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桥之死（二）

　　或许是不满意于端方还在路上磨磨蹭蹭，盛宣怀同意了赵尔巽的这一提议。9月15日，谕旨令岑春煊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着即刻从上海启程，“毋稍延迟”。之前一日，盛宣怀已密电在上海的岑，透露请他出山的意思，并为之规划赴任路线，先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至宜昌，再借乘英国小型舰船至重庆，总之一句话，川事已危，但期速到。

　　简派岑春煊入川的奏请由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大员共同署名，似乎意见高度统一，但据瑞澂后来告诉端方，他虽然与岑少年时交好，不好明着反对，但赵尔巽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次帅敢于明目张胆助乃弟”。

　　见突然插进来一个岑春煊，端方大是不爽，朝廷这般用人，对自己用而不信、信而不专，着实让人寒心。他索性以退为进，质问朝廷道，既然已无须他承担剿抚的责任，那又何必入川，不如暂留宜昌镇抚路工。内阁见他执意如此，也就同意他仍旧驻节宜昌。最后朝廷确定如下方案，端方继续办理铁路事宜，岑春煊专事剿抚会党乱匪，在岑到任前，由端方负总责。

　　中央对岑春煊期望甚殷，自是因为他十年前治川时颇具政声。1902年，岑春煊由陕西巡抚升任川督，一到任就惩治了四十余名贪墨的官员，一时全川震动，号称“官屠”。此次中央命他入川，也是希望他挟旧日声威，勇于任事，尽早敉平川事。但岑春煊似乎成心要跟中央比一比谁的耐性好，面对内阁迭次电谕，就是赖在上海不动身。一会大谈他的“标本兼治”的治川思路，一会又建议让两广总督张鸣歧辖下的滇军入川。盛宣怀急得不行，甚至暗示说，摄政王已经作出表态，只要岑出川，马上就安排四川总督的位置并加钦差大臣名号。

　　这个开价，已经很对得起岑春煊这个开缺多年的闲官了，他如此拖延，莫非下半辈子真的只想在上海做个寓公了？肯定不是，这个滑头的大吏是见川事复杂，赵尔丰、端方等都根基极深，生怕自己给搅进去，所以先来个韬光养晦，隔空指挥。盛宣怀来电催促的当天，他在上海发布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县武营的命令，要求一切都要等他到任后再行定夺。

　　岑春煊随即提出平息川乱的三条办法，一是释放在押的蒲殿俊、罗纶等川绅，二是发还商股，全数承担川路公司亏损，足额返还款项，以示国家无与民争利之心，第三，也是最令中央难堪的是，他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收人心，“罪己可以兴邦，利民即以裕国”。

　　盛宣怀后悔了，起用这个退休多年的滑吏实在太冒失了。包括摄政王和内阁总理在内的所有高层，也都觉得岑的思路与中央踩不到一个点子上，他提出让朝廷下罪己诏更是荒唐。但政令既出，也就只能指望着他尽早进川，帮着赵尔丰把叛乱平息下来再说。

　　在赵尔丰看来，这个岑元帅不是来帮忙，简直是来添乱的。朝廷让岑来川是“会同”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川省发布的第一道指令，事先却未与他沟通，明显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不明白，在奉天的二哥怎么会出这么一个馊主意，说是防狼，却给引来一头虎。再说了，岑春煊做过一任四川总督是不假，但那也是快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事了，再说了，论在四川的官声，岑春煊哪里比得上他的后一任锡良仁惠爱民、口碑载道？

　　是以，他数次密电二哥赵尔巽，让其设法阻止岑春煊西来夺他的总督大印。他的算盘是，只要岑不入川，再把端方的事权限制在查办路事上，他的位置庶几还可以保住。眼下川省全境骚动，那些惯会煽风点火的革命党已经把火烧到了兵力布置薄弱的上下川南、大小川北、上下川东，他已经想好，至多把下川南指与前来助剿的黔军驻防，把下川东指与陕军驻防，端方带着鄂军一部，要来也尽管来，小川东一隅就是指定给他的督办大臣防区，至于省城所在的川西腹地，自己是决计不会让出一步的。

　　岑春煊感觉到了来自赵尔丰的明显敌意，请他出山尽管是赵家老二挑的头，但现在他们兄弟俩已经站在了一起，自己实无必要得罪他们兄弟俩。他庆幸自己毕竟谋事老成，没有仓促上任，不然就毫无转圜之机了。正好赵尔丰发布电告，称多路乱军已被击退，成都之围已解，他也就顺坡下驴，以身体有恙为由请求中央收回成命。

　　本来与赵尔丰已成水火的端方，在反对岑春煊入川一事上两人的意见却出奇一致。他说，让岑来办川事根本是一个决策性错误，岑这样一个能员，又是开缺两广总督，应该让他去办粤事才对，因为朝野共知的一个事实是，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是祸乱全国的根本。对于岑春煊发布的几点平川意见，端方也明确反对，尤其是要求朝廷下罪己诏一说，在他看来更是居心不良，端方揣测，岑这么做，他的野心已非区区一个四川总督能够满足，他简直是想做内阁总理。他向盛宣怀明确要求，必须尽快阻止岑入川。

