战后的控制制度，银行利率出奇地低，又没有动因让他们把手里的资金放进银行。

　　随着时间流逝，消费者和企业开始把手里的资金转向两个明显的选择：股票市场和不动产部门，从1981年开始，土地价格开始步步升高。当投资者认为不动产市场上升的价格表明土地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去处时，进一步把资金投入这个部门，使得价格继续上扬——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

　　股票市场上发生的是同样的情形，当日经225指数上升时，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出奇地方便，它们大规模地发行新的股票，由于它们拥有资金后找不到投资场所，于是也投入不动产，既然不动产价格不断上升，这些公司的价值节节升高，又反过来促使股票价格的上涨。

　　政府的政策则是火上加油。1985年9月，七大工业国家的领导人在纽约广场旅馆聚会，一致同意，日元兑美元的比价应该上升。广场协议后，汇率迅速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上升到150日元，使得日本在国际上的消费能力陡然倍增，并且使得人们相信日本还有更多的剩余资金。

　　当时，日本银行打了另一支兴奋剂，在美国人的强大压力下面，它降低利率以刺激日本国内的需求，并且缓和日元强势带来的危害。这正是火上浇油。于是，不动产的价格扶摇直上，数以千计的公司挟带着新的资金加入投资者行列。

　　正是在这热火朝天的气氛里，高桥开始寻找实现他不动产美梦的途径。他知道他不能单枪匹马，他招收了一些帮手。其中一位是，曾任大学教授的石崎文语，40多岁，看上去永远是快快乐乐的，他通过自民党的一些政客结识了高桥，给EIE充当顾问；另一位新雇员则是野本岩男，一个20岁出头的小个子。

　　无论是石崎、野本还是高桥，对于不动产业务一无所知，实际上，当野本刚到EIE时，他还不知道如何使用计算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充满信心：1985年的时候，成千上万家小公司由于新出现的资产泡沫而发迹，绝大多数和EIE一样，对不动产都是门外汉。

　　疯狂的收购

　　高桥开始寻找项目，尽管很想购买日本的一些资产，但他清楚，他不属于日本企业界的主流，打入海外市场要相对容易一些，通过朋友的朋友，他打听到位于太平洋的美国托管区塞班岛上有一家凯悦酒店正在出售。在旅馆行业里，通常拥有者并不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这家旅馆由凯悦集团负责管理，其资产由一些中国人拥有，他们希望把旅馆卖掉。高桥与负责兜售这家旅馆的汇丰银行取得了联系，告诉对方他有兴趣收购。

　　然后，他和长银联系，询问能否得到他们在资金上的帮助，80年代初期，长银曾经给过EIE一笔1亿日元（1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其进口业务，对高桥并不陌生，而长银的传统银行家们正急切地想进入不动产业务。同时，高桥的一个特点使他颇具吸引力：与日本绝大多数的不动产新手相比，他有一定地位，与一批有权势的政客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EIE很快就从汇丰银行和长银借到300亿日元（3亿美元）买下了旅馆。高桥兴奋极了，立即决定把公司名字改为EIE国际公司。高桥和石崎继续通过凯悦的网络，寻找新的旅馆。而旅馆经理们也乐于帮忙，他们发现，这位乐呵呵的前教授和他们有同样的爱好，都喜欢出入亚洲人的夜总会。

　　凯悦的经理们告诉EIE一条消息，悉尼的一家旅馆正在出售，高桥和石崎立即飞往澳大利亚，第二天，当他们沿着悉尼海岸游览时，高桥停住汽车，他指着面对悉尼港和歌剧院的一座摩天大楼说，“看呐！那座旅馆！”那座巨型旅馆的大楼上面镶嵌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帝豪旅馆（Regent hotel，现译为丽晶酒店）。

　　于是，石崎逛进那家旅馆的大厅，向一个侍应生询问，谁是这家旅馆的所有者，以及他是否想出售它，侍应生毫无表情地打量着他，石崎还是查明了业主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组成的财团，中国业主表示他们愿意出售——当然价格不菲。

　　石崎起初拿不准银行是否会同意，然而，当他向长银申请新的贷款时，银行家们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得到这个贷款机会，而不是旅馆价格。

