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个监视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决定给老家的双亲安装监视器，源于弟弟的一个提议。分别住在北、深、广的我们姐弟3人，经常在微信上讨论远在河南的父母的养老问题。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抱怨保姆偷东西。有一次，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保姆偷了她8000块钱。

　　我们心里明白，保姆是不可能偷她8000块的。父母的工资由父亲保管，母亲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发到手的零用钱迅速用完，不可能有8000块那么多。但是母亲不依不饶，说保姆光吃闲饭不干活，说不用保姆自己完全能行。这个保姆是我们姐弟出钱给父母请的，人很可靠。

　　弟弟提议给家里安装一个监视器，看一下保姆平时的表现。安装监视器的头一个月，就冒出了很多让我们姐弟3人震惊的事情。我发现母亲跟保姆的关系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紧张。保姆除了上午跟母亲―起出门买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就她俩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剧，还不时讨论剧情。而她们周围，是乱糟糟的客厅。

　　我打电话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不让保姆收拾房间、拖地擦桌子。母亲像被我偷窥了隐私，又像被我揭了短，恼怒又羞愧。刚开始她企图否认，但铁证如山，她就改变策略，说：“这房间不用收拾，我看着挺好。让她(保姆)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我气得打姐姐的手机告状。姐姐代表我们姐弟3人打给父亲，父亲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只要老伴跟保姆聊得开心就好。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生气。平时母亲和父亲都是准时10点上床睡觉，父亲偶尔出差，保姆就全天在家陪母亲。我特意交代保姆，一定要按时伺候老太太上床睡觉，保姆也答应得很好。一次父亲出差，夜里11点半，我打开视频，赫然看见客厅灯火通明，音乐欢快，母亲和保姆坐在客厅里看综艺节目，津津有味。

　　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刚接电话就意识到我的来意，撒谎说：“我都准备睡了，正要关灯呢。”接着保姆就去把电视关了。

　　母亲渐渐明白了视频对她的不利，她开始抗议，还企图把网线拔掉，不过都被我们一一劝阻。父亲的态度跟母亲相反，父亲热爱新事物，上微信、上淘宝。他很适应被监视的生活，经常在中午吃饭时，端着酒杯(他每天中午都喝二两)冲着镜头那边的我们举杯致意。

　　安装监视器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发现母亲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睛半闭。我打家里的电话，电话铃响着，母亲却一动不动。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姑姑。小姑姑赶到家里，发现母亲昏迷。

　　母亲是甲低又合并糖尿病，双侧甲状腺切除，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但她总是忘记吃，保姆也不提醒，久而久之酿成恶果。医生说，像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不及时，会死人的。这件事，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对监视器心存感激。母亲也不再嫌弃它，服服帖帖地被它监视。

　　监视器里最欢乐的事，是我和弟弟、姐姐其中一个回家时。远在家乡之外的其他两个人，会打开视频守着看直播，比半夜起床看球赛的球迷还准时。回家的那个孩子一进门，就得意地冲监视器挥挥手。父亲欢快的声音从监视器里传来，略带夸张地介绍着自己的生活。他拿出一瓶酒说：“中午喝这个，这是老二买的，据说不错。”视频外的人盯着视频，听到自己的名字，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在现场。

　　当然，这些特别事件都是少数。监视器里记录的，90%都是父母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光。他们有时候整晚不说一句话，看到10点，默默起身关掉电视，消失在卧室门口。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上，看着同一个频道。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个孙子；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开花特别多。安装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被大段的空白铺满的。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不收割希望。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那片荒芜，不是干净的地面和洁净的桌椅所能填补的。监视器把这荒芜的真相，摊开在我们姐弟3人的心里。远在异乡的我们，远远看着这大片的荒芜，静静地，日复一日地，吞噬着衰老的父母。

　　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3人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子女，远走异乡，无论混得得意还是失意，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司志政摘自《新周刊》2017年12期）

　　●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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