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或者加州罂粟（一）

来源: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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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09 16:23

　　一

　　那个早春的夜晚似乎比平日的夜都要浓稠，空气里回旋着一种罂粟般的令人眩晕的气息。鬼使神差的，我打开了领英邮箱--我极少看那个邮箱。我看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的来信。我们在领英里连着，但是之前从未联系过。雅各布的信和工作无关，而是有关大卫。

　　“大卫？！”我吃惊极了。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罂粟田野。粉红色的一片片云蒸霞蔚地开在田野里，一直延展到阳光斑驳的山坡上。

　　我第一次看到罂粟田是在喀布尔。两年前，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的雇员，我曾在喀布尔工作过一年。在那之前的2008年，我在硅谷创业。2008，那是个令人唏嘘的年头，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整个世界的金融和经济都似乎遭受了一场劫难。我准备换个环境，几经周折，去了喀布尔。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入喀布尔的联合国大院，警卫森严，一共需要过四道岗哨。我满心惶恐，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会度过怎样的一年，不知道命运在此布下了怎样的迷局。

　　我到达喀布尔没多久就碰上了阿富汗第二次选举。大选之前的气氛紧张至极。我住处的保安增加了好几位，我上班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也增加了很多持枪的士兵和岗哨。这是阿富汗第二次总统大选，五年前2004年的大选算是成功，卡尔扎伊获得55%的选票当选阿富汗第一届民主政府的总统，这对塔利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次选举，塔利班放出话来，凡是参与大选有关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格杀勿论。

　　就在大选一个星期前，我的住处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我的一个美国同事也非常不幸在那场袭击中牺牲。

　　然而大选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喀布尔的情势还是紧张。我每天坐加了防弹外壳的路虎“沙漠王子”出入，安检查得更严了，出入联合国大院都是四道岗哨，还加了警犬。选举完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我的上司的一个电话，说是临时要找一个人押送巴米扬的选票到喀布尔，问我能不能去。我早听说巴米扬被炸掉的大佛，心想也许有机会去看看，就答应了。

　　一辆全副武装的军用卡车一个小时后到达联合国大院。我带好了证件，就跟着几个美国士兵上了车。扛枪的美国士兵查看了我的证件，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附近有一大片的罂粟田。喀布尔的绿色植被很少，很多地方是裸露的黄土，那田野上却长了大片大片的罂粟。粉红色的单瓣花朵，细细的长长的花茎，像是美人长长的脖颈，不胜娇弱地支撑着那张美丽的脸。而一朵朵罂粟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片粉色的云烟，迷离氤氲。

　　我上了运输飞机，飞机不大，是C17型号，前面是飞行员，副飞行员的座位，中间是放货物的地方，后面是两排相对靠窗的座位，大概能坐十来个人。我坐下没多久，就上来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其中一张亚裔面孔的士兵，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的心猛地一跳。我朝那个亚裔士兵拘谨地一笑。士兵很严肃，只是朝我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很大，在轰隆隆的一片声响中，飞机升到了空中，向着巴米扬的方向飞去。远处高高的群山手挽着手，连成海，近处是灰黑，远处是深黑，层层叠叠。在高山的脚下，是一群少年，一排排站在那，向着大山的方向。他们看到了飞机，开始跳跃，像是和飞机上的我们招手，像是想要逾越到那高山之巅。飞机越飞越高，少年们渐渐成了一个个黑点，那高山也渐渐变得低矮，成了灰色的一片波涛。

　　我回过头看到对面那个亚裔士兵挺直的鼻梁，忍不住开口说，你是从加州来的？士兵警觉地看着我，略略点头。

　　“北加州？”我又问了一句。

　　他摇头，不再说话。

　　我觉得他实在太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了。我离开那家公司五年了，如果真的是雅各布，不至于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吧。又一想，雅各布一个做高科技的，怎么可能突然就来当兵了呢。我把脸转向飞机的窗户，不再看那个士兵。飞机下面变成了苍茫的小土丘，偶尔还有一两条小溪和绿色的村落。马上就要到巴米扬了，远远地我看到了山，土褐色的山，而山上密匝匝地像是陕北的窑洞一般开了好些洞。这就是著名的巴米扬的佛洞了，可叹塔利班在几年前把洞里的佛像都炸掉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传承的文化历史也在现代战争中辗转成尘，再无踪迹可寻，也再无悲伤欢喜可言。

