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或者加州罂粟（二）

　　“玉燕？是那个你在马来西亚难民营碰到的玉燕吗？”我的心一紧。

　　“是的，就是她。几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一家顺发越南超市碰到她。她成了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住在小西贡附近。我去当兵之前我们好过一段。可是她后来自杀了。”

　　“自杀？为什么？”我的心陡然一冷。

　　“收留她的那只船遇到了海盗。她被……几个海盗……”华勇不太说得下去。“她那时还很小，对她来说是个跨不过的坎。她看了很多心理医生，没有用的。”华勇捂着头。

　　“她开车从一号公路的悬崖上冲下去的。当时，孩子就在后座的儿童座椅里。”

　　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周围的白玉兰像是感受到了他的痛楚，都停止了摆动，空气里流动着刀刃的颤动和寒光。我全身通了电一般发麻，接着是整个地发冷，像是掉进了冰洞里。我曾多次独自开车行驶在一号公路上，那条风光绝美的公路旁边就是深深的太平洋。

　　“那车里还有个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我有些艰于呼吸。

　　“她过得太苦了。孩子的爸爸不要她了，他们又没有结婚，一点抚养费也拿不到。她又找不到工作，靠着一些政府的福利过日子。”华勇的眼神还是空洞。

　　“可怜的孩子……”我心里隐隐发疼，一张孩子天使般的脸在我眼前浮现，我的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我扬起头，竭力忍住。

　　“你怎么了？”他注意到我的表情怪异。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一开口就会嚎啕大哭。

　　我们又陷入了一种长久的沉默。我们坐在那，默默地喝着咖啡，各想着自己的心事。周围有几株天堂鸟，花茎如一只就要飞起来的鸟。它是要飞到真正的天堂里去吗？天堂是什么样子？

　　一个星期后，我在脸书里问他：“下个月我准备去优胜美地野营。你要去吗？”

　　“我想想吧。”华勇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到了野营的前一天，我给华勇打了个电话，“想好去野营吗？出去散散心也好。”我知道华勇肯定早就忘了这事，但是我很希望他同去。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只是觉得出去走走也许会帮助华勇。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想要帮他，因为他曾经救过我？或者，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同一片异域上生活过？那个被战火浸泡过的国家给我们建立了某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吗？又或者，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有着内心的隐痛？那些暗物质白天蛰伏在心底，却在世上的每一个夜晚浮出水面，让我们不得安生。

　　“有人和你同去野营吗？”华勇问。

　　“没有。我习惯一个人。”我说。

　　“那我和你去吧。下周是春假，我好多年没有去优胜美地了。”华勇说。

　　四

　　我们是周五下午两点多从硅谷出发，趁着路上还没有大堵。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项目截止日的灼烧。

　　站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天里，我的手似乎可以触碰到天上的流云，可以握住窃然私语的微风。这是优胜美地附近不远处一个颇有名气的看野花的景点，名叫梅彩德山谷（Merced Valley）。

　　我第一眼看到这满山满野灿然怒放的加州罂粟的时候，耳边萦绕的是重归苏莲托的曲调，当然，我重归的不是那不勒斯海湾的小镇苏莲托，而是有着黑峻雄伟绵延的高山的喀布尔。

　　“好像又回到了喀布尔。”我旁边的华勇说。我点头。

　　我也是到了喀布尔才知阿富汗已然是全世界海洛因输出之首。阿富汗天气适合罂粟生长，产量高，而老百姓因为贫穷，因为罂粟价格高，都纷纷改成种植罂粟。在塔利班控制的地方罂粟种植更是普遍，喀布尔少了许多，但依然能见到大片的罂粟地。喀布尔的罂粟田多是粉红色，没有这般热烈，但是也是这般烂漫地一大片一直铺到天边。

　　我初到加州，听说加州的州花是加州罂粟，吓了一跳，罂粟不是生产海洛因的原料，是不折不扣的恶之花吗？后来我终于搞清楚原来加州罂粟和罂粟，或者说鸦片罂粟其实是两种花，都属罂粟科，但是不同类，有些孪生姐妹的意味。加州罂粟的叶子有羽状细裂，花瓣是三角状扇形，多为黄橙两色。而罂粟的叶片是波缘状锯齿，花瓣是圆形或椭圆形，颜色各异。最重要的，罂粟的果实大，可以提炼海洛因。比起来，加州罂粟温和多了，虽然也可入药，有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却是不会让人上瘾的。

