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街春熙路

　　“城市掘金哪里去，春熙路；品味时尚哪里去，春熙路；打望美女哪里去，春熙路……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去春熙路”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它最繁华、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但很少有繁盛百年而不衰的，成都的春熙路就是一个例外。

　　成都的春熙路，不仅是一个繁盛了近百年的商业街区，它也见证了成都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世事变迁。

　　为何要建春熙路

　　成都之所以要修建春熙路，是与春熙路北端修建的劝业场（后改名为商业场）有直接关系。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已陷于风雨飘摇中。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鼓吹的“新政”最终被朝廷采纳。“新政”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效仿西方和日本的“维新之路”——劝业。当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西洋、东洋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劝业道台周善培筹股集资4万两白银，历时8个月，在总府街至华兴街之间建成了一个商贸交易中心，初名为“劝工场”，后因全国统一场名，改为“劝业场”。

　　1909年4月22日，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入场经营的商家有152户，经营商品有四川生产的绸缎、花布、靴帽、刺绣、漆器等；也有官厂所出的牛皮鞍鞯、竹丝彩画挂屏、瓷胎盘碗等；还有台湾番席、广东糖食、福建烟丝、北京戏匣等外地产品，以及从上海转运来的巴黎香水、法国绢绸、泰西纱缎、德国自行车、西洋绒、金丝眼镜、八音钟表等洋货，商品多达2700余种，年交易额超过30余万两白银。这使成都劝业场与天津劝业场、北京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五大劝业场。

　　当时的春熙路还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断头路。这里曾是清代的按察使衙门，衙门坐北朝南，占地极广，门前有一条深长巷道。民国以后，衙门废弃了，这条深巷子入住了许多棚户人家及小商店，形成了一个又脏又乱的小商品市场。

　　当时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路，从成都东门码头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劝业场，必须经过这条“梗阻”的羊肠小巷。

　　修筑一条宽阔的马路，沟通东大街到劝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

　　商贾如云，游人如织

　　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杨森攻入成都，北洋政府封他当了四川省“军务督理”。杨森见修马路既可笼络人心，为自己树碑立传，又能以修马路为名，大量搜刮民财，何乐而不为！

　　他立即任命手下得力的师长王缵绪兼任市场建设督办，派捐派款，并下令从东大街与走马街交口处为起点，直到劝业场，沿线商店民宅一律在限期之内自行拆走，如有逾期不拆者，即派兵强拆。

　　告示一出，春熙路上的街民惶恐不已，房屋要拆除，住户要搬家，生意要停业，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自己拆吧，苦于无处搬家安身；拖延不迁吧，必遭强拆之祸。

　　这下逼得不少人家流离失所，风餐露宿，有文人写了一副对联以“赠”杨督理：“民房都拆尽，问督办何时才滚？马路已告竣，请将军早日开车。”

　　春熙路修好的第二年，杨森出兵攻占川东各县，妄图用武力统一全川。在与军阀刘湘的交锋中，担任东路指挥的王兆奎被打败，王缵绪又突然投降，杨军大乱，节节败退。杨森只得放弃成都，“车”身逃到叙府(今四川宜宾市)，最后“滚”到汉口、洛阳，投靠了吴佩孚。

　　杨森对老百姓毫不手软，但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也无可奈何。当年杨森本想将春熙路修成直线，可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他借洋人之势坚决不拆，杨森也只好妥协。所以，如今春熙路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不是一个正“十”字，而是以中山广场为中心，相互错开的。

　　尽管修建春熙路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但春熙路建成后，极大地便利了城市交通。而且，在这条宽八九米、长约两千米、汽车与人力黄包车同行的商业大街上，各种商店、书店、报馆、银楼、百货公司光鲜林立，商贾如云，游人如织。

　　此外，鸦片馆、赌场、妓院等也应运而生，风头甚至盖过了劝业场。成都档案馆资料显示，在春熙路修好的第二年，即在1925年的成都地图上，首次出现了春熙路的街名。

　　春熙路的改造为四川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比如，资中县城里后来就有一条模仿春熙路而建的街道。一位英国外交官在周游四川后感叹：“这时的四川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化程度，许多大城镇都很现代……”

　　街名由来

　　春熙路名字的来历有一段故事。

　　马路修好后，杨森请来前清举人江子愚取名。江先生名椿，字子愚，双流黄水乡人，幼读私塾，曾在清朝废科举前最末一次朝考中获一等。辛亥革命后，江子愚曾先后担任四川《国民公报》《巴蜀日报》主笔兼总编辑。江子愚擅长古诗文，著作有《古代蜀诗评判》《冬青阁诗选》等。解放后曾担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江子愚先生来了个“太极推手”，给这条马路命名为“森威路”，因为北洋政府曾授予杨森“森威将军”的头衔，这令杨森十分受用，于是确定了马路的名字为“森威路”。

　　不久后，杨森在与刘湘的混战中失利，逃出四川。江子愚遂向当局建议将“森威路”改为“春熙路”。据说出典是老子《道德经》中“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的典故，以描述这里商业繁华、百姓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景象。

