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桥之死（一）

　　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

　　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由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一、大波

　　蒲殿俊是最早知晓朝廷将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少数几个四川人之一。诏令下达的当天，他正在北京。身为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此番和副议长萧湘一起来京，是出席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会议对外的名义是第二届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一个组党会议。近两年来，全国二十二行省谘议局都已兴兴头头开幕，且在地方事务中对政府的制衡作用愈益明显，筹组一个有着统一纲领的政党，正当其时。会议程序繁复，吵吵嚷嚷，从5月下旬开到6月初。一开始，他们想给这个党取名为帝国统一党，经梁启超提议，才正式定名为宪友会，选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主席。开到中途，因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谭延闿联合一帮湖南官绅前往都察院请愿，蒲和谭既是同年，又是好友，于情于理都要前往助阵。

　　蒲殿俊和谭延闿，都是1904年科举末班车的乘客，在那场告别仪式般的会试中，他们都有幸成了帝国末代进士。谭进翰林院任编修，蒲任法部主事不久，考取了公费赴日留学的资格，进东京法政大学读书。蒲1909年回国后，邮传部曾调充其担任交通传习所教务长，他没有到任，在宪政编查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适逢各省谘议局纷告开幕，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

　　留学日本那五年，蒲的主要精力几乎全被家乡四川的铁路牵扯住了。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最初是完全官办的，虽然后来因地方绅商所请，吸纳了部分民间商业资本，但先天就带着官场的种种弊端与恶行，股本挪用，贪腐丛生。蒲殿俊发动川籍留日学生，募集到了三十多万两，拉起个“川汉铁路改进会”，自任老大，号召川人自办铁路，他执笔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投书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据说深得赏识。

　　进士出身加留学东瀛的新派背景，使得蒲在四川的声望，几乎到了神一般的地步，“所至为设供帐，妇孺莫不知其名”。因此，当该省谘议局推举领导人时，蒲殿俊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首任议长。其他两位出任副议长的，一位是有着帮会背景、人称“老舵把子”的川中名士罗纶，西充人；一位是曾和他一起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的培州人萧湘。

　　蒲殿俊发现，川路公司的腐败，并没有因为改名为商办而有所收敛。商办只是挂了个羊头，卖的还是官僚资本的狗肉，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由政府一纸委状、而不是股东大会任命的。蒲当选议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对川路公司进行了一次整顿。四川的立宪派人与铁路的关系搅和得如此之深，在同样修着铁路的几个省份如湘、鄂、粤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铁路国有的诏令一宣布，蒲殿俊预感到，麻烦事来了。平心而论，国家接手铁路，早日建成有望，既可谋交通便利，又减免了川人负担，自是圣朝良策。然而令他忧心的是，谁来保证铁路公司的利益？这两年修路无多，用去的款子、投资损失的银子，加起来已是一笔吓人的大数目，新政策一来，这笔钱该谁来埋单？以精明著称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大人肯吗？脑子里架着算盘的度支大臣载泽大人肯吗？

　　“宪友会”还没闭幕，他再也待不下去了，给萧湘作了些交待，他告假提前踏上了回四川的路。出京前，蒲殿俊对湖南谘议局的一个议员朋友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话说得好听，脑子里盘算着的，除了银子还是银子。

　　四川收到铁路国有诏是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文件，找来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主席和副主席，商议如何应对。董事局两位主席一个劲地向制军大人表达歉意，说一切要等蒲殿俊议长从北京回来再议，几个人谈了半日，硬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川人迟迟没有发动，另一个原因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一开始对这项国有化政策并不感冒，甚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求之不得的。何以如此？原因还在银子。川汉公司虽在1907年转为纯商办，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疑难绝症并没有得到解决，内部的贪腐风气更加变本加厉。一年前，一个叫施典章的财务总管把公司闲置资金私自挪用，投入上海股票市场，在雪崩般的股灾中造成三百多万两本金的巨额损失。再加上各种开销和花费，筹集到的资金已损耗尽半。公司高层对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开始的态度是乐观其成，朝廷要办铁路，就把路权拿去好了，当然得先把这些亏空补回来才行。

　　一个叫邓孝可的报人在《蜀报》发表文章称：“今政府此举，就吾川人言之，尚不无小利”，“国有”未尝不可。对川路公司账面上现存的近千万资产，邓认为都应该留在川省用作建设基金。邓是川路公司股东，曾经留学日本，以梁任公门人自傲，又家境富有，他对此事的观点，足可以代表一大批绅商的看法。然而不久，他的态度竟来了个逆转。

　　蒲殿俊从北京回到成都召集川汉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那次会议因筹备仓促，出席的股东们不是太多，省谘议局的议员们却悉数到场。会上形成的决议谓，铁路国有化可以有，但朝廷在推进时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必须先把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上海钱庄倒账亏损部分还上，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段所存现金700万两一并交由川人来打理。

　　中央政府会同意他们的讨价还价吗？很不幸，他们这回遇上的是帝国最精明的红顶商人、邮传大臣盛宣怀。5月的最后一天，盛宣怀与新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联名，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明确表示，川路公司想从中央拿钱，弥补经营不善或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那是一点门都没有，至于在上海投资失败造成的三百万巨额亏损，国家更是不可能承担。