　　我们打点好野营的包裹和背包，一起走进了这一片片金黄和橙红交错的加州罂粟田。

　　野旷天低树，我们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们如影子一般行走在天地之间，转过了好几道山坳，终于有些累了。两个人就坐在了大丛的加州罂粟田里。乱花在我们周围摇曳，入眼之处都是或黄或橙的加州罂粟，两个人像是和外面的世界隔了山岳，隔了时空。

　　“你这一辈子做过令你后悔的事吗？”华勇开口道。

　　“当然……”我低下了头。

　　“噢，你说说看。”华勇急切地看着我。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我一直在为那桩事情悔恨不已，我甚至是因为这个当年才去了阿富汗。但是，我极少和人提及，除了上次在阿富汗和一个叫圆圆的女子说起，而且，是知道我们从此会各奔天涯，或许永不再相见。我怎么可以和一个我并不那么熟悉的人说起自己心中的隐痛呢？

　　华勇还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渴求：“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人人都会犯这种错……”

　　“后悔又有何益？”我叹了口气，远山影影绰绰，在黄的，红的，橙的背景色里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觉得自己像是隐身于这个大自然、大世界之后，我突然就有了诉说的勇气。我开了口，仿佛只有眼前的这一片片加州罂粟才是我的听众，而它们会把我的悔，我的痛一一收藏，悉心保管。

　　“还记得上次你说到玉燕和孩子一起投海自杀吗？我听了难过极了。我和玉燕一样，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她只有两岁……”我终于开了口。

　　“天哪！”华勇同情地看着我。

　　我没有看他，继续我的回忆，嗓子有些涩：“那天早上我急急忙忙去做一个天使投资的路演，又在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居然就忘了把她送到幼儿园，她一直在车上……一整天，那么热的天气……”

　　“老天啊……”华勇再一次看向了我，像是不敢相信这么残酷的事实发生在身边这么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我低下了头，沉入往事的浸渍。那时候我多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很快就会有人把我从梦里推醒。但是那不是梦，一连四天四夜，我根本就合不了眼，我根本就没有入睡，连梦的影子都没有。后来，我勉强能睡了，却总是被各种噩梦惊醒。疼痛在我每一个细胞里膨胀，我整个人被这疼浸泡着，无法呼吸，无法思考。

　　“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我的脸是麻木的。我很久没有提到月月了，现在说起心里又开始一阵阵揪着疼，是一种生理上的疼。她出生的那天晚上是有月亮的，一弯新月镶嵌在黝黑的夜空，月亮显得格外清亮如水。那晚的月光浸洇着人间，照在她的脸上，她那小小的面孔上便有了一种朦胧的光芒。我于是给孩子起名月月。想到她名字的来历，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战争，战争比这要残忍一百倍。”华勇神情木然。我心里一抖，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个最好的听众，就像我那时候在喀布尔的医院里一样。

　　华勇艰难地开了口： “他们四个人……在罂粟地里……那个阿富汗女孩子……还只有十四岁……”

　　我很不愿意去想象那残忍的一幕。但是不知为何，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空军基地附近那一大片粉红色的罂粟田。我像是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被按在了罂粟田里，她身后的罂粟花被压断了，花茎被拦腰折断，被那几个美国士兵踩成了烂泥。她在那罂粟花上挣扎，但是她如何能逃得过这个劫难？她的身体在流血，就像她的内心在流血，她的身体被强行闯入，连带着那一幕丧失人性的记忆，强行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再也无法除去。她是被蒙着眼睛的，她看不到那几个罪人丑恶的嘴脸，这对她未尝不是一丝庆慰。至少，她不会记住那几张丑恶的嘴脸。

　　“不过，我没有干！我真的没有！那女孩让我想起玉燕。”华勇声音大了起来。

　　“上帝啊。”华勇抬起了头：“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绞痛。

　　“他们是为了报复……到阿富汗没多久，一个战友就被塔利班的人绑架走了……折磨致死……”

