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中管窥日本别样气质

　　现实生活中日本人的忧患意识，让其处处表现出未雨绸缪的生存智慧，使日本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如今面对灾难，日本人内心深藏的民族性格，势必会让他们表现出别样气质

　　文｜《小康》记者张旭

　　地震发生后，山下弘子（YmashitaHiroko，音译）和许多日本人一样被倒塌的家具砸成重伤，且困在废墟中动弹不得。救援人员发现她的那一刻，这位老妇人已经忍受了几个小时的剧痛。山下，想必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没有让剧痛的感受流露出来，她只说她为给救援人员带来麻烦表示抱歉，并问是否还有比她更需帮助的人。山下的意思是，如果有的话，请先救他们。

　　2011年3月13日，即日本大地震发生两天后，《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在其网站上刊登了这则新闻故事，故事的标题为《大地震对日本文化的完美礼仪几无影响》（Japan‘sMassiveEarthquakeHasLittleEffectonCulture’sImpeccableManners）。

　　不过，若是这个情节出现在历史故事中，用正好相反的说法--“大地震影响了日本人的文化和举止”作标题或许更合适。

　　鲶鱼翻身

　　就地理环境而言，日本的特征令人不安。由于地处太平洋板块西缘，自古以来日本就地震频发。事实上，在这个总面积不足37.8万平方公里，即略小于中国云南省的国家，每年发生的可感地震约有1000次。

　　如此可怖而又常发的自然灾害，留给日本的一个清晰印记便是地震文化。

　　古代日本人相信，日本列岛皆浮在一只鲶鱼的背上。通常，茨城县鹿岛神宫供奉的鹿岛大明神会用一块名为“要石”的巨岩压住鲶鱼，并将手用力按在巨石上。只是这位专司防震的大神有时会打个瞌睡，松手瞬间鲶鱼伺机而动，于是地震发生。

　　1855年（安政二年）11月11日晚10点，鲶鱼翻身，江户（今东京）及周边地区发生大地震。此次地震的特别之处在于，从灾后第三天起，日本各地出现了以鲶鱼为主题的浮世绘。这些后来被称作“鲶绘”（Namazu-e）的木版画大多为匿名之作，画中，本是罪魁祸首的鲶鱼却成了令人既恨且敬的角色。

　　例如，有作品就描绘了化作人形的鲶鱼正在救助伤者，这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带来希望的重建力量，而不只是一群祸害。另一幅画上，鹿岛大明神用利剑刺透了鲶鱼的脊背，以示惩罚；几个身着长袍的鱼头人则跪在鲶鱼面前，求其停止破坏活动，鱼头人长袍上所写的“信州”等地名，正是遭安政江户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鲶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灾难观。日本社会学家广井修曾在其专著《灾害与日本人：巨大地震的社会心理》中指出，对于日本人而言，灾害有时意味着上天对堕落世间的惩罚和除旧布新的契机，有时则印证了宿命中的生死既定。而如此灾难观或许就与“鲶鱼翻身”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灾害频发互为因果。值得一提的是，“海啸”一词的全球通用说法“Tsunami”就源自日语“津波”，日本多天灾对世界的文化影响似可见一斑。

　　即便在现代日本，广井的说法也不乏佐证。比如关于“3·11地震”，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表示，“日本人必须通过此次海啸洗刷他们的自私和贪婪，我真的认为这是天谴。”尽管这位保守政治家旋即因遭民遣而收回了此番言论，但震灾发生后，日本人还是纷纷向神道教和佛教诸神祈求平安。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的亚洲宗教专家布莱恩·博金（BrianBocking）说，他并不认为所有日本人都是虔诚的宗教徒，但“每个日本人都明白生活中可能发生各种事情。所以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

