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杨欣和他的“绿色江河”

　　6月的青藏高原上大风呼啸，时而艳阳高照，时而乌云密布。没过一会儿，大雪如线如雹状落下，打在一群人的脸上。这些人身穿棉袄，头戴棉帽，整张脸遮在面罩之下。雪渐渐下大，但他们仍朝着沱沱河上游走去，向更远的垃圾走去。

　　以上画面出现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央视新闻报道的长江源垃圾捡拾活动。至今，“到沱沱河捡垃圾”的行动坚持了16年。16年前，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去到唐古拉山镇，与当地学生一起成立了“长江第一小卫队”，在长江源捡拾垃圾，并动员当地部队官兵、公务员、牧民、青藏铁路建设者一起参加。

　　从1986年的长江漂流到1997年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建设，再到今天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运转，杨欣带领绿色江河在长江源开展环保行动已有30年之久，不禁让人好奇，是怎样的人守护在长江源头，呵护着母亲河。

　　“就想拍张获奖照片”

　　在成都二环高架路旁的一栋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绿色江河的创始人、会长杨欣，这间两室一厅的居室也是绿色江河的办事处。眼前的人，花白长发配络腮胡须，纯色T恤加肥大的冲锋裤，一双山地鞋，从头到脚都是高原装备。用他的话说，这一身，抗得了日照风沙，也渡得了冰川雪地，实用。

　　说起第一次与长江接触的经历，杨欣笑了，“我就想拍张获奖照片。”

　　1986年，杨欣参加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完成了长江6300公里的全程漂流。他记得在漂虎跳峡时，不到20公里长的虎跳峡内分布着21个特大级险滩，总落差达208米，冲下来的水压会把身处下方的人压扁。杨欣作为主力，被选中乘坐密封船从险恶的下虎跳峡漂流。“我站在那儿，感觉地都在震动，发出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杨欣说。

　　进密封舱之前，杨欣紧张到内心狂跳，好像走进一个棺材。“那个时候，再恐惧也要表现得很勇敢。边进船，我边向大家挥手，带着笑容，像在藐视虎跳峡。”很幸运，23岁的杨欣活了下来。当他们怀着“长江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先漂”这个想法上路时，根本想不到，这会成为一个民族的事件。也没想到，他们创造的历史会以生命为代价。

　　后来，因拍摄长江，杨欣又多次去到长江源头，发现壮美的外表下，长江源面临严重的生态问题。“看到冰川融化、草场消褪、野生动物被捕杀这些，让我对长江的认识由自豪转变为忧虑。想到那些漂流死去的人，感觉自己能活着，就有种责任去保护它。”

　　为了合法开展环保工作，杨欣成立了绿色江河，并大量招募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补充人力。1997年，杨欣通过义卖自己的书筹款，带着一批志愿者，在可可西里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民间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民间长江源保护运动的真正开始。

　　上了“贼船”的事业，伤痕累累但不悔

　　“90年代中期，绿色江河要保护藏羚羊时，国内几乎无人知道藏羚羊被大肆盗猎的问题。”绿色江河北京面试官肖立告诉记者。那时的青藏高原上，成千上万只藏羚羊尸体摊在阳光下，盗猎者取了绒毛后就丢弃，有的母羊肚子里还有未出世的小羊，就那样一同死去了。

　　此前，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盗猎分子枪战时身亡。这个教训使绿色江河意识到，不能单打独斗。于是，他们与当地打击藏羚羊盗猎的武装队伍野牦牛队合作。

　　长时间在野外工作意味着危险常伴，杨欣在青藏高原做了30年环保，其间至少9次死里逃生。他记得，在保护站成立的第二年，他和野牦牛队的人被困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没有救援，剩余的粮食和汽车燃料只够在零下40摄氏度的无人区维持一天。车辆在飘雪的路面上打滑，越走越慢。当时的队长提议抄近路，顺着十几公里长的咸水湖冰面出去。虽然杨欣清楚咸水湖不易结冰，会有裂缝，但不冲过去就是等死。

