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星艺术节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理想主义,艺术节,天价
- 发布时间:2011-01-20 09:39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比“星星美展”的那个时代更为复杂。“当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体制，今天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于市场、金钱等各种诱惑”
2010年12月8日，29岁的青年画家曾朴从贾樟柯手中接过“2010首届新星星艺术节”最高奖——“艺术场”大奖奖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首批通过“海选”走进公众视野的艺术家之一。
以“艺术是我们的”为口号的“新星星艺术节”，旨在为众多未成名的独立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平台。艺术节共设绘画、雕塑、摄影、综合艺术及“艺术场”大奖等五个奖项，获奖者将获得一到三万元不等的奖金。
“我们想要帮助的是那些仍然在坚持艺术理想，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途径的艺术家们。”本届艺术节负责人、“艺术场”的董事长曾琼对《望东方周刊》说。
曾琼透露，艺术节取名“新星星”，是想传承31年前“星星美展”之自由、独立和探索的精神，展示在一种成熟的商业环境下进行独立创造的中国当代艺术形象。
而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于，近几年艺术与市场空前结合所营造的繁荣景象背后，却是普通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敬而远之，以及艺术创作者本身日益严重的“圈子化”现象。
艺术应该与每个人有关
曾琼可以说是“新星星”的重要推手。
她说有一次和媒体人王小峰聊起当代艺术，王小峰说自己已经10年不看展览了，因为“看不懂”。后来，她又试图请一些学者和意见领袖发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得到的答案也相当一致——“不感兴趣，没看法！”
渐渐她又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一些在画廊、美术馆举行的展览，往往在开幕酒会的那一天最热闹，而后则很冷清。前来看画展的大部分是一些艺术评论家、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家本人的朋友。
“这样艺术真是和很多人没有关系了，更像是在自娱自乐。不仅和大众没有关系，也和很多喜欢艺术，但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没了关系，甚至和一些刚刚开始创作的艺术家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艺术要变成某些‘精英’、某个圈子、某些人才有的话语权呢？这肯定是不大正常的。”曾琼对本刊记者说。
在曾琼看来，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三：一是当代艺术本身所表达的某些主题无法让大众理解；二是艺术评论的文章艰涩难懂；三是当代艺术品被炒成天价，出现在公众视野的艺术家，都成了品牌和财富的象征，和艺术本身所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脱离。
“长此以往中国的当代艺术之路会越走越窄，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应该是有很多人关注、思考和参与的。”曾琼说。
近年的一个名为“买得起的艺术节”的项目给了曾琼启示。“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更彻底。”——这个“更大更彻底”的活动就是筹备了大半年，历时3个月遴选，范围覆盖全国的“2010首届新星星艺术节”。
“希望把当代艺术带回公众视野，引起大家对艺术的重新关注。另外，由于这些参展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价格相对比较低，很多人可以花较少的钱买到喜欢的艺术品，可以让艺术与更多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曾琼说。
为能让大众真正参与，所有的参赛作品都被展示在了“新星星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上。主办方还特别开通了网络投票，增设网络最高人气奖。
“我很固执地认为艺术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参与到艺术中来，中国的艺术家才会有更多的市场，才会更有激情，创作更好的作品。这才是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许多组织者和参与者们都认为“新星星艺术节”的举办，是中国艺术界一件“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事。
这种“理想主义”的源头是31年前的那场“星星美展”。
1979年9月27日，黄锐、马德升、王克平、严力等几个年轻人，将他们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等作品，挂满了中国美术馆馆外公园的铁栏杆，许多路人被这场名为“星星美展”的非官方展览所吸引。“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法是自由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多年后，艺术家方振宁这样回忆“星星美展”给当时中国美术带来的震撼。
