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谨防“高铁综合征”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宏观,调控,谨防,高铁综合征
- 发布时间:2011-01-20 09:30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就像胖子身上的油水，它会造成许多经济问题，但如果处理好了未必会成为坏事。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生产领域。调整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度扭曲，才是最为积极和稳健的措施。否则，我们就要准备迎接一个经济萧条的通货膨胀时期的到来
据刊载于《商业价值》的“谁来分走‘高铁经济’大蛋糕”一文报道，高铁建设每公里用钢约240吨，水泥约1800吨。未来3年9200公里、投资1.38万亿元的高铁建设能使得土建、车辆以及配套设施相关企业分别增收8200亿元、4100亿元和1500亿元。但一些乘客对高铁建设的最终消费品---铁路运输服务，却并不愿埋单。国内武广、沪杭、沪宁等高铁相继通车后，皆出现由于票价高昂导致空车率高的现象。
一方面是刺激投资下的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则是高价格下的消费窘境，这个与经济学一般规律（供给过剩必然致使价格下降）背道而驰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高铁综合征”。遗憾的是，这种症候在中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似乎有逐步蔓延的趋势。
通胀从哪里来
不到一年前，全国还在齐心一致“拉内需”，转眼之间，变成了人民同仇敌忾“抗通胀”。
当前有关通货膨胀的论调，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四种。一是通胀进口论，由于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涨价引发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二是游资炒作论，游资炒作绿豆、姜、蒜、辣椒等农产品，炒出了通货膨胀；三是美元贬值论，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美元发行过多，引起中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四是央行超发货币论，截至9月末，央行数据显示广义货币余额达到69.64万亿，而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为26.866万亿，超发近43万亿货币从而引发通胀。
以上几种观点如果推敲一下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首先是通胀进口论，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油、铁矿石等，这些商品要能造成蔬菜价格飞涨，那无论如何也要通过相当曲折的过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可奏效。即便是和蔬菜亲缘关系最密切的大宗商品大豆，要造成棉花价格的大幅上涨恐怕也很困难。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恰恰是国内棉花价格飙升一倍以后，国内企业大量进口棉花，导致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暴涨。同样，当中国大量进口原油、铁矿石后，拉动了国际市场上原油和铁矿石的价格上行。进口大宗商品的行为在前，价格上涨在后，此时再将责任归结到大宗商品身上，说服力不足。
其次是游资炒作论。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炒高棉花、绿豆或者是辣椒的价格，究竟需要多少资本，能跟当年温州炒房团炒高楼市所动用的资本相比吗？当年炒房团再厉害，也就炒高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房价，并没有炒出通货膨胀。现如今抽调一部分资本炒农产品，怎么就能让全国上下不仅蔬菜价格涨，连日用品价格也飞涨？
美元贬值论的观点是，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使中国受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冲击。美元过多为何会引起并不以美元为流通货币的中国物价上涨？通常回答是由于资本顺差、热钱涌入，以及贸易顺差、接收大量美元。简单说就是我们输出了大量商品，增发了人民币，价格水平自然上涨。
但我们不是还有汇率政策吗，解决的办法也应该很简单，让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出口，影响就业。
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何去何从
其实，当一国政府密切参与、监管并涉足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时候，如果认为出现了通货膨胀，原因只能从自身去找。所以有许多人将责任归结到超发的43万亿货币上。只是超发货币论这一观点也需要再深入审慎的考虑。依照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供给只影响价格水平不影响国民收入，这一点固然不错。但如果因此推论货币存量超过GDP一倍，必然造成物价上涨100%，那也只能适用于原始社会经济而已。
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体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迂回。越是迂回复杂的生产结构，其对货币的容纳，就起到类似于蓄水池的作用。因此在现代经济体下，货币量超过GDP是正常的现象。反过来，如果等于GDP，那才不正常。即使退一步承认央行注入市场超过GDP的货币能引发通货膨胀，那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幅度和比例导致所有行业价格水平的统一上涨。
因为增发的货币不是一瞬间到达全国人民手中，进而抬高物价的。它必然沿着迂回的生产结构，从企业到消费者，从资本市场到消费品市场，一点点地遍布整个经济体。这就像唐古拉山上的一场暴雨，它要多少日子才能使黄河水泛滥？更何况即便它造成了黄河泛滥，由于诸多的原因，各地水位的上涨可能并不一致。
所以依据货币超发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原因并非今年超发的43万亿，而是源自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副作用。
自凯恩斯时代伊始，刺激内需的政策就像对感冒患者用抗生素，短期内也许会奏效，但你必须做好承担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后遗症的准备。自2009年年初4万亿的投入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以后，确实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复苏。然而同时这也是一次类似于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的行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PPI指数在2009年12月转正以后一路攀升，到2010年5月达到7.1%的高点，随后便是CPI指数从缓慢提高变为急速上升，越来越和PPI指数接近。