　　“他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死后还被肢解……最后都没能找全他的尸骨……”

　　更大的恐惧抓住了我，我的身体在抖，一报还一报，一种恶又牵引出更多的恶，各种各样的恶重叠着，交错着，已然分不清因和果。

　　“我真后悔当初报名参加空军去了阿富汗。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一个飞行员，就像我伯父一样，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能自己开飞机从越南开到美国。可是，去了空军，我没能做成飞行员，只是一个地勤人员。我也坐过两次战斗机，但是，你知道吗，那个飞行员居然把炸弹往平民住宅扔！”

　　“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就说是当时天气不好，没有看清楚。我当时在副驾的位置，能见度很好。那个飞行员是故意的。”华勇声音有些颤：“后来上面调查起来，问我当时情形，我什么都不敢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那个飞行员会把我搞死的，你信不信，我不能，但是我的良心不安极了。我他妈的良心怎么没被狗吃掉呢？”华勇声音大了起来，他用的英文是“Fucking heart”。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窘境。他的本性不容许他和他的几个战友一样残暴恶毒，然而，为了顾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能说出真相。我同情地拍了拍华勇的肩膀。

　　两个人都无声地看着这一片加州罂粟，看着这世界。眼前的世界美好得宛如天堂。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然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了，但是人性的狠毒和凶残却是丝毫不差地流传下来，人性本恶吗？还是战争把人性最丑陋最黑暗的因子带了出来，又不断地发酵，膨胀，长成一个巨大的脓包，只需一点点冲突就会戳破，然后那毒性和恶臭就会不断地向周围扩散，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不能怪你。”良久，我开了口：“你有自己的难处，换了我，大概也是一样的选择。”

　　华勇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前面，四月的人间是如此绚丽，有谁会知道也许转眼天空就会飘起雨飘起雪，把同一块土地变得肮脏泥泞呢？

　　“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过去和解。”我试着安慰他。

　　“和解？有那么容易吗？这个世界值得和解吗？”华勇嘴角一撇：“玉燕死了之后，我觉得真是了无生趣。这个世界让我流连的东西本也不多，现在是越发少了。”

　　我想起了我和前妻，我们在女儿去世一年后离的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和女儿共同生活过两年的房子里待下去。不是每一道伤疤都能慢慢愈合，“和自己和解”，这样的话听起来那么伟正，那么确凿，放到那些真正经历过大悲大恸的人身上，甚至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现实远没有剧本里写的那么美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干脆淋漓地把昨日的阴霾甩在身后。很多时候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仁慈的时光慢慢地治愈，在你还没有绝望之前。

　　我长叹了一口气。过了良久，我试探地说“或许，你再试试别的医生？”虽然我自己一直讳疾忌医，除了月月刚去世那一阵去看过心理医生，后来一直没去过。

　　“我现在在联系一个鲍威尔老兵之家，听说那里样样好，天天能看到葡萄园的美景，有一个帮助老兵恢复健康的项目。” 华勇眼睛里有了些微的亮光。

　　“那就好。”我点头，我想华勇这样的PDST恐怕还是要专业心理医生才能帮到。

　　“再试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他的嘴紧闭，眼睛习惯性地眯了起来。

　　夕阳薄淡地斜倚在青山之巅。我们站起身，一前一后地行走在加州罂粟田里，像两团墨渍在色泽炫丽的印象派油画上蠕动。

　　五

　　那次回来没多久，我在脸书上碰到华勇，两个人都在线上，华勇说他终于申请了去鲍威尔老兵之家，可是排队的人太多了，他恐怕要到年底才能进去。

　　“要这么久？”我有些吃惊。

　　“这个中心什么老兵都收，从二战，到韩战，越战，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可不是积攒了一大票有PTSD的人？”

　　我敲了行字：“可惜我不能申请。”