　　川人习气，服硬不服软，邮传部、度支部如此坚挺，他们总不能硬着跟中央扛。如果不出意外，四川的铁路国有化进程，应是步两湖和广东之后，辛亥年内得以解决。

　　川籍京官不少，据他们传回的模棱两可的消息，此次铁路国有化政策的颁布，实起于庆亲王奕劻与镇国公、度支部大臣载泽的政坛角力。

　　名头十分新派响亮的责任内阁总理，说白了也不过是从前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化身。庆亲王行辈高、资历老、事务熟，深得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欢心是不假，可他都七十岁了，还要来当第一任的总理，也太恋栈了，度支部大臣载泽第一个看不过。载泽出洋考察过宪政，见过大世面，目下又掌管帝国财政，这首任内阁总理怎么说都应该由他这样的新派人士来当才对。载泽一派的谋臣密友，有盛宣怀、端方、郑孝胥三人，盛先前是李鸿章的幕友，以和洋人打交道起家；端方在直督任上因惊扰太后撤职，能量还是不容小觑；郑办过新政练过新兵，做到四品京堂，抱负也自不凡。这三人向载泽献策，要压过奕劻，为今之计就是要争取外力支持，多借外款，在抵押上多给他们好处。

　　于是有了盛宣怀代表邮传部向四国银行借款一千万英镑这事。说起来，这笔外资的引进还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做了一半的事。当年老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看到商办公司效率低下、贪腐滋生，心生后悔，向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借款550万英镑的协议，商定年利率百分之五，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这项草约在张之洞去世后，就不了了之。此番旧事重提，谈判的接力棒传到了盛宣怀手里。

　　身为中国铁路的创始人，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以来，盛宣怀始终坚持铁路必须国有。即使在铁路商办叫嚣得最厉害的几年里，好多大僚都顶不住了，他还是认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引力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和四国银行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盛宣怀实无愧于当时大清朝最精明的生意头脑之称，续订的合同条款比先前更为有利，年利率继续维持在百分之五不说，且所贷款项的半数以上可以存放在国有银行，而作为抵押担保的，是两湖的厘金盐税，压力也不是太大。

　　绅商们发现，他们不幸遇上盛宣怀这匹恶狼，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从他的铜牙铁嘴里讨得分毫好处。明着对抗中央吗？诸位都是民望所归的绅士，有功名在身，有的还是钦派人员，肯定不能胡来。6月初，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协议的消息传到成都，铁路公司董事和谘议局议员们长长地吐了口气。既然中央不能把他们从极度亏损的泥潭中拉出去，那么，他们要玩一把大的，也是情非得已了。

　　这两年，朝廷以谘议局的名义训练地方宪政，议员们也都以民意代表自居，那么这时候把人民推出来，可谓适逢其时。祭起爱国这面大旗，以人民的名义发难，怕你中央不让步？

　　一时间，“卖国”“贪赃”几乎成了盛宣怀和他领导下的邮传部的代名词。被爱国热情点燃的民众以为，所谓铁路国有就是卖路，就是要把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用借来的钱修的铁路所到之处，就是某国国权所及之地。他们认定，身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签订这个合同，定是从中收受了数不清的好处。

　　一些原本对铁路国有持乐观态度的绅商，也来了个大逆转，反对朝廷的这项新政策。曾撰文欢迎国有化的邓孝可，一转身推出了一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文中称，自从读了这份借款合同，才明白盛宣怀的奸谋，并指责中央收走川路公司的七百万两资金是“夺路劫款”。这个记者以充满悲情和煽动性的语言在文中高喊：“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号召与中央死磕到底。

　　看到各地议论纷纷，邮传部直接下达一个命令给各地电报局，严令不得收发“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国有化，也是一场舆论战，中央风险预估不足，已失先机，各地报馆暂时还封不了，把电报局给管起来，也可解一时之急。

　　6月17日早晨，位于城中闹市区岳府街的川路公司总部，聚集起了上千人。这座气势不凡的宅子，曾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影壁后面是一个大天井，中间的一个戏台子正好作了讲坛。临时股东大会由川籍翰林院编修颜楷摇铃宣布开始，随后，铁路公司董事邓孝可登台发言。邓是个很擅长调动现场气氛的高手，说到一半开始抽泣，眼泪鼻涕齐下，会场气氛渐趋沉重。邓孝可热场后，登台演说的是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他更具魅惑力的言词和哭声，释放出了郁结全场的不平之气。

　　一个叫郭开贞的少年挤在狂热的人群中，日后，他以“郭沫若”为笔名，记下了这癫狂的一幕。当罗胖子说到借款不只危害川人、也关系到国家存亡时，郭注意到——“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那情形，就像人人都吃了药一般。他不由得佩服起了这个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的家伙，他的声音简直有一股魔力，把现场的所有人都“捏成了一团黏土”。

　　这如痴如狂的一幕过去后，罗纶接着说，川省人民要成立一个临时机关，一方面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要联络外省的乃至全国的同胞，这个组织就叫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罗纶的建议获得了“声震瓦屋”的赞成。众人公推蒲殿俊担任会长，但因蒲是省谘议局议长，不便出面，最后同意不设会长，下面成立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四部。这四部人选，所负任务艰巨，必要时甚至是要冒风险的，会上不作选举，让有决心有勇气者自行报名，再由会众鼓掌通过。邓孝可笔墨功夫好，文牍部非他莫属，罗纶和一个叫刘声元的议员争着要当交涉部长，比赛谁的哭声更大似的，争着喊，我先去死！我先去死！

