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长（二）

　　司马徽则的娘是个温和的人，那时刚刚死了丈夫，但脸上从来不挂哀伤。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依然觉得，那温和，软软的，像一堵海绵垒就的墙。司马徽则一出去，她笑了，说，跟娘说就好了，都是女人家。你也早晚是要做女人的。那事以后，司马徽则再见我，眼神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偶尔，他会说，你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还会问，你想我吗？显然，他是不再把我当孩子看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霍林河的这岸和那岸，都驻着日本人的兵营，我祖母管这岸的叫南大营，管那岸的叫北大营。去嘎罕诺尔镇看铁锤，我爹不再放任我一个人过河，就算司马徽则等在对岸，他也不放心，偷偷跟司马徽则说，要不，早些把婚事办了，一切从简。

　　司马徽则听了，跟他娘商量，他娘说，虽是战乱之年，喜事还是要办出喜事的样子，礼数也样样不能少。所以，没过几日，二茬礼送到了。过头茬礼时，除了装烟钱和布料，司马徽则的娘还特意给我做了一件长命衣，我一次都没穿，因为，一想到长命两个字，就觉得自己是个做填房的。所以过二茬礼时，司马徽则的娘以为我不喜欢她送我的衣服的样式，只送布料过来，几块碎花缎子，让我自己去裁剪，我娘见了，说，这年月，还能这么讲究地嫁出去，丫头福气不小。

　　司马徽则的娘打发司马徽则来要我的生辰八字，说是和他的放在一起，拿去找风水先生，择个吉日良辰，把婚期定下来。我娘说，那样麻烦，还不如她拿着司马徽则的八字去找李三老，批出吉日他带回去就好了。司马徽则觉得也好，就写下生辰交给我娘。

　　我娘后来说，她那样做，是生怕不认识的风水先生说出啥犯忌的话，司马徽则的娘觉得膈应，这婚就结不成了。

　　按榆村的规矩，出嫁那天，女方带着陪嫁，娘家要选出二十几个像样的亲戚送亲，我们家族小，亲戚自然也不多，我爹精挑细选，选出了十个体面的人送我出嫁。先坐船，到对岸司马徽则家会去接。

　　铁锤是压轿子的，临上船，大伙逗他，到那头，司马家给的红包要是不大，你就别下来。

　　铁锤说，那是自然，就这一个姐姐出嫁，好歹要小赚一笔。大伙都笑。我娘催我们早点儿出发，误了良时会不吉利。我被人群簇拥着往河边走，见河沿儿上的几只小船都戴上了大红花，个个新郎倌样的，脸上竟有几分羞涩，心里想，司马徽则该会咋样打扮自己呢？不会也像这船一样，红堂堂的吧？娘给我缝了红色的肚兜和短裤，早起让我换上时，对我说，红红火火，把今后的日子烧旺。我暗笑，会把司马徽则烧旺。

　　坐上船再回头去望，我娘不在人群里了，只有我的祖母和我爹在目送我的婚船慢慢朝嘎罕诺尔镇驶去。姑娘出门子，爹不接，娘不送，这是榆村的习俗。但那一瞬，在人群里找不到娘的身影，我一阵心酸，泪水淌了下来。王三五坐在船帮子上说，哭吧哭吧，给娘家撒点金豆子。我哭了一路。船到对岸，看见迎亲的队伍站了一长溜，个个喜气洋洋。司马徽则在前头，一身青缎，腰间系着红绸，我一下船，快步迎上来，抱我上轿子。

　　轿子是软衣式，四人抬，轿帷用了大红彩绸，上面绣了丹凤朝阳，缀了金丝银线，阳光一照，能闪出星星来。喇叭匠吹的是《抬花轿》，唢呐上系着红绫，喇叭匠吹得摇头晃脑，红花一颤一颤的。王三五跟那些送亲的人说，榆村闺女出门子，头一个这么排场的。魁木爷说，也不是头一个，十年前胡二爷的妹妹出嫁，比这场面大。说完，王三五拿眼睛盯着魁木爷，魁木爷突然转过身去，啐了三口。

　　胡二爷嫁妹妹那一场，榆村的人提起来都怕。胡家家境好，姑娘嫁得自然也门当户对，那头过彩礼多，这头陪嫁比彩礼还要多。上轿那天，本来挺大的太阳，说阴就阴了，黑咕隆咚的云从西南天滚过来，几分钟的工夫，雨噼里叭啦砸下来。那天的吉日不是李三老选的，所以李三老一直跳着脚说，刮风不贤良，下雨不长远。气得胡二爷丢给他一个红包让他闭嘴。他妹妹就那么顶风冒雨地出嫁了。那大雨好像专门为了给什么人打掩护才下下来的，半路，真的就让人给劫去了，不光劫了那些嫁妆，还有人。新娘和喜娘。喜娘，是胡二爷的母亲亲自指定的，说那喜娘家里全和，有男人，有儿女，有公婆，父母也健在，这样的女人做喜娘，压福。

　　劫他们的要是胡子，胡二爷还少生点气，毕竟胡子从来都不是好惹的主，拿钱了事也不算窝囊，可那天劫婚轿的偏偏是叫花子。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叫花子，事后人们提起来，说那天足足有四五十个叫花子，赶集似的从对面乌泱泱走过来，一开始好像没打算劫，走过去丈八远，一哄地折回来，让送亲的队伍连个防范都没有。人、财都被劫到嘎罕诺尔镇北面三四里路远的一个地窨子里，那是花子洞。嘎罕诺尔镇的花子，和四乡八里的花子常常往那洞里聚，花子头叫“大筐”，外地的花子来了，只要拜见拜见本地的“大筐”，见面双手一拱，报上名号，“我报马二爷的瓢把子，祖上姓张”这一类的江湖话，“大筐”就会让他在地窨子里安身。“大筐”就是花子头，他有他的规矩，谁犯了他的规矩，他抡起黑鞭就打。打也没人敢反抗，那黑鞭，是花子堆儿的“尚方宝剑”。

　　胡二爷的妹妹到了那里，被几个花子搂了一夜，活活气死了。自此，胡二爷跟花子结仇了，见着要饭的就打。榆村，穷人跑去做匪，劫个富济个贫，胡二爷会敬他是个爷们，若是做了花子，胡二爷会连夜把他家祖坟刨了。打那以后，谁家办个红白喜事，怕花子闹场，就把“大筐”请去，把他的“黑鞭”挂在办事人家的门口。办喜事人家在鞭把子上缠块红布，办丧事缠块黑布。花子见了，便不敢去讨扰。

　　魁木爷啐了三口，司马徽则看见了，笑着说魁木爷不用忌讳，我兄长早把“大筐”请去挂了“黑鞭”了。魁木爷不好意思了，笑着，边笑边清嗓子，好像他嗓子里有痰似的。

　　迎亲队伍和送亲队伍顺着嘎罕诺尔镇那条最繁华的街走，往里画了一个圆圆的圈才到司马徽则家。那一刻，刚好是择定的吉时。喜娘是村子里的“全和”人，跟司马徽则的嫂子搀着我下马车，跳火盆，鞭炮在脚边开花，噼噼啪啪的，混在人群的吵吵嚷嚷里，让我觉得一切都恍惚着。

　　拜天地了，人家说一拜，我和司马徽则就一拜，人家说二拜，我和司马徽则就二拜，人家喊夫妻对拜，我和司马徽则就对拜，人家说进洞房，我们就被推进洞房。洞房红堂堂的，红的幔帐，红的窗花，红的喜字，红的柜子，红的被子，红的褥子，红的脸盆，到处都是红的。还有红的我，红的司马徽则。他系了一条红绸。在腰上。

