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王亚蓉 于黄土层中剥离千年织品

　　中国的文学作品留下了大量与霓衣艳裳有关的诗文，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能够一窥古人服饰的繁复多端、亮丽纷呈。然而，当这些盛装华服在深墓中沉睡几千年后出土，早已“鹑衣百结隐春秋”，失去了它们原本璀璨绚美的模样。但有一位大家，能让千年出土的古代服饰重新回归雍容华贵、光鲜夺目的本色。她，就是中国文物修复大师、中国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王亚蓉师从沈从文，是中国织绣领域研究第一人。手握一笔羊毫，或一把钢镊，四十多年来，王亚蓉从沉默的黄土层中慢慢地剥离着千年织品。

　　陪沈从文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王亚蓉之所以选择历史考古、文物修复和服饰领域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还要归因于年轻时的一次机缘。

　　20世纪60年代，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成后，在一家玩具公司担任美工，以设计玩偶为主。她每天泡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查阅各种设计资料，寻找设计灵感。

　　20世纪70年代的图书馆，读者寥寥无几。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那段时间里，王亚蓉经常遇见一位长者，这位长者与王亚蓉邻席而坐，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因为总在图书馆里看见这位年轻人，杨教授有一天主动问起王亚蓉，为啥总来图书馆查资料。王亚蓉如实以告，杨教授很高兴，便向她推荐他的一位老朋友，说这位老朋友可以向王亚蓉提供相关的形象设计资料。

　　就这样，一次偶然的交谈，让王亚蓉结识了沈从文，成为他的学生和助手，也从此改变了她人生努力的方向。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名《古代服饰图录》），需要人手帮他绘图。“我从为沈先生做插图开始，走上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和文物修复的道路。”王亚蓉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经磨难，最终面世，印制得非常精美。这部专著，考证了自殷商至清代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文化，是一部旷世之作。

　　王亚蓉说，沈先生著作此书，不仅梳理了中国古代服饰史，还指明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从中随便抽出一个词条，都可以做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或者开展相关研究。”

　　在沈从文身边工作，王亚蓉对这位学者前辈勤奋钻研的态度、睿智豁达的胸襟、底蕴深厚的学识、超乎常人的毅力深有感触。沈从文1988年病逝时，王亚蓉守在他的床前，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从事纺织修复已有44年

　　王亚蓉是织绣领域研究第一人，她的绝活之一，是能从“古丝绸泥糊”中提取文物。电视专题片《大国工匠》中，记录了她严谨的工作状态：她从冰箱里取出冷藏了9年的一块东周“古典泥糊”，手握羊毫毛笔，如轻风般拂过“泥坨”表面，一点点扫落粘脱泥土，露出古丝绸的色彩和纹路。这道工序的难度在于力度拿捏，重了容易伤害文物，轻了容易藏污纳垢，如何恰到好处使力，全凭经验使然。

　　1973年，王亚蓉开始从事纺织修复，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当被问及对于提取、复原丝织品会用到什么高科技时，王亚蓉淡然一笑：“恰恰最少使用高科技，全凭一双手。”高科技的器械或者化工用品，容易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她不仅要提取出文物，更关注文物长久保存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的同行就在用丝网修补羊皮卷，利用蛋白质本身的粘性和韧性来保护文物。

　　现在，这位古稀老人饱经风霜的手，十指关节处无一例外地鼓起，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露出有些变形的骨头。这是2007年在靖安大墓考古时留下的“勋章”。每逢阴天下雨，十指关节疼痛难忍，大拇指已完全无法弯曲。

　　中国服饰文化的研究迫在眉睫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文化是断代得最彻底的。一个人穿衣服是自己的事，但当面对世界的时候，就关乎国家体面了。”王亚蓉说起这些，有些激动。

　　王亚蓉曾在多种场合呼吁，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国家应该给予服饰文化强有力的支撑和平台。“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服装领域的工业生产价值，一味地追求利润和经济效益，而更应该关注中国服饰的文化价值与传承。”王亚蓉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就应该蕴含中国元素。”

　　王亚蓉认为，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穿衣文化和特色。作为“衣冠大国”的中国，在出席一些国际会议时，总是穿着国际服饰的杂牌，“这种民族服饰文化缺失的现象，国家应该引起重视。对于中国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显得格外紧迫。应该大力发展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年轻人应放在首位。而我们最急待要做的，就是把几十年的研究感悟和复织的作品，成规模地展示给我们的下一代，以振兴、传承并发展祖先遗留的辉煌的服饰文化。”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到唐代法门寺地宫里的四经绞罗，乃至宋锦明缎，中国服饰文化自古绚烂瑰丽，仅凭我一己之力，修复不完，也研究不透。”王亚蓉说，“但是，我要把路给后代铺好，古代丝织品的辉煌，还指望年轻后辈去光复，中国悠久灿烂的服饰文化需要代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