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老名士 艺苑真学人 访张伯驹故居

　　张伯驹（1898-1982年），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直隶总督张镇芳。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生活在动荡年代，张伯驹看到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他从收藏欣赏逐步转变成收藏抢救，张伯驹成为一个爱国收藏家。

　　深秋寻迹

　　深秋的傍晚，没有阳光，突来的寒潮让周末的后海人迹寥寥，走在河边的我也不禁感到阵阵寒意。我沿着前海走，走到荷花市场，店铺虽然开着门但并没有什么顾客，金色的窗幔兀自飘在寒风里，门口的一排排桌椅，安静地等待着顾客的光临。一个人走着，仿佛《千与千寻》中白日里的情景，如梦似幻。

　　走到银锭桥，车马渐渐多了，人声也渐渐沸起，似乎从神灵休息的地方转到人间。我靠着石桥栏等朋友，便有三五个蹬三轮的师傅热情邀我坐他们的人力车游胡同，我婉言谢绝了，但人不走，他们也暂时无生意，大家就闲聊起来。

　　听说我要拜访张伯驹故居，车夫们就忍不住大爆猛料。一位三四十岁的大哥和张家是邻居，说他十来岁时，潘素（张伯驹夫人）若在胡同里看见他们这些毛孩子，便会招呼：“柿子熟了，到家里摘柿子吃去吧！”张伯驹很喜欢猫，养了几十只，各种名贵的都有，给起了名儿。主人唤哪只过来吃饭，便会走过来那一只，通人性到了“特别神”的地步。另一位胖胖的车夫和张伯驹的侄子是同学，说当年到张家小楼上玩，看见一堆堆的卷轴，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字画的价值，后来红卫兵来抄这个“右派”的家，将卷轴丢到院子里放火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一遍遍哀求：“你们别烧了，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啊，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在民间，张伯驹并非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几年才有描写他的作品出现，然而在后海这个地方，却被这几位车夫描述得活灵活现，语气间充满着敬佩。我向他们道了谢，走过银锭桥，顺着后海南沿，在26号，终于寻到了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故居。

　　拜访故居

　　从外面看，宅院应该重新粉刷过了一遍，朱红色的大门格外的鲜艳。走近才看见在大门的右上角贴了一个现眼的“私”字金属牌，想来也许主人是经常受到热情的拜访，不堪其扰而专门贴上的。按响门铃，没有窥到那些名贵猫的倩影，却先闻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犬吠。开门的少妇是张伯驹的外孙媳妇，她旁边有一只白毛的蝴蝶犬，仰头冲我们狂叫不止，俨然一副警犬的眼神与气质。少妇边呵斥小狗边叮嘱我们一定要小心它扑咬。

　　我们战战兢兢进了花木扶疏的小院。宅子坐南朝北，北房5间，院南有一方亭和廊房。迈入北房，东间为卧室，西间为客房，居中三间是客厅兼画室，屋中光线较暗，靠墙十余米全是摆满了书的书架，上层几乎摩顶。

　　张传彩女士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独生女儿，已到了耄耋之年，因为身体欠佳，我们并未叨扰，就和张家的后辈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这处宅子原为唱昆曲的名角包单亭所有，张伯驹于1953年买下来的，张家以前住的弓弦胡同那处占地13亩的“似园”（原属李莲英）当年为筹款买《游春图》而变卖了。

　　宅子以前门口栽的是芭蕉，院里种的是松树，现在满园葱绿的则是柿子树、石榴、葡萄藤，还有碗口大的月季花。绿荫之下有清朝的雕花石凳，还有一个当花盆架的汉白玉日晷台。东墙后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张传彩女士少女时期居住过的“绣楼”，楼下有一株百岁高龄的牡丹。房子已经拆改重建过，早没了雕梁画栋，只有屋内的雕花门和几件老式硬木家具。

　　张伯驹其人其事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大哥的内弟，曾任河南总督，后致力于金融业，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身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后来在军队任职。他的身份特殊，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有来往，但从不趋炎附势。他熟知官场内幕，却厌倦官场生活，退出军界后，投入到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之中，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友切磋。

　　张伯驹的种种兴趣爱好，表面与当时京城有钱公子哥们看戏捧角、收藏字画古玩的风气嗜好无二，实际上他绝非一般的顽主，而是文化瑰宝真正的知音。平津战役之际，张伯驹曾劝说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而出力奔走。当解放后领导人问他想去政协，还是做什么干部时，他却什么官职也不要，只要求搞自己所钟情的文化事业。

　　能够达到对这些文化瑰宝精通、执著的境界，有两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一是他天资极高。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使他对用心所至的事物能很快掌握精髓真谛。二是张家资财颇厚，能支付得起这些昂贵的开销。张伯驹学京剧下的功夫极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为了学习武生戏，他把钱金福、王长林长年养在家中，以便随时练功、随时咨询。

　　张伯驹的性情很直，谈得来的从不论出身贵贱而长相往来，谈不来的，他可以下棋看书作为托辞不见。张伯驹看不惯胞弟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习气，尤其厌恶他抽大烟的习惯，于是几乎断绝来往。对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张伯驹有求必应、不图回报，如长期供养落魄了的“太子爷”袁克定，帮助避难的刘海粟等。对潜心求知的年轻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全部掏出。他给予了年轻的周汝昌很大的影响，后者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成为权威人物。

　　张伯驹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闲暇时写下了大量旧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等著作。周汝昌说张伯驹的词“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

　　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至60岁，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他为求古代珍品字画不惜重金，其鉴别眼力也极为厉害，来家中献宝或请求鉴别的古董商络绎不绝。在时局混乱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古董商惟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为了阻止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稀世瑰宝流落国外，千方百计求购，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游春图》轶事

　　《游春图》为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名作，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画上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清乾隆帝的题诗，过去一直收藏在宫中。此画被溥仪携带到长春后，1945年流落民间，后被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买。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洋人，牟取暴利，被张伯驹发现后找上门去，马狮子大开口要价800两黄金，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现金，十分焦急，便到北京各处的古董行和书画店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张伯驹毅然卖掉了似园，以220两黄金将《游春图》买下。

　　正如张伯驹后代口中所说，张伯驹一生抱定这样的信念：这些国宝从人民中来，还要回到人民手中，决不能沦落到别国的手中。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不知引起多少人觊觎，甚至在劫匪绑架的生死关头，张伯驹也断不肯以字画换取性命。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托张大千说情想高价收买《游春图》，被张伯驹不顾老友面子严辞坚拒，诸如此类的事情屡次发生，世人不解，送之绰号“张大怪”。只有夫人潘素对丈夫的嗜好十分“纵容”，为了凑款项，她经常变卖自己的首饰。建国后，夫妻二人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八件真迹墨宝无偿捐献给国家，捐献字画后，国家欲给20万元作为奖励，他却分文未取。

　　张氏夫妇的义举震动了文化界，后来却无辜被康生等人戴上右派帽子，停职、检查，女儿和女婿为避祸端在1960年去了西安。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调往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一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别。

　　“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这是张伯驹晚年时说过的话。这些过眼烟云之物，如果他传给后代，今天的张家便能富可敌国。张伯驹也许永远成不了成功建业而名垂青史的人物，甚至许多人闻所未闻，但至少，他倾其一生，为中华文化的长河，增添了一脉得以源远流长的溪流。

　　张伯驹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绩卓著，人们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奇人。同时他是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民盟，后又加入民革（属交叉党员），是中山书画社第一任社长。他夫人潘素（1915-1992）则是民革党员，后为民革中央委员，中山书画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