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五）

　　在那个开放的年代，除了“走向未来丛书”，还有两套丛书也颇为引入瞩目，分别是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以甘阳、王焱、苏国勋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前者主要是国学，后者由三联书店出版，但就其影响和持久性来说，均不及“走向未来”丛书。

　　十三、红烛

　　在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

　　——佚名

　　1

　　这篇我要谈谈诗歌，以及我的校园文学交往了。但我已不记得，最初认识的是哪位诗友了。甚至也不记得，我是何时何人介绍，加入主要以中文系同学为主的“红烛”诗社了。只记得诗社的首任社长是八〇级中文的河南女同学李景梅，那时她已开始读研。我大约在1986年春天加入诗社，可惜没有把发表过我诗作的《红烛》诗刊保存下来。

　　《红烛》是诗人闻一多的处女集，也是他的成名作。闻先生是五所大学的校友，即北平艺专、清华、武大、山大和西南联大。与他最有渊源的当数清华，他在清华赴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就读了十年，后来又回母校任教五年，然后是西南联大八年，直至1946年夏天在昆明的一次集会上激情演说结束后返家途中遭射手伏击身亡。

　　我读到过这样的评论，在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他们的道德信念。在我看来，这可能也导致他人生最后一天不听劝告，冒险上台演讲的原因。这一点也说明他更像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后者需要为自己的艺术理想学会克制。

　　多年以后，我读到父亲写的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才知道他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时，修过闻先生的修辞课。其实，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还没有开始写诗，只是读到得比较晚。之后还读到我父亲的老同学、北大经济系张友仁教授的文章，原来闻一多的标准像是他做学生时在校园里拍摄的。后来我把父亲的文章寄给杭州一家报纸重登以后，被清华收入百年校庆纪念专辑。

　　1922年7月，二十三岁的闻一多终于赴美留学了，他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虽然美术方面也有一定成绩，但主要兴趣在文学方面，我想这与他等待出国时间太久有关，他在清华便是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了。当年年底，他与同学梁实秋合作的批评集《冬夜草儿评论》付印；翌年9月，他的诗作处女集《红烛》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留学美国时，在那片工业化的土地上，闻一多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民族情绪与民族自卫心理，以致始终都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红烛》里有一首《太阳吟》，充分表现出了思乡之情，“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家乡一次”。可以想见，以这种心态，闻一多是难以写成观察之诗或与美国诗人平等交流的。

　　回国以后，闻一多对现实仍非常失望，情感日趋激愤、冷峻，转而“戴着脚镣跳舞”。五年以后，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开篇第一首是《口供》，有这样的意境：

　　…………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如同他的湖北老乡、诗人王家新指出的（《现代汉诗100首》，三联书店，2007），这句诗的意境来自唐代诗人韩愈的《山石》，“黄昏到寺蝙蝠飞”。

　　1930年，闻一多受聘国立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作家杨振声。当时青大人才济济，会写诗或小说的教授就有方令孺、沈从文、梁实秋、陈梦家、老舍，科学家有任恭之、王淦昌、童第周等。当这些人全部离开后，早年留日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才姗姗来迟，出任校长，那是在“反右”之后，“文革”前夕，他已无力纠集文友了。

　　说到青大，它是海洋大学和山大在1928-1932年间使用的名字，由私立青岛大学（海大前身）和山东大学堂（山大前身）合并而成。1932年9月，南京政府将其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一多也离开了青岛。如今一多楼和闻一多故居仍在青岛，他也是被山大引以为傲的校友，故而诗社成立时，以诗人的处女集命名。

　　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在青岛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位成了著名诗人，那就是《诗刊》首任主编臧克家，他的诗《有的人》流传甚广。闻先生的五个孩子（四子一女）中，最有出息的闻立鹏也是闻一多在青岛时期出世，但却生在湖北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巴河镇他父亲出生的老宅。闻立鹏从小受父亲的艺术熏陶，后来成为油画家，担任父亲执教过的中央美院教授。

　　2

　　记得1982年夏天，在本科毕业典礼上，校长吴富恒（我的学士学位证书上有他的印章）表扬了两位同学。一位是师兄王炜，他因为得到与超越数问题有关的Apery数的一个新结果，为潘师赏识。遗憾的是，他的结果并没有单独发表，而是在楼师和姚师的一项工作中被提及。另一位是文科同学，但我不记得是哪位了，有可能是中文系写小说的杨争光，或者哲学系写诗的韩东，他们中的一位可能得了某家杂志的文学奖。

　　韩东虽与我同届，也只比我大两岁，却早熟许多，八岁时便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大学期间他开始写诗，并接触到北岛、芒克主编的《今天》杂志。韩东的一首观念较为传统的诗作《山民》早已收入初中《语文》教材，而在《山大诗选》（山东友谊出版社，2011）里，有意无意地收入了他在山大写的一首《洪家楼，洪家楼》。