　　5

　　婚礼上的热闹很快消停下去，吃过中午的宴席，亲朋好友该散去的都散去了，天黑之前那一大截时光，静悄悄的。司马徽则家院子里，有棵海棠树，那上头缀满了果子，还落了几只雀子，我坐在婚房里，能听见雀子叽叽喳喳的叫声，是愉悦的，忽而奓开翅膀嗖一下飞走，蹬落几颗熟透的果子，咕噜噜在地上滚。

　　司马徽则喝多了，摇晃着推开房门进来，一把掀了我的盖头。他冲着我笑，笑到站不稳，一个趔趄倒在炕上睡过去，我不敢叫醒他，看着他睡觉的样子，听他一开始还细微的鼾声一点儿一点儿大起来，震得窗外的鸟都不叫了。

　　太阳是在司马徽则的鼾声里坠下去的。天一擦黑，司马家的珠婉嫂子送进来一碗面，让我吃，说是宽心面，新媳妇吃下，以后，在婆家有啥憋憋屈屈的都别往心里去。我接过那面，的确是宽的，有大拇指那么宽。吃了，仿佛肚子还是空的。她问我吃饱了没有，我没吃饱，却不好意思说，只拿眼睛看着她。她笑，小声跟我说，别急，待会儿咱娘给你做好吃的。我不知道那好吃的是什么，有点儿巴盼着，守着满屋子的鼾声，看那红蜡烛在窗台上一跳一跳的，我也睡过去了。

　　珠婉嫂子又来叫我时，蜡烛烧完了，淌了一窗台烛泪，珠婉嫂子笑着，说这洞房花烛夜你们还有心思睡觉？春宵一刻值千金呢！见我羞涩，拉起我的手往外走，径直去了伙房，锅盖子一掀，美滋滋地看着我，意思是让我瞧瞧锅里头蒸着的好东西。我走近看，腾腾的热气底下是一盆白米饭，让人惊喜。我说哪来的？珠婉嫂子得意地说，这么大的善医堂，还愁弄点儿白米？她盛了一碗放在锅台上，让我吃着，又跑去叫司马徽则。

　　她是个小脚，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高兴时，摆得更厉害了。我没缠足，小时候缠了没几天就又放开了，我祖母那时候说，咱们穷人家的闺女也不指望嫁多好，缠那么小的脚干啥？

　　司马徽则被珠婉嫂子推着进来，睡了那一觉，酒醒了，搬着凳子坐在伙房的门口，看着我们吃白米饭。他笑呵呵的，看得出，一家子都享着他的福，对他来说是一种满足。珠婉嫂子看看我说，你这新媳妇也不会疼人，去，拿个碗给徽则盛上。我就取了碗，盛好饭，放在锅台上。珠婉嫂子笑，司马徽则的娘也笑，司马徽则起身凑过来，端起碗说，不准难为我媳妇。大家笑得更欢了，说这觉还没睡呢，先护上了。我把下巴勾在胸前，头也不好意思抬，玩笑越开越大，我丢下饭碗从伙房里往外跑。珠婉嫂子说，到底是个大脚，一抬腿没影子了。司马徽则也出来了，嚷着说，脚要是不大，我当初还不娶呢。

　　我和司马徽则站在那海棠树下，有小虫子在叫，司马徽则说，以后我教你识字，咱们俩可以一起打理善医堂。我说嗯。他在黑暗里伸过手来，攥住我的腕子，我看不见他的脸，还是感觉到他的笑。他的手开始是温的，渐渐热了起来。我的腕子被他越握越紧，像是要把我揉碎一样。后来，他的呼吸有点粗了，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咽着东西似的，我摘了一颗海棠果子塞到他的嘴里，他就势把我的那只手摁在了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碰触他的脸，软软的，能把人的心陷在里头，棉花包一样。他说，你摸摸我有没有胡子？我的手不敢动，他握着我的手向他的下巴移去，我说，你没长胡子。他说，刮掉了。男人没胡子还了得？我问，那怎么？他凑过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说，太监才不长胡子呢。

　　司马徽则牵着我的手往屋子里走，是个厢房，挨着大门，我们走到屋门口，大门笃笃响了。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紧，司马徽则说他去看看，就站在大门里向外问，谁啊？外头说，张保全，办喜事也不请杯喜酒？司马徽则把门开了。进来的不是张保全自己，门一开，还闪出两个伪警察。张保全说，你看，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不请我喝杯喜酒？不是说好了吗，办喜酒，我来！司马徽则说，以为张甲长只是随口说说，小百姓的婚事，怎敢惊动榆村的甲长？张保全说，可不能再叫甲长了。你结婚，我升官，现在的身份是嘎罕诺尔镇宪兵队队长了。今儿个头天走马上任，想和你同喜同贺，可你善医堂的掌柜也瞧不上咱这宪兵队队长，不给个喝酒的机会。司马徽则说，张队长荣升，这酒早晚是要补上的。张保全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个，今儿个兴致高。边说边往伙房去了，紧了紧鼻子，哟，这味道新鲜啊！

　　司马徽则乱了手脚，慌着去拦，可挡了这个，溜了那个。这样，伙房里那个装着白米饭的盆子就被人拎出来了。说实话，那盆子里已经没有饭了，只是盆子底下沾着一排白米粒，麻子样的，特别扎眼。

　　这事没啥好争议的了，吃白米饭，犯的是经济罪。张保全说，两条路自己选，一，抄你的家。二，你拿钱，事我烂在肚子里。司马徽则还想辩白几句，可他娘镇定地说，那就烂在肚子里吧！

　　司马徽则被张保全扣起来，说，钱到了，人自然会回来。他一开口，不是个小数目，司马徽则的娘说，钱肯定会到，只是到时候我儿子要是少一根头发，你别想拿到一个大子！张保全说，有钱，你是大爷！

　　到我回门那天，司马徽则的娘把筹好的钱交给司马徽跃，就是司马徽则的大哥，让他去和张保全换人。晌午，人总算换回来了。司马徽则心里窝着火，但还是陪我紧赶慢赶回了榆村，坐在船上，他说，你这新娘子当的，现在还是新的呢。

　　榆村这岸，我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见我们下了船，说，咋回来得这么晚？我的右眼皮一直跳，不会有啥事了吧？我怕她惦记，对她说不是有事，是善医堂实在太忙。司马徽则也帮着打圆场，总算糊弄过去了。

　　新姑爷登门，那天的饭，我娘做得还算讲究，虽说都是些粗粮，却用了细工，玉米面子里放了枣子和枸杞蒸成发糕，吃起来宣呼呼、甜滋滋的，土豆切成丝凉拌，茄子烀熟了，滴了香油拌上大葱和咸盐搥成泥，炒了花生米，还用腊肉炖了倭瓜豆角。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从此，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美味。

　　6

　　一九四〇年，嘎罕诺尔镇设了兴农合作社，粮谷出荷。棉布、煤油、白糖，统统需要配给。镇上的人，每个月拿着绿皮本子去领杂豆和高粱面苞米面，少得可怜，吃起来舔嘴叭舌。后来，粮食更加紧张，只配给协和面，就是那种兑了锯末和榆树籽的高粱面、小米面什么的，吃下去心肠都是涩的。

　　榆村就更难过了，村里设了收粮员，这边粮食打下来，那边就收走了，不交出荷粮的，不配给生活用品，晒金巾和更生布都买不到的。

　　那段日子，嘎罕诺尔镇的铁匠炉打不出镰刀，海龙王烧锅烧不出酒，杂货铺买不到杂货。夜里点灯，用麻油。没有火柴，就把艾蒿搓成绳子，晒干，挂在墙上当火绳。

　　日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铁锤从公学堂退学回家去了，天天和我爹去熬土盐，偷偷卖了，还能换一点钱。

　　司马徽则的心情好长日子都没好起来，他自己说有了郁结。我让他配副汤药喝喝，他说，人家不都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吗？我知道，他是心里憋着一股火气，出不来了，逗他说，要不找个没人的地方揍张保全一顿。他说，揍张保全，像吃西药，治标不治本。中医看病讲究标本兼治。