　　中央迭次催促之下，岑春煊勉强从上海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商讨川事。但两人在武昌的这次会面并不愉快。瑞澂不同意岑提出的全额发还商股的主张，对于不惩办为首倡乱之徒，更是认为只会助长川人之骄。在拍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说选择岑春煊可能真的是一个错误，此人太过偏执，又无法体谅局中人的办事之难。

　　见几乎没有人支持自己的主张，岑春煊再次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眼下成都解围大局初定，端午桥又已率队入川，自己实无必要再去。内阁也就顺水推舟，电致盛宣怀转告岑，同意他继续休假养病。

　　岑春煊的脚步终于在武昌停住了。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他结束游荡，星夜入川。他说目前形势下，“在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并说摄政王已明确表态，只要端方到了重庆，出任四川总督是迟早的事。

　　端方的命运或许曾出现过一丝转机，岑春煊入川他本可以不死，但他把这一线生机亲手断送了。当大臣们为了职位明争暗斗，朝廷不明情状忽左忽右之际，处理四川事件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局部的溃疡马上要在帝国全境蔓延开来……

　　端方清楚地记得，他带着鄂军三十二标一营人马离开武昌是农历辛亥年七月十九日，西历9月11日。这一营人马是湖北所练新军中纪律最好的，管带董作泉是湖北将弁学堂出身，也算他的学生。这一营人马护送着钦差大人的上百件行李登上楚峪兵轮，由武昌鼓轮西上，于9月15日抵达宜昌。

　　川路公司宜昌段总理李稷勋前来拜会，带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就在他离开武昌前几日，赵尔丰在总督衙门诱捕蒲殿俊、罗纶等议绅，向民众开枪，引发众怒，省城已被数万名武装人员团团围住。他诧异这消息这么晚才传到自己耳朵里来，想来兵轮上的那五日，电报不通所致。他本能地觉察到，前头已是悬崖，想要打道回府。

　　瑞澂好不容易把他送上路，怎会轻易让他回转，打电报来说，朝廷已加派岑春煊入川会办，要他务必在宜昌静候待命。不几日，瑞澂又有来电，称北京方面迭次催促，让湖北方面加派劲旅，以助钦差大臣迅速入川平叛，已令本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第十六协协统邓成拔、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统率一标精兵，分乘数艘兵轮，正星夜赶来宜昌，归钦差大人调遣。

　　如此层层逼迫，他只能有进无退了，不过让他怀着一份期待欣然就道的，还是儿子继先的一封密信。继先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外务部当参事，这回不知何处打探来的消息，说内边对于岑春煊入川会办的事，也是有分歧的，庆亲王奕劻与岑一向不睦，岑春煊从前仗着太后的宠信，也从不把庆王爷放在眼里，庆王爷已放出话来，要是岑还像从前那样目中无人，川督这个位子就别指望了，至于赵尔丰，不管他能不能把川乱敉平，内边也认为他不再合适担任四川总督。继先在密信中说，只要父亲赶在岑云阶前头入川，抢先把乱事平了，川督的宝座就没人能来抢了。

　　端方对这个儿子，总恨他不成器，留洋时嫌他不务学业，回国了又嫌他只知挥霍滥用，见这封密电把打探到的事一一道来，分析得头头是道，不由大喜，生怕自己再游移下去会误了事，待瑞澂加派的邓成拔、曾广大率领的湖北新军一到，就急着要进兵了。

　　武昌驶来的兵轮，马力太小，无法驶上三峡，从宜昌到重庆逆流西上的航段，只有蜀通轮可以通行。此轮由川江行轮有限公司向英商订购，系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舱船，六百匹马力，可载员近两百人，两日一夜可从宜昌到重庆。但偏巧要征它来运载兵员的时候，这蜀通轮却出了事，在忠州境内的一处河滩搁浅了。

　　中央焦虑万分，屡电饬令蜀通轮设法出险，轮船公司想了许多办法，还是不能及时出险。幕僚们向端方提议，再拖延下去怕真要误事了，目前只有想办法赶到万州，再改坐轮船。9月22日，钦差大人和二十来个随从，在一支精干卫队的保护下，随带几十挑行李，翻山越岭避开三峡天险，从陆路前往万州。其余两千余士兵及大量军需，分坐木船，则雇用数千名纤夫，沿着川江拉上去。

　　10月4日，端方一行经巫山县的崎岖山道到达夔州府，刚刚安顿下来，瑞澂的电报就追着来了，说岑春煊已抵武昌，交谈甚感隔膜，且与中央旨意屡屡不合，估计是进不了川了，要他不必理会，只顾兼程前进，勿失良机。

　　第二日，从这里坐船到万州，端方等到了坐木船上来的他的两千名士兵。10月13日，他才坐着蜀通轮抵达重庆的南天门码头。就像瑞澂当初估计的，这一路，水陆兼程，他们走了足足22天。

　　在此时的端方看来，戡定川乱并不是一件多么棘手的事。川人畏威而不怀德，二千鄂军精锐只要略加弹压，斫掉一些脑袋，这乱岂有不平之理。目下川事如此靡烂，只因赵尔丰滥捕滥杀、怙恶饰非所致，只消把蒲、罗为首的一班议绅们放出来，把民愤极大的官吏严惩几个，再裁减税费，革除稗政，立马就能让民心安定下来的。令他揪心的是，一到重庆他刚刚得悉的一个消息，三天前，亦即10月10日夜间，革命党人已在武昌起事，声称独立，汉口、汉阳也都失陷，瑞澂竟然弃城而逃了。