　　毕业后韩东去了陕西财政学院（现并入西安交大），教马列哲学，两年后回到南京。其间韩东写了一首诗《有关大雁塔》，让他声名远扬。这首诗用口语化的方式，消解了历史和权威、英雄和崇拜、富贵和精英，“有关大雁塔 /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 为了爬上去 /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 走进这条大街 / 转眼不见了 / 也有有种的 / 在台阶上开成一朵红花 /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 当代英雄”。诗的结尾五行是：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这首诗原本是为了回应朦胧诗人杨炼的《大雁塔》，后者既有大气磅礴的史诗风格，也比较感性，与传统的抒情诗一样注重词语的搭配，同时蕴含着祖国历史、文化及人性情感方面的理性思考，却是在读者的想象范围之内。韩东的诗用后现代方式，宣示了第三代诗人的文学趣味和批判思维。

　　当年与韩东一起写诗的山大同学里有七七中文的吴滨（曾任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编辑）、七八中文的杨争光（现深圳文联副主席）、七八历史的王川平（现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七九生物的小君（韩东第一任妻子），他们“篡夺了《云帆》诗刊”（韩东语）。记得我在食堂门口看见过有人兜售油印诗刊，却不记得是《今天》还是韩东、于坚编的《他们》，后者于1985年在南京创刊。

　　而我交往的文友，大多是韩东他们离校后才入学的。第一次见到吴滨是在他北京的寓所，已是1990年秋天，与韩东的见面要到二十一世纪，在南京的酒吧和杭州的诗人聚会上。2011年青海湖诗歌节上，我和韩东共同的学妹路也为我们这对同届校友拍摄了一张合影。路也（还有后来做了主持人的姜丰）是八七中文的，她们入学时我尚没有离开山大。

　　“红烛”诗社第二任社长是张珂，他是八三中文。其时社会活动能力较强的八一历史系张宏伟成立了山大文学协会，自任会长，并将“红烛”诗社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张宏伟是我的温岭老乡，毕业后考入人大清史研究所读研，先后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但他那时便有志于文学。

　　我和张珂成为好朋友，常在一起聚聊，有关中文系男女生的轶事，多半是他告诉我的。张珂出生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那里是“医圣”“药王”孙思邈的故乡，还诞生了书法家柳公权、山水画家范宽，令狐德棻则是二十四史之一《周书》的作者。果然张珂受到故乡高人灵气的沾染，虽说后来他回到西安，担任中新社陕西分社社长，却以书法家闻名秦川，并有书法理论著作问世。

　　与张珂同届且同为《红烛》诗刊主编的还有洛阳伊川人王安琪，他因少儿麻痹症导致左臂残疾。安琪写诗也写小说，毕业后回到郑州，如今是《莽原》杂志副主编。另外一位社员是八二的陈东捷，山东曹县人，做过教师，现任《十月》杂志主编。两位诗友后来都约发过我的诗稿，我们也曾在郑州和杭州等地重逢。

　　与东捷同届的中文系诗友尚有王亚杰、刘吉、陈立波、陆永健、洪波。亚杰是吉林人，与我在诗艺方面有较多切磋，毕业后去了北京一家报社，现任职于深圳《香港商报》；永健是新华社评论员，特别关注基础教育；洪波则从八一电影厂编导变身著名的IT评论人，曾执掌Donews。

　　写诗的刘吉和搞评论的立波都做了电视人，且事业有成，目前分别是其故乡青岛台和浙江台的副总编辑。立波大三时便有论文发表在当年颇为前卫的《当代文艺思潮》，是有关新小说的伦理学思考，毕业后他和东捷都去了人大读研。遗憾的是，在中文系孙基林教授编选的《山大诗选》中，遗漏了八〇至八三级同学的诗歌。

　　3

　　说一说吴富恒校长，他身材魁梧，文质彬彬，满头银发，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学校长。吴校长是河北滦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后入读天津扶轮中学，与同龄的数学家陈省身是校友。北师大毕业后先工作，直到1941年才获得哈佛教育学硕士，而陈省身1936年便是汉堡大学的哲学博士。1982年6月，吴校长在校长任上被哈佛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吴校长夫人陆凡教授是杭州萧山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外文系，后来担任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她的同事里还有黄嘉德教授，福建晋江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母校担任文学院院长，五十年代初来到山大。他的译著有《萧伯纳传》《老子的智慧》和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

　　1982年初春，因为英文小说《等待》获美国国家图书奖（1999年）而蜚声世界的哈金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考上山大的研究生，攻读美国文学专业，导师正是陆凡教授。哈金是辽宁金州县（今大连市金州区）人，本名金雪飞，十八岁入伍，到吉林最东端的珲春当话务员（半年后调至延吉）。

