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倒计时牌，是在安徽的毛坦厂中学。忘了是去年的哪一日，但不难推算：校园里所有的电子屏幕都在提示，“距离高考仅剩204天”。对我来说，毛坦厂中学真没什么稀奇的。我经历过的一切，它只是放大了一号而已。
我们当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集体跑步，然后是早自习，晚饭后还有两节晚自习。各科老师还很喜欢占用自习课补课——如今回想起来，他们堪称业界良心，不会为此收一分钱。没有食堂，每个人的课桌同时也是饭桌。学生出校门要请假，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每一次考试成绩和排名都要公布，在校园的几面外墙上，公示着每个学生的“最高机密”。每场考试，学生的考号就是上次考试的名次，假如考号一直是“一号”，连监考老师都知道你是个苗子。
我的班主任书法不错，他的杰作是一张表格。每次大考后，他工工整整地手抄榜单，制成表格。不仅登记最新成绩和排名，还有一栏是“目标”，比如第二名第三名的目标可能是第一，第二十名的目标也许是进入前十。它一定有威慑力，因为班主任把他的发明贴在黑板一侧，国旗右下方的位置，并且字体大小得当，确保最后一排的人抬起头时也会看到它。
不过，我们的“目标”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记得谁说过自己打算考入什么样的大学。对于大学，大家都所知有限。一位读过中专的邻居则告诉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是最有名的学校。《泰坦尼克号》是我知道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因为刚分来的语文老师眉飞色舞地谈论过那艘大船。她在电影院欣赏过，而那时我们没人见过影院。当时也还没有网络，假如那年高考作文题是关于一个流行现象——只要不是杰克和露丝的爱情，与世隔绝的我们一定死得很惨。
事实上，我想起高中生涯，一直觉得过得很愉快。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天花板在于，那真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农业区，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经济条件总是有限的，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质量。
我不知从哪里读到一个故事，是说天津的一名考生，家境贫寒，父亲重症，母亲为了供他上学吃尽了苦头，为了省钱专门去批发那种压碎了的方便面来吃。他很争气地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去了北京大学。
直到今年，我才知道那是一碗“毒鸡汤”。那人如今是北大的一名数学家，成绩是真的，但关于他家境的事情大都是编的。他澄清说，那个故事“连我自己看了也会很感动”，可它是假的。虽然他一遍一遍澄清，但人们仍倾向于喝下那碗苦情的毒鸡汤。
这是一个高考优胜者20多年历经的魔幻现实。而当初我记住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格外励志，而是好奇哪里能买到压碎了的方便面。方便面、手电筒以及班主任贴在国旗侧畔的独门表格，都没有对懵懂单纯的我起到“励志”作用。我一直是学校的第一名，在那张表格上的目标设定为“市第一”——我高考时确实考了那个县级市的第一名，但不认为表格有什么魔力。
有一年，我去吉林报道一起举国震惊的高考作弊丑闻，感到特别沮丧，没想到有这样明目张胆的事情。在大街上跟一个考生聊天，小姑娘大大方方地告诉我：“我就是那种高考移民。”她来自东北另一省份，承认家里给造了假户籍和学籍，到那里高考是因为“可以作弊”。
高考的游戏规则是以学业成绩来衡量上升机会——这也是它多年来最受认可之处，而维持其公正性的前提是对规则的遵守。我曾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让我沮丧的是，也许不都是这样。
信奉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将命运寄托在一场考试上，跟信奉“范进中举”没什么区别。其实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对普通人来说，高考之后，人生的竞争还有太多。说句“鸡汤”话：每一天都是在为明天积累机会，高考改变不了命运，相反是人生的一次次选择改变了命运。
文/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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