　　“你需要？你看起来很正常。”华勇反问。

　　“谁看起来不正常啊？都是这些看着正常的人才需要去。那些看着不正常的已经没法挽救了。”我说：“从我女儿去世，我就老做噩梦。我害怕回想那些场景。”我去了一趟阿富汗，从某种意义上心理负担减轻了。 我看到太多死亡，都有些麻木了。生和死，就像一个转盘上的不同停靠点，肩靠着肩，隔得这么近，转盘会停在哪一格也全然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是，另一方面，我的状况却是更糟糕了，那些死亡的场景就像刻在了脑袋里，怎么也擦不掉。我想起在一个中餐馆的一夜，一个歹徒的枪都指到我脑门了，却像是突然改了主意，没有要我的命。我心里打了个冷战。

　　“是的，害怕，可是越害怕，它越会跑到你的脑子里。真是出了鬼了。” 华勇说。

　　我那一阵公司事多，回到家还要赶着出活，有时候在网上看看脸书上那些朋友们放的照片，每一张都那么鲜活，生动，似乎每个人都过得不错。硅谷的冬天冷淡而低沉。没有漫天的大雪，没有雪山皑皑。不似喀布尔那样四季分明。圣诞节那天，我看到华勇脸书上的状态有更新，他放了一张新相片，他和一群人站在一幢红房子前面，那群人看起来是非常迥异的一群人，有黑人小伙，有坐在轮椅上的白人老人，有年轻的白人女子，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微笑，向着相片之外不可触摸的镜头微笑。华勇也在笑，他站在最边上，手插在裤兜里，脸上的笑容灿烂，如加州罂粟一般。他们身后有一块暗红色的木牌，木牌上用白字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

　　转眼又是三月天。硅谷的春天却是怒放而绚烂的。我上班的路上两旁是一排排的白玉兰树。一树连着一树的白莹莹的玉兰花簇拥在枝头，香雪海一般地徜徉着。我不由想起我在喀布尔住过的那个小院，后院的斜坡上是一树树的梨花，到了春天，也是这般满树缤纷洁白的花海。只是那个院子后来被塔利班袭击，几个联合国雇员都死于那次交火。那晚凑巧我在阿富汗认识的一个女人那过夜，侥幸逃过。然而那之后也只得搬离那个院子。造化弄人，美好和残酷总是那么迅速地切换，迅速得你还没来得及回味前一刻的甘甜。

　　三月中的一天，我接到华勇的一个邮件。他说很不开心最近被鲍威尔老兵之家给开除了。我回了信问他为什么呢。他却没有回信了。

　　我也没有再问。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忙碌着，似乎没有一丝闲工夫可以匀给别人，何况，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朋友。虽然华勇曾经救过我的性命，虽然我们多了一层特别的和阿富汗有关的联系。我没有意识到命运的手又伸了过来，开始转动了那个无形的转盘。

　　四月一日。

　　我早上去公司上班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显示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电话，我在开车，很快就要到公司了，想想就没接。到了下一个红灯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接住了。

　　“我们是圣何塞市警察局，你认识阮大卫吗？”是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一点感情色彩。

　　“是，我认识大卫。”我好不诧异。

　　“他现在劫持了三名人质，我们需要找几位他的朋友和他对话，劝劝他赶紧停止。”

　　“什么……？劫持……？”我反问了一句，我在开车，电话听得不是特别真切，而且，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他劫持了鲍威尔老兵之家的三位员工，你能马上赶过来吗？”还是那个没有一点感情色彩的声音。

　　我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请给我一个地址。”

　　路上很堵，硅谷这个地方就没有哪个点是不堵的，公司附近的那条路两旁满树的白玉兰白得刺眼。 一路纯白，满目素缟，我想起了喀布尔的那个有着满园梨树的小院和那个小院的血色拂晓。

　　我到达鲍威尔老兵之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的事了。我首先看到的是房子周围好多辆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还用黄色警示带阻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一圈的警察，每一个警察都荷枪实弹进入备战状态。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喀布尔，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红房子前面那个暗红色的木牌子，上面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像是从华勇的那张相片上走下来似的。我看到了华良，他看到我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一个矮胖的有些像土豆的白人警察走了过来：“我们是从大卫的紧急联系的人员中找到你的电话的。他现在躲在一个屋子里，屋子里有三位老兵之家的员工。现在你跟我们去监控室，那里有一个摄像镜头，能看到那个房子的情况。”