　　据哈金后来告诉我，他读研时陆凡在美国，因此没有给他们上过课。我还记得，曾在一次研会活动中与一位外文系的同学交流过诗艺，哈金说那一定是他，因为其他研究生对诗歌没兴趣。1984年秋天，未来的诗歌批评家陈超也从河北师大来山大进修，一个意外之喜便是认识了前卫老太太陆凡。此前陈超读过她编译的《当代美国文学史》，介绍了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等诗人。

　　陈超去外文系旁听陆凡的课，与之交流。老太太告诉他，欧美大学的文学课注重细读。陈超受到启发，从翌年开始，他从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着手，挑选了一百多位诗人的四百多首作品，逐首解读，完成了《探索诗》。90年代初以来，我们曾多次相见，也互通过一些信函。遗憾的是，直到陈超不幸去世后，我才得知他当年曾在山大逗留一年。

　　那年十月，“垮掉的一代”诗人艾伦·金斯堡一行来北京参加中美作家会议，同行的有加里·斯奈德、托妮·莫里森、威廉·加斯和汤婷婷。除了北京，他们还游览了苏州和西安。之后，金斯堡留了下来，在河北大学讲学一个月，并造访了上海和昆明等地。

　　我后来听说，金斯堡也来山大了，并在外文系为他举办的朗诵会上当场砸碎一把吉他，可惜我没有得到确认。想必是一种误传，因为当我向哈金求证时，他告诉我他也不知此事，甚至也没有见过陈超，虽说他们都与陆老太太有缘。

　　我在山大时期的写作尚处于练习阶段，那时我读的外国诗既有海涅、雪莱的抒情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也有罗洛译的《法国现代诗选》、卞之琳译的《英国诗选》、查良铮译的《英国现代诗选》、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和郑敏译的《美国当代诗选》。还有《外国诗》《国际诗坛》《外国文艺》，以及一本叫《孤独的玫瑰》的诗选集。那时诗集发行量巨大，动辄几万几十万。

　　1986年12月，在数学系八五级研究生刘新同学的推荐之下，我在《山西工人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夜雨寄北》，发稿的正是刘新的父亲。那是一首与唐代诗人李商隐同题的小诗，对仗工整，带有古典韵味，是我献给母亲的第一首诗，也是那年夏天没有回家的成果，描写的似乎也是江南的雨。

　　雨 淅淅沥沥

　　滴滴答答

　　像子夜的钟声

　　惊醒了

　　游子的酣梦

　　雨 丝丝绵绵

　　絮絮叨叨

　　像年老的母亲

　　惦记着

　　异乡的儿女

　　因为这首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五元稿费。1987年，我的诗兴越发不可收，在《飞天》《青春》《东海》《湖南文学》《江南》《绿洲》《西湖诗报》等刊发表诗作，年底再次自印诗集《坐车旅行》。其中《只要我们能够遇见》翌年收录在徐敬业和孟浪等主编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我被归入东北诗群。比起学生时代的其他习作来，这首作于1987年6月的诗多了一份冷峻：

　　只要我们能遇见

　　点点头，或

　　微微一笑

　　就十分美好

　　不需要太多的了解

　　不需要说：

　　“吃过啦？”

　　“吃过啦！”

　　是的，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了解

　　只要我们能遇见

　　能彼此记得

　　就十分美好

　　当然了，有一天

　　我会看见

　　你的手

　　挽着另一只手

　　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不会有异样的感觉

　　依旧会点点头，或

　　微微一笑

　　其实，因为山东消息比较闭塞，我并没有参加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主办的诗歌大展。后来，主编之一的孟浪跟我说，他们在《作家》杂志上看到这首诗就收了。1987年秋天，“红烛”诗社颁发了首届诗歌奖，我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前一年学校首届研究生论文大赛我也获得理科唯一的一等奖），却不记得是因为哪首诗。即便这一首，后来也没有收入我的任何诗集，因为第二年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诗艺一下子长了。

　　十四、疑问

　　因为好奇我有了诗歌，因为疑问又有了随笔。

　　——题记

　　1

　　除了诗集以外，我读研期间也买过一些散文或随笔集，从中受益匪浅的有古罗马主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法国人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忏悔录》是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首版，八十年代重印了数次，是那套白色封皮，黄色书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时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的声望日隆，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会成为这两家出版社的作者。

　　奥古斯丁出生于罗马帝国努米底亚省（今阿尔及利亚），少年时前往邻近的迦太基（突尼斯）学习修辞学，十七岁与一女子同居十余年，并有一个私生子。十九岁时读到西塞罗著作，有心追求真理。二十九岁来到罗马，次年受聘米兰教授修辞学，再次坠入情网，行为较前更不正当。直到三年后他离开情妇，辞去教职。