　　飞机到了巴米扬，已经有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在几个小型集装箱一样的箱子旁边。我们把装满了选票的集装箱放进飞机里，装好后，飞机就往喀布尔飞，到了喀布尔空军基地，又马上装到由军警护卫的卡车上，一路护送到阿富汗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来来回回飞了两趟了，还有最后一趟就要收工了。我觉得疲惫不堪，坐在飞机上都要睡着了。第三趟终于飞完了。所有的选票送到了，我也要回去了，就往空军基地门口那辆军用卡车走去。不远处的罂粟在风中细微地颤动，颤成了一个模糊不清带着晕影的背景。我看见那粉白的背景里走来了一个穿着蓝色波卡的女人，安静又诡异地朝我走来。女人全身被蓝色波卡包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藏在网状波卡之后，看不真切，只看到一团幽黑，散发出一股令人悚然的寒意和戾气，那是一双来自地狱的眼睛，我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

　　“小心！”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内心的恐惧，就听到了一声叫喊，接着，我被扑倒在地，我的身后一阵巨响，伴随着乌黑的浓烟。我顿觉额头上一阵热流汩汩而下。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黏糊糊的，我的手掌成了鲜红一片，我心底的恐惧几乎要把我击倒，我昏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脑袋上缠着一圈白纱布，躺在了一个陌生的病床上，周围都是白的，梨花一般的白。我旁边躺着那个亚裔士兵。这里是美军空军医院，就在空军基地里面，距离我被炸的地方很近。

　　那双恶毒的眼睛来自一个自杀袭击者，她身上带着炸药，她在靠近我的时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是那个亚裔士兵把我推开，救了我。而那个亚裔士兵现在就躺在我的近旁。他还在睡着，他的胸部被炸弹的碎片击中，好在不是要害部位。

　　我躺在那，手触碰到头上的纱布，觉到了一阵阵恐惧，这恐惧冷如黑冰，让我全身发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时候，我听说这个到阿富汗工作的机会，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觉得无论如何，总比我那时的情境好。我那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阿富汗，那个遥远的国度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逃逸的地方。如果注定会死在那，那就死在那吧。但是，真正面临着生和死的时候，我却是畏惧的。我发现自己是留恋着生的，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一丝羞耻。死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我以为我有向死而生的勇气，但是临到死的悬崖，我才发现我没有，我有决心靠近死，却并没有跳进死亡之谷的勇气。

　　旁边的那位亚裔士兵终于醒过来了。他脸色有些白，气色倒还好。

　　“谢谢你！”我诚恳地说。

　　“不必了。我也是条件反射似的冲上去。 “他脸上并没有多少表情，”还好没有把自己的命搭上。 “

　　护士进来给那个亚裔士兵换生理盐水。

　　“生日，姓名？”她按常规问他。

　　“1972年10月4日，大卫阮（David Nguyen）。”他机械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医院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大卫阮？”我重复着这句话：“你是说你姓阮？你是越南人？”

　　“是啊。”

　　“那你认识雅各布阮（Jacob Nguyen）吗？”我忍不住问，他和雅各布实在太像了。

　　“雅各布阮？我哥哥倒是叫这个名字，但是阮是个很普通的越南姓。”

　　“雅各布阮，他在硅谷的平米科公司做过工程师。”

　　“对，那是他！他比我早半个小时出生。”

　　我笑了，怪不得那么像，原来是孪生兄弟。

　　“雅各布是我以前的同事。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他有个孪生兄弟。”

　　“我们平常联系不多。”

　　“雅各布说那时他和你们的父亲一起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待了一年，却并没有提起还有个弟弟。”我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工程师的时候，公司里的亚裔员工中午常聚在一起吃饭。

　　“我们并没有同时在那个难民营里。”大卫眯起了眼。

　　“噢？”我心里好奇起来，“倒是想听听你的难民营经历。雅各布曾经说过一些他在难民营的故事。”