“我们那个时候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艺术只有一种形式，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年“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说。他认为，当时的艺术只是一个装饰品，只是给革命现象打扮打扮，“所以，那个时候‘星星’就代表着希望有更多的发光体，而不是只有一个发光体。”
虽然其后几经波折，“星星美展”终于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先声。
“30年过去了？？似乎中国当代艺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是拿当年的‘星星’和今天对我来说有些泡沫的中国当代艺术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梁文道说他对“新星星艺术节”的期待正在“星星”二字。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比“星星美展”的那个时代更为复杂。“当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体制，今天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于市场、金钱等各种诱惑。”新星星艺术节的终审评委之一、作家韩东对《望东方周刊》分析说。
区别还体现在展览的举办方式上。
31年前是几个年轻艺术家在有限范围内作出的纯艺术活动，今天则是由艺术机构、市场化媒体和企业联手，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海选”，其商业性和广泛性显而易见。
韩东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这种“商业性”的疑虑：“艺术节会不会存在另外的动机，是否会干扰其公正性？或者使其评选层次上不来？‘超女海选’有先例，结果整个沦为商业化炒作或运作。艺术活动是否适合这样的运作？通过这样的运作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或艺术家能否崭露头角？还得走着瞧。”
“这样的选拔赛是针对穷困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
曾朴在本届艺术节上第一次体验了当“明星”的感觉。作为艺术节最高奖“艺术场”大奖的获得者，领奖后他成为媒体争相访问的对象。面对镜头，他显得腼腆而羞涩。“我还是习惯和你这样闲聊，对着摄影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在外出参加青年论坛活动的大巴车上，他对本刊记者说。
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曾朴在成都的一个小区租了间150平米的房子，既是住处，又兼画室，每月700多元租金，“从开始选择做艺术，就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物质上可能并不会太富足。”当年和曾朴一起毕业的同窗，如今还坚持创作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曾朴租房的小区里聚集着一群和他一样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常在一起谈绘画，更多的时候，在为争取能让自己作品“走出”画室的机会而努力着。
“目前，当代艺术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样的传统操作模式。一个艺术家要被关注，首先要进入画廊，与画廊签约，画廊才会给你做展览，宣传，你才会进入公众视线。每年艺术院校大概有数十万的毕业生，能够和画廊签约的非常有限。剩下的大部分艺术家则在寻找其他方法各自突围。”曾琼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事实上，一些美术馆、画廊在举办展览时设置的高门槛，让未成名艺术家们的“突围”困难重重。2005年，曾朴应邀参加某画廊的展览。举办方要求曾朴按照他们的意愿对参展作品进行修改，他未遵从。展览结束后，那家画廊给他办个展的承诺也化为乌有。
“文学因为有了个‘新概念’作文大赛，所以出了韩寒、张悦然。音乐也是一样，‘海选’的模式给了李宇春、张靓颖们机会。而在艺术领域，一直没有人这样做。我们想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让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参与、自我表现。”曾琼希望“新星星艺术节”可以成为艺术家们的“梦工厂”。
2010年8月20日艺术节正式启动后，主办方通过官网开始“海选”—— 凡年满18周岁，未被画廊等经纪机构签约的艺术创作者均可参加。此举吸引了来自各地艺术院校、艺术家聚集地的艺术创作者数百人，带来了近5000幅艺术作品。
报名者在艺术节官网上分西部、华东、华南、华北等四大片区注册。组委会在四个片区设置了初审评委，从参展人中提名选出100位进入最后的终评，再由终审评委评选出艺术节的五项大奖。所有进入终评的作品也将在全国巡展。
艺术家何多苓，雕塑家隋建国，艺术策展人陆蓉之，作家韩东，诗人杨子，艺术家毛焰，新媒体艺术家汪建伟，建筑设计师刘家琨，诗人欧阳江河组成了首届“新星星艺术节”的终审评委团。