　　事后想起来，10月10日那天，他是在涪州，从蜀通轮上下来，还接到过瑞澂的一通电报，说是武昌城里革命党人密谋作乱，已破获起事机关，首要二犯已讯明正法云云。不想第二日到了长寿县，再去电报局拍报，武昌电报已不通，再打到沙市查问，回电说是情形不明。当时他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却没想到一夜之间革命党人就成了事。

　　盛宣怀的复电也到了，说武昌果然是兵变了，新军里一个叫黎元洪的标统，出任了新成立的军政府的大元帅。他很诧异，黎元洪又不是革命党，怎么也造起反来了。盛宣怀的电报上，还提到军谘府已下令长江上萨镇冰的兵轮向武昌城开炮，陆军部大臣荫昌已亲自率领北洋陆军两镇人马南下平叛。还说，可能不日就要有重大人事变动。

　　10月14日，就在他抵达重庆的第二日，朝廷下旨起复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补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切责瑞澂丢城弃地，将之革职并交部议处。朝旨称，四川省内的各路军队，待岑春煊到任后都要归其调遣指挥，赵尔丰回任川滇边务大臣，在正式交接前暂任四川剿抚事宜。忙碌一大圈，总督的位子还是无望，端方不免气馁，但据盛宣怀提供的情报称，武昌事变后，岑春煊已经逃回上海了。

　　湖北的事情有荫昌、袁世凯出手平定，岑春煊已跑回上海，赵尔丰也要调回川边去了，四川的形势眼见得又对他有利起来了。再说四川居湖北上游，只要四川安定，便可向下游用兵，对武昌的革命党人形成夹击之势。于是端方一变先前强力弹压的姿态，改而奏请朝廷，尽快释放在押的蒲殿俊等人，还不忘在奏电中狠狠刺了一下赵尔丰和王人文，参他们“始放纵，继则操切”，“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弥变于后，亦属咎无可辞”。

　　好斗的赵尔丰立即致电内阁，予以反击。他说近读渝中报纸，称端大臣已奏请把蒲罗这些“逆绅”一概释放，“实感骇异”。他说这次四川匪乱虽然猖獗，但一直都压制在可控范围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先把这些为首者擒获了，乱党失去了指挥，其势散而不聚，一经攻击就立即溃散。如果听任端大臣之言，把这些“逆绅”放回去，势必纠合党徒，重聚虎狼之众，“其贻患何堪设想”！端大臣这一策，名为弭乱，实际上不过是以乱济乱罢了！

　　赵尔丰预感到朝廷将要放弃自己，想拉一人垫背，他请求朝廷，在岑春煊未到任以前，将川事军事“责成尔丰一人专办”。他预言：川事已为端方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最新颁发的上谕让他彻底绝望：“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候补侍郎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钦此，钦遵！”

　　当两大臣的互撕进入白热化的时候，盛宣怀在北京正陷入一场没顶之灾。

　　武昌枪响后的半个月间，各省先后宣告独立，大厦将倾，谁是始作俑者？朝野都把目光投向了早就有卖国贼之称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若不是盛大臣搞的劳什子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和借洋款筑路，何致激起川乱？若不是为平川乱调动鄂军，又何来武昌空虚党人倡乱？10月22日，资政院第二次年会开幕，主要议案，就是奏劾盛宣怀违法侵权、激生变乱之罪。

　　自推行铁路国有以来，盛宣怀已被不知参劾了多少次，王人文、赵尔丰等一班地方大员参他，朝中一帮言官御史也交章弹劾，更有人写匿名信恐吓要食其肉寝其皮。所不同者，这一次面对的，是来自预备国会资政院的弹劾，他受到的是一次以宪政之名的审判。

　　议员们集体问政的当天晚上，担任旁听的特派员回部向盛宣怀汇报，并将会议记录带回来给盛过目。盛“展读之下，不胜诧异”，当晚赶写奏稿，对侵权、违法、卖国、跋扈、祸首所谓五罪进行答辩。在逐条否认了这些指控后，盛请求辞去职务，等候调查。但朝廷已经决意丢车保帅，迫不及待要推出他这头替罪羊来背下整个黑锅了。就在资政院的劾状递上的当天，上谕宣布对他“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最高当局会不会同意资政院的那帮横议之士所请，拿盛宣怀的脑袋来息事宁人呢？命悬一线之际，外国人救了他。上谕下发当天，英国公使朱尔典紧急召集四国公使，前往拜会庆亲王，表示不愿意看到对盛有进一步的伤害，并称“那是野蛮的举动”。

　　尽管庆亲王一再表示会保证盛宣怀的生命安全，各国公使还是信不过。他们毫不怀疑软弱的政府完全有可能把一个改革者牺牲掉。四国公使派出一支卫队把盛护送到了天津，再坐德国商轮“提督”号经青岛前往上海，最后到了日本。

　　五年后，盛宣怀在上海去世。对辛亥年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一直未能释怀，据说他最后的留言是：“恩不可忘，怨则不可不忘……静俟公论之评判而已。”