　　不过，关于这个名字的出处，后来在学界出现了一些争议，有说春熙路的名称不是取自老子《道德经》，而是唐玄宗的《御注道德真经》一书；还有另一种说法则是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秋兴赋》里的名句：“登春台之熙熙兮，再金貂之炯烟”。

　　百年未变的道路格局

　　近百年来，春熙路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春熙路分为东西南北四段，后来逐渐拓展，包括了大小科甲巷、北新街、锦华馆街、中新街等街道。

　　建设之时，杨森采纳了牛津大学毕业的戴顾问的建议，在春熙路四条道路交会的十字路口，建造了一座街心花园。后来成都市政督办罗泽洲在此设立“春熙路建路纪念碑”。

　　1927年，四川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国民政府，专门在花园中心建造了孙中山先生着短服的站立铜像，由川军28军军长邓锡侯、24军军长刘文辉捐款，成都造币厂铸造。1928年1月30日，邓锡侯和刘文辉亲自主持了揭幕典礼。因当年铜像形象失真，1943年，时任成都市市长的余仲英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重塑了手持书卷的孙中山坐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春熙路改造时，公园被拆除，改建为中山广场。

　　春熙北路因靠近劝业场，是春熙路的主路段，商业以匹头（绸缎、呢绒、布匹）、百货、钟表业为主，多售舶来品。

　　上世纪30年代，有家名叫“有来鹤”的茶馆生意兴盛，闻名全城。还有一家咖啡店，老板穆耀枢是位进步人士，后来被当局在店门口枪决。

　　古时蜀绣刺线交易地锦华馆也坐落于此。民国初年，在锦华馆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原来的建筑式样和基督教青年会保留至今。

　　街西北亨得利茶馆是成都商界人士聚会场所。而百货商店如聚福祥、福泰和等一年到头都在搞大减价，大型条幅耀眼夺目，鼓号齐鸣，震耳欲聋。商家的促销手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营销模式。

　　春熙南路街北有间大舞台，1930年首聘蒋叔岩、刘云霞、娄外楼等名角演出京剧，轰动成都。抗战时期改放电影。1935年前还有间成都最豪华的大烟馆卡尔登，抗战时期改建银行，再往北为成都市最大的《新新新闻》报社和《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报社的新闻大厦是20世纪40年代成都最高的建筑物。

　　春熙东路东接科甲巷，是清代按察使司署所在地，路北是监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残杀东乡县民的四川省提督李有恒、反帝民众领袖余栋成等先后监禁于此。当时，四川总督骆秉章本想将石达开父子作为礼物献给皇上，清廷怕押解途中遇劫，命令就地正法。骆秉章不敢公开行刑，便在科甲巷的监狱里将石达开父子秘密杀害。

　　春熙西路街北的成都大楼亦是20世纪成都市最时髦的新型建筑。几家西餐厅所售饮料、茶点、面食均享盛名。此街是民国时期少爷小姐最喜欢光顾的街道，亦多寄卖行和当时最时兴的“国际艺术人像”照相馆。

　　延续千年的经济中心

　　2014年6月，考古人员在春熙路科甲巷内，清理出大量明清时期陶器、瓷器、小型石像以及水井。而早在1995年，与这处考古工地仅一墙之隔的伊藤洋华堂建设工地就发现过唐宋时期的大型地下排水系统。

　　2016年6月至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房屋11座、排水渠（沟）12条、道路2条、灰坑17个、灶3个、水井2口，同时出土瓷器、陶器、金属器、玉器、钱币等一批重要的生活器物。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整个发掘区的地层分为6层，第三至四层为两宋时期堆积，第五层为唐末五代堆积，第六层为唐代堆积，而遗迹中一条宽1.6米、高1.1米的“下水道”保存完好，为唐末五代时期城市干渠。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暗沟，人可猫腰通行。经推断为唐末五代时期所修筑，且沿用时间较长，至宋末元初才废弃。

　　时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说，这条排水沟足以证明春熙路的“历史地位”：城市中心位置。也就是说，1000多年前的唐宋五代以来，这里就是成都的经济中心。今天，在春熙路地铁口附近，可以看到层层玻璃下原址保护的唐宋街坊遗址。

　　时尚的代名词

　　春熙路是成都人流最集中的CBD，每天的流量超过30万人次，在20公顷的区域内集中了700余家商业网络。

　　香港《大公报》曾载：“城市掘金哪里去，春熙路；品味时尚哪里去，春熙路；打望美女哪里去，春熙路……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去春熙路。”

　　从1924年春熙路建成到今天，春熙路一直都是成都、四川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时尚风向标，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商贸活动更是繁盛，可谓寸土寸金，所以老百姓也给它“百年金街”的称谓。

　　繁盛百年的春熙路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面对今天不断变化的商业形态，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不过，作为活着的历史，它已经在成都的城市发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也成为无数人心中永远的记忆。

　　文/蒋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