“‘新星星艺术节’这样的选拔赛是针对穷困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一般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人，为他们创造出头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活动再怎么多都不过分。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闻达的渠道，当然它不可能是唯一的。”韩东说。
然而，黄锐则认为，仍需要对“新星星艺术节”提出更多的批评与思考。在他看来，“海选”的方式似乎有些太配合现在的商业艺术模式。
“这种模式实际上有点降低人们对特殊性的期望，另外也有点伤害某些艺术家的自尊心。在一种很独立的情况下，有些艺术家不是不愿意去曝光，而是不喜欢这种曝光的方式。”黄锐对本刊记者说。
“不确定性”、“对抗性”的缺乏
在一组用一次性纸杯组成的装置作品中，评委汪建伟看出了他所欣赏的那种充满纠结与困惑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希望看到年轻艺术家对以往的秩序有不共识、不同意的冲动。艺术家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左顾右盼，按照社会通行的标准、尺度来决定自己作品的方向。”汪建伟对本刊记者解释了他的评选标准。在他看来，作品的形式、大小、技法的成熟与否等因素反而是次要的。
“我觉得把‘星星’拿出来作为一种对抗（符号）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这么一种反面的角色，这在艺术领域是绝对必要的。不然它没有创造性，没有一种覆盖、超越甚至颠覆的能量。”黄锐的看法与汪建伟不谋而合。
但是，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终审评委看来，本届艺术节上，能体现这种“不确定性”、“对抗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不算太多。而本届艺术节上年度摄影奖的空缺或许能说明这一点的原因。
“我很吃惊在数码相机这么流行、成本这么低的时代，居然摄影作品的征集不算好。我和一些艺术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架上绘画好卖，照片不好卖。所以从作品征集就可以看出商业、市场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曾琼说。
年轻的曾朴曾经亲身感受过这种影响。2004年，当有藏家在毕业画展上看中了他的作品，提出要购买时，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开价。而两年后，他发现学校的师弟师妹们已经懂得为自己的作品“包装”，以求能卖个好价钱。
“给艺术一个不同的参照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 以前我们仅仅只有市场参照。当代艺术如果只能被市场这个价值所接受，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汪建伟说，“当代艺术有它的商业和市场价值，但它不是唯一的。它有其他的价值，比如对现存秩序怀疑的价值，对已存在的东西不信任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当代艺术更重要的取向。”■
……
2010年12月8日，29岁的青年画家曾朴从贾樟柯手中接过“2010首届新星星艺术节”最高奖——“艺术场”大奖奖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首批通过“海选”走进公众视野的艺术家之一。
以“艺术是我们的”为口号的“新星星艺术节”，旨在为众多未成名的独立艺术家提供一个展示平台。艺术节共设绘画、雕塑、摄影、综合艺术及“艺术场”大奖等五个奖项，获奖者将获得一到三万元不等的奖金。
“我们想要帮助的是那些仍然在坚持艺术理想，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途径的艺术家们。”本届艺术节负责人、“艺术场”的董事长曾琼对《望东方周刊》说。
曾琼透露，艺术节取名“新星星”，是想传承31年前“星星美展”之自由、独立和探索的精神，展示在一种成熟的商业环境下进行独立创造的中国当代艺术形象。
而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于，近几年艺术与市场空前结合所营造的繁荣景象背后，却是普通公众对当代艺术的敬而远之，以及艺术创作者本身日益严重的“圈子化”现象。
艺术应该与每个人有关
曾琼可以说是“新星星”的重要推手。
她说有一次和媒体人王小峰聊起当代艺术，王小峰说自己已经10年不看展览了，因为“看不懂”。后来，她又试图请一些学者和意见领袖发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得到的答案也相当一致——“不感兴趣，没看法！”
渐渐她又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一些在画廊、美术馆举行的展览，往往在开幕酒会的那一天最热闹，而后则很冷清。前来看画展的大部分是一些艺术评论家、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家本人的朋友。
“这样艺术真是和很多人没有关系了，更像是在自娱自乐。不仅和大众没有关系，也和很多喜欢艺术，但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没了关系，甚至和一些刚刚开始创作的艺术家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艺术要变成某些‘精英’、某个圈子、某些人才有的话语权呢？这肯定是不大正常的。”曾琼对本刊记者说。