　　长银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日本的银行开展业务的奇怪之处。在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里，当银行为企业的某个投资项目贷款时，他们十分注意这个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银行需要知道，这家公司能否从未来的盈利中偿还贷款。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银行只关心一件事：公司将来现金贫乏时可以通过出售用来偿还贷款的资产，或者叫抵押。唯一关键的抵押资产就是土地，到1985年，长银和其他银行都认为，土地是个安全的财富保值商品。

　　在日本的文化里，土地一直是个很受重视的商品，传统上，绝大多数的人口都从事农业，且由于多山的地形，日本可用于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只经历过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石油危机的1973年，日本的房产价格每年上涨。银行家们认定，只要不动产项目以资产作为抵押，向它们贷款就毫无风险。如果一家客户遇到困难，银行只要把土地所有权高价出售就可偿还贷款。

　　有些日本银行家也怀疑这个想法在海外未必行得通。他们知道，诸如塞班岛或者悉尼，房产价格一直上下波动，而不是永远上升。然而，绝大多数的日本银行家们还是戴着日本经验的有色眼镜看待外部世界，认为日本人对于不动产有名的敬畏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事实上，不贷款才是发疯的举动。随着日元的升值，海外不动产的价格以日元计价急剧下跌，好像欧洲、亚洲、美洲都在进行半价出售。日本投资者一下子可以在夏威夷购买一座大房子，在伦敦买下一层公寓，或者在美国买下一个高尔夫球场，所需费用在东京几乎连一座小公寓都买不到。

　　高桥十分喜欢他在悉尼的新旅馆。帝豪的品牌光鲜亮丽，渗透着国际荣誉。日本人一向追逐品牌，对于高桥来说，拥有一家“帝豪”比仅仅是一家“凯悦”或者“希尔顿”兴奋得多。他指令石崎研究一下，EIE能否买下全世界所有的帝豪旅馆。

　　巧合的是，创立帝豪旅馆集团的人就住在香港，而且十分愿意讨论出售的事情，他是一个叫鲍勃·伯恩斯的美国人，长着温和的蓝眼睛，作为主人礼数周到。伯恩斯喜欢高桥这个人，最妙的是，因为EIE对于旅馆业和不动产知之甚少，他想高桥可能会接受他关于旅馆的一切建议。

　　高桥于1987年买下帝豪旅馆管理集团30%的股份，伯恩斯并不想把整个公司出售给EIE，他保留了65%的股份，剩下的5%仍然由汇丰银行持有。

　　1987年秋天的某一天，晴空万里，伯恩斯带着高桥来到纽约，这个日本人还是头一次来纽约，伯恩斯陪着高桥来到第57街一座大楼顶层俯瞰曼哈顿，伯恩斯指着一个个景点解释，高桥问，“那么，我们在这里能做什么呢？伯恩斯君，我想建造一家旅馆。”

　　伯恩斯知道，他的一个朋友刚在麦迪逊大道和派克大道之间的第57街上面购置了一块2.5万平方英尺的空地，他也热切相信，这个地方可以建造一个超凡脱俗的旅馆，他已和贝聿铭商量过，后者建议他建造一座高德石灰石大楼。他知道，1987年，美国的不动产业主都意识到日本人急于购置海外资产，常常能凭空加价10%甚至50%，仍然能够卖出去。

　　高桥有时也许不屑于纠缠细节，他说道，“别担心价格昂贵，伯恩斯君！我肯定银行会帮忙的，他们总是伸出援手。”伯恩斯相信了他。

　　制度的产物

　　几年后，野本岩男试图搞清楚，这段风风火火的时期内，EIE借款的总额。他计算出，1986-1990年，单是由他个人经手的就有40亿美元，他强调，只是国际业务方面的借款，整个公司的总数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为更加方便地发现新的旅馆，高桥购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迅速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当他们来回奔波时，高桥每当发现喜欢的旅馆就立即拍板。他买下了洛杉矶的帝豪-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澳大利亚堤礁的一家水上流动旅馆和伦敦的富苑旅馆。另外，又增加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凯悦旅馆、塔希提岛上面的三家旅馆以及斐济的一个岛。

　　随着贷款数目的上升，长银的银行家们越来越兴奋。自从银行1952年成立以来，职员们一直忍受着比不上日本兴业银行的心理压力，日本兴业银行是长银的“老大哥”，可以赢得所有最好、最有声誉的日本客户。现在，长银兴高采烈地和对方平起平坐了。