　　三、花落

　　端方于11月5日率一标一营湖北新军离开重庆，沿着东大路官道向省城进发。

　　署理四川总督的位子已经到手，且上谕已令他到任后速将赵尔丰解京审讯。在这场他与赵尔丰、岑春煊的角力中，朝廷最终站到了他一边，这让他不免有扬眉吐气之感。心绪一好，自然生出了闲情，每天一到驻扎地，就邀集那些能做诗文又有鉴赏眼光的幕友，一起欣赏把玩他带来的那几大箱子殷墟甲骨、汉刻拓片。

　　但好心情没保持多久，一到荣昌县，接连接到几封重庆转来的密电，这些闲情雅致突然一扫而光了。武昌一直没有克复的佳音，各省独立的消息却源源不断传来，让他尤感诧异莫名的是，也没听说列强中的哪一个有出头干涉的。莫非这一次的武昌之乱，真的会在十八行省蔓延开来？

　　过永川县时，幕僚夏寿田与朱三联句作乐，夏寿田填了一阙《驿庭花》，题写在驿馆壁上。他初读心喜，以为词意殊为悲凉慷慨，不愧为湘绮楼主人的入室弟子，然反复吟咏结句，“付驿庭花落，他年此际消魂”，他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翻为愀然不乐了。他宁愿是自己过于敏感了。

　　11月12日，大军抵资州。这是沱江中游的一座古城，端方把钦差行辕设在城内原考棚，两千余湖北新军分扎城内城隍庙、天上宫和北门外的东岳庙等处。因北京电报已有三日不到，前路未明，是走是留，他举棋不定。幕僚们都主张即赴成都接印，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赵尔丰手里的军权抓过来，但他闻听赵尔丰不服朝廷调任川边的命令，已将陆军十七镇和十几营犷悍的巡防军调过来堵他进路，不由得又踌躇起来，于是决定暂时驻节资州，看看情形再说。

　　军中探子来报，说这一标一营从武昌带来的新军并不想跑到四川来打仗，还有要求一两月内尽数撤回湖北，这让他陡然紧张了起来。革命党在武昌倡乱，保不准也有多少革党分子潜进了这支队伍里，他已隐隐感到，之前倚为干城的这支军队，说不定会成为潜在的最大威胁。

　　京城电报连日不通，川省毗邻的云南、贵州已然独立，看来河山变色，已是定局。有说隆裕皇太后已自缢殉国，皇上不知流落何处，也有说摄政王已出逃山海关外，军中议论纷纷，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与幕僚们商议何去何从，资州这个四面受敌的通衢大道肯定是不能呆了，幕僚们提出三套方案，一是退回重庆，据以自保，二是从川北取道陕西，直奔汉中，再行定夺，三是不顾一切，按原定计划直奔省城。

　　刘师培献了一策，把前面三套方案全都推翻了。刘师培说，以当前形势看来，革命独立已成不可遏制之潮流，成都的绅商们应该也是认识到这个大势的，午帅先前曾奏请释放蒲、罗等人，在川绅中有良好口碑，目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赴成都，与谘议局的议绅们秘密联络，然后再会同他们宣布川省自治，时势所趋，玉琨将军必举兵相从，到时候赵尔丰想压制也压制不住了。当下计议停当，派出端锦、刘师培、夏寿田、朱山等秘密潜往成都活动。

　　端方没想到的是，这回竟让赵尔丰抢了个先着。11月14日，一直拘着同志会首要不放的赵尔丰竟然把蒲、罗、颜、邓四人释放了，而且赵尔丰已决定将政权交与谘议局，由川人公举贤能，另组一个新政府实行独立自治了！派去秘密联络的端锦、刘师培等走到资阳闻听省城有变，无功折返，他打给蒲、罗邀请前往资州共商的电报也被赵尔丰扣下，再加上重庆、泸州等处独立的消息传到，这一下，他真是进退维谷了。

　　连日揪心，端方的面容已消瘦了许多。两鬓和面颊下陷，一张圆盘大脸成了个方脸。钦差大臣眼瞠上的晦色已经让随从们感到了不安。眼下进不得成都，回不得重庆，只有一条路尚可一走，取道小川北，直插大川北，向北走到陕西的汉中地界去。但这四营精悍的士兵，还会听他指挥吗？据报，军中的革党分子在东岳庙已秘密召开过几次会议了，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哗变，成为反噬过来的虎狼之众呢，意识到危险的迫近，行台里的随从已散了一半。端方试着只带几个随从悄悄离开，但他亲手布置的戒严令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11月26日晚，鄂兵军官们又在东门外的湘园开会商议如何出川。是夜，端方发现行辕外的一队卫兵未经自己手谕调遣被撤换了，代替他们的是原驻扎在天上宫的三十一标第一营的一队士兵，问标统曾广大也推说不知。城中狗吠得厉害，但见驻扎在城内外各处的军队忽进忽出，不见灯笼火把，也不闻口令吆喝，只有凌乱的脚步声在不很黑的夜色中噼啪作响，兆示着城中将有大的变故发生。

　　意识到哗变将要发生，协统邓成拔、标统曾广大和几个亲随建议钦差大臣，最好趁军官们密谋未定出去避一避，去州衙门也好，去邻近某个乡绅家也好，只消避过今晚，已经招抚停当的一支同志军赶到资州，事情或会有转机。但端方拒绝了，他自恃湖北武备学堂是他在巡抚任内创办，军中大多中下级官员都是他招考训练，再说他对他们素来宽厚，不相信军官们真会拿他怎么着。再说武昌之事，他认为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即使是种族革命，那也不至于闹到要流血的地步，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满人，自己本姓陶，出自大舜陶唐氏，祖上被掳到东北才不得不改姓的呀。