　　圣奥古斯丁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91年，三十七岁的奥古斯丁返回故乡，在离开出生地七十公里的希波担任神父，四年后继承主教一职。之后，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余暇，专心写作。他的思想与他的生平一样多姿多彩，在维护《圣经》地位的同时，在信仰或教义的演绎及阐明方面有极深的创见，从而确立了基督教哲学。

　　《忏悔录》是一部以祷告形式写成的自传，是作者约四十五岁时写成的。我那时对第一卷看得仔细，六至十六节的内容如下：幼时，幼时的罪恶感，如何学习说话，讨厌功课、喜欢游戏，喜欢看戏、疏忽功课，病中洗礼，被迫做学问，最爱的课程，讨厌拉丁语课，向上帝祈祷，批评教育方式，热衷文学。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细心和想象：

　　那时我只知道吮吸，舒服了便安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

　　便啼哭，此外一无所知……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

　　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愿在

　　我体内，别人在我体外……我指手画脚，我叫喊，我尽我所能作

　　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或怕有害于我，没有照着做……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

　　稍长，我又读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记叙作者的青年和迦太基求学。内容有：回忆与忏悔，耽溺情欲，游学，偷窃，结伙为乐，近墨者黑，重为爱欲所俘，喜好悲剧，读西塞罗、热衷哲学，圣经的文体，摩尼教，母亲。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市民，家中并不富有，却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早早为他准备好去迦太基留学的费用。

　　情欲的荆刺长得高出我的头顶，没有人来拔除它。相反，我父亲

　　在浴室里看见我发育成熟，穿上青春的苦闷，便高兴地告诉我母亲，好像从此可以含饴弄孙了……我的天主……你通过我的母亲，你忠心的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咛。可是这些话一句都没有进入我的心房……她教我……不要犯奸淫，特别是不要私通有夫之妇。

　　公元430年，奥古斯丁因患热病，在希波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其影响在历史上绵延不绝。比圣奥古斯丁晚十二个世纪的卢梭，也写有《忏悔录》。卢梭的生活十分悲催，他出生第十天，母亲便因产后失调去世，十岁那年，钟表匠的父亲与人争执斗殴，在法院下达通缉令后离开了日内瓦，留下孤苦伶仃的儿子。

　　从十五岁开始，卢梭四处漂泊谋生，做过学徒、杂役、家庭教师、流浪艺人等，后又被迫流亡国外，幸得比他大十二岁、逃脱了不幸婚姻的华伦夫人爱护，他叫她妈妈，她扮演了保护人、密友、情人、姐姐、母亲等角色。三十一岁卢梭遇见旅店女仆黛莱丝，同居了二十五年后与她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是卢梭的遗著，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是一个隐居者与大自然的对话。第十篇专谈与华伦夫人的关系，可惜刚开始写他便去世了。那年是1778年，卢梭六十六岁，刚好是他们初见五十周年。书中写道，“这位颇有才智、风姿绰约的妩媚女子使我因感激而激起了更加温存的、自己也无法分辨的感情”，“我没有一天不快活而动情地回忆我一生那绝无仅有的短促时光”。

　　2

　　让卢梭初次展示才华的是一篇《论科学与艺术》的文章，他因此获得第戎学院征文的头等奖。不过，我没有读到这篇论文，却拜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本小册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首版的，与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的《诗艺》合在一起出才一百多页。《诗学》不仅讲如何作诗，也教人们如何画面、演戏等，其基本观点是模仿说。至于《诗艺》，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歌者多说谎。

　　1987年夏天，我买到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这位概率论、帕斯卡三角和加法计算机的奠基人或发明人，还是一位思想家、散文家。读后我受到震动，发现原来数学家还可以如此多才多艺。后来，我又发现了毕达哥拉斯、欧玛尔·海亚姆、笛卡尔、莱布尼兹、庞加莱、冯·诺伊曼，等等。

　　五年以后，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五人诗集《梦幻的彼岸》，我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凡是几何学家只要有良好的洞见力，就会是敏感的；而敏感的人

　　若是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

　　这是17世纪法国数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开头谈到的。

　　虽然如此，却很少有几何学家是敏感的，或敏感的人成为几何学家。

　　很显然，在帕斯卡尔看来，敏感的人是艺术家的同义词。而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几何学家就是数学家的代名词。因此，柏拉图才在学园门口竖立一块牌子“不懂几何学的请勿入内”。在开篇里，帕斯卡尔还谈到美的六种典型，即女性、飞鸟、河流、树木、房屋和服装，那正是我那时的诗歌描绘的对象。

　　《思想录》共十四篇，是在帕斯卡尔死后出版的，原书名《辩护》，容易让人想起圣奥古斯丁或卢梭的著作。编辑将其改名《思想录》，我相信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以下是我用钢笔在第二篇《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画出的这位数学家的人文观察：