　　大卫沉吟了良久，开了口，他的陈述缓慢，稍带着点滞涩。

　　大卫其实是第二代越南华裔，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阮华勇，哥哥雅各布叫阮华良。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西贡，空气里弥漫着亚热带特有的潮湿和粘腻，湄公河两岸是大片齐整整的水椰林，阳光被水椰树的羽状叶子切割成碎金，斑驳地洒在幽绿的水面上。河岸狭窄的马路旁是尖而瘦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亚热带常见的根系盘错的大榕树，绿色的叶子连成一片，如巨大的华盖，被湿热的雾气浸润得青翠万千。而在那层层积翠之间点染着团团簇簇火红的凤凰花。少年华勇在街头刚打了一架，他听到那群孩子叫他华人猪，就忍不住动了拳头。他的父亲阮凯明曾经是南越政府间谍机关的一个职员。南越兵败以后很多政府人员移民去了美国。阮凯明没有。

　　阮凯明的哥哥，也就是华勇的伯父是一个飞行员，美军撤退的时候从西贡坐直升飞机到附近的美军军用机场，再从那飞去了美国，他全家都去了，连他们70多岁的老母亲也跟着去了。阮凯明没有去，他恋家，以为自己那些隐秘的间谍工作无人知晓，即便北越政府接手，他应该还能过下去。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泄露了。邻居开始慢慢地疏远他们一家，并变得很不友好。他供职的地方的老板也对他非常不客气，总是为难他。

　　不仅是他，两个双胞胎儿子在学校也总是受欺负。老大弱，不敢还手，总是被同学拎出来捉弄。老二脾气拧，经常和欺负哥哥的人干起来，回来总是这里破了皮，那里多了一条血印子。有一次，他家的大门被人涂黑，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他们一家人成了一叶孤舟。他开始恐惧，现在不仅仅是不被善待，安全也成了问题。到了1979年，南越的经济已经越来越糟糕，很多人失业。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开始了，很多华裔被没收了财产。与此同时，原先南越政府的很多职员处境越来越糟，很多被送进了改造营。阮凯明既是华裔又是南越间谍的身份让他们一家举步维艰。

　　他们开始策划偷渡移民的方案，决定父子三个先偷渡到马来西亚，然后从那里申请战争难民签证去美国。之所以不能一家四口都去是因为偷渡风险太大，只要一被发现遣送回来就会关进监狱，必须要有一个人在监狱外面接应拿钱去打点那些监狱里的狱卒，不然有可能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他们策划了很多次偷渡都失败了。一开始总是上当受骗，给了蛇头高额定金，到了集合的地方才发现没一个人。后来慢慢总算找着了一些靠谱的蛇头。但是偷渡并不顺利。有一次是天气太恶劣，遇到暴风雨，他们的船只走了一半，迷失方向，绕来绕去，又回到了西贡。幸而这次他们上岸的时候岸上没有巡逻队。还有一次是船只中途被发现，他们被押送回到越南，进了监狱。好在他母亲在外面，拿钱去打点。父子三个四个月后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

　　“我刚从监狱出来那阵头发是被剃光的，青脑壳一个，那帮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骂我罪犯分子。我一生气又和他们大干了一架。”阮华勇说到这笑了，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你行吗？”我问，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还行。”他喝了口水，“一下子想起好多事情了。”他放下水杯继续说：“相信吗？我们一共试了二十次。我的父亲是个极有韧劲的人。他决定要做到的事，最后一定要做到。”

　　偷渡的蛇头要收每一个偷渡客十两黄金。尝试了很多次偷渡之后，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那一次，家里勉强凑出的金条只够一个人走。他的父亲看着他和哥哥华良：“你们两个可以走一个。谁走？”两个人都互相注视着，注视着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一张脸，什么都没说，似乎这个抉择如此重大，重大到他们从此会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重大到他们不敢做出选择。最后，他的父亲指着华勇：“你吧，你皮实些。”华勇默默点头。偷渡的船只严重超载，他的父母亲硬是把只有十二岁的他推到了船上，要他到了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再申请去美国。“你先去，我们随后来。”他的父亲说，他的母亲眼里都是泪，什么都没有说。“她一直在哭，哥哥也在哭。”他说。