在曾琼看来，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三：一是当代艺术本身所表达的某些主题无法让大众理解；二是艺术评论的文章艰涩难懂；三是当代艺术品被炒成天价，出现在公众视野的艺术家，都成了品牌和财富的象征，和艺术本身所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脱离。
“长此以往中国的当代艺术之路会越走越窄，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应该是有很多人关注、思考和参与的。”曾琼说。
近年的一个名为“买得起的艺术节”的项目给了曾琼启示。“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更彻底。”——这个“更大更彻底”的活动就是筹备了大半年，历时3个月遴选，范围覆盖全国的“2010首届新星星艺术节”。
“希望把当代艺术带回公众视野，引起大家对艺术的重新关注。另外，由于这些参展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价格相对比较低，很多人可以花较少的钱买到喜欢的艺术品，可以让艺术与更多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曾琼说。
为能让大众真正参与，所有的参赛作品都被展示在了“新星星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上。主办方还特别开通了网络投票，增设网络最高人气奖。
“我很固执地认为艺术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参与到艺术中来，中国的艺术家才会有更多的市场，才会更有激情，创作更好的作品。这才是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许多组织者和参与者们都认为“新星星艺术节”的举办，是中国艺术界一件“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事。
这种“理想主义”的源头是31年前的那场“星星美展”。
1979年9月27日，黄锐、马德升、王克平、严力等几个年轻人，将他们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等作品，挂满了中国美术馆馆外公园的铁栏杆，许多路人被这场名为“星星美展”的非官方展览所吸引。“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法是自由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多年后，艺术家方振宁这样回忆“星星美展”给当时中国美术带来的震撼。
“我们那个时候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艺术只有一种形式，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年“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回忆说。他认为，当时的艺术只是一个装饰品，只是给革命现象打扮打扮，“所以，那个时候‘星星’就代表着希望有更多的发光体，而不是只有一个发光体。”
虽然其后几经波折，“星星美展”终于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先声。
“30年过去了？？似乎中国当代艺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是拿当年的‘星星’和今天对我来说有些泡沫的中国当代艺术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梁文道说他对“新星星艺术节”的期待正在“星星”二字。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比“星星美展”的那个时代更为复杂。“当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体制，今天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于市场、金钱等各种诱惑。”新星星艺术节的终审评委之一、作家韩东对《望东方周刊》分析说。
区别还体现在展览的举办方式上。
31年前是几个年轻艺术家在有限范围内作出的纯艺术活动，今天则是由艺术机构、市场化媒体和企业联手，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海选”，其商业性和广泛性显而易见。
韩东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这种“商业性”的疑虑：“艺术节会不会存在另外的动机，是否会干扰其公正性？或者使其评选层次上不来？‘超女海选’有先例，结果整个沦为商业化炒作或运作。艺术活动是否适合这样的运作？通过这样的运作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或艺术家能否崭露头角？还得走着瞧。”
“这样的选拔赛是针对穷困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
曾朴在本届艺术节上第一次体验了当“明星”的感觉。作为艺术节最高奖“艺术场”大奖的获得者，领奖后他成为媒体争相访问的对象。面对镜头，他显得腼腆而羞涩。“我还是习惯和你这样闲聊，对着摄影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在外出参加青年论坛活动的大巴车上，他对本刊记者说。