　　这个晚上，在他是最后一次闻着河水、泥土和腐烂草根混杂在一起的潮湿空气了，但他还浑然不觉，此处即是他的终焉之地，秋虫唧唧中，浮上他梦境的，或许是就任署理川督后的无限风光。当东方刚刚吐露出一缕鱼肚白，一阵急雨又把天幕遮得严严实实，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到了。

　　天刚亮，十几个身形彪悍的士兵徒手涌进他的卧室，未及他撩开湖绉帐子，几双大手已把盖在他身上的丝绵被掀开。士兵们说是来请他去天后宫营部开会。他先是感到愤怒，尔后，被深深的无力感淹灭了。

　　凭着窗口衍射进来的微弱的天光，他一时也辨不清房间里涌进了多少人。他下意识地寻找有没有熟悉的，挨挨挤挤看去全是铁青色的陌生面孔。士兵催促得紧，他连起来抹把脸的工夫都没有。

　　几个孔武有力的兵撑住他的胳肢窝，把他攘出房门。他看到另一个房间里，六弟端锦也被推了出来。家丁和轿夫全都躲在房间吓得不敢出来。兄弟俩被一路推搡着，往天后宫的方向而去。刚下过一阵雨，青石板上凹痕里全是水，他们摔倒了几次，衣服上深一滩浅一滩的，模样甚是狼狈。

　　很快，他看到了天后宫崔嵬的牌楼，牌楼上淡若有无的轻雾萦绕着的“文命诞敷”四个字，也在晨光中渐渐凸现了出来。前两天他还向知州称赞那几个字笔力不凡呢。走到大殿台阶下，院坝内一排排土黄色的人墙已在等着他，昨天这些人还是他的兵，但现在已不再是。他们全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他在人群中寻找曾广大，却没看到。几张熟悉的老兵面孔，看到他往这边看，也都掉开头去，不与他的眼神对接。他向为首几个发问：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在何处？他说沿途保护我，此时因何不见？但没一个回答他。

　　杀了他！短暂的沉默后，那排土黄色的人墙中突然暴起一声，然后这声音如怒潮一般翻滚开了，且一声比一声有力。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他拱手向士兵们哀告：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有革命同志高声斥骂。他绝望地大喊：福田（曾广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话音未落，人丛中跳出一人，出刀如电，挟着一股寒风，向着他颈脖落下。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真要杀我吗？……

　　一直护在兄长面前的六弟端锦，被硬拖开逼着下跪，倔强的端锦兀自不跪，还跳脚大骂着，也被乱刀砍死。

　　两颗人头被斫落在殿前的石阶下，黏稠的血，漫无目标地在清晨尚是湿润的石板上流开来，空气中弥散的血腥让人群起了一阵嚣动。几个兵拿过两只早就备下的盛有石灰的大木匣，把血淋淋的两个人头放在木匣内，分别用钉子钉好，再把尸体分殓另两只木箱内。人群中响起了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声。

　　这一日，资州宣布反正。兵们四处张贴大汉革命军布告，称诛杀满贼端方兄弟，响应武昌起义，大军不日回鄂，本城秩序交由乡绅们公推的州政维持会来办。消息传至成都，赵尔丰掩面叹息。

　　密谋者要借端方的头颅响应武昌，那么也就是说，从他离开重庆的一日起，不管他如何百般示好于部下，其暴尸荒野的结局已经注定，若他抢在赵尔丰之前率兵反正，或许尚有一线生机，但端方终有顾忌，踌躇再三，没下这着险棋。

　　死者已沉默无言，但在当时，究竟谁获“诛端首功”已有多个版本。端方的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十五日（1912年1月3日）逃到上海，曾向张祖翼细述端方死事始末：

　　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不能怪曾广大救护不力，也不用去究诘是谁出的刀，端方实是死于人民之手。古斯塔夫·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革命起时，无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人民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人民从不会犯错误。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会错，人民不会错，那么只能是他错了。这桩暴力事件就这样被华丽包装了。

　　近人张海林教授爬梳辛亥年路事，归结端方死因，有勤王遭拒、闹饷勒银、民党谋刺、欲谋独立等说，前后颇不矛盾，贯穿来看，正可见出这一事件中革命党人的动机和心态。勤王遭拒一说，来自官方和遗老之口，最早是出自逃回北京的端方家丁报称，说是钦差在资州闻听“两宫出狩”，预备北上勤王，遭兵士反对被杀。但此说陈义太高，再说以端方之精明强干，即使电报不通，也不可能轻信北京不守的谣传。端方此时或许已听闻了其亲家袁世凯将要出山组阁的消息，想要北上与袁会合，士兵们急欲回鄂响应革命，遂杀之。

　　以闹饷为借口煽动士兵哗变，可能更逼近事件真相：困守资州十余日，军饷无继，端方想法从自流井筹措到四万两厘金，张榜公布，军心稍安，但银子久未解到，于是密谋者们煽动说端方侵吞了军饷并诓骗他们，鼓动其他军人反水夺取军饷，失去耐心的士兵终于哗变。端方随带入川的数十箱古玩，早已让贪财的军士们盯上了。端方死后一月，《申报》有报道称：“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