既然是由于前期的政策导致目前价格水平居高，那么依照同样的推理，当日常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后，也可以认为前期政策的不良反应已充分发酵。我们现在更应担心的倒是当下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也就是说央行超发的货币对目前的高物价也许影响有限，但绝对造成了未来的通胀压力。因此这部分货币在未来政策驱动下何去何从，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钱流到哪里去了？股市，从2007年以来总体一直在萎缩；房地产市场，在当下的楼市政策下也近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巨额的货币存量既不想流入股市，也不愿进入房市，一旦冲击消费品领域，那将会怎样？
调整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度扭曲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确认了2011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的导向。稳健的货币政策矛头所向是看似“流动性”过剩的巨额货币存量。但在当前金融市场如此发达的经济体系下，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流动性”和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是货币数字化的年代，也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货币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之一就是个人的现金余额和资产投资组合之间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比如一个在二级市场上炒股的普通人，数字化的货币就在他的活期账户和投资账户间快速流动，股市的涨跌瞬间就影响到他的现金余额M1。在这种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可能不是控物价，而是抑制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从2009年的4万亿政策刺激计划来看，拉动内需主要是以投资需求为导向。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生产领域的热度不会减，激烈的投资竞争必然带来原材料与工业品价格上行的趋势。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投资需求复苏后，会拉动消费需求的提升。但是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完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态势下，这种带动效应的影响大打折扣。
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吊诡”现象：发生在经济通胀期与经济萧条期的问题同时出现。生产领域的亢奋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产品价格走高，这是经济通胀期的表现；货币市场的疲软导致消费需求萎靡，产品相对过剩，这是经济萧条期的表现。这也就是开篇所称的“高铁综合征”。
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生产领域。调整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度扭曲，才是最为积极和稳健的措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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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刊载于《商业价值》的“谁来分走‘高铁经济’大蛋糕”一文报道，高铁建设每公里用钢约240吨，水泥约1800吨。未来3年9200公里、投资1.38万亿元的高铁建设能使得土建、车辆以及配套设施相关企业分别增收8200亿元、4100亿元和1500亿元。但一些乘客对高铁建设的最终消费品---铁路运输服务，却并不愿埋单。国内武广、沪杭、沪宁等高铁相继通车后，皆出现由于票价高昂导致空车率高的现象。
一方面是刺激投资下的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则是高价格下的消费窘境，这个与经济学一般规律（供给过剩必然致使价格下降）背道而驰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高铁综合征”。遗憾的是，这种症候在中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似乎有逐步蔓延的趋势。
通胀从哪里来
不到一年前，全国还在齐心一致“拉内需”，转眼之间，变成了人民同仇敌忾“抗通胀”。
当前有关通货膨胀的论调，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四种。一是通胀进口论，由于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涨价引发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二是游资炒作论，游资炒作绿豆、姜、蒜、辣椒等农产品，炒出了通货膨胀；三是美元贬值论，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美元发行过多，引起中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四是央行超发货币论，截至9月末，央行数据显示广义货币余额达到69.64万亿，而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为26.866万亿，超发近43万亿货币从而引发通胀。
以上几种观点如果推敲一下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首先是通胀进口论，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油、铁矿石等，这些商品要能造成蔬菜价格飞涨，那无论如何也要通过相当曲折的过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可奏效。即便是和蔬菜亲缘关系最密切的大宗商品大豆，要造成棉花价格的大幅上涨恐怕也很困难。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恰恰是国内棉花价格飙升一倍以后，国内企业大量进口棉花，导致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暴涨。同样，当中国大量进口原油、铁矿石后，拉动了国际市场上原油和铁矿石的价格上行。进口大宗商品的行为在前，价格上涨在后，此时再将责任归结到大宗商品身上，说服力不足。
其次是游资炒作论。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炒高棉花、绿豆或者是辣椒的价格，究竟需要多少资本，能跟当年温州炒房团炒高楼市所动用的资本相比吗？当年炒房团再厉害，也就炒高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房价，并没有炒出通货膨胀。现如今抽调一部分资本炒农产品，怎么就能让全国上下不仅蔬菜价格涨，连日用品价格也飞涨？
