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能断“家暴事”

　　最难熬的那些年，赵阿兰真的担心，总有一天不是前夫打死了她，就是她杀死他。

　　他们离婚12年了，但无论她带着孩子搬到哪里，前夫总能千方百计打听到她的落脚处，跟过去同吃同住，时不时对她实施殴打。她被菜刀顶过脖子，被灌满开水的暖壶砸过头，被胶带缠过手脚。她随手指出身上的伤口，有的缝过针，有的没有。她感慨自己命大，“老天爷照顾”。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个多月后，内蒙古一家地方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禁止赵阿兰的前夫“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亲属”，同时责令他搬走。

　　前夫起初还不服气。在法官的办公室里，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上签了字，然后当场将这纸文书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司法人员只好同他谈话，让他明白，保护令绝不是一纸空文。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如果违反要承担法律责任。他这才怕了，从她的生活中撤出。“有活路了。”赵阿兰说。

　　走上这条“活路”，许多人用了很久。

　　从绝望到重现希望

　　到2017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一周年。在这一年中，章小云的生活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再到重现希望。

　　老家在重庆的她，前年年底和丈夫离了婚。离婚前丈夫最后一次动手打她，是因为她打算在国庆长假期间回老家看望父母，而他不乐意她去。打她的理由，几乎都是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第一次对章小云动手，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把泡着方便面的碗，搁在炉子上晾着的鞋垫上。

　　这样的暴力不仅针对她。前夫会因为他母亲要去“做理疗”而自己不同意，就掀翻家里的饭桌，闹到母亲吓得给他跪下才罢休；他也会为了逼迫章小云跟他联系，让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脖子上挂着牌子跪在地上，拍下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

　　他们有3个孩子。离婚后，章小云争取到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3岁的小儿子判给了前夫。她觉得前夫不会对女儿好，而儿子他或许“会看重些”，能“好好照顾”。

　　去年夏天，她再次踏足前夫家中，准备接走两个女儿。进那道门之前，她已经尽可能地提高警觉，提前让亲戚收起了家中的所有刀具和尖锐物品。她在沙发上坐着，两个女儿分别坐在她身边。满屋子家人劝她继续“跟他过”，“为了孩子”。前夫也对她说，离婚协议根本没用，她还得回来。她回答“你们不要再劝了”。随后，她看到前夫站起来，隔着茶几探过身子抱住了她。她听到大女儿的惊呼：“爸爸咬妈妈的鼻子了！”

　　伤势鉴定结果是“重伤二级”。检察院批捕了她的前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他在看守所里给她打了电话，“别想摆脱我，这辈子就跟你过了”。

　　即使已经过去了半年，提起那天发生的事情，章小云还是能记起每个细节。“很多时候，并不是离婚了就能摆脱控制。”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解释。

　　李莹是章小云的代理律师，在这起案件中，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内，人们都在问，为什么这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仍然算是家暴案件呢？李莹只好不断作出解释，这种情况，属于家庭暴力实施者进行的延续性伤害。

　　赵阿兰的代理人、北京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塔拉，也在向法院和检察院解释。《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一条正好适用于赵阿兰的情况。她申请的这份“非家庭成员关系人”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都没有先例可循。

　　把“家庭暴力”当作“家务事”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中国大陆，《反家庭暴力法》从无到有，经历了整整20年。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设置了专门的家庭暴力的议题。“家暴”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整个立法的过程，被李莹称为“实践先行”。据李莹介绍，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和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实一直在同时进行。

　　“在法律层面上突破是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正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写明禁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李莹说。此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都陆续加入了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的内容。但当案卷上的白纸黑字落到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章小云曾尝试过在遭受暴力后报警。那是在2015年，也是她唯一一次报警，而警方却并没有出警。

　　“我们那个小地方，打老婆这样的小事，没有真正出事的时候，警察也不会在意的，毕竟在农村，夫妻打打闹闹常有。”章小云说。

　　赵阿兰也不是没有寻求过帮助，前些年她也曾报过警，被当作“家务事”处理了。她联系过妇联，照样无可奈何。她也打过法律援助热线电话，但在《反家庭暴力法》出现之前，也没得到什么见效的援助。

　　“很多人问赵阿兰，都离婚12年了，你咋不早告呢？那些强势的人，不理解弱势者的难处。”塔拉叹息。提出质疑的人中，甚至包括基层司法人员。这种弱势者的难处，用李莹的话说，在心理学上称为“习得性无助”。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会经历7次反复。”李莹说。

　　立法只是个开始

　　《反家庭暴力法》的发布，让一直从事反家暴工作的彭迪备受鼓舞和激励。这一年里她明显感到，家庭暴力的社会关注度更高了，受暴妇女的求助意识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积极性明显增强了”。

　　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国共有17个省（区市），共计出台了110份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文件。李莹期待国家进一步制定和推行《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细则。“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立法，提高家庭暴力的犯罪成本。”据她解释，需要更新家庭暴力的定义，除了身体暴力和经济控制，也应当把性暴力、精神暴力纳入家暴范畴。此外，保护令制度、法律援助等具体的规则，也需要更加细化。

　　她举了个例子，尽管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但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执法成本太高，警力不足，缺乏监督，另一方面也没有具体权责划分。

　　“不要放弃自己。”赵阿兰希望对这些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受暴者说，“自己活好了比啥都强。”

　　赵阿兰开始了新生活，过去的一切，成了让她“不去想也不敢去想”的噩梦。她打着零工供儿子读技校，觉得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她终于有底气，在太阳底下挺胸抬头了。她想让所有亲戚朋友，都来看看现在的自己。（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赵阿兰、章小云系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1日）

　　●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