　　资州事变后的第二日，这支湖北新军整队向内江进发时，随带的除了浸于煤油桶装在两只木匣中的端方兄弟的头颅，还有刚从自流井解到的四万两银子。端方从北京带来及沿途收罗的数十箱古籍和珍奇古玩亦就此失散，包括那部红学迷们梦寐以求的“端方本”《红楼梦》抄本。

　　约一个月后，放在装洋油的铁盒里的端氏兄弟的头颅由重庆民军代表运抵武昌，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功。黎元洪命将两颗头颅游街示众，鄂省商民“闻其首级解到，纷纷鼓掌，路过街衢时，商民围观，几同异宝”，展毕，暂放武昌洪山禅寺。不久，为了向即将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表革命决心，黎元洪又下令将这两颗头颅取出，送到上海展览一月。展期届满，便将两颗头颅送往北京西直门的端方家中。有记载称，送头颅者趁端方家人悲伤之际，放火纵烧宅院，然后遁逃于无形，纵火者的动机殊不可解。

　　出于对亲家和政治盟友的同情，最后是袁世凯派人把端方身首合拢入殓，并安葬于河南辉县的一块墓地。

　　兵变前，端方的亲随、家丁散去两百余，忠心故主的幕僚刘师培没走，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在章太炎、蔡元培等朋友吁请下，四川都督府下令资州方面释放了刘师培。刘师培与千里南下寻夫的妻子何震会合后，于1913年离开四川前往山西，投入阎锡山幕下。另一个幕僚夏寿田逃到了北京，入民国，为总统府秘书，一谈及午桥之死，声与泪俱。夏曾有《扬州慢》一词，题为《西州引》，注“出资州作”：

　　上将星沉，戟门鼓绝，大旗落日犹明。听寒潮万叠，打一片空城。七十日河山涕泪，霜髯玉节，顿隔平生。剩南鸟绕树，惊回画角残声。伏波马革，更休悲蝼蚁长鲸。料鱼复江流，翟塘石转，此恨难平。惆怅江潭种柳，西风外，一碧无情。只羊昙老泪，西州门外还倾。

　　“七十日河山涕泪”一句，自属写实，午桥自9月中离开武昌，至资州授首，前后正达七十日。

　　革命已经策动，嗜血之魔一旦放出，它就不断要以新的人头作为献祭。

　　几乎是个巧合，端方在川东资州被杀的当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这是南方所有省份中最晚独立的一个省了。赵尔丰在“自治文”中，一再宣称他对人民的“爱”：“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但人民已不需要他的“爱”，不出一个月，他也将人头落地。

　　新成立的军政府公推蒲殿俊为都督，第十七镇新军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有川籍青年军官尹昌衡者，是颜楷的妹夫，此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是年27岁，系哥老会“大汉公”堂口的总舵把子，受赵氏兄弟器重，曾任陆军小学总办，在军政府中充任军政部长一职。尹昌衡为人倨傲，深具野心，不想干军政部长这个空头衔，对蒲殿俊这个书生出身的都督心生不满，总想取而代之。

　　尹昌衡准备发动一场兵变，把蒲赶下台。他鼓动蒲参加在东校场举行的一场阅兵仪式，并暗中布置亲信在阅兵礼上发动。是日，蒲殿俊着上将军服登台阅兵，并点名放饷。蒲都督在台上没讲几句，下面就乱了起来。有人开枪，队列前的放饷委员被当场打死。蒲吓得目瞪口呆，双腿战栗不止，被两个马弁背着，从演武厅后面越过城墙而逃。身为统制的朱庆澜无力弹压，也趁乱逃走。

　　乱兵们从东校场出来，涌至藩库、盐库，打开库门，争抢银子。大半天时间，藩盐两库的六百万两存银被一抢而空。乱兵们如双眼冒着绿光的一群兽，把枪械都丢了，把军服都脱下作包袱，连城中各处的票号、商号和一些富户都遭洗劫。城外的哥老会众也趁乱闯入“打起发”（意谓打劫）。一时间，城中火光四起，满街都是头上挽着英雄结子、脸上涂成五颜六色、手提马刀和九子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乱兵。

　　就在全城闹哄哄的当儿，正主儿尹昌衡出场了。他飞马奔至陆军小学和城外凤凰山，打起两个营的人马进城勘乱了。尹昌衡先控制了军械库，随后亲率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弹压街面。乱兵和土匪携着一身的金银细软，武器全失，根本没有战斗力，一时间被杀了个落花流水。城中秩序很快恢复，蒲、朱两位都督都已逃出城去，于是公推尹昌衡做了都督，另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副议长罗纶做了副都督。

　　赵尔丰此时尚未离开成都，这个退居二线的总督在三千名忠心于他的巡防军护卫下住在南苑督署。关于他滞留省城不走的原因，一种说法是他的老妻病了，他要待妻子身体康复再一起动身去川边。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尔巽和袁世凯都要他“暂留成都，静以观变”。乱兵们在城中疯狂洗劫时，“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开始还以不便干预推脱，后在绅民们的哭请下发布了一张布告，令所有乱兵停止骚乱即刻回营，落款署名：“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