　　长银的银行家们开始激发出对国家的自信心，日本人纵横世界，把美国在内的许多资产都作为战利品买了下来。这个感觉太甜美了。大家充满着实现这个新“使命”的强烈兴奋感。如果银行现在还要担忧回报率这样单调的事情，就显得有些不可理喻了。

　　每当EIE需要向长银申请贷款时，野本的任务是递交书面报告，他回忆道：“银行从没有质疑过我们的旅馆计划。”石崎则笑着说，“它们经常只是拿走我们的计划，撕掉封面，复印几份，然后作为它们的计划在银行内传阅，急不可耐地要给我们资金，从不关心我们的计划。”

　　日本其他的银行也不例外。这些银行通常喜欢共同行动，这样可以增强社区式的团结感。比如，纽约第57街的那个旅馆，不仅由长银提供贷款，还包括三菱信托、三井信托、足利银行和住友信托。没有一家银行对EIE的数字提出质问，相反，它们关心的主要内容是，EIE能否有更多的业务需要它们贷款？

　　随着开销的不断上升，价格也变得越来越离谱。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不动产的价格大致和美国的差不多，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已经高于美国4倍——日本的总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经纪商们估算，单是东京皇宫下的那块土地，已经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等值了。

　　在日本以外，一些美国经纪商估计，日本公司已经买下了曼哈顿三分之二的房产。三井不动产公司花费了6.1亿美元买下纽约的美孚大楼，尽管当初它的价值只有3.75亿美元；三菱不动产以8.5亿美元购置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在当时的纽约创下纪录。

　　成群的美国人打扮整齐，接踵而至地飞到东京，然后爬上楼梯，来到设在银座的EIE寒酸的办公室，他们为了能在EIE飞机上获得一席之地，互相争斗，只为向高桥展示新的项目。他们知道，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斤斤计较，因此挖空心思地想出更多的离奇生意。

　　比如，摩根士丹利在日本的不动产团队主管是一个叫比尔·卡亨（Bill Kahane）的美国人，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有时，你需要在正确的时机站在正确的地方。当时一切都疯了——市场充满了泡沫。一次EIE加入了购买夏威夷一处资产的行列。那是一个养牛场，大约1100英亩，高桥想造一个旅馆。当时的估价是2000万美元，高桥买下时已达到1.5亿美元——有两个日本人还在报价。（摩根士丹利的）美国人都认为，我是天才。”

　　他说：“问题是，日本人毫无经验，他们太幼稚了。”他安慰自己，认为日本的金融界和政界完全清楚自己的目标：“EIE这样的公司就像代理人一样。我相信，银行需要通过它们进入不动产市场……从整个意义上，EIE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产物。

　　我知道，另外还有20多家这样的公司，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不动产一无所知。”

　　高桥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说明，他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支持。在周游世界寻找新旅馆的间隙，高桥有时会邀请伯恩斯或者卡亨在东京共进晚餐，把他们“展示”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他会在东京赤坂区传统的日本料理馆里，安排他喜欢的河豚晚宴。当他们坐在榻榻米旁拿着筷子享用精美的日本食物时，艺伎们环绕四周表演助兴。

　　某一个晚上，伯恩斯受宠若惊地发现，坐在他身旁的是日本政界的“国王制造者”安倍晋太郎。安倍的英语还过得去，主动提出用日本书法写下伯恩斯的名字。安倍向伯恩斯吐露道：“伯恩斯君，你知道年轻的高桥，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真希望，他某一天成为日本的运输大臣。”

　　有时，当高桥和石崎一起环游世界寻找新的旅馆生意时，他也会反省。

　　高桥会闲散地坐在波音飞机的真皮沙发座位上面，一边吃炒饭，一边问：“石崎，这样的生活会维持多久呢？”

　　石崎会引而不发，让他的老板自由发挥。高桥沉思后，通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某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但是，只要情况不变，我们就应该尽量把公司发展壮大，然后好好梳理一下。这之前，只要渠道仍然畅通，我们就应该继续借钱！”

　　1989年的圣诞节，出现了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征兆……

　　吉莲·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