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曾朴在成都的一个小区租了间150平米的房子，既是住处，又兼画室，每月700多元租金，“从开始选择做艺术，就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物质上可能并不会太富足。”当年和曾朴一起毕业的同窗，如今还坚持创作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曾朴租房的小区里聚集着一群和他一样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常在一起谈绘画，更多的时候，在为争取能让自己作品“走出”画室的机会而努力着。
“目前，当代艺术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样的传统操作模式。一个艺术家要被关注，首先要进入画廊，与画廊签约，画廊才会给你做展览，宣传，你才会进入公众视线。每年艺术院校大概有数十万的毕业生，能够和画廊签约的非常有限。剩下的大部分艺术家则在寻找其他方法各自突围。”曾琼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事实上，一些美术馆、画廊在举办展览时设置的高门槛，让未成名艺术家们的“突围”困难重重。2005年，曾朴应邀参加某画廊的展览。举办方要求曾朴按照他们的意愿对参展作品进行修改，他未遵从。展览结束后，那家画廊给他办个展的承诺也化为乌有。
“文学因为有了个‘新概念’作文大赛，所以出了韩寒、张悦然。音乐也是一样，‘海选’的模式给了李宇春、张靓颖们机会。而在艺术领域，一直没有人这样做。我们想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让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参与、自我表现。”曾琼希望“新星星艺术节”可以成为艺术家们的“梦工厂”。
2010年8月20日艺术节正式启动后，主办方通过官网开始“海选”—— 凡年满18周岁，未被画廊等经纪机构签约的艺术创作者均可参加。此举吸引了来自各地艺术院校、艺术家聚集地的艺术创作者数百人，带来了近5000幅艺术作品。
报名者在艺术节官网上分西部、华东、华南、华北等四大片区注册。组委会在四个片区设置了初审评委，从参展人中提名选出100位进入最后的终评，再由终审评委评选出艺术节的五项大奖。所有进入终评的作品也将在全国巡展。
艺术家何多苓，雕塑家隋建国，艺术策展人陆蓉之，作家韩东，诗人杨子，艺术家毛焰，新媒体艺术家汪建伟，建筑设计师刘家琨，诗人欧阳江河组成了首届“新星星艺术节”的终审评委团。
“‘新星星艺术节’这样的选拔赛是针对穷困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一般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人，为他们创造出头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活动再怎么多都不过分。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闻达的渠道，当然它不可能是唯一的。”韩东说。
然而，黄锐则认为，仍需要对“新星星艺术节”提出更多的批评与思考。在他看来，“海选”的方式似乎有些太配合现在的商业艺术模式。
“这种模式实际上有点降低人们对特殊性的期望，另外也有点伤害某些艺术家的自尊心。在一种很独立的情况下，有些艺术家不是不愿意去曝光，而是不喜欢这种曝光的方式。”黄锐对本刊记者说。
“不确定性”、“对抗性”的缺乏
在一组用一次性纸杯组成的装置作品中，评委汪建伟看出了他所欣赏的那种充满纠结与困惑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希望看到年轻艺术家对以往的秩序有不共识、不同意的冲动。艺术家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左顾右盼，按照社会通行的标准、尺度来决定自己作品的方向。”汪建伟对本刊记者解释了他的评选标准。在他看来，作品的形式、大小、技法的成熟与否等因素反而是次要的。
“我觉得把‘星星’拿出来作为一种对抗（符号）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这么一种反面的角色，这在艺术领域是绝对必要的。不然它没有创造性，没有一种覆盖、超越甚至颠覆的能量。”黄锐的看法与汪建伟不谋而合。
但是，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终审评委看来，本届艺术节上，能体现这种“不确定性”、“对抗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不算太多。而本届艺术节上年度摄影奖的空缺或许能说明这一点的原因。
“我很吃惊在数码相机这么流行、成本这么低的时代，居然摄影作品的征集不算好。我和一些艺术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架上绘画好卖，照片不好卖。所以从作品征集就可以看出商业、市场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曾琼说。
年轻的曾朴曾经亲身感受过这种影响。2004年，当有藏家在毕业画展上看中了他的作品，提出要购买时，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开价。而两年后，他发现学校的师弟师妹们已经懂得为自己的作品“包装”，以求能卖个好价钱。
“给艺术一个不同的参照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 以前我们仅仅只有市场参照。当代艺术如果只能被市场这个价值所接受，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汪建伟说，“当代艺术有它的商业和市场价值，但它不是唯一的。它有其他的价值，比如对现存秩序怀疑的价值，对已存在的东西不信任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当代艺术更重要的取向。”■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