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类电视直播里的辣和度

　　官员们坐在台上，主持人播放一段段事先由记者暗访拍摄的短片，曝光城乡存在的种种弊端，官员被现场问话并进行承诺，其中不乏犀利麻辣的场面，这就是大多数意义上的民生类电视直播节目，也有地方直接命名为“电视问政”。

　　这一直播形式曾在全国掀起风潮，但大浪淘沙之后，除了在湖北、陕西、四川、山东等地常态化坚持了下来，一些地方成了“一阵风”“一场秀”，并未能真正纲举目张。

　　“主要领导的更换是重要原因，新领导不重视了。”一个取消了“电视问政”节目的某市领导表示，“还有就是不好把握尺度，一方面需要辣味，但又不希望过火。”

　　其实是给官员一个解释的平台

　　“对，是我们的责任，体现我们政治站位不高、思想认识不深刻、工作落实不到位。”

　　“回去马上统筹领导、及时整改、加强监管。”

　　“很愧疚，有的情形我知道，但刚才看的这些情况，我还没见过，对不起大家。”

　　“我向市民们郑重承诺，也欢迎大家监督，保证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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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参加过多地的民生类电视直播节目，以上是被问话的官员经典语言。

　　“我看有的人修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我连续看了三场，有的人只管认错，不管整改！”曾经有个地方的市委书记很生气，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事后严厉批评了当事人。

　　这也是一些地方的困惑，觉得“电视问政”一开始办得有声有色，多几期节目，官员和观众都习以为常了。

　　要破解这一困惑，需要反套路。《人民日报》刊载过“提问代表”的揭秘文：其一，对方限定了提问的内容，且要求不更改；其二，被提问部门来电公关，请求问政时“高抬贵手”。

　　针对第一个问题，至少笔者还没有遇到，在当前正风肃纪高压态势之下，也很少会有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

　　曾有一个地方被问责单位提前两天联系过笔者，以为笔者作为往期的观察员，会知道点内情。笔者自然不会透露任何信息，其实在多次参加电视问政经历中，有地方会让观察员提前半天知道直播内容，有地方会在节目播出前开个碰头会，以便有更好的直播效果。但有的地方压根不会提前透露任何内容，只有签订保密协议的主持人和导演等少数人知道。有家电视台负责人则透露，当地在确定“只问行政作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话语限定”，对主持人、官员又做了新的角色限定。

　　某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表示，大家应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电视问政的初衷是让官员有说话的“机会”，让市民有问政的“能力”，构建更为常态而正常的问政机制。“关键是大家想听真话。”

　　比如，在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中，曾有官员事先准备近200个问题，最后没有一个被问到；有单位先集中排查了各种问题，最后还是出现“新盲点”。在这背后，需要节目组打破常规，规避可能提出的大众化问题，但又不可只顾去提刁钻的问题。毕竟，再“毒舌”的问政，也并不能“代偿”常态的行政作为能力与水平。

　　宁可打断专家，也别干扰群众

　　“在一场电视直播里，主持人类似乐队的指挥，就算台下坐着的是市委书记，他也不能站起来让人把信号掐了。”某市一名市委常委感慨。

　　东北某市举办的一期“电视问政”直播里面，被问政的是几个区县的负责人。直播现场有群众代表对负责人的回答连续表示不满意，原本设定90分钟的直播，因现场交流热烈，延长了20多分钟。

　　“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否则属于播出事故，电视台的节目都有严格编排标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举例说，“新闻联播有时会超过30分钟，每次都会在开头提示，本次新闻大约需要多少分钟，有时也会在国际新闻播出之前或节目结束之前提示，方便各地方台进行后面节目的调整。” 春晚导演哈文就曾说过：“当年现场超时10分钟，我们快疯了。”

　　在东北那场“电视问政”直播中，“火药味”频频出现。相关负责人对一名代表的提问进行了答复，并承诺今后会加强管理，研究长效机制，把这件事做实、做好。可代表直言：“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并再次发问。甚至在直播结束后，双方仍然不依不饶。