　　司马徽则顶喜欢我陪着他的，去打理善医堂，总是带着我。他娘见他总是一副恹恹的样子，也愿意我在他身边，随时照顾他的冷暖。也是在那阵子，司马徽则教我写了好多字，等到他被抓去做国兵的时候，我已经能看药方子了。

　　我还清晰记得，司马徽则被抓走的前几天，他和他娘一直在商量是否把善医堂关了，因为他想去找司马长川，他说他的郁结只有司马长川能医得了。

　　那次，司马长川带着伤离开时，告诉司马徽则，万一善医堂开不下去了，就去找他。那时候，司马徽则从来没有想过善医堂会开不下去，他一直以为，人食五谷杂粮，谁还没个大病小灾的？他一直以为，有人的地方，就是需要大夫的。可日子过到了那个分上，他总觉得捏指号号脉，抬笔出个方子不是那么回事了，有些堵在心口的东西，用笔戳墨水发泄不出去。司马徽则和我说，自打张保全演了那么一出戏之后，他有好几次梦见自己举着枪，顶在张保全的脑门上，那感觉太痛快了。

　　可司马徽则的娘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把善医堂关掉的。她说，善医堂是司马徽则的祖父苦巴苦业从一个游医开始经营起来的。他祖父曾经像榆村的耿江湖那样云游四海，有一年进了长白山，迷了路，在山里转了三天三夜，遇到一个上山采药的把他救了，才捡了一条命。那采药的白眉白眼的，在山脚下有个小草屋，平时采了药材，就晒在草屋前面的木栅栏上。司马徽则的祖父也是看惯了江湖的，总觉得那白眉白眼的采药人身上有些仙气，被人救了，却没打算走，那老人上山，他也跟着上山，那老人采药，他也跟着采药。人家也不赶他走，他在那里留了整整一个夏天。

　　长白山的冷总是比别处早些，第一场霜降下来，那老人把采到的草药全都收集起来，下山去了。走时没告诉司马徽则的祖父，司马徽则的祖父睡了一夜醒来，发现那白眉白眼的老人已经无影无踪了，独独在他的睡铺旁丢下两个方子，一个是接骨的，一个是治脓疮的。

　　司马徽则的祖父就是凭着那两个方子，在嘎罕诺尔镇开了善医堂，成了家，还让善医堂这个名号一天一天响亮起来。

　　司马徽则是铁定了心要关善医堂的门了。病人照例来看病，可他的心思已经走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事突然不用心思了，这事泡汤是迟早的。

　　关于司马徽跃，照理说是可以接手善医堂的，可惜那位大哥向来志不在此，要是真的对善医堂感兴趣的话，按长幼尊卑排下去，那也早就轮不到司马徽则为善医堂操心费力了。司马徽跃喜欢养鸽子，最想做的事是当个中药厨子，怎奈兵荒马乱连个馆子也开不消停，就日日躲在自己的房檐下，弄个小火炉，上面坐个泥瓦罐，今天煲个党参鸽说补肾，明天煨个雪梨瘦肉说祛火。弄好了，和珠婉嫂子两个人欢天喜地端给这个尝尝，端给那个品品，满院子都是善医堂的味道。

　　有天夜里，司马徽则问我是否愿意他去找长川叔。我说不愿意。他叹了老长一口气，说娘不愿意，你也不愿意。我说哪有当娘的愿意送自己的儿子去打仗？哪有为妻的愿意自己的男人上战场？生意不好做，好歹一家人守在一起，生离死别我受不了。说完，我哭了，头缩进司马徽则的臂弯里，被他紧紧抱过去，贴在他宽厚的胸膛上。

　　司马徽则的心噗通噗通地跳着，像是黑熊的脚掌从天上踩下来，地动山摇的。我说，这声音多让人踏实。他说啥声音？我用指尖滑过他的胸口，又顺着他的胸口向下走。我说，你真暖。你要是走了，我的被窝就夜夜都是空的了。他鼻子里的气息吹着我的头发，说，你长大了，被窝空了也不害怕了。我的手臂绕过他的脖颈，缠住他，像一条绳索，我说，怕。那空，只有你能填满。

　　司马徽则更紧地绕着我，胳膊，大腿，整个身躯，像一堵浑厚的墙，压在我的身上。我想推开他。我知道一朵花热烈地开了，会很快谢落。我说我不要。我不让你走。他不管不顾，衔住我的耳朵，亲我的额头，吮我的泪水，扣住我的嘴唇。我和他之间有一种东西在生长，热腾，伸出无数双手，一次一次抓住我的灵魂，把我和他揉在一起。他不想停下来，要把一辈子都属于我的，在这个夜晚，全都给我。他说，你十九岁了，是我司马徽则真正的女人了。你十九岁了，我可以在你的身体上飞起来了。

　　7

　　那样的夜晚，月亮像个偷窥的坏孩子，隐在窗棂上，一晃一晃地看着我们。有几颗星星狡黠地眨巴着眼睛，神色里都是明亮清透的笑。

　　有微风，海棠树一荡一荡的。

　　果子坠下去，咕噜噜一阵轻响。

　　8

　　天亮时，司马徽则收拾衣物，嘱咐我照顾好他娘，他说珠婉嫂子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在这个家里，有了事，可以和她去说。善医堂那头，能开多久就开多久吧。他是执意要去找司马长川了。我有点儿魂魄失落地看着他，像我是快饿死的人，而他是一张我吃不到的饼；像我是快要渴死的人，而他是一杯我够不到的水；像我是坠入河里的人，而他是长在岸边的一棵树。他的眼圈是红的，掰开我抱着他的双手说，你这样，我走到哪里能心安啊？我不管，我说你走到哪里我都不能心安。

　　司马徽则哭了，一狠心推开我，身子一转就走了。我摔倒在地上，又爬起来，追着他，像被母亲遗弃的小孩，怯怯地，抽抽噎噎，眼睛蒙了泪水，看不清方向，看不清他的背影。

　　司马徽则到了大门口，抽掉门闩，大门一开，人怔住了，慢慢退回来，退到院子中间，退到我的眼前。是张保全又来了，一步一步逼回了他。

　　张保全说镇上抽丁。司马徽则说，抽丁也抽不到我，我是个做生意的。张保全说，可没有哪个条文规定抽丁不抽做生意的。张保全拉着司马徽则往外走，司马徽则不走，张保全和几个人拖着他，从门里拽到门外，院子里一时间哭天抢地的。司马徽则的娘闻声跑过来，一见那阵势，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后来找人去打听，说司马徽则那一晚被带进了协和会嘎罕诺尔镇统监部青年训练所，和二三十号人关在一起，次早会有满系军官把他们接走，具体送到哪里去没人知道。

　　协和会嘎罕诺尔镇统监部青年训练所，我们是知道那个地方的，是一个专门给青年灌输武士道精神的场所，训练的时候，五十个人一期，一期六个月，要身强体壮的，村子里由保甲长选送，镇上的，抽训徒工和店员。训练起来，学文科和术科，每人操一根两米长的八棱木棍，在操场上练习，青年训练所的主任是个日本人，叫夏秋次郎，说那棍子是“建国杖”，但镇上的人都说是“棒子队”虎洋气。

　　青年训练所里，除了那个叫夏秋次郎的，还有一个教官，两名辅导员，是中国人，却搭不上话，就算能搭上话也帮不上司马徽则，因为那里只是临时关押他们的一个落脚点，人员的处置问题并不归训练所管。

　　一家人乱了手脚，司马徽跃去找嘎罕诺尔镇上几个有名的商号，想串联他们一起去说个情，把司马徽则放回来，但不是这个推脱，就是那个说不好出面。司马徽则的娘说，你自己的气焰小了，别指着别人能帮你添一把柴。