　　事后有别有用心者指称，这场叛乱是退位总督赵尔丰指使巡防军作乱引起的，其目的是想趁乱复位。赵不愿背这黑锅，这个65岁的老人气愤地说：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为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他写了篇《辩诬问》自证清白，再三声明，是受了本城商民的泣请才不得不发布文告的。

　　但他的余威还是让尹昌衡深感不安，只听命于赵的三千巡防军的存在，更是让尹昌衡深为忌惮。卧榻之旁，岂容这头老狮子安睡，盛此时已动杀赵的念头，只因赵的身边戒备森严，一时不好下手。

　　某日，尹昌衡递上手本，单身一人请见赵尔丰。他谦恭地向赵请教了许多治川的问题，然后说，鉴于目前形势下，未来之事尚属未定之天，他要与大帅做一个秘密约定，如果清朝倒下去了，他负责保全大帅，如果民国没有成功，就由大帅负责保全他，这样无论谁胜谁败，彼此都有退路。赵闻听此言，表示愿与这个以前的下属共结同心。

　　尹昌衡趁机说：“现大帅身边还有三千多巡防军，引起士绅和川民疑虑不安。昌衡为大帅计，不如由大帅把这三千巡防军交由军政府接管指挥，实际上由昌衡下令这三千人仍驻督署南苑保护大帅，我同大帅既结同心，应付一切事情，面子是面子，里子是里子，这样做就可以对付四川的绅民了，不知大帅之意以为如何。”

　　赵尔丰同意了，当即写一手令，把这三千巡防军交与军政府接管。尹拿到手令，即召集官兵宣布接管，并发每人恩饷一月。官兵皆大欢喜，以为既由军政府接管，便无须警戒了，官兵们豁拳饮酒，打牌掷骰，玩个不亦乐乎，却不知尹都督已调集一支军队，把南苑团团围住，并在东门城楼上架设大炮——南苑正好在射程之内，一旦他们反抗，就要将他们炸成粉齑。

　　一切计议停当，一支数百人的小分队于黎明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率领这支小分队的是赵尔丰原先的贴身护卫、现已被尹昌衡收买晋升为警卫标统的陶泽坤。陶泽坤手提马刀，率数百兵勇熟门熟路地摸进督署。解决了岗哨后，他们冲进了赵的卧室。赵此时尚未起床，一个陪侍的丫环，是他在川边时收的，颇为机灵，闻警急欲抓枪抵抗，被陶泽坤一刀劈个正着。几个士兵架住了赵，然后尹昌衡进来，说为了大帅的安全，还是到军政府说话。

　　老人十分平静，走下台阶时，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答：“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天亮时分，听说军政府要在皇城内明远楼公决前总督赵尔丰，一时万人空巷，皇城里挨挨挤挤全是看热闹的人。尹昌衡宣布赵尔丰罪状：“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然后宣布行刑。

　　据曾是赵尔丰属下的秦枬在《蜀辛》一书中记载：

　　尹都督斩杀赵尔丰前在成都至公堂喝令：“谁是赵屠户即尔丰，擒到快斩！”

　　赵尔丰问：“与尔何冤？”

　　尹都督答：“无冤。”

　　赵尔丰又问：“斩我何罪？”

　　对此尹都督却不答，转而问众人：“谓之何？”

　　众人异口齐高声：“斩！斩！斩！”

　　这怒潮一般暴发的“斩斩斩”声，听上去是何等的快意，又是何等的没有心肝。老总督的家人已先为其主人准备一床大红毡子铺于地下，赵端坐上面，打个盘脚。他须发苍白，还故作镇定，面不改色，向尹昌衡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他还在骂着，尹已急令行刑。只见陶泽坤手中的马刀一闪，赵尔丰头颅落地，颈上的一腔红血窜起老高。陶泽坤把头颅捧起，好让众人看到，尔后挂在一旁的梅花树上，宣布游街示众三日。

　　“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少年郭开贞于日后记述道。

　　杀了赵尔丰的尹都督心雄气壮，他似乎看到，自己一生的鸿图大业正在徐徐展开。年轻的都督认为，全川的统一都系于他一身，适逢藏军有进兵川边理塘之举，于是他决定亲自率兵西征。

　　民国元年秋天，自封为西征军总司令的尹昌衡率兵一举击退了攻占巴塘的藏兵，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边镇抚使。他想回任四川，但北京方面不同意，另任命了一个叫胡景伊的为四川都督。据说从那时起，尹的行为开始不检点起来，当地戏班子演出时，他一高兴就粉墨登场，跳锅庄时喝醉了酒，举止轻佻，还会做出调戏妇女的行径来。此人未发迹前，也常有借着酒劲打架骂人，冲撞长官等劣迹，现在故态复萌，众人也没觉得有啥不对头。

　　1913年12月，北京政府明令裁撤川边经略使，改设川边镇守使，归川督节制，调尹昌衡进京候用。他兴冲冲地出发了。想着自己做过一省都督，又有征西的勋业，抵京必获大用。没想到大总统袁世凯尚未接见，他就被军警逮捕了。

　　原来调他进京是袁世凯的诱捕之计。袁是赵尔丰的儿女亲家——赵的女儿是袁家的三儿媳——再加上已到清史馆就任馆长一职的前朝遗老赵尔巽，以其弟被尹诱骗惨杀一直请求申冤。袁本想杀了尹昌衡这个草莽，多亏与尹有师生之谊的段祺瑞力保，记下了他一颗人头，暂时囚禁在陆军监狱。