　　整个的人生就这样地流逝。

　　一切是一，一切又各不相同。

　　人的状态：变化无常，无聊，不安。

　　打喷嚏也吸引了我们灵魂的全部功能。

　　我们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的探索。

　　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

　　当我们在自己眼前放一些东西妨碍我们看见悬崖时，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了。

　　一点小事就可以刺痛我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可以安慰我们。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职业，而安排择业的却是机遇。

　　想象力安排好了一切；它造就了美、正义和幸福，而幸福则是世上的一切。

　　绘画是何等之虚幻啊！它由于与事物想象而引人称赞，但原来的事物人们却毫不称赞。

　　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穷的或永恒的，而是一些有限的存在在无穷地重复着自己。

　　我曾经长时期从事抽象科学的研究，而在这方面所能联系到的人数之少使我失望。

　　第三句出自第62节，我想也解释了今天人们钟情微信的原因。末句出自第144节，与我后来的经验一致。虽然时光流逝，但由于地域不同，程度有增无减。帕斯卡尔还分析了监狱成为一种可怕的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喜欢热闹和纷扰。因为同样的原因，孤独的乐趣才成为一桩不可理喻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录》的译注里也有精彩的引文（这诱发我后来对注释和题记的重视）。例如，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在《遗书》里写道，“令人烦恼的并不是事物，而是人对于事物所怀的意见。”又如，比帕斯卡尔年长十岁的同胞哲学家拉·罗煦福高在《箴言集》里写道，“我们永远既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也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幸”。

　　3

　　1985年，我在《山东大学校报》文艺增刊《稚虬》上，发表了一篇《数学与艺术》的小文章，这是我写下的第一篇随笔。之前，系里办了一份油印报纸《青年数学家》，主编刘利民老师向我约稿。或许是内心存有疑问，我想搞清楚数学与艺术的关系。可以说，因为好奇我有了诗歌，因为疑问又有了随笔。至于具体内容却记不清了，大概比较了对称与反对称之美，数学与语文的相似性等。

　　说到数学与语文的关系，我是这样分析的，语文由作为工具的语言和作为艺术的文学组成，同样，数学也由作为工具的应用数学和被数学家视作艺术的纯粹数学组成，因此两者是同构的。文章发表以后受到好评，被校刊《稚虬》编辑看中，于是变成了铅字。此后，校报还发过我一首诗《冬泳》。1986年冬天，我和王炜参加了校冬泳队，坚持每周数次跑到两公里外的老校露天泳池游泳。

　　虬是古人传说中有角的小龙，《稚虬》创刊于1982年秋天，每年出版两期，《数学与艺术》发在第八期。这对我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及至1991年，我先后写出了《数学家与政治家》《数学家与诗人》《高斯，离群索居的王子》和《无所不在的混沌》，刊登在《中华读书报》和《书屋》杂志上。

　　这其中，《数学家与诗人》被译成五六种语言，发表在多国报刊上，包括全世界读者最多的数学杂志《美国数学会通讯》，还被收入上海高中《语文》读本。再后来，《中国数学会通讯》改版，我收到编辑部邀稿，连续多年，几乎每期供稿。再后来，《读书》杂志和《南方周末》刊登了我十多篇长文，有的还是连载或用两个整版。

　　2008年，毕业于山大哲学系的贝贝特公司老总刘瑞琳来杭州，我们见了面，她与广西师大出版社有合作。虽然离开创建“理想国”品牌尚早，那时的贝贝特已初具影响力。于是，那些数学随笔得以结集，翌年出版了《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她的哲学系学兄学妹中有两位来到杭州，也都成了跨界高手，汪俊昌曾担任浙江艺校校长，新近创办的浙江音乐学院倾注了他的心血，而何杏仁则在省教育厅担任要职。

　　出人意料的是，《难以企及的人物》后来获得文科最高学术奖。依据此书及《数学与人类文明》《数字与玫瑰》等拍摄的系列课程《数学传奇》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在网上颇受欢迎。再后来，此书又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简体字版权也转移到商务印书馆，并易名《数学传奇》于2016年推出增订版，我请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莫言以及数学家张益唐等撰写了推荐语。

　　1987年秋天，是我在北方的最后一个秋天。十月，应校研究生会（此时我已卸职）和中文系的邀请，我在文史楼一间中等大小的教室里做了平生第一次公众讲座，题目叫《哥德巴赫猜想与现代派诗歌》，那也是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讲座。有一张照片保留下来，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讲座题目，我的白衬衫翻到了便西装的外面。

　　让人遗憾的是，许多同代智者往往相互不能完全欣赏，法国人也不例外。帕斯卡尔虽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对有智慧的人要求比较苛刻，包括前辈蒙田。虽说比他年长二十七岁的同胞笛卡尔曾主动前来探望，帕斯卡尔却对笛卡尔颇有微词，在《思想录》第二篇，他连续向笛卡尔开炮，其中有这样的判断：笛卡尔既无用也不可靠。

