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鲁迅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长达14年。其间，他工作卖力，但一直得不到升迁。而当初曾巴结他的朋友，后来却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是鲁迅不想升迁吗？显然不是。从他1918年8月20日写给挚友、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也想掌握权力，他在信中说：“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为之，何必参考愚说耶。”从他刚到教育部时的工作表现来看，也证明他希望得到提拔——初到北京，鲁迅干劲十足，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暑假美术讲习会，主持设计国徽，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等，忙得不亦乐乎。那他为何一直得不到升迁？
首先，他不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他不断得罪领导，便给自己的仕途判了死刑。教育总长汤化龙为了给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亲自召见鲁迅，暗示他尽快编译宣传封建道德的海内外小说，且派员到现场督导，但他拒不执行命令。1916年，他还与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为当时的教育总长所忌，以致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鲁迅与其顶头上司夏曾佑的关系也不好，夏曾佑当司长时已五十多岁，爱摆老资格，鲁迅难以忍受，故常出言讥讽。因此他被领导排挤，甚至被开除了公职。他不愿参与官场应酬，缺乏耐性。1913年2月13日，有一个叫海端生的美国人来教育部，次长叫鲁迅作陪，他却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1915年12月16日，教育部为黄炎培召开茶话会，他烦躁不安。教育部召开的很多次大会，他都拒绝参加。做官是要有官相的，而他经常头戴一顶灰色的破毡帽——不戴帽子的时候发乱如草，讲课时耳朵上还夹一支笔，穿一件几个月不洗的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
其次，他的学历不过硬，专业也不对口。他1902年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8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6月肄业，并未取得正式大学文凭。从1906年到1911年，他一直在日本研究文史，对教育学、管理学而言，他是个门外汉。
再次，他缺少基层督学和教育管理的履历。其老同学伍仲文之所以能升任司长，就因为做了两年督学，拥有视察基层学校的经历。
最后，鲁迅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学术和文学造诣还未达到成名成家的地步，而北洋政府看重的则是一些大家。
鲁迅也许已看透自己在官场的命运，便悄然把兴趣与精力转向文学，这才有了最终成为文学大师与思想伟人的可能。从这个意义来讲，鲁迅没有在官场如鱼得水恰恰是件好事。
◎文/林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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