　　“他们怎么放得下心？”我问，眼睛有些湿。

　　“没有办法的办法，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是待在越南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说，眼神有些空洞，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船是夜半从西贡远郊一个偏僻的渔村启程的，是那种能坐一百多号人的机动船。船没开出多久就被南越政府边防军发现了。他们的快艇在后面追。偷渡的船只为了加快速度，把很多东西扔到了海里，食品，饮用水还有汽油。

　　偷渡的船终于逃离了快艇，开出了越南内海。船开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开始不安，这一带，因为处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的水域交界，国际安全合作差，又有很多暗礁无人岛屿给海盗栖身，所以常有海盗出没。快到黄昏的时候，太阳即将落入海平面了。华勇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红得如樱桃一般的落日。

　　“赶紧进到船舱里去！”一个水手对他吼着：“海盗来了！”

　　阮华勇看到船尾五百米的地方一个快艇正全速追赶着他们。他赶紧往船舱里跑，他看到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儿赶紧用煤灰往脸上擦。然后换上男人们穿的衬衣。华勇身子一阵阵发抖，坐在母女俩旁边一动不敢动。

　　他们的船只马上加速，可是他们的汽油不足，怎么也开不快。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海盗们追了上来。海盗们训练有素地架上软梯，上了他们的船，一伙人都蒙着黑头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半自动冲锋枪。他们先是冲到驾驶室，把罗盘砸烂，然后冲到船舱里，用英语和越南语各说了一遍：“所有人，老老实实，把钱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不然就把命交出来！”

　　海盗们两人一组，一个持枪，一个拿着个粗布麻袋，挨个要船上的人把钱和珠宝首饰拿出来，扔到麻袋里。

　　“快，动作快！”他们一边端着枪，一边叫嚷着。

　　两个海盗走到华勇身边。

　　“钱，快点！”他们拿枪指着华勇。华勇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扔到麻袋里。

　　“就这么点？”高一点的海盗说。他个子单瘦，像根竹竿。他旁边那个矮胖，倒像根竹笋。

　　“我一个人，真的就这么多。”华勇刚说完，头上被竹笋的枪托重重地砸了一下。他头上一阵发麻，好在还没有出血。

　　“你？” 竹竿指着他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什么也不敢说，只是看着她旁边的女人。女人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扔进去。

　　“女的吧。”竹竿一咧嘴，露出一口烂牙，手就朝女人的胸脯摸了过去。

　　“妈妈！”旁边的小姑娘叫了起来。

　　“这也是个女的。”竹竿笑得更响了，一把拉起小姑娘就要往外走。

　　“留下她。 “女人冲了过来，”她还是个孩子！“竹竿还在拉扯着那个女孩。

　　“留下她，我给你摸！你摸，你摸！”女人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抓起竹竿的手就往自己胸口摸。

　　整个船舱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眼睛里却喷出了怒火，那一束束愤怒在空气里拧成了一股气流，朝这边涌过来，竹竿有些怕了。女人一下子跪在竹竿面前，用越南话不停地哀求：“留下她，留下她。”她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额头上磕出了血，一股股往下流。

　　一个婴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并不大，却让情势更加令人不安，船舱里被一触即发的张力满满地填充着。

　　“算了，算了。”竹笋拉了一下竹竿。竹竿重重地把女孩摔出去。女人衣衫不整地朝女孩爬了过去，她抱着惊恐万分的女孩哭了起来，女孩也在哭。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提醒她们不要哭了。两个人忙停止哭泣，只是抱在那抽泣。

　　阮华勇说到这，眼眶发红。我一定也是。

　　“真主安拉是我唯一的主。”没有由头的，我用普什图语说了一句，这句话是我的一个阿富汗同事教的，说是碰到恐怖分子说这句话能管点用。

　　海盗把整个船只洗劫一空后，上了快艇，很快就没了踪迹，只剩下一船人如遇了霜的白菜，全是蔫蔫的。

　　罗盘被砸烂了，船不能定位，船长只能凭经验往大马的方向开，可是大海苍茫，天和海一样黑，如何能找到方向？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船长发现船只彻底迷失了方向，很快，汽油用尽了，船根本开不动了。只能在大海上飘零。