　　同志会开张，急需干部分赶全省宣传保路，以使全川一百四十二州县、七千万同胞都懂得路存省存、路亡省亡的道理，担任交涉部主任的罗纶当场招募游说员若干。《蜀报》主笔朱山，宜宾人，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获此任命的朱山上台演讲时出了一桩意外，这个年轻人快步登上讲坛，开讲前学着前面其他人，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翻一只茶碗，割破手指，一时鲜血淋漓。闻到空气里的血腥味，人群嚣动了。这桩意外插曲，后来被包装成朱山在成立大会上割指盟誓，以表与路偕亡之决心，足见同志会宣传机器开动之到位。日后，这位朱山先生前往川东发动，走到重庆后成了端方的幕僚，此乃后话。

　　发起现场签名时，未来的小说家、十九岁的成都少年李劼人也跃跃欲试，可是签名处挤得水泄不通，他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握到一管毛笔。等待签名时，他前头一个穿着绸衫拿折扇约摸四十开外的人，把剩余的三页白纸全写满了，而且都是单名加狂草，仔细辨认，居然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演义小说上的名字。李劼人日后把这个细节写到了小说《大波》里，只是他在小说里玩了一个障眼术，把自己隐身在一个叫“楚用”的青年学生后面。这个后生仔从小县城来到省城念书，一边借住在表叔家，和漂亮泼辣的表婶恋爱着，一边游走在一场场集会外，观察着川人争路的种种世相。

　　且说这日，临时股东大会一转身在满场哭声中开成了同志会成立大会，这时，自始至终在现场的一个官员，省提法使周善培，鼓动蒲殿俊趁热打铁即刻率众前往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于是，数百人涌出岳府街的川路公司总部，一路高喊口号向着总督衙门进发。周善培已预先向护理总督王人文报告此事，请愿队伍没有受到巡警阻拦。其实好多巡警也在请愿队伍里呢。

　　蒲殿俊没有出现在请愿队伍里，不知什么原因，请愿队伍出发时他悄悄离场了。公推罗纶进去与护理总督王人文沟通，尔后，王人文满身披挂停当，出来接见了请愿群众。

　　王人文站在总督衙门前的一张方桌上，满脸堆笑，语气平和，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大意谓，他虽寄籍云南，却祖籍四川，四川是他的桑梓之地，他身为朝廷钦派管理一省军政的护理总督，川人有什么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情，都是他的职责所在，川人对中央政策有什么意见，他都会代奏上去，并且还要专折力争，只要为川人争到了利益，就是丢官他也在所不惜。一方大员如此顺俯民情，态度又如此诚恳，请愿群众深感保路有望。千余人一同下拜，王人文赶紧跳下方桌回拜还礼，众皆欢欣而退。

　　身为一省最高官员，怎可以如此恣意轻率的态度包揽民众请愿，还私自非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不是存心把水搅浑吗？王人文有如此出格纵容之举，个中却也是有隐情的。

　　被属下们称作护院大人的王人文，目下还不是正式的四川总督，说来还真是一个看家护院的。是年（1911年）1月，前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时，把按察使任上的他提上来，给了他一个护理总督的名分，暂摄川督印把子。赵尔巽临走还暗示过他，趁着朝命未下，会设法替他搞成实授。眼巴巴盯着总督实缺的王护院，他的政治热望却在现实面前扑了个空。

　　赵尔巽赴任东北，王人文坚信他的老上级会推荐自己继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赵尔巽给朝廷的密折里保举的不是他，而是自己的亲弟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当年锡良离任川督，赵尔丰以藩台护理总督，等着赵尔巽从湖广总督任上过来接印，现在赵尔巽离开四川，又交给弟弟来接班，在外人看来，赵氏兄弟挨个儿交接边疆重臣的关防，这乃是上百年都难得一遇的稀世之典、当朝嘉话，但在伸长脖子苦苦等了三个月的王人文看来，事情就走了味，起码他觉得，老上级几个月前的暗示是暧昧的，甚至是带有愚弄意味的。赵尔巽也不算食言而肥，没有让他回原任，而是推荐他去接手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大臣职务。这个职务是钦差缺，论级别比藩、臬都高，只因任所在高原苦寒之地，又要处理至为棘手的边境事务和民族事务，官场中一向视作苦缺。眼下要从天府之国调往极边之地，王人文心里头是老大的不乐意。

　　仕途的不如意，滋生了王人文对整个官场的不满，自从总督梦破灭后，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冒出了一种危险的倾向，他对中央的决策，事靡巨细，不论对错，内心深处几乎都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情绪。

　　主政一省的官员与中央如此离心离德，且出尔反尔，实在令人惊诧。年轻气盛的摄政王在6月初的电文批复中已经给过他一次书面斥责。王人文心怀怨念，才会想要挟铁路风潮之势来压一压朝廷，也为自己在川人中落一个爱国爱民的好口碑。同志会成立当天，他高调接见，热情揄扬，自是推波助澜，两日后——6月19日，他突然向朝廷发去奏章，弹劾盛宣怀的借款致使国权、路权丧失殆尽，请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已经迹近掀风作浪了。

　　这封据说由周善培捉刀的奏章，充斥着浓郁的民粹主义气息。周善培到底是时文高手，一封奏折写得迂回曲折、一波三起。一面倒逼朝廷，“必不爱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一面又不忘敲打一下文墨功夫见拙的盛宣怀：“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周善培最得意的一笔是，让王人文高调向中央要求，治以盛宣怀同等之罪，以证爱国之心：“请罢盛宣怀以谢天下，然后罢臣以谢盛宣怀”。