　　笛卡尔是天才辈出的十七世纪涌现的智者之一，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包括：算术的符号化，倡导了现在普遍使用的已知数a，b，c和未知数x，y，z；从某个原点出发，延伸出x轴和y轴，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斜坐标系，直角坐标系和解析几何由此诞生；欧拉-笛卡尔公式，即凸多面体的顶点数v、边数e和面数f满足关系式： v - e + f =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不约而同地把对物质世界的兴趣转向精神世界。作为彻底的二元论者，笛卡尔明确地把心灵和肉体区分开来，其中心灵的作用如同其著名的哲学命题所表达的——“我思，故我在”。而从时间上来看，笛卡尔先把自己发明的二维坐标系用于创建解析几何，再用来创建二元哲学体系。

　　帕斯卡尔对人类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他很早就意识到人类的脆弱和过失。他是那样地笃信上帝，劝告那些怀疑论者打消疑虑，“如果上帝不存在，则你们相信他也不会失去什么；而如果上帝存在，则你们相信他就可以获得永生。”不过，帕斯卡尔仍把怀疑主义看成是信仰的序曲。当然，他的怀疑主义更多是建设性的。

　　笛卡尔认为，人的心灵基本上是健全的，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手段。而在思维或方法论上，笛卡尔则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对他来说，怀疑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是哲学和心理学方法中的一个工具。他同时指出，“怀疑是一门艺术，它使我们脱离感觉的影响获得解放。”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帕斯卡尔在波尔罗尼亚修道院里这样写道，“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草”。在笛卡尔以前，法兰西民族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我们可以说是笛卡尔开启了法国人的智慧和理性，就像后来的莱布尼兹对德国人所作的那样。而帕斯卡尔“不仅促进了法语的繁荣，也促进了法国精神特质的充分发展”。

　　十五、离歌

　　裂之有余丝，吐之无还期。

　　——无名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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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是我的毕业季，也是学生时代结束的年份。那年碰巧又是我的本命年，山东人一般会穿红裤衩子，但我尚没有入乡随俗。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母亲不知道这个习俗，而我也没有向她传递这个信息。因为是冬季，全校只有个位数博士生毕业，也没有硕士生或本科生离校。校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离别的气氛，我自己心里也似乎没有特别的感觉。

　　可能是在北方呆太久了，我不打算留校或去青岛了，也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工作。那会儿我未听说博士后的岗位，也没想过联系出国（在京沪等地高校或科研机构里早已开始流行），否则的话，可能会多一个美国教授，少一个中文写作者。四月上旬，我悄悄地去了上海，在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我见到应用数学系主任陈教授。事先潘师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见到我时表示了欢迎，随后又强调两年内不能出国，同时介绍交大不久要搬迁闵行。我顿时犹豫起来。

　　那会儿我仍有点懵懂，还不是很喜欢上海人，而是像许多同胞那样对上海人有看法。因此，回济南的火车上，便决定不来上海了。其实，陈教授说得很直接，且那时我并没有出国打算。后来我在杭州，每年都会去上海，喜欢上海人的办事效率，享受常熟路和复旦周围的夜生活。也去过交大多次，开会、讲学或讲座，果然它搬到了南郊，那儿离本部有点远。再后来，我的一位师弟和一位校友先后到了交大，也都担任院系领导，他们由于对生活的要求不同感受并不一样。

　　我也曾向在浙大数学系读博的大学室友岳荣打听，浙大应用数学系是否要人。他去找过我的一位本家领导，回答是我的专业太纯粹了，浙大是偏应用的。多年以后，当浙大和杭大合并时，这位领导已经退休，我发现，他在给考研的学生辅导高数，且卓有成效。可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机会谋面。或许，他早已忘记我是谁了。

　　初夏时分，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王斯雷教授来山大讲学。我去他下榻的旅店拜访，师母田老师也在。王老师态度温和诚恳，他表示非常欢迎我去，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还跟我说，杭大离西湖骑车不到十分钟，我为此心动了。虽说杭大不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却是全国地方院校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且以纯粹数学的研究著称。那时不像后来需要签订合同之类的，口头说好就行了，我甚至也没有提任何要求。

　　王斯雷先生出生于1933年，江苏常熟人，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专家。1953年毕业于浙大机电系，随后任教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前身）数学系，他与同系任教、1916年出生的白正国教授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王老师也是我学生时代唯一见过的杭州（浙江）大学教授，可惜我一到杭州他便辞去系主任职务了。

　　更让人敬佩的是，王老师还曾婉拒校长之职。来杭州以后，我曾多次骑车去他家作客，每次他和田老师都热情接待。我还记得那要穿过古老的道古桥和一片水稻田，前者如今已被填毁，连同桥下的那支水流，后者已变成黄龙体育中心。我只是遗憾，没有拍一张道古桥的照片，因为那时不知道它与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关系。就像后来我在罗马见到的哥伦比亚数学家吉尔伯特，他把我带到遥远的南美洲，王老师也把我带回到故乡，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