　　最残酷的还在后面，几天前因为逃遁越南政府边防，扔掉了许多食物和水。再加上这几天在海上漂荡，食物和水已经严重不足，只能限食限水。

　　一天三次供水，每次给每个人一个矿泉水瓶盖那么多水。华勇觉得嘴唇刚刚给润湿，水就没了。嗓子眼发干发涩，像是一直在冒烟。

　　情况已经越来越糟了，有人开始喝自己的尿。海盗抢劫后的第五个黑夜，华勇被一阵凄厉的哭声吵醒。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声音，她的十个月的婴儿没有气了。她的哭声如此凄厉，船上每一个人都给吵醒了。有人小声地安慰着这个可怜的母亲，但是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一直在哭，直到她嗓子哭哑，瘫软在地上，昏昏然躺在地上再也哭不动了。天亮的时候，华勇再一次听到这个母亲的哭声，不，不能叫哭，而是低沉地嚎叫，那不像是从人的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从某种动物嘴里发出的低嚎--这个可怜的婴儿的尸体不见了，有人趁母亲昏迷的时候把那个婴儿偷走了。

　　“为什么？”我眼眶噙满了泪，听到这里还是不解。

　　华勇凄然一笑：“你没有听说过吸血鬼吗？血里有水，水就是命。”我全身一凉，愣在了那里。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在北方一个靠着海的城市住着，我并不快乐，但是我全然无法想到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个海域，会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

　　“不断地有人饿死，他们的尸体很快就不见了。”华勇眼睛是木的，他机械地说着这些。

　　“不要再说了！”我叫了起来。我的胃一阵阵发酸，几乎就要吐了出来。我原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人，经历了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我把手撑在额头上，像是突然感觉到额头上的伤痛了。

　　华勇不再说话，两个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像海底的暗涌一样的沉默。

　　到了第十天，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人们麻木地注视着那个黑点，会是另一艘海盗船吗？这只船已经只有原来一半的人了，这些人早已被掳夺得一穷二白。

　　是艘渔船。老天一定是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

　　船上的渔民们告诉他们其实离马来西亚也不远了。他们提供了食物，饮水和汽油，还带着难民船走了一段路。

　　“天使，他们是天使。”华勇说起来嗓音有些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船终于在两天后抵达马来西亚的比东岛。比东岛是一个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荒无人烟，距离马来半岛198公里。马来西亚政府就把这里开辟为一个难民营，并把它列为保安区，严禁外人踏足，难民们在此等待第三国家的收容。几乎每天都有难民抵达这个小岛。华勇成了这群后来被称作“越南船民”（Vietnamese boat people）的一员。

　　难民营周围砌着高墙，像联合国大院那样的高墙，只不过没有铁丝滚网。那时候，东盟五国对越战难民都实行了禁闭营政策，难民被禁闭在营内不能自由行动，更不准外出工作。他们能自由走动的就是那个小小的难民营大院。好在后来旁边又添加了一座简陋不堪的寺庙和教堂。

　　“多糟糕，没有自由。”我同情地说。

　　“能让我们上岸就算好的。”华勇眉头紧皱。就在他们的船只抵达前三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向靠岸的一条难民船扫射，阻止难民上岸。死了很多人，海水都染红了，海面上漂满了尸体。许多年后在这里立了一些纪念碑，纪念那些遇难的船民。最显眼的雕像是一个父亲正努力拉住在海水里挣扎的女儿。自1975年到80年代末，大约有两百万难民逃离越南，投奔怒海，寻找光亮，寻找一块可以栖足之地。他们中很多被海盗，饥饿，疾病，或者是海上的狂风巨浪阻截，永远地葬身于南海深处。大约有25万难民陆续抵达比东难民营，并在此居住过。

　　“你知道为什么南海的海鲜那么美味吗？”华勇嘴角露出一些戏谑的笑：“因为那里有一百万的越南船民的尸骨喂养了它们。”