　　野史称，当时，袁世凯已有当皇帝的野心，袁的大儿子克定以为自己就是皇太子，经继承大位，但是弟兄很多，恐将来发生争夺，便预先结纳天下豪杰，听说尹昌衡知兵，还做过四川都督，便时常到狱中探访，两人竟然一见如故。袁克定认定尹昌衡是一个英雄，将来想要用他，关照狱卒予以特别优待，随时馈送衣物用费不算，还花巨资买了一个京城名妓送给他。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由时在北京陆军部任差遣的周荃叔把尹保释出来。出狱后的尹昌衡以教书和写作为生，这个风云一时的草莽英雄，遂湮没无闻了。

　　只当了十二天都督的蒲殿俊在兵变中脱险，后来也去了北京。他创办了在新闻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晨报》，一度还出任段内阁内务部次长。他在段内阁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回家乡广安创办实业。20年代初，有人说他在上海办“新中华戏剧社”，与一帮梨园优伶常混在一起。说起辛亥年前后惊心动魄的那段经历，他写下两句诗，“我生失算雕小虫，迁遇妄插乾坤手”，似乎已经认命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了。

　　帝国的覆亡实在太快了，时人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清朝这个冰雕巨人就在革命的烈日下融化了。对端方的横死，很快也由暴力指控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追忆。

　　末代状元、南方立宪派领袖张謇，最早获悉端方死讯，寄挽联给端方的儿子继先：“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此联不谈军政，着眼于端方的收藏事业和凄凉结局，感叹弦音难续，中有“守或匪亲，化而为患”两句，殊为难解，似乎是在说，坐拥宝物，如果后人不能恪守，则宝物反足成害。张謇曾给继先写过三封信，企盼将端方旧藏移赠通州，他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博物馆展出这些古玩珍宝。

　　夏寿田居北京，某次路过细瓦厂陶斋故宅，看到宅旁一棵古槐树，上有鸟儿啁啁而鸣，想起在陶斋共赏金石的往事来，只觉得人生真如梦一场。夏有《凄凉犯》一词，题为《古槐》，注：“忠敏故宅”，其词云：

　　古槐疏冷门前路，山河暗感离索。几回醉舞，黄花烂漫，半颓巾角。风怀不恶，况人世功名早薄。甚青山不同白发，此恨付冥漠。三峡啼猿急，一夕魂消，驿庭花落。梦归化鹤，忍重见人民城郭。树鸟嘶风，似当日龙媒系著。恨侯赢不共属镂，负素约。

　　“驿庭花落”一句后，自注云：“公奉命入蜀，军次永川，余题壁词有‘驿庭花落，他年此际消魂’之语，公见之，黯然不怿。未及一月，资中兵变，公遂及难。”他还在为当年那一句不吉利的驿馆题壁而后悔。

　　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

　　戏下自翻汉家帜，帐国骤听楚人歌。

　　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

　　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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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端午桥一年忌辰时，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寄来的长篇悼诗《蜀道难》中的几句。没有史料证实王国维与死去的端方有直接交往。王国维受罗振玉之邀，执教于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时，端方正在两江任上。出于对古物世界的共同兴趣，他们有过交往也未可知。“楚人三千”，多系故旧、门生，这些人早上还到他帐前拜问“元戎”，到了晚上就翻脸骂他“索虏”，革命打破了旧伦常和旧秩序，个人的情义至此已荡然无存，这样一个粗鄙时代的到来，也让王国维恐惧。

　　辛亥年后与王国维一起东渡日本的收藏家罗振玉，与午桥的交往更深，他们以金石订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戊戌那一年。日后，罗振玉入京任学部参事，端方也多有推荐之功。闻知端方死事，每与朋友谈及，罗总是涕泪俱下，他感叹自己虽知端方甚深，当时却无从辩解，因为一辩即错。直到1919年回国定居，他作了一篇《端忠敏公死事状》，总算为旧友了去一笔心债。

　　罗振玉回忆说，午桥很早就认识到，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传统文化正在趋于沦落，“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就中国的古物而言，“近为外人所争涎，而吾国又无禁古物出口之法律权力”，因此，他搜古、藏古、玩古，实是为了“存古人”，使之薪尽有传。午桥在通信中曾告诉他，金石是进入朴学的门径：“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惟金石仅有存者，其有功于经义至巨……世或疑为玩物丧志，是未窥昔贤朴学之门径”。还告诉他，为使古物长久流传，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著录成册，“金石虽寿，反托梨枣以传……今之存且聚，不早为图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而泯没，可不谓大哀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

　　在给罗振玉的信中，端方曾谈到自己的文化理念：身处东西文化交汇的大变局时代，欲求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做到“商旧学而迪新知”，最终实现“通新旧之邮”之目的。这让罗振玉尤为感慨系之，他的朋友在他的时代里算是一个新人了，却还处处保留着难得的旧趣。这“旧”，其实就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点眷恋。一个全然是新的时代，他们都无法接受。

　　清亡后十五年。1927年6月2日，时年五十一岁的王国维投身颐和园内昆明湖自尽，遗书中有一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不是为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时代殉节，他是为即将到来的群氓的时代而绝望。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