　　在武汉，有区长现场吃“水泥橘”；在南宁，还有人给县委书记送上“苍蝇拍”；在温州，还有人给副区长送了个蜗牛……

　　在西昌市“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现场，黄联关镇村民把一锅米饭曾送到了西昌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魏明奎的面前问，“这锅米饭，味道怎么样？”魏明奎尝了一口说，夹生饭、不好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就表示，“奇葩”礼物是人们“刺激”官员“脸红出汗”的一种方式，是电视语言的一种有效表达，但要有个限度。有名多次参与电视问政策划的领导则直言，不能迎合一些人“看个过瘾”的心态，更不能让节目止于“官员出丑，观众开心”。武汉一名副市长曾说：“你看，还没开始，一双套鞋就拎上来了，思维都乱了，还搞个什么。”他建议，以后不要搞“刺激性道具”。

　　笔者记得，有个地方就给不作为官员上了“臭鸡蛋”，却直接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造成了不良反应。还有个地方的电视问政节目，由于议题设置为教育问题，作答者由于新到这个岗位，语言上慢了半拍，引起群情激奋，有人甚至想冲上舞台，致使现场一度失控。

　　“但绝不能因为想控制场面，就事先进行‘彩排’，那样违背了搞直播的初衷！”不少地方的方法是，平时加强主持人业务训练，尤其是直播时的随机应变。上述主持人的经验是，说不到点子上马上掐断，宁可打断嘉宾点评，也不要打断群众发问。有个地方三期节目就换了三个主持人，为此没少挨领导的批评，“准备工作不细致啊！”。

　　一把手的重视，究竟有多重要

　　一名电视问政主持人说过，自己通读了主要领导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就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这想明白了，问政才能问到点子上。我主持的每一场问政结尾的话，有的是他说过的话，有的是他所期待的，有的是我揣摩的他的语言。”

　　姑且不论这番话的对错，但道出了一个事实：官员和主持人都有形象压力和上层压力，一把手的重视自然能提高直播节目的关注度。“电视问政做得好，一般都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当地一把手的强力推动，所有部门共同参与才能推动问题解决。”有官员委屈地表示，“否则，也将出现互相推诿，乱踢皮球的情况，电视问政也会流于形式。”

　　西安的《每日聚焦》和《问政时刻》两个电视直播栏目很受好评，新华网曾披露，其背后的主导推动者，正是2016年12月9日才履新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的王永康。他曾多次在市委会议上，对领导干部提起这两档节目，并在会议中播放节目内容，对相关工作“放狠话”。王永康当年担任浙江丽水市主要领导时，当地就启动“电视问政”工作。

　　武汉市纪委原书记车延高透露，就武汉那档火爆的电视问政直播节目而言，当初市委常委们意见分歧很大，有领导担心直播难以控制、政治风险巨大，明确反对直播。如果没有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力推和时任市长唐良智支持，很难办下去。几乎每次问政前，阮成发都会到演播室为工作人员打气“撑腰”。

　　武汉其他官员则表示，车书记是谦虚了，要是没他自告奋勇作为第一场的被问对象，也很难起到示范作用——每场都是各单位一把手上台。

　　主要领导的重视，意味着这类节目播出后，有人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问政时刻》曝光了户县（今鄠邑区）环保问题，当地环保局班子被全部免职。

　　争取领导重视，并非节目为领导服务。早在2013年时，王永康曾作出论断：“电视问政”绝不是走形式，更不能走过场，而是要“问”出机关工作的好作风来，“问”出好的执行力来，“问”出最佳投资环境来。

　　前述市纪委党风室主任表示，这类节目还要把握好播放时间节点，与中央大政方针的有序推行保持一致。“这个时机不是说等领导出席时间，记得我们有期节目素材早就剪好了，但领导行程一直定不下来，节目推了一个月。为了不‘打草惊蛇’，白白让本该早早曝光的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也跟着推迟了一个月才得到改正。”

　　文/舒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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