　　我张大了嘴。

　　“比起来，我们算是幸运的。”华勇神情很快就严肃起来。

　　难民们住的是一间间的平房。每一个平房里睡通铺睡着二十来号人。什么都要抢，吃饭尤其如此，稍微慢一点就没有吃的。夏天热得要死，蚊子特别毒，房子也没有空调，一屋子的溽热和臭气。这都还罢了，最难以忍受的是总是被人欺负，被人打骂，谁让他是孤身一人呢。别的孩子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他那时刚到，只能忍着。有一天中午，他在那睡午觉，突然脚发烫，他尖声叫了起来，再看脚指头都发红了。不知道是哪位在他的脚指头之间夹了一个棉花条，并且点燃了棉花条。

　　“谁干的？”他终于爆发了，声音里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冷静和威严。

　　“我？怎么了？其中一个带头的眼睛有些鼓的男孩邪乜着眼。话没说完，右脸颊已经挨了一拳。

　　“谁也不准帮忙！”他大吼着：“谁帮忙我和谁血拼。”他一边喊着，一边和鼓眼睛扭成了一团。那次打架的结果是他的一个眼圈青了，鼓眼睛却掉了一颗门牙。他的青眼圈在一个月后好了，鼓眼睛的门牙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同时找不回来的是他的领头地位。阮华勇替代了他。他打架是不要命地打。不怕打死人，也不怕自己被打死。这样的人谁打得过？他胆子越来越大，经常偷偷地从墙上爬出去跑到难民营外头，从外面的果园里摘了橘子，椰子，又拿回难民营卖给别人。他混成了头，一样欺负新来的人。

　　“你们难民营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吗？”我想起了他哥哥华良，有些执拗，会在电话上和产品经理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也不退让。

　　“嗯，肯定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得学会狠。尤其我是孤身一人。不然早就死在难民营了。”华勇眼睛眯了起来，有一种暗色的物质从他眼里闪过：“我对谁都狠，除了玉燕。”

　　玉燕是个孤儿，她坐的船只遇到了热带风暴，那船只本来就破旧，又严重超员，在暴风雨中不堪风浪，终于是翻了，她的父母和妹妹都葬身大海，她被过路的一个油轮救起，油轮的人又把她扔在了另一艘难民船上。那条船上也是满员，看她孤身一人实在可怜，就收留了她。然而这条船后来也遇到了海盗，好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比东岛。

　　“她比我还可怜。”华勇说：“刚刚丧失了父母和妹妹，自己又……”他停住了嘴。

　　我没有追问玉燕的事情，我心里发酸发麻。这世上的苦难啊，竟如世上的盐一般多，一般咸。

　　两个孤苦的孩子走在了一起，他处处护着玉燕，不让她受欺负。他摘了新鲜果子给她，把好吃的菜留给她，把她的活派给别的人干。这一下她就招人嫉恨了，他也不管。

　　八个月后，他拿到了战争难民签证，他终于可以去美国了，他在美国的伯父是资助人。

　　离开比东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层层鳞片状的浮云一直铺向天边。玉燕和一些难民被允许到码头给他们送行。玉燕一直在哭，他强忍着泪和她说了再见：“我们到美国见啊。”他最后一次回望岛上高高的椰树林，回望破旧的难民营房，回望那座他曾跪拜过的寺庙，然后登上了离去的轮船。他看到玉燕跑到了一块岩石的顶上，向他挥手。轮船终于慢慢地离开了比东岛，海的颜色是变幻不定的，时而淡蓝，时而浅绿，是那种热带海洋特有的浅绿色，那个小小的热带海岛便在蓝绿变幻的光影中飘摇，如一颗绿宝石在水影中荡漾。船只渐行渐远，过了许久许久，他依然能看见穿着白衣裳的玉燕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不断地向着船只的方向挥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么，后来，你在美国又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然而他眉头紧皱，他的脸部突然抽搐起来，他闭上了眼睛。我于是没敢问他们后来的故事。