　　一省主政官员如此态度坚决地反对既定政策，要求法办大臣，跟中央明着叫板，本朝自圣祖开国以来垂三百年，这样出格的事可说从未有过。王人文真的是爱国至深、爱民至切，方有这冒死陈奏吗？结合此人前后言行来看，殊为相悖。王人文既然是吃错了药，中央也懒得跟他计较，把他这份火药味十足的奏章搁置起来——“留中不发”。

　　都是王人文的一点不满之念，使四川事情从此棘手，酿成局势糜烂至不可收拾，说到底，还是这个人心底里的一点贪念，断送了大清朝改革自新的一次机会。

　　王人文的政治前途是玩完了，但他已经为自己挣下了爱国者之名。这种清誉，对一个有着政治热望的官员来说，或许是他来日东山再起的最大资本。

　　王人文是指望不上了。在朝廷眼里，四川的保路党人与谘议局、袍哥首领搅在一起越闹越凶，全是此人沽名钓誉、曲予优容所致。为今之计，一是让端方赶紧到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磋商，便于就近指挥，一是让作风强悍的赵尔丰火速入川，从王人文手中接过川督大印，踩熄即将四燃开来的遍地野火。

　　赵尔丰是在六十一岁那年，经他的老上司锡良专折密保，出任川滇边务大臣一职的，朝廷还赏给侍郎衔、加武勇巴图鲁号以示对这个老臣的奖掖。他在辖区内以铁腕手段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于川藏一线力抗英国势力渗透，坊间议论他的军功甚至盖过了岑春煊和袁世凯。川人对赵尔丰并不陌生，是因其曾经短暂护理四川总督，更因其心狠手辣，挣下过“屠户”这一诨名。是以，赵尔丰还没入川，到处都已人心惶惶。坊间传言，今年是辛亥年，亥属猪，猪落在屠户手里，还有不开杀戒的？四川马上就要流血啦。

　　不知是由于久处边藏、不谙国中潮流的缘故，还是与王人文私下交好，被盛宣怀和端方寄予厚望的赵尔丰，竟然也是一头跑偏道的骡子。

　　此时，端方已以铁路钦差大臣身份抵达武昌，忧心于四川局势愈演愈烈，他接连给邮传部、度支部去电，让他们催促赵尔丰兼程到省，最好能在闰六月初十日之前、亦即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召开之前到任。按照他的乐观估计，川人性浮动而力薄弱，聚固甚易，散亦非难，只要地方官操纵得宜，他们断不致坚持到底。但他心中还是不安着，特意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去电，探听其弟对川事的态度。

　　赵尔丰是从打箭炉起身，经雅州府（今雅安），再到成都，路上约走了十余天。上峰还在指望着他早日到任，担负起整肃地方的责任，他却在赴任途中与王人文暗通款曲，不切实际地请求王人文继续留下来，“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此时申饬王人文的上谕已发布多日，他这般与上头明显相左的态度不免让人生出无穷联想。还没到成都，那些先前谈之色变的川人已经把他当作“福星”来仰盼了，他们认定，这个一把白髯、威风凛凛的老人，正是上天派来护佑川人争路的。

　　闰六月十一日，公历8月5日，这个日子是川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开幕日。本来“川绅”们预定的是8月4日，因前一日成都下了一天暴雨，会场积水盈寸，故不得不推迟一日。

　　这也是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后与属下和股东们的第一次正式场合的会面，这般的盛暑天气里——虽然大雨过后，暑气稍减——他还全身冠戴齐全：一袭青衫大褂，挂着朝珠，纬帽官靴，红顶花翎，显见得他对这个会的特别重视。

　　在对着六百名股东的演说中，赵尔丰的开场白颇为低调、恳切，说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阔别久矣，现奉命回川，“下车伊始，即逢总公司股东开会，实为欣幸”。他说自己在关外时，听到种种传闻，甚至有说成都因为争路风潮，已起暴动，他当时就不相信，因他在四川多年，知道川绅大都忠君爱国，断不至有犯上作乱的举动，今亲见会场秩序井然，果符素愿，是以深感欣慰。最后他向股东们表态，只要力能为、权能足，他作为一省总督，肯定是会为全体民众的福祉奔走的。

　　总督并无传说中的凶神恶煞，相反他的平易和真诚态度已经超出了大多股东们的预期，与会群众颔首称是者有之，沉吟不语者有之，个别表态时有说朝廷如此深恤民艰，我等亦当仰体圣意。但偏有几个刺儿头敢捋虎须，来自南充的股东代表张澜的一番话，已经几近顶撞。张澜质问道，现在政府要收我们的路，拿着倒款一事做罪名，殊不知川路倒款的责任人施典章，就是你们官府奏派的！今以倒款之罪加诸川人，那么请问，丧失国权之罪又该谁来负呢？

　　张澜连珠炮般的发问让赵尔丰的脸色变得铁青，虽然奏派施典章做上海公司总理的是锡良，但倒账的事却发生在他护理川督的时候，这等于把他也给骂了。为张澜的话鼓掌时，不知谁喊出了惩办卖国贼盛宣怀的口号，尔后，全场吼声雷动。会后，蒲殿俊等赞扬张澜开场这几下耳光打得清脆利落，真不愧我党健儿，也有人担心得罪了这个怪脾气的老头，只逞快意于一时，搞不好会弄得官绅背驰。