　　世事无常

　　天灾频发对日本文化的另一些影响，可以在日本人的观念和行为中找到蛛丝马迹。

　　比如“无常”，一种认为世事恒变难预料的观念。“土地本身，就是无常的土地”，英裔日本学者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有如此解释。由于时常不期而至的灾难使每个下一刻都可能天塌地陷，日本人对变迁的体悟远多于恒定，这大概是他们好图当下之功，不求存世久长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与日本人》中，小泉以日本的房屋为例说，明治时代（1868－1812年）中叶日本城市的房屋大多“便宜而又简单”，简单到五天之内即可完工，部分要归因于火灾、地震，日本城市大抵在三十年内就会经历一次重建。他由此觉得，日本人生活中的每件事物似乎都留着无常的特性。

　　另外，多灾造成的危机感在日本处处可见。在日本几乎家家都备有内装饮用水、压缩饼干、手电筒、收音机等物品的救护包，以便地震后应急；凡四层以上建筑，均在每层明显且同样位置的玻璃窗上贴有红色倒三角标志，一旦发生震灾或火情，无法逃离的人员可集中在窗口等待救助。

　　危机压力下，日本人往往通过拼命工作获取安全感。每天不少于12小时、每周超过60小时的工作时间对日本人来说不算稀奇，于是，“猛烈社员”在公司或前往公司的路上积劳致死也就不算新闻。

　　生活在同一条鲶鱼背上并抱有同样的危机感，日本人似乎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而在日常生活中，对共同命运的体认又往往表现为强烈的集团意识。公司的某种产品出了问题，面对媒体和公众的问责，公司职员竟无一人说出产品的具体负责人并愿意集体承担责任。2000年，三菱重工在解释其应对公关危机的这种态度时，特别强调不能“出卖”自己人。不会被集团抛弃的日本人事实上也不会抛弃集团。1997年，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濒临破产，公司大部分职员并未因此另投门路，而是自发增购公司的股票。最终，山一证券倒闭了，但有职员们的团结和忠诚作墓志铭。

　　然而，再强大的集团也无法战胜天灾，这又使日本人常有一种受迫害感。美国学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Kerr）在《犬与鬼》一书中指出，日本因深受自然灾害伤害而自认为是可怜的国家，这种受害妄想症似的想法积淀在日本文化中。日本心理学家土居健郎则认为，日本人“受虐狂意识”的一个表现便是“特别爱同情一些身处逆境的受挫者”。早在1898年，日本人曾于东京上野公园为“明治三杰”之一西乡隆盛树起铜像，以纪念这位在1877年反政府战争中兵败自杀的武士；近至2006年，日本人根据1973年出版的同名畅销小说拍摄了电影《日本沉没》，并借此集体幻想惨遭浩劫。

　　“我慢”之勇

　　不过当浩劫真的来临时，日本人却又能表现出令人慨叹的精神。

　　“3·11地震”发生后，美国著名博客作家、政治评论家安德鲁·苏利文（AndrewSullivan）在其博文中提到，东京人并没有因为停电和食品短缺而发牢骚，因为他们认为仙台的灾情更严重，但即使在仙台，人们也会认为还有人比自己更不幸。苏利文说，他从日本人那里听到的普遍反映是，每个人都有责任挣扎而没有权利抱怨，因为其他人的境遇可能更差。

　　这种在逆境中缄默隐忍的勇气，便是备受日本人尊崇的“我慢”（Gaman）。

　　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说，“勇”是“坚忍不拔的精神”；“真正勇敢的人”应该是“面对危险或死亡的威胁也不失去沉着的人”，“地震也不能撼动他”。与此相关的一个故事是，1486年，江户城的创建者太田道灌遇刺。刺客在将长矛刺进太田的身体时，忽然想到太田酷爱诗歌，于是便吟出一句“唯有此时应珍惜生命”。奄奄一息的太田听罢，从容地接答了下句“除非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然后气绝身亡。

　　“我慢”之勇，则似乎比新渡户所说的“坚忍”和“沉着”还多几分顽强与自尊，以此使人承受那些看起来无法承受的事物。

　　1923年，发生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造成20余万人伤亡和超过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不少人曾就此认为，此后的日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因天灾衰落，然而日本史和世界史证明并非如此。

　　这次如何？

　　无论怎样，日本人内心深藏的民族文化，势必会让他们面对灾难时，具有一些别样气质。