　　再后来他的父母亲和哥哥几经周折也终于到了美国。

　　“我中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通往奶奶家的路》（The road to Grandma‘s house）。里面写了我那些年的经历，偷渡的船只上的故事，还有我在难民营的故事。老师很喜欢，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念。我现在还记得最后一句：“我站在奶奶家的门前，我那多年前已经抵达美国的奶奶的家门前，我没有哭，我一点也哭不出来。我也没有笑，我居然也笑不出来。我站在奶奶的面前，像一颗刚从湄公河里长出来的水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阮华勇说到这，终于笑了一下，自顾自地笑，似乎还是那个站在讲台前面向大家分享自己文章的少年。我看到了他脸上一丝难得的纯真。

　　我住了两天院就出院了。我在两天后回到医院，想看望一下阮华勇。那张床上却躺着另外一个头上都是绷带的人。病房里还是嘈杂拥挤，我站在那，那天和华勇的对话似乎还在房间里回响，还有那不时降临的沉默，海一样的沉默，我似乎看到了一条船，一条在汪洋中飘零的船，天地混沌，风雨飘摇，那船在不停地向前，不停地摇晃，不停地挣扎。

　　我那以后在喀布尔再也没有碰到阮华勇。有一次，我看到几个穿蓝色波卡的女人如风一般在山坡上疾走，我想起了华勇，那个看起来神情严峻的越南华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若不是他……我没有想下去，我不太敢假设自己的命运。命运，又岂是可以假设的呢？

　　三

　　现在，这个叫大卫，也叫阮华勇的人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的轨迹上，我颇有些恍惚。华良在信里说华勇是去年从阿富汗退役回来的。这一年华勇的状态不太好。他没有工作，临时在华良家住过一段，晚上总是会做噩梦，经常在半夜里叫喊。他经常提起喀布尔，有时候又说起比东岛，华勇还说在喀布尔碰到过华良的同事，名字叫亨利的-亨利是我的英文名字。华良才知道我去阿富汗呆了一年，他觉得我兴许能和华勇聊聊，或许能排解一下他的焦虑。

　　我说好，我也是该见见他。我把自己那次护送选票出的状况简单和华良说了一下。

　　华良说：“他那次受到表彰了。他家的墙上挂了好几个勋章呢。”

　　我和华勇再一次相见已是二月。我们约在我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阳光很好，浅白的玉兰花已经开了，大朵大朵的，像一只只袖珍的鸽子，洁白灵动，在春风中轻摇，似乎顷刻就会飞离枝头。团团繁花之下，我看到一个有些佝偻的背影安静地坐在那。我朝那个背影走去，似乎我的到来通过某种导体先行到达了他的大脑，就在我走近他的那一刻，那个人在一片纯白的背景里转过身，稀疏的头发，高高的发际，正是华勇。

　　“大卫！”我高声说。

　　那个人看着我，迟疑了一阵，展开了一个加州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亨利！”

　　我们像多年不见的战友一样拥抱了对方。我们说起来才发现原来都住在硅谷，华勇住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附近，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

　　“这么近，我们居然没有碰上，我去年从我哥哥家搬出来一直住在这附近。”华勇说。

　　华勇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他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选了两门课。一门是计算机编程，一门是音乐。

　　“噢，你还选音乐课？”我颇有些意外。

　　“我喜欢音乐，反正退役军人的学费是可以报销的。”

　　“那多好。”我说：“ 你看起来好像气色不错。”

　　“今天还好。就是一阵一阵的，突然就难过得受不了。觉得一切都没意思透顶。”他说：“我总是做噩梦，梦里回到了喀布尔，到处是罂粟地。有时候，又是一片汪洋。不断地迷失，又不断地寻找，却永远也找不到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是PTSD（创伤后遗症）。”

　　“你或许该去看看医生。” 我有些同情他。

　　“我看过，那些好的心理医生都不收新病人。而且看这些医生保险公司不付钱，自己付又太贵了。那些保险公司付钱的医生都不太合适。”他皱了眉头，目光越过我，看着我的背后。我转过身，后面什么也没有。

　　我只得找了些别的话题，我说南湾有一家阿富汗餐馆，做的馕很正宗。他点点头。我们又聊了些别的就说了再见，然后我说有什么事情再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