美元贬值论的观点是，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使中国受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冲击。美元过多为何会引起并不以美元为流通货币的中国物价上涨？通常回答是由于资本顺差、热钱涌入，以及贸易顺差、接收大量美元。简单说就是我们输出了大量商品，增发了人民币，价格水平自然上涨。
但我们不是还有汇率政策吗，解决的办法也应该很简单，让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出口，影响就业。
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何去何从
其实，当一国政府密切参与、监管并涉足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时候，如果认为出现了通货膨胀，原因只能从自身去找。所以有许多人将责任归结到超发的43万亿货币上。只是超发货币论这一观点也需要再深入审慎的考虑。依照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供给只影响价格水平不影响国民收入，这一点固然不错。但如果因此推论货币存量超过GDP一倍，必然造成物价上涨100%，那也只能适用于原始社会经济而已。
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体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迂回。越是迂回复杂的生产结构，其对货币的容纳，就起到类似于蓄水池的作用。因此在现代经济体下，货币量超过GDP是正常的现象。反过来，如果等于GDP，那才不正常。即使退一步承认央行注入市场超过GDP的货币能引发通货膨胀，那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幅度和比例导致所有行业价格水平的统一上涨。
因为增发的货币不是一瞬间到达全国人民手中，进而抬高物价的。它必然沿着迂回的生产结构，从企业到消费者，从资本市场到消费品市场，一点点地遍布整个经济体。这就像唐古拉山上的一场暴雨，它要多少日子才能使黄河水泛滥？更何况即便它造成了黄河泛滥，由于诸多的原因，各地水位的上涨可能并不一致。
所以依据货币超发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原因并非今年超发的43万亿，而是源自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副作用。
自凯恩斯时代伊始，刺激内需的政策就像对感冒患者用抗生素，短期内也许会奏效，但你必须做好承担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后遗症的准备。自2009年年初4万亿的投入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以后，确实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复苏。然而同时这也是一次类似于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的行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PPI指数在2009年12月转正以后一路攀升，到2010年5月达到7.1%的高点，随后便是CPI指数从缓慢提高变为急速上升，越来越和PPI指数接近。
既然是由于前期的政策导致目前价格水平居高，那么依照同样的推理，当日常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后，也可以认为前期政策的不良反应已充分发酵。我们现在更应担心的倒是当下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也就是说央行超发的货币对目前的高物价也许影响有限，但绝对造成了未来的通胀压力。因此这部分货币在未来政策驱动下何去何从，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钱流到哪里去了？股市，从2007年以来总体一直在萎缩；房地产市场，在当下的楼市政策下也近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巨额的货币存量既不想流入股市，也不愿进入房市，一旦冲击消费品领域，那将会怎样？
调整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度扭曲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确认了2011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的导向。稳健的货币政策矛头所向是看似“流动性”过剩的巨额货币存量。但在当前金融市场如此发达的经济体系下，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流动性”和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是货币数字化的年代，也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货币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之一就是个人的现金余额和资产投资组合之间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比如一个在二级市场上炒股的普通人，数字化的货币就在他的活期账户和投资账户间快速流动，股市的涨跌瞬间就影响到他的现金余额M1。在这种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可能不是控物价，而是抑制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从2009年的4万亿政策刺激计划来看，拉动内需主要是以投资需求为导向。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生产领域的热度不会减，激烈的投资竞争必然带来原材料与工业品价格上行的趋势。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投资需求复苏后，会拉动消费需求的提升。但是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完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态势下，这种带动效应的影响大打折扣。
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吊诡”现象：发生在经济通胀期与经济萧条期的问题同时出现。生产领域的亢奋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产品价格走高，这是经济通胀期的表现；货币市场的疲软导致消费需求萎靡，产品相对过剩，这是经济萧条期的表现。这也就是开篇所称的“高铁综合征”。
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生产领域。调整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过度扭曲，才是最为积极和稳健的措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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