　　司马徽则被满系军官押走以后，所有关于他的消息，我只能是“听说”了。我听说半路上有个人逃走了，惦记着那个人会不会是司马徽则，可等了好久也不见人来家里搜查，就知道这等又落空了。我听说有人要逃走，被一枪打死了，可等了好久，也没传回来是叫什么名字的，就想，司马徽则一定还好好活着呢。

　　9

　　司马徽则一走，善医堂受了不小的冷落。起先，司马徽跃在那里撑着，撑了三两个月，厌烦了，想把善医堂的门匾摘了，做药膳堂。司马徽则的娘扇了他一个耳光，说司马家就剩你这么一个男人了，还容得你这么窝囊？这一巴掌下去，非但没把司马徽跃打出骨气来，倒让他生了怨恨，药膳也不做了，门口的小炉子撤了，按时按点去善医堂呼呼睡觉，来个人，想问个方子，没人搭理。原来那个伙计，见他不是个管事的主，端他的饭碗，终究不会长远，辞了工，另寻出路去了。

　　我那时夜夜日日都在悲伤。总希望睡一觉，睁开眼，又见到司马徽则了。总希望，一出门，伸手撩起门帘子，司马徽则就站在门外了。总希望，走在街上，听见一声喊，转过身就看见司马徽则对着我笑了。可这希望一次都没有兑现过，梦里他也不曾来。幻觉，倒是常常有，追过去，扑了空，呆呆立在那儿，满脸满眼湿乎乎的。

　　司马徽则的娘病了，珠婉嫂子是个贤惠的媳妇，照顾着她，烧水做饭，洗衣打扫。有一天，她坐到我房里和我说话，说，你大哥是个不争气的，但好歹他还守着我，徽则倒是刚性，却摸不着看不到了。那善医堂，你大哥打理不好，我不怪他，怪大发了，也摸不着看不到了，这个家就连个男人都没有了。我说善医堂不能关，关了，徽则回来就没个营生做了。

　　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去找司马徽则的娘，和她说，善医堂，我去打理。司马徽则的娘说，这不成穆桂英挂帅了吗？我说我不是穆桂英，穆桂英的男人死了，我的男人永远活着。就那么，我成善医堂的掌柜了。

　　在我一生的大事记里，遇见司马徽则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司马徽则被抓走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当善医堂的掌柜也该算得上是一件大事。

　　为了让善医堂重新活过来，我每天都早早去把门开了，屋子打扫了，院子里洒上水，桌椅板凳药柜子全都不染一尘，有人进来了，老早招呼一声。远道来的，烧水沏茶歇了腿儿再走。近边儿的，要是不忙，唠一会儿嗑再回。镇上年轻人少，他们大多被送去打仗了，被送去做劳工了。我在门口摆了茶水和条牌，那些无处依傍的老人，遇着晴天，愿意摸上一把的，就让他们凑个局，不愿意摸上一把的，有闲置的板凳，放在一旁，坐坐，瞅个热闹，喝点儿水，或者翻翻就近几天的报纸，消磨日子。

　　天长日久，声望又有了，嘎罕诺尔镇周边的村子，都知道善医堂的女掌柜，勤快、人善、口碑高。

　　一忙，很久也没回榆村了，快要过年时，想看看我的爹娘，还想请耿江湖到善医堂坐诊。善医堂没个叫得响的大夫坐诊，我总觉得对不起那个名号。在诊脉看病上耿江湖还是有些道行的，毕竟，走南闯北的人都见多识广，人是榆村的，我也信得着。

　　就冷不丁回到榆村去了。

　　司马徽则的娘向来礼数周全，我这头张罗启程，她那头打发珠婉嫂子备了两盒糕点送到善医堂，让我带回去孝敬长辈。

　　10

　　那天回到娘家，一进门，我祖母和我娘有些忙乱，一个拉着我上炕，一个转着圈忙活伙食。我说啥都别做，看看，大家都好，就回去了。我祖母不高兴，说半年没回家了，咋能屁股没坐热就走？好歹要住上一夜。

　　铁锤又长高了一大截，看起来像个大小伙子了，也不和我说什么，偷偷出去买了两块豆腐丢在灶台上，就坐在一个板凳上，用高粱秸编鸟笼子。斧头四五岁了，在铁锤旁边忙来忙去的，一会儿给铁锤递一根高粱秸，一会儿跑去火盆里扒一个土豆，烫着了，左手颠到右手，右手又颠到左手，嘴上哎哟哎哟的，让人发笑。

　　我祖母说，你看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四五年过去了，你和司马徽则认识那会儿，斧头还在你娘的肚子里呢。我看着斧头，心里涌出来一股悲凉，堵在喉咙那里，憋得难受。我祖母又说，要是司马徽则没被抓走，保不准你已经怀上了。我不知道我祖母是怎么了，车轱辘话转来转去总也绕不开司马徽则，我坐在炕上，紧紧闭上眼睛，不敢睁开，一睁开，有些东西会跑出来，收也收不住。

　　后来，我祖母自己叨咕累了，才住了嘴，蜷在炕头上眯起觉来。祖母一睡，我去伙房帮我娘做饭，贴了协和面的饼子，熬了豆腐汤，我娘说，嘎罕诺尔镇离咱们不远，可你回来一趟不容易，多放点豆腐。

　　我蹲在灶台底下烧火，看着灶膛里熊熊烈烈的火焰，有些抽噎。

　　我娘看我一下，贴饼子的手在锅沿儿上停了停，说，命里有的，是躲不掉的，当初找李三老给你和徽则批八字，李三老看着八字突然嘬了一下嘴唇，问他合婚不？他晃着头说，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心茫然，一川烟雨，来往任平生。要他解释，他提笔择了个日子说，回去吧。

　　我娘说，我不能理解那两句话的全意，但一细琢磨其中那几个字，又是望断又是衰草的，心还是有些不落地了。她讲了那天的事，叹着气，又说，他本来就不是你的，你要是不想守着，就当他死了，回娘家来。

　　我没有说话，我想，如果那天司马徽则说要走，我就痛痛快快放他走，笑着对他说，走吧，一切有我。或者说，走吧，我等你回来。那样，司马徽则是不是就可以轻轻松松走了，找到司马长川，等到把仗打完，他还能回到我的身边来？

　　可是，我不是那样的。

　　那一膛灶火落烬了，我抹去鼻涕眼泪，摆好炕桌，收拾碗筷，准备吃饭。

　　一个人你见不到他了，就可以当他死去了，死去了，就不再去想他了，说起来多么轻巧啊。

　　正吃着饭，王三五的女人来了，从炕上拉下我娘说，让大蛮领着铁锤出去躲几天吧，满铁修铁路，上头又要征人了。村村都有名额，凑不够，说不上谁就找补进去了。

　　铁锤看着我爹，有些惊慌，他年纪虽然未到十八岁，个子却高、壮实，我娘早说过，前两次征人，要不是找胡二爷作保，差点儿就给征走了。

　　王三五的女人走了，我祖母说，到底是沾了亲，张保全让日本人吆喝到镇里去了，王三五当了甲长，有个风吹草动还有人给报个信儿。我说三五叔家的儿子也到了够征的年纪吧？我祖母说，你看那三五的女人平时脑袋跟不装事儿似的，关键时候还挺愣实。我说咋了？我祖母说，怕他们宝柱让征兵的征走，趁宝柱睡觉，把宝柱正手的二拇指剁下去了。宝柱疼昏了，她抱着宝柱哭，说，儿啊，你残废了，他们才不会让你去当兵。

　　我爹饭也没有吃好，把家里家外要紧的事嘱咐我娘一遍，领着铁锤走了。那会儿，天已经擦黑了。

　　屋子里只剩下三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舍不得点灯，围着火盆干坐着，谁也不吱声，好像一出声，就会引来一些可怕的东西，好像一出声，这夜晚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幽灵。