　　多年以后，我数次作客常熟，那里有诗友、虞山和尚湖。作为苏州属县，常熟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在《泰山》篇，我提到常熟人言偃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从唐代到清朝，常熟高中了八个状元。而当代二十多位常熟籍两院院士里，也包括浙大校友、物理学家王淦昌。虽说王斯雷老师可能算不上常熟名人，但他雅儒的风度无疑承继了故乡那片土地的古风。

　　2

　　自古济南名士多，我离开后时常想起的，却是一位自称济南人的文人政治家王士祯，他出生在济南东北一百公里外的桓台县。桓台如今是淄博市的属县，但明清时期属于济南府，那时还叫新建，民国时才改现名，只因齐桓公曾在此戏马。事实上，公元前206年它便已设县，叫西安县，境内的史家遗址出土了迄今中国最早的甲骨文。

　　王士祯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二十三岁那年，他在济南大明湖畔集邀诸名士，赋得四首《秋柳》，名声大震，传遍大江南北，一时和者甚多，时称“秋柳诗社”。次年，他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成为清初文坛盟主。虽说袁枚和钱钟书都不太欣赏王士祯，我个人却喜欢他那首写春天的诗，题目《初春济南作》就很棒：

　　山郡逢春复乍晴，

　　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

　　雪后千峰半入城。

　　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国庆节，我与刘新结伴去济南城西南的卧虎山水库和五峰山游览，后者在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与泰山、同属长清的灵岩寺并称为“鲁中三山”。遗憾的是，那时我们没有听说过齐长城，否则应该会继续西行，到与平度县交界的大峰山，那里靠近黄河，也是初建于公元前七世纪的齐长城的起点。

　　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三篇论文在《科学通报》发表（其中一篇是摘要），在与潘师商议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解析数论中的若干问题》。论文封面和正文均是我自己手写然后送去胶印的，七月初便付印了，共分五个部分，有趣的是，标题一个比一个长：一类数论函数的均值估计，关于雅可布斯塔尔的一个猜想，关于相邻素数差之和的一个上界估计，算术级数上与拉曼纽扬函数有关的一个指数和估计，广义黎曼假设下二项式系数表素数及其在算术级数上的最小素数问题中的应用。

　　在毕业论文的后记里，我除了向两位潘师致谢以外，还写道，“攻读博士期间，我还写过《算术级数上小区间中的殆素数问题》《关于欧拉函数的一个均值估计》（两篇论文均已被《山东大学学报》录用）等论文，这里没有收入。”从这些零散的题目来看，我尚没有找到自己主攻的方向和目标，只是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研究和发现的能力。另外，我那时不知道用英文写，这一点在我做导师后得到了弥补，同时发现，数学最容易之处在于它的外文。

　　在等待答辩的漫长时间里，我写过好几首诗。第一首是《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些肤浅。第二首是《但丁与贝齐》，落入俗套。第三首是《晓庆那只丑小鸭》，略显庸俗（那年刘晓庆来过山大，住在头一年爱多士下榻过的留学生楼）。还有一首《生命的跃动》，应验了颂诗难写。那年10月26日，中日足球队在东京为汉城奥运会入场券展开终极较量，日本只要战平即可胜出，结果中国队两球取胜，极为罕见地昂首出线。

　　最后，我设想自己工作以后的情景，写了一首《七点三十分的大街》。我想象那种早八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没想到三十多年以后我去青岛，还有同学记得这首诗。末尾六行为（那时没有私家车，自行车是街道的主流）：

　　除非有那么一天

　　你的车把失灵

　　突然拐向左侧

　　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

　　或者倒向右侧

　　照旧要从地上爬起来

　　论文答辩是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科大的陆洪文教授，他是合肥数论会议的主办人之一，师叔潘承彪教授也从北京赶来参加，另外还有山大本校的郭大均教授和莫叶教授。因为之前我已经观摩过大师兄于秀源的博士论文答辩，所以并不感到紧张。那次展涛提前和我们一起毕业，文鹏担任书记员，但我已不记得老师们提的任何问题了。

　　如前文所言，于老师是中国历史上首批十八个博士之一，他的答辩会陈景润和王元先生都来了。还有邓从豪校长，那次共有山大三位校长在场。我们毕业时却有些冷清，学校甚至没有安排毕业典礼或学位授予仪式，博士学位证书上盖的是潘师印章，证书的号码是007，落款时间是1987年12月12日。

　　遗憾的是，我们那张与答辩委员会的合影后来找寻不到了。我和王炜、展涛也没设谢师宴，潘师挥挥手，让我们不用请客。甚至潘师后来那次到杭州开会，也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这件事说不上什么愧疚，却反映了真正的学者可以不拘礼节。但有时候，我也颇为羡慕文科师生之间的情谊，他们通常会有更多的亲密交流。