　　赵尔丰带着一众官员离开时没说什么话，但从他当晚发给内阁的电文来看，除了“惟其开会之始，意气不免稍盛”一句微词，总的还是帮着川人说话的。周善培日后回忆说，开幕式后次日，赵在督署衙门“很平静”地谈道：政府这回举动未免太快一点，无怪四川人埋怨，总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该替政府受些埋怨，张澜也是责备政府，不见得是责备我。

　　若从1904年川汉铁路公司成立算起，成都到汉口的铁路至本年已叫嚷了七年，正式开工的惟有宜昌至万县一段。此路段须穿越险峻的长江三峡，施工条件至为艰苦，参与工程的有四万名胼手胝足的筑路工人，主持其事者，是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

　　此人系前邮传部官员，湘中大儒王闿运的弟子，与日后鼓吹帝制的杨度系出同门。湘中学人大抵以横拙刚毅见长，李稷勋虽是川人，受乃师熏陶，身上也有倔强的湘人习性。他于1898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后，分到邮传部任职，因丁忧在籍，恰好赶上川路建设，被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派为宜昌分公司总理。

　　7月初，王人文遭严旨申斥、赵尔丰尚未到任之际，李稷勋有过一次秘密的北京之行。后来被川路公司指责为“私相授受”的这次北京之行，据邮传部的申辩，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工作汇报和商议。

　　在铁路收归国有问题上，李稷勋原本是一个反对者，借款合同公布后，据说设计和指导施工都要聘请外国专家来做，他的反对更是激烈，因为他担心原先招聘的工程师和施工人员不服，工地上闹出大乱。度支、邮传两部打电报给他，告诉他不管局势如何变化，工程决不会停，收归后只是把管辖权从川路公司变更到铁路督办大臣手里，款项也从总公司拨付转由度支、邮传两部转由督办大臣拨付，他这才安下心来。

　　李稷勋接到总公司密电，告诉他川人决定破约保路。这让一心扑在工程建设上的李稷勋左右为难，一方面，没有了外资注入，这条路将不知何年何月方能修成，更让他难堪的是，这意味着要他与老东家邮传部彻底决裂。他是因丁忧在家才被临时安排了这个修铁路的差遣，一待丁忧期满，他是要继续回到邮传部任职的，那样他还回得去吗？李稷勋赴京，就是想找邮传部长官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面请机宜。

　　李稷勋没有见着督办大臣端方，在他赴京途中，端方也正在往湖北赶，他们半路错肩而过了。但这一趟也不算跑空，不仅与在京的川籍官员交换了意见，更重要的是见到了盛宣怀。或许是盛的敬业精神的感召，也可能是见识了商办铁路的种种黑幕，这个从一线返回的铁路建设指挥者同意了长官提出的“附股”，即把川路公司保存在他那里的七百万两股款附作国有铁路股金，继续用于宜昌段的铁路建设，并同意中央对公司进行查账。

　　川路国有改革有望由此突破，盛宣怀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发给了端方。李稷勋也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致电川路总公司，建议总公司同意附股。但在中央与地方因接收方式和补偿问题僵持不下的当口上，李稷勋的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出卖行为。总公司严令，把宜昌分公司账上的所有钱款解到成都，即使面临工程停工，也在所不惜。李稷勋顿感压力巨大。他星夜赶到汉口，与已抵任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商议，尔后又匆忙赶往宜昌安抚筑路工人。对于总公司发来的催款指令，他干脆予以拒绝，说“工不能停，万难止款”，不然数万名工人闹将起来，谁来负责？

　　张澜给赵尔丰难堪的第三天，股东特别大会第二次开会，会长颜楷宣读了一份李稷勋转来的督办大臣发给川路公司的电报，一度让场中形势失控，会场声如鼎沸，哭声、喊声、叫骂声一片。督办大臣的电文，被斥为“蛮野诬人”，端方成了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号卖国贼。群情激昂的股东们草拟电文批驳督办大臣，请现场的两位官员劝业道胡嗣芬和巡警道徐樾转呈总督大人代发。下午三点，两位官员来告，总督大人同意代发复电，并已在复电前加上了语气更为严厉的按语。一时全场掌声雷动，人都说，前有王护院，今有赵季帅，吾川可谓福星高照，这实在是上天对川人爱国至诚之关照啊。

　　股东特别大会第三次会议，赵尔丰率一众官员到场，入座时，股东们再次起立鼓掌，表示对他昨日代发抗议电的感谢。或许是受到掌声的鼓舞，赵尔丰表示，他会继续把股东们的意见向上面反映，一时引发全场更加热烈的欢呼声。但他马上有点后悔到这样的地方来了，这些一脸激动的股东们，哪一个看上去像善良绅士，几乎一眨眼全都会变成暴乱分子啊。

　　第四次会议，怕被这些人缠住不放，赵尔丰借故未到，只是让官员带去一份刚收到的邮传部电令，让颜楷在会上宣读。这份部令是饬令宜昌公司总理李稷勋，把七百万两纹银全部接收，用作国有铁路股金继续修路。果然，此令一公布，会场再次炸开了窝，一起斥骂盛宣怀、端方夺路劫款简直与强盗行径无异，要求赵尔丰直接奏参盛宣怀和李稷勋两个逆贼。这一回，赵尔丰没有爽快答应。他们在会场坐等两小时，等来的消息是赵尔丰决定辞职不干了，周善培带来总督大人的原话是：“我已决意辞职，揭参办不到，办到亦必无效，诸君何妨稍从容。”

