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华帝制两千年，从秦始皇的“五德终始说”、刘邦的“三尺剑斩白蛇”、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刘备的“汉贼不两立”、曹丕的“王位禅让”，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说”、康熙的“永不加赋”以及乾隆的“贬金拥宋”……历朝历代的合法性“军备竞赛”可谓是奇招迭出。本书既甄别了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
以《拥曹还是拥刘》这篇短文为例，作者张明扬告诉我们，西晋的陈寿“拥曹”，是因为“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而江东之晋与南渡之宋“拥刘”，则是因为“偏安王朝”同病相怜，“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
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本书充满了想象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会是哪一个？假如项羽战胜刘邦，大一统还会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吗？张无忌如果当了皇帝，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凡此种种，都是极为好玩的思想实验。
在《神圣家族》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写道：“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作为解构之作，明书拆解的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话，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话的手法。梁启超当年批旧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今日观之，一个好的史学作者也许不应走到“四弊”的反题，而是要实现合题，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国家，既知有个人也知有群体，既知有陈迹也知有今务，既知有事实也知有理想。惟其如此，才能与历史产生“共情”与“理解”，既不因“温情”与“敬意”而走向伪饰与护短，也不会为了“批判”和“启蒙”而变得粗暴和简单。
全书的压轴之作《清末的“晚明想象”》中写道，在清末的鼎革时刻，对于邹容这些反体制派而言，晚明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强调清军入关暴行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正是用来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著述。
从客观严谨的历史角度出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对史实多有夸张，说是伪作亦不为过。但是恰恰因为乾隆禁书，大肆销毁追述明亡历史的各类史学著作，以至于百年之后，让他的帝国继承人面临巨大的尴尬：“既然‘真相’成为了禁忌，他们又怎能拿禁忌为自己辩白呢，难道要告诉天下，这些‘严肃的禁书’说的才是真的，但我们在扬州其实只杀了8 万人，而不是80 万。”
对于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个来自于“无真相时代”的警世恒言格外的振聋发聩：“这可能是乾隆没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敌人，但也是《扬州十日记》此类革命谣言的敌人。正是乾隆，尽管他预见了‘晚明历史记忆’这个帝国之敌，但也自我摧毁了作为反制工具的真相，让后世的爱新觉罗家族只能在革命谣言中束手就擒。”
《天命与剑》
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2017年7月
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本书作为国内第一本专注于帝制时代合法性的通俗写史作品，通过20多篇主题集中又可独立成篇的读史札记，通过阅读大量专业史学著作，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拆解了中国帝制两千余年的合法性秘密。
文/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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