　　多年以后，我去德国的数学圣地——哥廷根访学，发现那里的习俗是，博士毕业那天要去集市广场的喷水池边，亲吻依据格林童话雕刻的牧鹅少女。而希尔伯特的弟子理查德·库朗则不满足于此，他雇了一辆四轮敞篷马车绕城一圈庆祝。难怪他后来那么能干，在花花世界的纽约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库朗研究所。

　　3

　　晨兴梓道中，梓叶相切磨。

　　与君别交中，缅如新缣罗。

　　裂之有余丝，吐之无还期。

　　这首《离歌》是汉代一位无名氏写的，应是一首情人诀绝之诗。首句写离别的时间和地点，梓树是落叶乔木，树叶往往对生，预示着可以“相切磨”。梓里指故乡，因而此处有多种含义。后两句写分手，缣罗是黄色的丝绢织品，缅（音huo）是指劈裂声，丝绸破裂，喻无可挽回。丝谐音“思”，双关语，情人间虽分手余情犹存。将欲倾吐，惜再无归期。

　　在汉代以前，先秦时还有一首逸诗，叫《骊驹》，为古人送别时所唱的歌。《骊驹》后来更多地被叫做《骊歌》，泛指有关离别的诗或歌。李白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赠汪伦》以外，还写过两首灞陵送别的诗《忆秦娥》和《灞陵行送别》，后一首诗的结尾是，“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当年的长安有一座灞陵桥，是许多地方来往长安的必经之地，桥两边又是杨柳掩映，故成了古人折柳送别的地方。

　　《离歌》或《骊歌》曾被小虎队、韩国信乐团、香港歌手罗文和美国女歌星Gala唱过，还有李叔同那首尽人皆知的《送别》。据说在台湾，骊歌特指苏格兰民谣《友谊地久天长》，那也是我们大学时代校园舞会的最后一曲。这首歌的歌词是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依据当地一位老人的吟唱记录下来的，后来因为被电影《魂断蓝桥》用作主题曲传遍了世界。

　　旧日朋友怎能忘记

　　心中能不怀想

　　旧日朋友怎能忘记

　　友谊地久天长

　　其时，潘师仍步履矫健，一年前他刚就任校长，没想到十年后他在任上辞世，不过仍是山大历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王炜留校，早早地晋升正高，前途无量，不料有一天，他突然放弃学术生涯，去北美搞起了计算机。展涛年轻有为，三十二岁担任母校副校长，五年后转正，后又调任吉林大学……王小云攻破多个世界级的密码难题，被清华高薪聘为杨振宁讲座教授。幸好，从外校考来的刘建亚接过潘师的数学大旗，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了“潘门的看家狗”。

　　离开济南前的一个冬夜，我写下一首诗《海》，献给已故的父亲和即将告别的母校。开头一节作了这样的假设，“海淹没了陆地 / 海潮退走 / 繁衍出了人类”，接下来，便“顺其自然”了。我第一次发现，诗歌与数学的相通之处。她们可以由一个崭新的有时是似真非真的假设（最典型的莫如欧几里得的第五公设或李白的《将进酒》，首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推导出全部内容。二至五节是：

　　海是我们的父亲

　　深沉、宽广

　　动荡不安

　　我们居住在陆地

　　——母亲的怀抱

　　从小就向往海

　　在细柔的沙滩

　　捡拾贝壳

　　——海的礼物

　　在危耸的悬崖

　　倾听波涛

　　——海的跫音

　　最后两节，也是自然而然的：“在海面前 / 我们永远是些 / 天真的孩童//举着双手 / 在阳光下 / 在海和陆地之间”。总而言之，开头需要一个大胆但却合乎情理的想象。来杭州不久，我便写下了《梦想活在世上》，开头两行是“树枝从云层中长出 / 飞鸟向往我的眼睛”，只是，全诗跳跃性和张力更大一些罢了。

　　1987年12月8日夜晚，我在济南站乘上119次列车。别离之际，有谁为我送行已记不清了，宿舍楼前应有一宏、百奎、文鹏、红泽、刘新、老曹和诸位文友吧。一切都那样熟悉，一切又有所不同，这回是真要离开了。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把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大学同学的友情留在北方了，又因我的中小学同学几乎全在故乡台州，常有孑然一身的感觉。

　　在南下的火车上，我依然有些迷惘，就像九年零两个月以前的那个秋日，我离开故乡来济南求学时一样。依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需要磨砺、机缘和奇迹，才能找寻到通向未来的道路。不同的是，我有了赖以谋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也有了可以排忧解难的诗歌和艺术。更令人惊讶的是，我那少白头不久居然奇迹般地变黑了。恍惚之间，我乘坐的火车又一次经过了淮河、长江和黄浦江，驶向了钱塘江畔。

　　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