　　但“诸君”并不想放过他，在他们看来，总督大人于这样的节骨眼上撂挑子不干，简直是一种不知轻重的撒娇作派。有人说风凉话，赵季帅既然要辞官告退，那更应该无所顾忌揭参盛宣怀卖国欺民呀。罗纶说，让总督大人继续参劾盛宣怀可能会让他难堪，落得王人文一样的下场，提出是不是可以只参李稷勋一人。但他此话一出，马上遭到了激进的股东们的攻击，他们说，罗副议长如果再萎靡不前，那么就要用激烈手段来对付。吓得罗纶不敢再吱声。

　　李稷勋被总公司以股东会的名义勒令辞职，还被悬赏一万两纹银的价格遭到追杀。但川汉铁路宜万段不能停工，数万筑路工人也不能没有李稷勋去坐镇指挥，中央的决定是，李稷勋必须留任，起码在完成铁路国有交接之前，绝不能走。端方和湖广总督瑞澂也联衔电请内阁，要求朝廷将李稷勋“仍行留办路工”。李稷勋也玩了一把假辞职的把戏，说等待总公司派员来接收，可是谁敢冒掉脑袋的风险去抢这个活呢？

　　绅商们觉得，赵尔丰越来越难沟通了。他好像不怎么在意以前着力维护的亲民形象了。特别股东大会来过两次后，就再也不露面了。派去谒见他的代表，他倒是开门迎纳，也没有给使脸色看，但对于代表的意见，他不像以前那么听得进了，总要反驳，有时候甚至还要争个脸红筋涨。

　　赵尔丰觉得自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川路公司这边，弹劾盛宣怀、撤换李稷勋，拒调川路七百万两存款等等意见，都要他代奏，内阁明发的上谕，度支、邮传两部的部令，也都指名道姓发给他这个一省主官去落实。一去一来，恰如两股相反的力，生生要把人给撕裂了去。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朝廷对自己的不满。端方发给度支、邮传两部的电文里，说他代奏的股东会的意见是渎奏行为，细思真是极恐。

　　眼下，他刚收到两电。一道是内阁发下的上谕，说是准了盛宣怀所请，要他这个四川总督转饬李稷勋仍驻宜昌暂管路事，督办大臣未接收以前，勿许离工。另一道，是抄示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与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昌会同电奏川事的节略，中有“查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责成川督懔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等语。赵尔丰凭直觉也认为，这一份上谕、一封奏电都会激起轩然大波，故未公开。

　　川路公司却自己找上了门来。原来，总公司一连给宜昌打了几次电报，质问李稷勋为何还不遵命离职。李稷勋复电说，难道连明发的上谕都没看见吗，如若未见，可去赵季帅处查询，便知端的。

　　读到这两份电报，公司董事局和股东会的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虽已料想到朝廷必不会示弱，不会那么爽快就让他们行使钦定商律所规定的权利，但委实没想到端方竟然奏请饬令地方官对他们严加弹压，把他们视作乱党一般，而摄政王竟然拟旨准如所请。8月23日的大会上，当颜楷读毕这两份电文，已经被数次引爆的会场再一次嚣动起来，满场的气氛可说是热焰欲燃。有人高喊罢市、罢课、抗税，这消息呼拉一声飞遍全市，到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街上的店铺已关停了一大半。

　　风一起，人的感情就潮动了。风是越来越大，潮是越来越高，于是潮头一卷，不但前功尽弃，并且连自己也不知不觉随波逐流起来。次日起，整个成都的商行、店铺几乎全都关上了门，8月的天气还自燠热着，人都会聚到了街上，如一条条灰色的河流涌动着。三万多民户的门楣上，都贴上了一张小黄纸，上书“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大字，神位两侧，则是从谕旨里摘录的两行小字，“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保路同志会以大行皇帝的这两句语录作为罢市争路的护符。同志会的人还挨家挨户分送黄纸和传单，发现哪家没有贴、哪家店铺还开着就立马申斥。

　　说来争路已近三个月，平素里大家在会场上吵吵闹闹，市面上并未骚然，戏园子里照样锣鼓喧天，茶坊酒肆的生意也一天好似一天，世俗生活有着强大的惯性，不会随意更辙，全城可说秩序井然。然而自打这天起不一样了，热闹的街市忽地成了一座死城。

　　群众运动的马达一旦开起来，其横冲直撞之势已非一省总督赵尔丰所能控制。赵虽然长于边务，以精明强干著称，且性格刚毅，但这几年四川的情形他毕竟不甚了了。即便到此时，赵尔丰还是坚决顶住了中央要求他武力弹压的指令。为了示民以诚意，赵尔丰会同成都将军玉琨，率川省八名高级官员集体致电北京参劾邮传部，请求将川汉铁路仍归商办。电文称，刻下万众哀愤，祸机四伏，民气甚固，事机危迫万状，恳请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将来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议决。

　　本次省级官员集体发力参劾中央政府部门，比之王人文先前的转奏火力更猛，以致同志会的人兴奋地奔走相告，以前只是国民反对盛宣怀，现在有力量的官员都组团攻打盛宣怀了，“盛宣怀这回必输定了！”