　　“车子缓慢往前走，车轮压到冰缝时，冰面开始浮动，湖水像喷泉一样射出来，所幸冰面没破。水温太低了，万一掉下去，马上就会失去知觉。”杨欣至今回想起来，惊险的画面还浮现眼前。

　　“保护长江源这事，你做了30年，成绩很多，受伤也很多。是什么信念支撑你坚持下来的？”记者问。

　　杨欣听罢，略带戏谑地说，“上了‘贼船’呗！”自己笑了两声，又接着说，“刚开始做的时候不知道这么难，以为找到人、找到钱就能做事了。等到投入之后，才发现不是这样，但也停不下来了。身后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你、支持你，他们的一股力量推着你向前。”

　　一年中，杨欣有近半年的时间在长江源做调研项目，另外一小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做项目策划、协调和总结；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参加会议、谈项目合作以及找企业、环保基金筹款。提到他的家人，他说妻儿都在成都，早就适应了他的状态，有时也会跟着他到长江源做一些志愿者项目。

　　通过努力，可可西里、藏羚羊从无人知晓到无人不晓。后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杨欣主动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交给政府管理，“本来就是希望用行动影响政府，让他们关注到此前忽略的地带。现在藏羚羊已得到保护，我们要继续寻找还没得到社会关注的环境问题。”

　　与政府部门“斗智斗勇”

　　保护长江几十年，绿色江河建了两个保护站（第二个为2011年建立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完成青藏公路铁路沿线藏羚羊种群数量调查、沿线垃圾污染报告，监测长江源冰川退缩速度，守护斑头雁，开展“青藏绿色驿站”等项目。这些成绩让它获得了国内环保界几乎所有奖项，“地球奖”、“福特汽车环保奖”最高奖、SEE·TNC生态一等奖……奖杯、奖状堆满了办公室的桌子。

　　肖立认为，绿色江河能走到今天，做这么多事，与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政策的把握分不开。

　　离绿色江河第二个保护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距格尔木市417公里。没有常驻员工，只有一个流动的邮递员每周开车来一次，花上一天时间收发信件。后来，当地政府干脆委托绿色江河负责盖邮戳、邮寄信件等事务。在杨欣打算建长江主题邮局时，格尔木市政府“欣然”授予绿色江河对邮局的管理权。

　　“邮局的地、两个保护站的地都是青海省政府和格尔木市政府批的，这种固定资产的支持在中国相当重要。当然，他们的认可也是在为我们的组织背书。”

　　而相较于互惠的合作，说服政府改变决策可要难得多，杨欣的办法是以事实说话，用数据发声。

　　2013年，有关部门筹划在长江源区通天河“烟瘴挂峡谷”建水电站，杨欣认为这会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深知阻止水电站上马的难度，他便“曲线救国”，请来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并挑选大批志愿者，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考察团队，以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的名义，进入“烟瘴挂大峡谷”获取“铁证”。

　　近一年的调查后，他们发现大峡谷区草地资源优质，生物多样性丰富，有6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尤其是雪豹，该区雪豹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作为高原上的珍贵物种，这一发现无疑将引起轰动。最终，政府参考了绿色江河提交的调查报告，修建水电站的计划停止，保住了长江源上最后一小段自然河道。

　　懂政策、知变通，绿色江河深谙其道。杨欣还告诉记者，世界环境日那天，他们在长江源进行图书义卖活动。

　　“换一种思维考虑这件事，把好事做得好看些。书送给孩子得知识，企业为此买单得名。”杨欣说。

　　记者注意到，“六五沱沱河捡垃圾”的活动中，有一个环节是长江源小学的学生发倡议，向长江干流11个省市自治区的学校赠送1000套《中国长江》图册，希望能获得社会的支持响应。而这里的“支持响应”，应该就是杨欣口中“好看的好事”吧。

　　文/本刊记者 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