　　斧头睡在我娘怀里，发出细微的鼾声，他淘了一天，睡得正实。火盆子里猩红的火炭一开始还发着光，渐渐暗下去了，三个女人模糊的轮廓在那一缕光暗下去的瞬间，成了三个无比厚重的黑团，撕扯不开的黑，让人心口发颤、发堵、发慌。

　　也不知道到了几点钟，才歪歪睡下了，睡着睡着，听见有人砸门，我娘惺惺着，起身去看，门一开，几个人闯进来，后头跟着王三五。那几个人我见过，司马徽则被抓走那天，张保全带去的人，就是他们，一个猪头脸、一个像猴子。

　　王三五慢一步，凑近我娘说上头征人，挨家挨户查“国兵漏”，你们家没有够线儿的，也不用害怕，例行公事。正说着，那几个人已经伸手抓住了我，说拿这个顶。

　　11

　　我和周边村子抓来的几十个男人一起被押往嘎罕诺尔镇坐火车，那些人说会把我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勤劳奉仕。

　　在路上，有个叫徐宽的男人一眼看出我是善医堂的掌柜，先是有几分惊诧，过了会儿，小声对我说，别怕，找个机会大伙帮你逃走，那不是女人去的地方。我说，去了也好，也许能遇见司马徽则。徐宽说，你别傻了，羊入虎口，还能有几个命大的？

　　那天，一到嘎罕诺尔镇火车站，徐宽就告诉我，站口人多，他们几十个男人早就商量好了，一起闹，跑掉几个算几个。怎么死都是死，不如死得壮烈一些。他说，你是女的，到时候贴边些走，找个空子赶紧跑。跑了的，谁也别回头，能跑多远跑多远。我听着，总觉得没有几个人能活了，心里便涌上一些凄凄楚楚的东西，有几个人哭了，咬着嘴唇叫一声爹唤一声娘，想起了自己的妻儿老小。可徐宽说，别娘们相的了，把眼泪鼻涕都擦了，往后，日子好过了，活着的给死了的烧纸钱，死了的要是能回来取钱，年年七月十五在这火车站门口等着。

　　正说着，到站口了，近年关的缘故，四处串亲戚的多，那些背着行李和年货的，在站口处排着长队等待检查的人，见一些伪警察端着枪押着几十个人进站来，都探头看，我听见那人群里有声音说，还有个女的呢。

　　这日子啊，咋成了这个模样？那些唏嘘声，怯怯的，他们把身子向两侧一闪，腾出一条道来，有的人，干脆扛起地上的包裹，缩着身子退到人群后面去了，手无寸铁，是生怕刮拉到自己的，连火车也不赶了，回家了或者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

　　猪头脸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在前面开路，见到那些包裹鼓的，就伸过枪去，挑过来，扔给后面一个叫猴子的，说，猴子，打开，看看晚上能不能下酒？那些被夺了包裹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忍气吞声，埋着头给他让路。

　　检票口空了下来。猪头脸和门口的一个警务手相熟，聊起了警务手邻家一个女人的屁股和胸脯，发出一阵阵淫邪的笑声。候车椅子上有一个小孩哭了，声音特别嘹亮，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这让他那年轻的母亲慌乱起来，脱下棉袄裹住他，抱起便往外跑。

　　那年轻的母亲撞到了猴子，猴子故意纠缠，拦着那年轻的母亲说，撞疼老子了，给爷说声好听的。说好听的，爷让你过去。

　　爷，我错了，我有眼无珠，撞疼了爷，给爷赔不是了。那年轻的母亲，点头哈腰的。

　　猴子笑了，一伸手把那孩子从女人的怀里拽下来，朝身后一丢，任凭他趴在地上哭着，也不准他娘过去安慰。猴子抓住女人的脖领，细细瞧了一番，朝猪头脸喊，老大，这个细皮嫩肉的，晚上能下酒。

　　一场骚乱就这么起来了。徐宽给抓去参加勤劳奉仕的人使了眼色，是在说，机会来了。

　　这就闹开了。是徐宽带的头，他从人群里慢慢凑到猴子身边，小声跟猴子说，爷，我想撒个尿。猴子不准，猴子说上了火车爱咋尿咋尿，又逗引那女人，他扯下女人的头巾。车站的警务手喊检票了，说火车要进站了，他又把头巾丢回去，押着大伙从另一个出口往站台走。

　　火车像一头黑色的笨牛，拉着响鼻，大口大口喘着白气，在站台呼哧呼哧停下来。猪头脸走在前面，说让大伙上最后一节车厢，徐宽往前赶了几步，又去问猪头脸，最后一节有茅坑吗？他说他没坐过火车。猪头脸用枪把砸在他的后背上，告诉他少他妈废话。这一下，把机会砸出来了，徐宽勾手就是一拳，不偏不倚，正中猪头脸的鼻梁。站台上突然乱做一团，有人顺着火车道跑了。有人冲下路基，跳到路边的深沟里去了。有人刚一到出站口，就被警务手拦住了。也有身手灵活的，跳过栅栏，翻到站台外面去了。那枪声在人群里炸开了，有人躺在血泊中。不知谁后背上的布袋划开了口子，玉米子洒了一地。有人的萝卜干也掉了。有人头上扣着簸箕在跑，女人的哭声浪一样掀过来。

　　徐宽把猪头脸压在了身下，四只手都抓在一把枪杆子上，他们不是在夺枪，是想利用那枪，压住对方的脖颈，他们的脸都变形了，声音也变形了，像两只野兽，像两个腕子手。徐宽朝下使劲儿运着力气，猪头脸想把他从身上掀下去，下面的，渐渐失去力气，气焰弱下去了，上面的，把枪把子横在了下面的脖颈上，把猪头脸的舌头都快压出来了。

　　有人叫徐宽快跑，可徐宽的耳朵听不见了，手也撒不开了，他全心让猪头脸去死，他笃定心思杀死一个够本，若是能杀死两个就赚了，却不见后面的猴子，已把枪口对准了他。

　　我被谁拽着穿过铁轨逃远的，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跑过几趟树林，拽着我的人和我跑散了，剩下我一个人，不知道还要往哪里跑，想回司马家，觉得不妥。想回榆村，觉得还是不对。就朝着霍林河跑，跑到霍林河边上，看到大片的芦苇在寒风里翻过来滚过去，往那深处走，不敢停下来，一直走很远，走到天黑。

　　霍林河，夜下的芦苇荡，好像生命有尽，它无尽。它深、它远，它茫茫无边。

　　我顺着风刮来的方向在芦苇荡里穿行，听见夜里有山鼠出没，听见远处的山包包上有狼在哭。听见月光掠过芦苇尖儿。听到我的心跳震得冰下的鱼片刻不得安宁。

　　我想，徐宽一定死了。

　　12

　　我祖母曾说我是个命硬的人。她说这话的起因是我娘在生我之前，生过一个男孩死掉了。生了我之后，又生了一个男孩，也死掉了。这在榆村，用李三老的话讲，是个上不挨下不靠的人，命硬着呢。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祖母总担心我不但克兄克弟，还会克爹克娘，就拉着我去霍林河边上认一棵榆树做干娘。那天，我祖母在榆树下堆起一抷土，插上三根香，摆了观音土捏的白馒头，让我跪下去磕头，让我对着榆树叫娘。我祖母说，要是榆树认了我，明年她就不会再发芽了。到了明年，那榆树果真死了，我祖母很满意，她觉得我不会克死我家里的人了。也是从那时起，我总在想，一个命太硬的人，应该不会轻易死去的吧？