　　我茫然地跟着那个警察走进一个小房子，好几个屏幕，其中一个能看到华勇。镜头里的他穿着防弹背心，手里拿着一把半自动冲锋枪，对着地面上三个白人女子。她们脸上的恐惧在摄像镜头里更让人悚然。有一个女人在哭，华勇对着她吼了一句： “不要哭！”她怔在了那里，再无半点声息。

　　“刚刚职业协商人员以及雅各布都和他通过话了，一点用也没有， 你试试吧。”他把一个大喇叭递给我：“华勇能听到大喇叭的声音。”

　　“我？”我恍惚地接过大喇叭，我不知道华勇为什么会把我列入紧急联系人的名单，或许因为我们都去过阿富汗，或许，他知道我们两个心底都有创伤。我们都有令我们泪流满面的理由，都有对外人无以言说的苦痛。然而，我站在那，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大卫？”我开了口。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放大了几百倍从空中传回来，有些陌生，有些诡异。我看到镜头里的华勇猛地抬起头，他那稀疏的头发的几绺搭在额头，眼睛警觉地四处看了一下。他一定是听出了我的声音。

　　“大卫……放下你的武器，走出来。走出来就没事了。我是亨利，你在阿富汗救过的那个亨利……”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无意识地说着这些话。像是伸出一只手去抓那些很快就要破碎的肥皂泡。显示屏里的华勇没有一丝反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跟他说一些能唤起他温情的话。”土豆在旁边小声地提醒。

　　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又举起了大喇叭：“大卫，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在海上的时候吗，你们差点就饿死了，后来，幸亏遇到了一个渔民。你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华勇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我，他朝天花板看了一下，像是我躲在那里。

　　“接着说。”土豆说：“这些人神经都非常脆弱，不知道那个词就能触动他们，让他们放下枪。”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大卫！” 华良抢过了我的大喇叭：“你那一次在威斯康星的寄宿学校生了病，爸爸其实是想去看你的。可是……他那时就想省一点钱，刚到美国的人都是这样……”

　　华勇的神色依然严峻，但是他的眼睛依然警觉地时而看看三个人质，时而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在阿富汗是受过这样的训练的。

　　监控室里进来一个警察，他很轻声地和土豆交谈着。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一个词，SWAT。

　　“SWAT？特别行动小组？他们要做什么？”我突然有些心慌，华良疲惫地坐在一旁，我拿起桌子上的大喇叭，大声地说：“大卫，想想我的女儿，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你说去阿富汗是你最后悔的事，你放下枪，不然这会成为你最后悔的事！”

　　华勇的眼神垂了下来，他的枪口耷拉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他惨叫了一声，跪在了地上，血从他的腹部流了下来！有人对他开了枪！是那个SWAT team开始行动了吗？我惊恐地捂住了嘴，看着摄像镜头里的华勇。华勇跪在地上，对着三个人质就是一顿扫射，同时，他的身上像是绽开了一朵朵血红的罂粟花，他倒在了血泊里，倒在了三个人质的旁边。

　　太快了！这一切都太快了。我看着显示屏，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只有无比的惊恐一阵一阵袭来。

　　“大卫！”我看到旁边的华良已经冲到了显示屏前，一拳打在显示屏上。马上旁边的两个警察已经把他捉住，紧紧地按在凳子上。

　　……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监控室的。也不知道是如何被人带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警察说我这样不适合开车，要休息一阵。我不知道在那坐了多久，大概到天黑我才勉强鼓起勇气开了车往圣何塞去。我一路在发抖，不得不好几次停在路边，等平静了一点才上路。

　　我在车里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华勇和三个人质都确认死亡。华勇是早上从圣何塞赶过来的，坐了一辆出租车。他带着一个包，包里有一把半自动冲锋枪。他俨然知道这个周五有一个欢送聚会，又有一批老兵从这个老兵之家的治愈项目毕业了--华勇没有参加这样的欢送聚会，他是被老兵之家开除的。华勇到达欢送聚会的房间，要别的人出去，单挑了那三个老兵之家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老兵之家负责人，一个是专门负责他的项目的人员，还有一个也是以前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员。看起来他是认识她们的，看起来他是有选择性的劫持。--美国人报道新闻非常谨慎，看起来，看起来，他们用的英文是“Seems”，而不是更确定的“is”。我听了几句，就把收音机关了。车子里安静得像一个孤独的星球，四周沉寂，我听不见高速公路上车流如水。