　　几乎和赵尔丰参劾邮传部同时，内阁也收到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弹劾赵尔丰的电报，大臣与督抚的互撕，至此已趋白热化。端方认定，川事变得如此棘手，一误于王人文，再误于赵尔丰，赵尔丰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他建议中央，应即刻先派重臣赴川查办赵尔丰，必要时可采取果断之行动，再简派川督，以定大局。在发给盛宣怀的电文中，他说目前能够镇住局面的，惟有他的亲家袁世凯这样的铁腕人物，同时还暗示，自己将是接替四川总督的最合适人选。

　　尽管赵尔丰向内阁作了辩解，朝廷还是连下三道上谕，要他切实弹压闹事群众，如若再迁延不办贻误大局，“定治该署督之罪”，上谕的最后还加上了“懔之”二字，示以严厉警告。同时电饬在武昌的督办大臣端方，迅速率兵入川查明铁路事宜。

　　赵尔丰惊惧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先前对川人是不是太过优容，太过仁慈了。朝廷一次比一次严厉的电令，再加上端方的虎视眈眈，更让他担心乌纱帽可能不保，自己的下场说不定比王人文更不如，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其间，坊间开始出现一份《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觉悟”等语，并号召设立团防、编练国民军武力保卫，赵尔丰怀疑这份形同叛逆的宣言是谘议局的高层在背后捣鬼，他准备要对蒲殿俊等下手了。

　　这一天是9月7日，农历七月半鬼节，天下着小雨，蒲殿俊等人一早收到总督衙门的邀请，请他和谘议局高层、保路同志会代表一同前往传看邮传部的最新电报。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他们一进入督署就被卫队拿下，五花大绑着推到了辕门中央。据说赵尔丰是要将他们即行正法的，但因为玉琨和奎焕两位旗籍大员的反对，改由软禁在署内花厅，派卫兵严加看守。

　　似乎有人巴不得总督府溅起血光，当日晌午，成千民众突然出现在了总督府附近。他们头顶大行皇帝灵牌，沉默地跪在辕门外，要求释放他们的领袖。随着人群愈聚愈多，他们开始冲击总督府，从西辕门突入后，又冲向仪门。人群如潮水一般涌入，越过警戒线，赵尔丰命卫队喊话警告，但卫兵的叫喊很快就被喧嚣的人声吞没了，失控的人群一直涌到了大堂的檐下。一排九子枪的连击声遏止了推涌的巨浪，随着枪口的白烟飘散，檐下已经躺倒了二十余具尸体。余下的人扔掉牌位和香，掉头就往外跑。

　　中枪毙命者，多是下层市民，有裁缝、花工、菜贩，饭铺的学徒和机房丝厂的匠人等。受伤惊惶奔走者，也多系普罗大众，没有人想到赵尔丰竟然会下令总督府卫队冲着这些手无寸铁者开枪，这粗暴的武人行径，也真应了先前川人给他取的“屠户”的诨名。为了坐实这些被射杀的百姓的匪名，赵尔丰命人将这些人临死还紧紧攥在手中的香和灵牌取去，代之以刀具，拍照存案，方允许其亲属领尸。次日，有更多城外居民头裹白巾，冒雨奔至城下求情，被田征葵的城防军又射杀多人。

　　血光乍现，情势立变，有人惊恐，有人兴奋，一股莫名的暗潮已在省城的大街小巷涌动。总督府枪响当日，赵尔丰随即命全城戒严，一个叫龙鸣剑的同盟会员趁夜出城，来到城南朱国琛主持的农事试验场，商议如何将此间消息向外发出。因电报局早已禁发，他们苦思无着，农场近旁无声流动的锦江给了他们灵感，他们连夜制作了数百张木片，外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投入川流不息的锦江。

　　身穿号褂、手执刀剑、梭标和火绳枪的各种武装突然如地火般喷将而出，他们中有民团和哥老会众，也有少不经事的少年们组成的学生军，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扯起保路同志军的大旗，浩浩荡荡杀奔省垣，已有数支武装在城外与巡防军接上了火。成都一夜之间被包围了，电线杆被成排砍倒，通信中断，粮米半道被截，物价腾飞，更要命的是，城中的粪便垃圾无法清运出城，初秋气温又高，整座城从里到外都要臭将出来了。

　　刀兵已起，大乱在即，革命风潮已成。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所罗门魔瓶里放出的这头巨兽，不管是英雄流氓，还是贤士奸人，谁阻挡它的去路，都会分分钟被撕成碎片，万劫不复。

　　二、末路

　　从宣统元年冬天被免去直隶总督职务起，端方闲居京城已近两年。早先，朝廷在菩陀峪修建东陵时，他受命监工，因任务完成出色，获加三品衔，十几年后又以“梓宫移葬山陵”之事落马，回到起点，人生就像白痴画的圆，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满洲正白旗的托忒克氏向来是本朝的亲贵之家，从曾祖父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到祖父文雅，再到做过同治皇帝老师的嗣父桂清，端方一家一直生活在靠近权力顶峰的亲贵圈子里。落职后的端方回到细瓦厂祖宅，和五弟端绪、六弟端锦生活在一个大宅里，心情倒也渐渐疏朗。围绕在这三兄弟膝下的下一代，男男女女加起来已有二十来个，三兄弟亲密无间，把他们按出生先后来了个总排行，平素里，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轻快地飞进飞出，大宅里总会响起他们嬉戏时的欢笑声。