　　那晚，从芦苇荡里钻出来，我看到一束光亮，追着光亮走，觉得那是救命的稻草，可不管怎么追，那亮光都隔着遥远的距离，一跳一跳的，永远无法靠近。后来，我听到了鸡叫，那亮光忽地不见了。我又顺着鸡叫的方向去，路过几块坟，进了树林。更深地走，林中有处草屋子，木栅栏围着，看上去还算整齐，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家。隔在栅栏外，恍似能听见草屋子里头有人打着鼾，一声一声，诱惑着我，一步一步靠过去。

　　一靠近那草屋子，先是惊动了守在栅栏门口的两条大狗，接着，有人喝了一声，站住！我停下来，那人问，干啥的？我说迷路的。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略水子，是我误入了匪绺子。略水子，就是站岗的。他端着枪，抵着我，问，哪来的？

　　我见到匪，不是害怕，是又冷又饿又欣喜，激动的眼泪直流，我说，总算见到人了。这一哭，草屋子里的明子簌地点着了，有人披着羊皮袄从里头钻出来，一个略水子上前，说，二柜，是个娘们。二柜围着我绕了一圈，头一歪，说，整里头去。我就被两个略水子拖到草屋子里去了。屋子里的火盆还热烘烘的，他们把我丢在地上，那二柜把火盆往我身边踢了踢，说，里头埋了土豆，饿了你扒出来吃。就冲那句话，我断定自己遇到好人了，伸手去扒那土豆。那二柜问我，你转迷糊了？就是问我是不是走迷路了，我捧着土豆，边吃边点头。他说转到我靠山龙这儿是你命好，吃饱了送你出岗。

　　靠山龙这个名号，我是听说过的，在霍林河这岸和那岸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司马徽则也曾不止一次和我讲起靠山龙的故事，说他也是嘎罕诺尔镇的人，原本姓顾，名孝义，字宗杰。父亲是个落第的秀才，祖辈有产业，是个家境殷实的主。据说顾孝义天资聪慧，打小有超人的记忆力，十二三岁时已是满腹经纶，到了十四五岁，去赶考，连考五场，经、史、子、集、治国安邦之策、八股文章、格律诗、词，场场对答如流，令考官瞠目结舌。司马徽则讲，顾孝义把权贵看得很轻，本来可以走马为官，却择了一个办学授徒之道，为了能让穷人的孩子学到知识，不收人家的学费和伙食费，还供书，供文房四宝，冬供棉、夏供单。十几年以后，这顾先生落了个家徒四壁，却桃李满园。到了康德元年，伪满洲国国务院查阅档案，发现嘎罕诺尔镇还藏着这样的人才，想请顾先生出山，顾先生一拒再拒，使得当初的嘎罕诺尔镇镇长清水幸雄十分不高兴，说，顾的，反满抗日，必须送思想矫正院。恰巧，清水幸雄的翻译是一个叫关尔吉的人，曾和顾先生有过翰墨之交，偷偷把日本人要送顾孝义去矫正院的消息告诉了顾孝义。那当晚，顾孝义带着家眷逃出嘎罕诺尔镇，把妻儿安顿在长春，自己去了西米岗。西米岗是一个山包包，那上头住着一股匪绺子，那绺子的大当家报号占山佑，请顾先生去做师爷。顾先生说，做师爷可以，有条件，否则宁死不屈。占山佑让他提，他就定了七不抢、八不夺。

　　七不抢，就是不抢盲、不抢聋、不抢哑、不抢疯、不抢瘫、不抢僧、不抢尼。

　　八不夺，就是不夺为匪的、不夺娶亲的、不夺殉葬的、不夺搬家的、不夺摆渡的、不夺行医的、不夺鳏寡的、不夺女人。

　　占山佑听完，一口应下，从此，西米岗多了一个师爷、二柜、靠山龙。

　　我说我没地方去，转出来逃命的。靠山龙没再说啥，挥手让那略水子出去站岗，扔给我一条羊皮褥子，说吃饱了靠着火盆子躺桥。躺桥，也是绺子里的行话，就是睡觉。他们忌讳睡，管死才叫睡。就像忌讳灯一样，总觉得灯和蹲牢的蹲有点牵扯不清，所以，管灯不是叫明子，就是叫亮子。

　　我记得那天一直到占山佑领着他的弟兄们回到西米岗，我才醒来。准确地说是靠山龙和占山佑吵了起来，我才醒了。

　　我眯着眼睛听了半晌儿，他们的吵，是因为占山佑插人了，就是说占山佑杀人了。占山佑叫嚣着，老子他妈的也不想插人，可他奶奶的不插人老子拿啥给兄弟们挑片？挑片是分钱，占山佑把布兜甩给靠山龙，说，你的。靠山龙没接，布兜哗啦一下落在地上，首饰和银元到处滚，占山佑掏出小匣子枪顶着靠山龙的头说，老子放亮子殓了你，你信不信？靠山龙笑，说省省你的火吧，既然我定的七不抢八不夺不好使了，我就没必要再在西米岗待下去了。

　　靠山龙叫我跟他一起走，说这丫头是我救的，我得带走。占山佑不干，占山佑说，上西米岗的人，除非入伙，否则没有活着出去的。又看见我是个大脚，突然笑了，说这个带到哪里都方便。

　　占山佑喜欢大脚的女人，是有故事的，也是司马徽则讲给我听的，说是占山佑刚刚做匪的时候，抢去一个女人当老婆，可是匪窝常年东躲西挪，女人是个小脚，一逃起命来，跟不上溜，占山佑还要照顾她。有一次，眼瞅着要被人追上了，那女人却在后头连滚带爬的，他一来气，一枪把她打死了。

　　我说我有男人，我男人被抓去当国兵了。占山佑问我婆家是哪里的，我想说善医堂，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怕他去敲善医堂的竹杠，就说婆家人都死了，剩我一个被抓去当国兵漏，半路逃出来的。占山佑听完竖着大拇指说，有魄！是我占山佑要找的女人。

　　原本占山佑要夜里拜堂，可夜晚的黑幕还没拉好，靠山龙就带着我出岗。占山佑领着十几个人追上来，把我和靠山龙团团围住，他对靠山龙说，走也可以，毕竟在西米岗做了多年的师爷，远走高飞，不许再拜别的响马。

　　靠山龙应下了，拽着我继续走，走了没几步，占山佑在身后头喊了一声，二柜，这么绝情，对不住了！接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靠山龙的后脑打进去，从额头钻出来，飞了老远。脑浆烟花样的，漫天散开。靠山龙倒下去了，噗通一声。我瑟瑟地看着，眼睛定在那里，身子一软，堆缩了。占山佑仰天大笑，笑过了，马头一掉，歪着脖子扔下一句，你身上沾血了，是个不吉利的东西。他扬鞭抽马屁股，那马掀起一路尘埃，逃命一样跑了。

　　13

　　那以后，我有过一段乞讨的生活，混杂流，吃讨来的冷饭、咸菜，睡土地庙，睡旧房子，睡废井坑。这在花子堆儿里，算是最下等的花子。

　　花子是分等级的，嘎罕诺尔镇的花子有打鱼鼓唱道情的，穿得干净利索，谁家办喜事去给唱个曲儿，说个戏文，助助兴，讨点儿钱粮。有花子头扮灯官的，坐软轿，四个人抬着，还呼呼啦啦跟一群随从，吹着喇叭，敲锣打鼓，特别气派，那是上等花子。路过谁家门口，看人家灯的形状不好了，灯不亮了，灯官出口成诗，要罚一罚那人家。糕点店，罚一些糕点，布庄就罚一些布匹，米行罚一些粮食。

