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背后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开始。

　　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并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

　　高质量的发展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告别高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由增速目标制所推动，即政府为了一个增长目标，不遗余力地完成。为此，衍生出了宏观调控制度，增速过高时就加以抑制；经济增速低于增长目标时就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等刺激需求。

　　在本世纪初融入全球化之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更是突飞猛进。不管是因为价格优势最后成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制造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上游重工业的需求，在这一阶段都是潜力巨大的。因此，市场特定阶段的需求与政府以GDP论英雄相结合，产生了长期高增长现象。

　　但是，当前中国已经不具备高增长的客观条件。

　　首先，工业化基本实现，城市化进程放缓，传统需求带来的增长空间缩小，增长速度放慢。与此同时，中国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消费升级对供给侧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其次，人口减少使得劳动力红利快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老龄化程度逐渐加重，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尽头。其三，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广泛并日益加重的污染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在成本抬升的背景下无以为继，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四，长期依赖信贷与债务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形成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宏观杠杆率过高，面临脆化，容易产生危机。

　　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时若再追求高速增长会加剧不平衡。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比潜在增长率高，主要是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楼市产生的透支型增长。当人口周期发生拐点，而金融周期也必须转折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速必然是下滑的。任何强行刺激的做法只会恶化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更多的债务与过剩产能。

　　管住货币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呢？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目前供给侧主要是要素市场配置出了问题，在这种非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长期经济发展留下了结构性的弊病与障碍。

　　因此，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8年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要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通过环保执法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关停。立，就是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降，就是要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通过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当然，这三项工作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本质上是发展模式导向的问题。过去，总是强调速度与数量，而不是质量。这种增长导向会忽略结构性问题，重视总量就会强调需求，政府的激励体系就是以GDP论英雄。

　　在这种导向之下，经济管理的方式就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维持增速，利用国有企业扩大内需，地方政府就会不断卖地或借债搞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断放贷。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宏观调控指挥货币总闸门。

　　现在，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增长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要求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要求管住货币总闸门，不能随意“调节”。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方向转变。

　　供给体系出现这么多结构性问题，实质上也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和扭曲，这必然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校正。过去，要素配置主要靠行政性办法、传统产业政策，用列出政府支持、鼓励、限制、禁止的产业产品目录等方式，也就是用行政性的方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就会自动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全面转型

　　推动高质量增长需要一场制度变革，改善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替换掉原有与经济增长导向不匹配的制度体系，才能推动高质量增长。这是一个换轨的过程。

　　首先，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为依然存在“政企不分”的问题，经常承担扩大内需的功能，政府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需求政策都倾向于国企。这必然干预到国企的日常经营，并扭曲要素资源的配置，最终形成债务过高以及僵尸企业现象。

　　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先要治标，处理国企债务问题。还要治本，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其次，通过市场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是促进创新，提高效率与质量的唯一途径，开放要对内对外一视同仁，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不管是国资还是民资，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按照同一个市场规则，公平竞争。

　　其三，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都在期待新一轮技术革命出现，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增长周期。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必须用更大的力度推动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在创新活动中，制度重于技术，好的制度可以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科技资源的潜力，中国在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方面还任重道远。

　　其四，改革金融体制与货币政策，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长期以来，中国央行适应性的货币政策有太多目标，而多目标往往会产生无目标的效应，从而彻底被宏观调控所左右，政府通过调节货币供应来控制增速，货币政策丧失原则是中国信用泛滥，杠杆率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要素应该反映其市场价值，而不能长期被扭曲，货币政策应该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盯住物价指数与就业率，而不应被用来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

　　其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在以增长为导向的时代，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分配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助推地产泡沫。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在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不受节制的举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甚至是过度投资。

　　其六，宏观经济运行降低成本，为企业减负。目前中国企业高成本运行，利润率不断下滑，也影响了民资投资的积极性。高成本的原因主要是要素价格被大量无效、低效投资推高，被国企垄断与价格管制所扭曲，税费过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果不能把企业不合理的成本降下来，中国制造业将会被严重拖累，服务业与物价也会不断上涨，产生滞胀现象。

　　总之，改善供给侧质量、效率与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三去一降一补”那么简单。全面改革要求“稳中求进”作为总原则，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防控金融风险工作，以免改革措施以及防风险政策制造新的风险，从而冲击改革的稳定环境。

　　因此，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三项任务是未来三年工作的重点。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就是防控金融风险。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已经针对金融市场与地产业进行了调控，地产泡沫与金融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初步得到抑制。未来去杠杆的任务依然严峻，这将是一个持续出清的过程，最终实现宏观杠杆率的下降。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开始，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成为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8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与发展目标与此前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一次国家发展的巨大跃升。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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