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本问题，深化对城市化的认识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关于各种问题，都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这些讨论往往流于现象层面，就事论事，而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比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城市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进行相关性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经济学研究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到底谁是因、谁是果，或者还有其他变量才是因，这些都无法用回归来证明。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为什么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联系？二者之前是什么关系？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是，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认为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以上，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当时就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像城市人口一样消费，于是需求增加，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转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既然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功能无解，于是对许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中国学者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Edward Glaeser）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的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开始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碰撞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使得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他一直讲到硅谷。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通过思想的碰撞，能够创造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正是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城市的规模越大，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也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一直抱怨，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而是苏州闭塞，技术人员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时代发展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的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什么人投资都给安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对话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临界点。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人的聚集还需要能够对话。

　　罗默对我说，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行业因为涉及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可以发现，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市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就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不需要有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原来还有一个产业需要在大城市里，即商业服务业，但是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这样发展就能扬长避短，分享城市化的红利，避免城市化的缺点和负面效应。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对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同样，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基本问题也是如此，需要形成分析框架，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作者为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其在2018年9月15日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开幕致辞，经授权发表)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