　　各色花子当中，最难缠的是打金钱板敲哈拉巴的。哈拉巴是牛骨头，有点儿像打竹板唱数来宝，那样的花子衣着虽然简陋，却嘴巧心灵，见啥说啥，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给了钱就走开了。不给钱的，难免要吃点儿他嘴皮上的苦头。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和司马徽则去看灯，就见一个花子到了海龙王烧锅门口，敲着哈拉巴，哼着数来宝道：打竹板往前挪，眼前就是大烧锅。大烧锅，酒气香。八仙过海来品尝。不提八仙过海醉酒事，烧锅金钱洒满地，掌柜的好运气，又买房子又置地，傻子今天来道喜，赏给几毛买吃的。掌柜的不理他，他又唱，打竹板响当当，看见那边大酒箱，上等酒，箱中装，一箱一箱又一箱。锅头酒，味道美，酒卖少了兑凉水。掌柜的还不理他，他又接着唱，打竹板响叮咚，咱说烧锅大烟筒，大烟筒，冒火星，一旦着火可不轻。有草垛，有粮棚，酒箱着火全烧净。那掌柜的听到这里，实在不敢再听下去了，赶紧付了钱，让他走。

　　那花子是专挑有分量的主去讨。从海龙王大烧锅出来，奔着昌信钱庄去了，我和司马徽则看着热闹，一路跟着，想看看他有啥办法从昌信钱庄那里讨出钱来，因为昌信钱庄那个掌柜的是个有名的抠门鬼，能把钱攥出水来，自己都舍不得花一分。

　　到了昌信钱庄，只见那花子往门口一站，哈拉巴一敲，张嘴唱道：打竹板，响叮当，眼前是家银钱庄，银钱庄，真热闹，人来人往换钞票，拿江钱换奉票，永衡官贴一百吊，金票哈洋最走俏，大清铜子凑热闹。大小头，赚人钱，七钱二重大银元。流通券不可靠，遇见羌贴可别要。私商的街溜子最糟糕，商店倒闭全报销。瞧！掌柜的银钱没了腰，当心胡子来绑票。掌柜的听了不高兴，往外轰他，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又唱：掌柜的要谨慎，当前时局不太稳，钞票贬值不顶钱，都来挤兑大银元，挤翻钱庄和账桌，你一倒霉我乐呵，咱又多个花子哥。你不给我不走，赖到明天管吃喝！那掌柜的还是不给，伸手要扇他。司马徽则说，他要吹物子了。我问他物子是啥？司马徽则说就是口哨。果然，掌柜的一抬胳膊，那花子就势一坐，嘴一瘪，物子吹起来了。物子一响，一大群花子呼啦聚拢过来，也不说什么，往钱庄门口一跪，齐刷刷一大溜，拍手打掌地哭，跟人家死了人似的，弄得那掌柜的只好陪着笑脸，按花子的人头数加倍给钱。

　　我讨饭，是为了活命，既不会敲哈拉巴，也不会唱数来宝。太冷了，也钻过人家的柴草垛。有时候，睡得太沉，天亮之前还没从人家的草垛里爬走，人家出来抱柴火做早饭，撞见了，会吓得“妈呀”一声，用棍子把我驱走。

　　可那一次，我躲在人家的柴垛里发起了高烧，任人家的棒子落在我的身上，我也爬不起来了。我说，你们打死我吧，活着真是太累了。也许是因为我这样的话，让他们断定我不是个傻子，我就被救到屋子里去了。

　　还记得那家人姓周，夫妻两个有些年岁了，两个儿子都是光棍，一个女子十八九岁了，有了婆家。说是聘礼都下了，日子也定好了，专等着那头抬着花轿来接人。那女子很会照顾人，我病了五六日，她照顾我五六日。等到我一好起来，她温水给我洗澡。坐在那澡盆子里，我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了，夏天被雨淋淋，去河里泡泡就算是福气了。她听了，眼睛有些潮润，说，以为自己可怜，这天下竟然还有更可怜的。我问她叫啥名字，她说叫周玉兰。我说咱俩的名字里都有个玉字，我叫王玉娥。她说这个玉字不好，容易碎。

　　那天，洗了澡，换了玉兰的衣服，一直乱蓬蓬的头发被玉兰拧成了一条大辫子，斜搭在肩膀上，水灵灵地垂落在胸前。她瞧着我说，这一装扮，你可真打眼儿。

　　我照着镜子，泪水淌了满脸，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我有好久没照过镜子了。周玉兰的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我从门里一出来，她正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喂鸡，咕咕、咕咕地唤着，忽地抬头见了我，嘴巴张了老大，拐杖一扔，扑着我过来，笑滋滋地来回打量我。那样的打量，让我想起司马徽则来，好像除了司马徽则再没人这样打量过我。

　　我叫了一声周大娘，眼泪又扑簌簌落下，我说我的病好了，我该走了，那周大娘拉着我不肯松手，要我留下来，说玉兰要出门子了，闺女走，当娘的心空。说你要是留下来，能把玉兰走的空补上。

　　我执意要走，周老太执意挽留，我也不好意思强走，住下来，和玉兰睡在一铺炕上。夜里，我给玉兰讲我讨饭的事，她说听着像瞎话儿。叹口气问我，你说咱们女的是不是各有各的难啊？我说你有啥难的啊？要嫁人了，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嫁的人要是自己不喜欢的呢？她问我这话，我是没当回事的，只是在那一瞬想到司马徽则，便顺口说，一辈子就嫁给一个人，还恰巧遇到自己喜欢的，那得多幸运啊！

　　在周玉兰出嫁的前两天，她把自己吊死了。到她死的那天为止，我已经在他们家住了大半个月。她母亲的意思我能看出来，是想让我给她做儿媳妇的，她问过我，说我们家大树和二树你看着哪个更好些？我笑，说都好。那老太太说，都好你上上心我们家大树，其实大树会疼人。话里话外，那老太太都透着心思呢。她怕我看上了二树，大树成了剩下的，将来不好找女人。

　　我跟周玉兰的娘说我既不能成为大树的媳妇，也不能和二树在一起，我说我有男人。她问我男人在哪儿？我说男人给抓走了，说不定啥时候回来了。那周老太太对我生出怜意，叹了气说，那大娘也盼着你男人早点儿回来。

　　没过几天，周玉兰的婚期到了，周家准备让她过门子，她那头把自己挂在了房梁上，半夜，我醒来，见她的被窝是空的，起身去找，模模糊糊见一个黑影在空中晃来晃去。喊来她的家人，把她救下来，已经咽气了。

　　周玉兰一死，周家的老两口慌了。那周老爹说，彩礼过来了，媳妇死了，婆家是不能这么人财两空的，肯定要周家退彩礼的。那彩礼坚决不能退，是要给大树和二树娶媳妇的。

　　那婆家给的聘礼足够多，是个地主，听说有些没落了，老辈儿有抽大烟的，家产都快败光了，但为了娶周玉兰，还是下了血本。

　　娶周玉兰是做二房，那地主家三代单传，到了这第三代，结婚三四年了，女方的肚子连个动静也没有。一家上下，急得直跳脚，就想出了娶二房的法子。

　　做人家的二房对周玉兰来说也不是紧要的，她的死，更紧要的是因为那男的走路一颠一颠的，脑袋歪着，得用肩膀扛着才不会歪到胯骨轴子上去。一张嘴说话或者吃饭，左边的嘴角就不停地流口水，所以他左边的大襟总是湿的，不得不总搭一块白手巾在胸前，时不时抓起来在下巴上抹一下。

　　周玉兰死了，周家的老两口把我锁在周玉兰死去的那间屋子里，他们站在门外，扒着门缝儿和我说，闺女，本以为你命好，给我做个儿媳妇，现在儿媳妇做不成了，替我玉兰嫁了吧。给那头一个交代，也不枉你白吃我们家半个月粮食。

　　14

　　我是被周家的亲戚绑着送到那地主家的，那场婚礼本来不属于我，所以那堂我是死活不拜的。我一拗，那家人不饶了，把我架到洞房，红盖头还没揭，先遭一顿打。

　　那打，是那男人的大媳妇操着鞭子抽的，她落下去一鞭子，自己先抽泣一声，我能感觉到，她是把命运给她的，都通过那鞭子给我了。我闭着眼，受着那疼，听见我的皮肉嚓一下裂开了，嚓一下又裂开了，我想，这世上，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声音了。

