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把“我的名字是孙——悟——空”念出来以威慑天庭的口气,似有叛逆期少年的“中二病”之嫌
近日,根据今何在网络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悟空传》在院线上映,虽然饱受原著粉丝的质疑和诟病,依然拿下周票房冠军,成为2017年暑期档第一部票房破6亿元的国产片。
孙悟空作为《西游记》里的一个经典形象,被单独拎出来打造并获得不俗的市场表现,已不是第一次。2005年底贺岁档的《情癫大圣》,力压同期大片《千里走单骑》《如果·爱》等,获得5000万元票房;2010年3月上映的《越光宝盒》,以超过1.3亿元票房,创造了淡季市场的奇迹。
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但杜宇摄制的《西游记·盘丝洞》起,几十年来,西游题材影片改编次数超过五十次,并出现了多个自成体系的系列电影,至少有十几名男星在六小龄童之后重新诠释过孙悟空这个形象。
尽管他们富有创意,试图让自己诠释的悟空形象焕然一新,但除了六小龄童和周星驰,别的“悟空”仍很难得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
英雄神像人性化
有人说,“西游”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IP,而孙悟空是可以媲美漫威英雄的中国超级英雄。
如果说六小龄童版的悟空形象是中国人心中经典的艺术偶像,那么这个偶像自诞生起,就给无数影视创作者留下了肆意想象和重新打造的空间。此后,周星驰另辟蹊径,塑造了悲剧英雄情种孙悟空的新形象。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曾在《圆圆曲》里写道:“英雄无奈是多情。”这道出了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悲怆浪漫的美学情感。“英雄”的无所不能,“无奈”的无能为力,通过“情”这一人性纽带缔结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力量。
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果庄严得近乎神,毫无明显的性别色彩,似乎总少了什么。中国人理想中的英雄,常常因为重情义而显得格外传奇。周星驰则把这种“中国式英雄情结”移植到了人们熟悉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身上。
石猴动情,拉近了与俗世大众的距离。昔日齐天大圣孙悟空,终任心爱的紫霞仙子烟消云散,忍悲戴上紧箍咒走上取经之路,只剩一个沧桑而无奈的背影,此情此景赚取了无数人的眼泪。
周星驰版孙悟空,结合个人命运的抗争与成佛的无奈,将六小龄童版英雄神像彻底人性化、情感化了。电影表面无厘头搞笑,但内涵丰富,具有启蒙意义,契合上世纪90年代初号召个性回归的文化环境。
被玩坏的孙悟空
此后的西游改编电影,内容多样,但质量参差不齐,大多在延续周星驰的路子:孙悟空会在剧中打妖怪和谈恋爱,最后爱情在悲剧中无果而终。
当年,《大话西游》在“恶搞经典”的指责下票房惨淡,后被时间证明为经典改编,证明了西游故事的本质并非浮夸热闹的“捉妖记”,而是能戳中人心的人生故事。相比周星驰版本,时下各路改编西游充斥着酷炫特技打妖除魔,往往剧情浮闹、内容空洞,整体并无升华。
网民戏称这一现象为:“这些年越来越被玩坏的孙悟空。”
如《悟空传》里的孙悟空,依然在“从神性到人性的回归”这一主题上打转,形象塑造重心建立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反抗精神上。
这一版本的孙悟空,从电影开头打斗到结尾,并仰天长啸:“我来过,我战斗过,我不在乎结局!”口气豪迈,立誓要毁天灭地,但斗得毫无逻辑,观众一头雾水。
这近乎盲目的壮志豪情、不管不顾的无厘头反抗、频繁把“我的名字是孙——悟——空”念出来以威慑天庭的口气,似有叛逆期少年的“中二病”之嫌。
需要更深刻的沉淀
孙悟空本是天生石猴,为日月所感,天地所生。他上可入天下可入地,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不为天规地例所拘。且性格积极乐观、勇敢无畏,决不随波逐流,敢于和世间一切恶势力作斗争。其艺术形象在文学史上有特别光彩照人的生命力,以及深刻的现实寓意。
六小龄童坚决反对对《西游记》原著进行随便恶搞和改编。他多次表示,“现在有翻拍的电视剧让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有小朋友问我:叔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共有几个女妖怪朋友?这让我很纠结,也很伤感。”
在六小龄童及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心中,经典著作近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汹涌而至,原有价值观不断被解构,新生代开始乐于在瓦解重建中再塑偶像英雄。
令人庆幸的是,不管西游电影如何被颠覆性改编恶搞,孙悟空的形象一直都建立在对一切权威敢于蔑视挑战、不怕吃苦、乐于奋斗的基础上。过去他视天规地戒如无物,后来他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每一难当作乐事。
孙悟空的奋斗行为与独立个性,是几千年来人类面对现实困境的最重要精神,也是每个不甘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者的学习典范。古今中外,那些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或多或少都有着悟空的斗士“基因”。
或许就因为这一基调仍在,大方向没有错得很离谱,才保证了西游改编作品的高票房。然而资本重度干涉之下,难出艺术精品。在新生代悟空一味叫嚣着“来过、爱过、奋斗过”的口号时,我们的文化自信需要更深刻的沉淀,方有实现重建的可能。
文/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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