　　但端方的房间孩子们轻易是不敢去的。硬着头皮要去，也必踮起脚尖结队蹑行。那一井房子实在是太阴森了。一块黝黑的宋代巨石立于中庭，高与檐齐，犹如屏风，转过此石，墙头、四壁又是奇石异碑，到处都堆满了收罗来的青铜、瓦釜、玉石、古画。这些古物散发出的细细幽幽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古墓。如果此生已是终点，他真的情愿埋身在这些金石字画中间，只有与这些古器物为伴，他才可以忘却如山的忧端。

　　和幕友喝喝酒，在雅致的小室里品评金石字画，日子过得很是悠闲，但内心，还是一直期待着朝廷的呼唤。花出去的四十万两纹银终于收到了成效，辛亥年新春过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数次找上门来，说要和载泽一起保荐他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请他出手襄助铁路收归国有。督办大臣虽是钦差衔，毕竟不是常设性职务，但他怕过了这村没了那店，也就勉强应承了下来。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这个铁路督办大臣，实际上不过是被临时抓差派去灭火的。而且他发现，盛宣怀一有什么事就把他这个救火兵推在前面，自己却闪身躲到幕后。按常例，他5月18日受任督办铁路大臣，十日内应出京赴任，但因为与盛争论责任和权属问题没个结果，他便一直拖延着动身的日子。他嫌事权不足，又不想出面做恶人，对各省抗路风潮担弹压责任，盛宣怀则有个精明的生意人脑袋，算起账来不容反驳，争论陷入僵局时，他甚至找到摄政王，以生病为由辞差。摄政王则和稀泥，说他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与两省士民甚有感情，此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这一差遣非他莫属。

　　这一拖，直到6月20日，他才在幕僚刘师培、夏寿田等二十余名随员陪同下出京前往武昌。刘师培是他两江任上时就跟着的，内阁统计处办事夏寿田是王闿运的弟子，中过戊戌年的榜眼，风雅工诗，是他特意从内阁讨要来的。六弟端锦此时的身份是三品衔河南候补知县，也一同随行。

　　赴任武昌途中，端方特意绕道河南彰德（今安阳），专程造访了两年前被摄政王以“足疾”开缺、隐居在洹上村的前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这次洹上之行，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长女陶雍说与袁的五子克权为妻，两家正式结成了秦晋之好。他向袁许诺说，大婚之时他将以一件青铜古器毛公鼎作为陪嫁。第二件事，也是此行最重要的，他与袁在密室进行了一次长谈。因这次会谈摒弃了所有随从，没有一人在场，谈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肯定与铁路、朝局，甚至与未来中国的走向有关。

　　从8月起，端方注意到，从上海坐轮船到武汉的客流突然增大了，这些人经短暂停留后，又坐上每月两次从宜昌通往重庆的蜀通轮。这些陌生的面孔，有商人，有东渡日本归来的学生，谁也说不准是否有不少革命党人混迹其中。川路的局势越来越让他揪心了。

　　邮传部一天一个电报，不断促他入川。而他与川督赵尔丰的相互攻讦，也已完全公开化了。一个指责对方“养痈成患，启侮酿衅”，一个又反指对方不通民情，乱下指令，致使川路再无转圜可能。盛宣怀迭次促他动身，端方表示，鉴于他与赵尔丰的紧张关系，川民与他“水火之势已成”，一入川就是“置身危险之地”，而自己赤手空拳，无以施展，他建议简派湖广总督瑞澂前往，“调遣军队，呼应皆灵”，定然马到成功。而自己自到鄂后，“专在路事一面着想，而于地方一面，毫无事权，不知如何着手”，说白了还是向朝廷要权。

　　瑞澂紧张了，他最担心的就是端方赖在湖北不走，觊觎他总督的位子。即使端方不挤兑自己，眼鼻子底下摆着这么一个钦差大臣也麻烦得很。前些日子，端方都已经在武昌平湖门外看好了一块地皮，准备兴建督办大臣衙门，已摆出一副长久驻节武汉的态势来。而且他还打探到，端方已去电北京到处活动。是以他一边好生伺候着钦差大臣，一边又转弯抹角催促瑞方从速动身离开武昌。朝廷再次来电催促，说“如需酌带兵队，可就近会商瑞澂”。当端方拿此电文找瑞澂商议时，后者马上假作慷慨地拨出鄂新军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一营士兵给他作卫队，还吹嘘说湖北新军的战斗力比北洋军还要厉害。这一来，端方再也没有借口赖在武昌不走了，只得择定于9月11日正式率队入川。但端方还是耍了一个心眼，他带着这支军队并没有直奔成都，而是改走水道，经宜昌往重庆溯江而上，故意绕道拖延时日。

　　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并没有摸清端方的真实意图，血案发生后，焦头烂额疲于应付的他还在打电报给端方，请他务必多带兵员入川，因为围住省城的同志军人马实在太多，而自己的兵力过于单薄，在省的数千巡防军实在应付不过来。他不知道，他所求告的端方早起取而代之之心。

　　没有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更揪心四川暴乱的了。本来还想把胞弟往仕途上再推一把，没想到这一推竟然害了他。未来的国家清史馆馆长本能地意识到，他的三弟已处在了悬崖边上，再加端方正杀气腾腾提兵赶来，性情刚烈的三弟已万难镇住如此局面。他认为四川的事由铁路而起，但目前已酿成全省性的叛乱，再派去铁路大臣已于事无济，建议朝廷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面稳下来再说。他提议，目前在上海闲住的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正是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