　　我笑出声来，那样的时刻、那样的笑，让那个女人举着鞭子的手停在半空，她说，你是在笑我吗？我说笑你和我。她身子晃了晃，栽倒在地上，一把掀起我的红盖头。我们互相看着，眼睛里都是噙着泪水的，我说，姐姐，求你放我走。那女人的眼神游离起来，躲过我的目光，看在虚空里。说你留下，起码吃喝不愁了。我使劲摇头，我说我不要这些，我说我不是周玉兰，我说我有男人。她瞪着眼，听傻了一样，跪起来捂着我的嘴，让我不要再说了。她把盖头又蒙在我的脑袋上，摸起鞭子爬起来往外走，用嗓子眼儿挤了两个字，等着。

　　我一直等着，到头遍鸡叫时，听见窗下有嚓嚓声，知道是她来了。

　　现在想想，那天的一切，都是她为我预谋好的。因为本来是该和那个歪歪的男人圆房的，可真到了圆房的时刻，那男人却一直没有出现，那女的大声嚷嚷着说，别看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但头一宿还是不能随了她，晾晾她的新房，杀杀她的锐气。

　　想必是那女人虽然不生，但做了那歪男人许多年老婆，在那个家里还是有些势头的，所以，那男人只得乖乖陪她去了。我闹了一个清净，不敢睡觉，怕睡过去，会错过她来。她来时，鸡叫正此起彼伏，一村子的公鸡都雄赳赳的。她拽着我，踩着鸡鸣，七绕八绕，绕到后院的高墙下，梯子已经搭好了，她指了指，示意我上去。我望着她，月光下，她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地上，人倒是蜷缩得可怜，许是夜里寒气太重了，她搓着手，说，快走吧，万一狗叫起来，你可走不成。

　　我就走了。一翻过那墙，满村子的狗叫更加猖狂，越来越猛，气势汹汹的，仿佛四周都闪着它们的眼睛，发着蓝光，仿佛随时会一拥而上，将我撕成一堆白骨。我不敢走正路，跑出村，便钻进树丛，在树丛的尽头，我又看到那可以隐匿一切的芦苇荡。像我的守护神。我钻到里头，世间所有害怕也都跟着钻到里头去了。

　　那些害怕推着我跑，顺着那芦苇荡跑，朝着榆村跑，我想我的祖母了，想我的爹娘了，想只要我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一切美好，像撞见司马徽则那样的美好，还可以从头来过。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女人的名字，她救了我，我欠她一个情分，一直想找到她，却听说她后来由于我的事被地主家赶出了门。

　　15

　　现在，我的回忆里涌出了胡德才。

　　我特别想说说德才这个人。我这条命，绕不过天、绕不过地、绕不过爹和娘，更绕不开德才。人活着，说不定啥时候，和啥样的人会像两股麻秧一样被搓到一起，成一根绳子，挣不断搡不开的，就像我和德才。

　　我和德才在一起过日子，半个世纪的光景，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爱，对我和他来说，是雨天的影子、是沙地上的脚窝窝、是河水里的裂纹、是空气上扯开的口子、是个若隐若现，根本说不清的东西。

　　德才比我年长三两岁，他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说，对不住你啊，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就到了尽头。有时候会突然问，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司马徽则来过的？那样的时候，我便不说话，闭上眼睛，一切斑斑驳驳，谁能说得清呢？

　　对于我和德才的婚姻，德才是愧疚的，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是怎样结的婚，又是怎样走过的这一生，咋会忘呢？

　　和德才结婚，是一九四二年。那时候，德才在嘎罕诺尔镇教书，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回榆村，每个礼拜天我都去河边等他，不为别的，是想知道司马家的消息。我回不到司马家去了，司马徽则的娘死了，司马徽跃把善医堂卖掉了，司马徽则连个音讯也没了。每次，德才回来，我都以为他会有新的消息给我，但每次我都是失望的。那天，又去等他，他划着船远远见了我，迟迟不肯靠岸。他的船在水中悠悠荡荡，我立在岸边像一尊雕像，斜阳落在我的身上，又沉到水里，德才终于忍不住了，从船上站起身子，跺着脚冲我喊，他死了！他死了！你不要再来问我他的事！喊完，他死命朝岸上划来，到了岸边，把船拴好，身子踉跄着往村子里跑。我看着他的背影，大声问他，你说真的？司马徽则真的死了？他说，真的死了！千真万确死了！他朝榆村跑去，我踩着那河水，奔着更深处去了。我想，司马徽则死了，我能再见到他的地方，一定是这儿了。

　　可我又被德才救上来。德才说他跑到村口，一回头发现我不见了，就折返回来。我说你干吗要救我呢？他说，在榆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痴心的女子。

　　那以后，见德才的感觉像一个亲近的人了。有时候，我去河边的野地里挖婆婆丁、苣麻菜，遇见他，他会给我讲讲他在学校的事儿。他说伪满政府发表了什么要纲，语学过关的，发语学津贴。不达标的，会背上对日不友好的罪名，被排斥出镇。德才不想说日语，德才说这老师他不想干了。我劝他别莽撞，云开见日的时候总会来。他说也许快了吧，现在嘎罕诺尔镇人人都在说伪满洲的国旗，黄的面大。我问他是啥意思？他说，日本人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

　　德才这句话终究是没有白说的，那以后两三年的工夫，日本人真的被赶走了。只是德才早已不教书了。

　　德才不教书跟一首《黄族歌》有关。那天是个星期日，学校组织学生去种地，去的路上，德才带的班的班长领着同学边走边唱：“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著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洪水滔天，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盘铁砚，后哲先贤。”唱着唱着，也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歌词用学校里老师的外号重新串联起来，成了一首：“大叼一声叫连天，捡臭鱼王教官，可怜可怜，刘大倔抽大烟，臭狗屎张教官，关小猴子跳圈圈，马大傻颤连连，堂堂不拉狗打蔫，校长为神之道不离唇，学校早晚开成坟。”

　　这歌不知怎么传到副校长耳朵里，副校长是个日本人，叫西崛，星期一一上课，闯到德才的教室，把全班五十几个人提溜起来，挨个问，歌是谁编的？学生都不吭声，西崛手持教棍挨个打，打到累得后脊梁直冒汗，学生还是说不知道，他跳脚，让全班学生去跪太阳。跪了一个晌午，德才实在看不下去，找西崛去求情。他一开口，西崛扇了他一个耳光。西崛说学生是德才带出来的，思想有问题和德才脱不了干系。德才一气就说不教书了，西崛觉得他不教正好可以给那些心里有想法的人一点儿惩戒，先下了辞退令，把他开除了。

　　回到榆村，德才整日栽在炕上，吃不下喝不下的。他有一门亲事，胡二爷说抓紧办了，给德才缓缓精神，好给胡家掌舵。可女方念过不少书，是个新派人，一听说爹娘要把她嫁给一个指腹为婚的男人，闹得要死要活，胡二爷派媒人送去彩礼，她样样式式从窗子扔出来，害得那媒人差点儿磨破了嘴皮，到最后还是抬着彩礼回来了，跟胡二爷讲，不娶也好，咱们本分人家，养不住的。

　　那样的羞辱，胡二爷还没受过，又觉得和女方家里是几代人的情分，当年从关里一路闯到关外，帮帮衬衬，也算生死之交。就让德才亲自赶着马车去女方家里一趟，可德才赖着不去，他说自古都是男休女，哪有女休男？休了也算了，还要上门去讨没趣，脸面还要不要？

　　胡二爷辩白，说，就是要脸面，才更要跑一趟。德才不去，他自己去了。胡二爷是想，自己的脸面贴上去，是能把那婚事给说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