　　我回到圣何塞已近十点。我倒在床上，眼睛看着灰白的天花板，恐惧和哀凉交替袭来。我想起那时候在喀布尔我被人肉炸弹袭击，内心对于死亡强烈的恐惧。该有多么绝望多么悲凉才让他不惧于死？生和死之间，是一条模糊的细线还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四月一日，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四月一日，多么诡异的一个日子，我被黑暗里扑面而来的宿命和荒谬震了一下。我后来很多次回想这件事，还是无法释怀，是华勇故意挑了这样一个日子吗？仿佛事情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都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裹挟的某种隐秘的关联，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愚人们互相毁灭的游戏。

　　我没有去参加华勇的葬礼。我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对华勇喊话，SWAT team不会在华勇低头的瞬间发起进攻。我心中有愧。现在，我手上又多了一条人命。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勇气再一次走进殡仪馆。终年不散的幽郁沉淀在殡仪馆的每一个角落，那样的氛围令人压抑难过。我选择了逃避。

　　六

　　春去，秋来，冬又至。那个冬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受了国内一家公司的聘请，准备春天海归回国。

　　春天的硅谷又是花海徜徉。我又一次驶过开满白玉兰的道路，两旁是满树莹白，如雪如素，四下哀凉漫漫。我心里的沉郁再次浮出水面，华勇在天堂的日子可好？他会和玉燕在一起吗？我在回国前夕联系了华良：“我们见个面吧。”我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彻底了结，我须亲自面对华勇的亲人，把自己的忏悔说出来。

　　我们依然约在我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咖啡店周围到处开满了天堂鸟，人们闲坐着，安静地喝着咖啡，仿佛置身天堂。天堂里会不会也有罂粟，或者是加州罂粟呢？ 我远远地看着华良走过来，心里有一丝恐惧。他们两个实在太像了，仿佛华勇又活了过来，他那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路旁的天堂鸟，毫不放松，慢慢站立，然后直起满是血污和弹痕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

　　华良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好久不见。”

　　“是的，好久不见……”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不起……”我说。

　　“和你没有关系的。”华良倒还平静，一年了，地球已经自转了366圈，时间是最强大的，多少恨，多少痛，都被时间一刀刀刮去，只剩下一道道面目全非的疤痕。他看起来没有那日在鲍威尔老兵之家那样痛苦不堪。

　　“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华勇这种挟持一个或几个人质的情况是所有人质绑架中最危险的。而且这几个人质他都认识，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那天你没到之前协商员和他说了好久，保证他投降不会治他的罪。那些协商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知道怎样打动人，怎么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但是最后华勇把手机都扔了。警察只好用大喇叭。后来实在等得太久，SWAT team才动手的。”

　　“这样啊……”我心里的担子却并没有减轻多少，我在想如果当初他给我来信说他被老兵之家开除，我多劝他几句，他也许不至如此。他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才会走上这一步。然而，我并没有把这些对华良说。我并没有勇气做真正的忏悔，我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怯懦感到惭愧。

　　“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与其说是对华良发问，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他对老兵之家期望很大，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本来想待半年，但是老兵之家觉得他的情形比较严重，不适合长期在这里，只批准了一个月。他很不高兴，和项目负责人吵了起来，还口头威胁要动枪。主管项目的人马上向老兵之家负责人汇报，她们对枪支是零忍受的政策，觉得华勇太危险，立刻就把他开除了。”

　　“噢……”我皱着眉头点点头，这可真是适得其反。我想象他被老兵之家开除后，在硅谷拥堵的某一天，突然心境就跌入了谷底，他拿了枪，叫了出租车。车子向着老兵之家疾驰，向着生和死的边缘奔去。但是，他是挑了他们开欢送会的那天去的，那么，大概并不只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策划了很久。到底是哪种情形呢？可是我们已经无处知道，那答案已经跟着他长眠在地下了。

　　“我哥哥，他从小脾气就比较暴躁，后来又走上了邪道。”华良又说：“他到美国时，我和我爸爸妈妈还在越南。他寄住在我的伯父家。他不好好学习，和学校的黑帮混在一起。我伯父为了把他和黑帮的人分开，把他送到遥远的威斯康星寄宿学校去了。”

　　“他在难民营受了太多欺负，他必须这样野蛮生长才能活下去。”我说：“难民营那段经历俨然在他身体里种下了暴力的种子。”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玉燕，也想到了自己，每一个人过往的岁月都如一场风暴，毫不留情地锤炼出我们日后生活的骨架。

　　“噢？”华良看着我：“他都没怎么和我说起他在难民营的事。”

　　“等我和我爸爸到了美国，他一直在威斯康星，不愿意回来和我们住。他说那样更自在。我的父亲很严格，还会打人的。”

　　“他从威斯康星毕业后上了几年社区大学，打了很多年的零工，在南加州开过一个小店子，后来倒闭了，没什么好出路，就去当兵了。”华良说：“有时候，我很惭愧，我一直跟父亲母亲在一起，有他们保护，没受什么苦，顺顺当当上学，念了大学，出来就找了电脑行业的工作。”

　　我的脑袋里突然涌出许多无解的疑问和揣测，华勇和华良，多像罂粟和加州罂粟，同一科，却是一个有毒，一个没有。加州罂粟若是到了阿富汗，也会变成有毒的罂粟吗？而有毒的罂粟，或许到了加州，就会修炼成无毒无害的加州罂粟？所谓橘，长江以南为橘，以北就成了枳？人生最黑暗最残酷的记忆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是会像海底的暗涌在重重岁月里堆积沉淀，愈积愈厚，然后在惊涛骇浪降临的那一刻风起云涌，以致分崩离析，全盘崩溃？ 如果华勇没有那些战争和苦难的记忆，心灵没有饱受残虐，他，还有那老兵之家的三个员工，是不是就不会遭此劫难呢？当初，如果，他父亲挑了华良上了那艘难民船，那么他们的人生会对换吗？也许吧，人生充满了太多随机，就像一个转盘。而命运的转盘停在哪一格又岂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掌控的呢？

　　我决定回国之前去华勇的墓前看看他。我听说西方的习俗是用殷红的罂粟花纪念阵亡的将士。我觉得华勇也算是阵亡，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吗，如果不是他在阿富汗战场目睹的那些令人窒息的战争惨剧，如果不是因为越战，他也不会一直生活在马六甲海峡上遭遇海盗，遭受饥饿，遭受难民营里被暴力蹂躏的恐惧。如果不是这些，他不会住进鲍威尔老兵之家，也就不会这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罂粟花，我于是开了很远的路，重返优胜美地的梅彩德山谷。又是人间四月天，依然是漫山满眼的加州罂粟，依然灿然绚丽。一大片一大片的加州罂粟在山谷的清风和树影里摇曳着，轻轻地低吟着。我站在那，找不到风的方向。我采了一大束加州罂粟，在优胜美地东门外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回到硅谷，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华勇的墓地。

　　墓园里正是春天，灰白色的石碑在苍青翠绿的草坪上一个个排开，齐整静穆，安静得连时间都没有了。我一路走过，走过一个个沉默的墓碑，走过一个个沉睡的亡灵。我走到了华勇的墓前，华勇的墓碑很简单，十字架下用黑字写着 “ Private David Nguyen，4th，Oct，1972， Age 40” （列兵阮大卫，生于1972年10月4日，年龄40岁）。我低下身，把那束加州罂粟放在他的墓前。我在那站了良久。天空渐渐转灰，风从不知名的地方吹来，芦荻荒野，便有了几分苍凉和寒意。

　　天色昏沉，暮云凛凛，是回去的时候了，我向着墓碑鞠了一躬，转身而去。我走出没几步，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猛一回头，后面却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恍惚间，墓碑前的加州罂粟，似乎都没了踪迹。

　　【责任编辑 张晓红】

　　□二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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